杜甫隴右詩與盛唐晚期審美文化風尚

張文靜

（天水師范學院 文史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1）

【河洛文化】

杜甫隴右詩與盛唐晚期審美文化風尚

張文靜

（天水師范學院 文史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1）

杜甫隴右詩在主題趣味和藝術風貌上展示了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與詩人的現實經歷與處境有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盛唐晚期獨特的審美文化風尚息息相關。杜詩里詩學精神的變化也對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詩歌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杜甫；隴右詩；審美風尚

杜甫創作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冬的117首隴右詩，是整個杜詩中相對獨立的模塊。其中呈現了杜詩思想藝術的重要新變：內容上，此前杜詩注重對外在社會生活的反應與干預，流寓隴蜀期間則更多地轉向了對文人內在宇宙精神、心理感悟的表達；藝術形式上，隴右詩呈現了意象怪異、意境險絕、音韻折拗、風貌多樣等特點。這些變化固然與詩人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個人身世遭遇有直接關系，也與當時盛唐晚期獨特的審美文化風尚有間接關聯。

綜觀中國傳統社會，審美文化風尚的根本轉變在中晚唐時己經浮出水面，至宋則全面凸顯。中晚唐時，文學藝術審美精神逐漸由開放外向轉為收容內斂、由闊大轉為精細，各類藝術普遍呈現出注重心靈感悟的內在追求。因此，整個文藝思想也突出地展示了審美風尚的變遷趨勢。李澤厚說：“（中晚唐）它不像盛唐之音那么雄豪剛健、光芒耀眼，卻更為五顏六色、多彩多姿。各種風格、思想、情感、流派競顯神通，齊頭并進。所以，真正展開文藝的燦爛圖景，普遍達到詩、書、畫各藝術部門高度成就的，并不是盛唐，而毋寧是中晚唐?！保?］144杜甫流寓隴蜀期間，正是盛唐的輝煌走向沒落之際，他早年感受到的那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雄渾、豪壯的意境正在漸行漸遠。因而其隴右詩所呈現的精神內容與意境，與開元年間、天寶初期完全不同，除了外在的社會原因，審美風尚的變化也是其內在的變遷趨勢。盛唐晚期獨特的時代審美風尚催生了一些經歷過盛唐巔峰時刻的作家作品內涵的變化，杜甫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得風氣之先的詩人。其作品中涌動著盛唐普遍的時代精神與藝術精神，乾元間的隴右詩和入蜀后的詩歌里面，也明顯呈現出了盛唐詩歌美學向中唐詩歌美學的新變。

一、隴右詩的藝術新變

杜甫于唐肅宗乾元二年秋天，離開陜西華州西向秦州。此時詩人經歷了現實的種種苦難，早年強烈的外向型現實精神漸變為對社會問題、自我命運、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其隴右詩，在主題內容、意象選擇、形式結構、審美風格方面均有明顯的變化，除了與詩人的經歷、年齡、現實處境相關外，本質上也是一種美學性的變化，它與盛唐晚期追求的注重內心體驗的獨特審美風尚有間接關聯。此時的唐詩藝術中，盛唐余波雖在，然而部分詩人的作品在主題內容、藝術風貌方面都已有了新變，尤其是杜甫，其隴右詩在思想和藝術方面呈現出的變化是具體而鮮明的。

（一）主題趣味的新變

流寓隴右的三個月，是杜甫一生中極為艱難的時期，在飽經戰亂、內憂外困的間隙中，詩人對自己多年來的思想經歷、自我追求、以及社會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與整理。因此，隴右詩中展現了杜甫復雜、矛盾、動蕩的內心世界。從題材上看，杜甫隴右詩主要有詠物、紀行、遣興抒懷、寄贈懷親等類型，詩人在對外在社會現實進行把握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詩篇發掘與探索復雜多元的內心世界。尤其是詠物詩，選材趨于瑣細、凡俗，意象審美趨于心理體驗，逐漸呈現出以小見大的審美思路，與前期詩歌主題直呈現實、壯闊大美有著明顯不同。

如《銅瓶》、《蒹葭》、《促織之二》這三首詩所選取的意象雖很細小，但以小見大，隱喻意味比較突出?！般~瓶”承載了詩人對國破家亡的無限哀婉，寄托著自己的歷史興亡和身世遭遇；“蒹葭”柔弱且遭秋風侵襲，但潔身自好，末句隱含著濃郁的宇宙之嘆；弱小而平凡的“促織”哀音聲聲，與詩人悲痛的內心世界十分吻合。這些詩歌感情抒發深沉內斂，含蘊著一種高潔、兀傲的審美情緒。再如《苦竹》《新月》《廢畦》《病馬》等詠物詩，在主題意象上均體現了一種獨特的審美趣味轉型，即通過日常凡俗的題材，表達精細幽微、復雜深曲的美學趣味。其中“苦竹”“廢畦”“病馬”等意象復雜多元的象征意味耐人尋味，呈現出了與前期詩歌完全不同的審美風貌。

《佳人》以深居幽谷、遺世獨立的“佳人”為核心意象，具有深遠的隱喻性。在整體隱喻中又有修竹、翠柏等局部的隱喻，將自己的遭遇、體驗、嘆息深深地融入其間，詩意結構中呈現了一種由外而內、由淺而深的思維特點，十分符合當時藝術領域內意蘊濃重、寄托深遠的美學趣味，與早年所寫的直抒胸臆的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首詩作于天寶七載，是杜甫長安困守時期求人援引的一篇作品。詩中融入簡潔的敘事與直接的抒情，雖也將自己的身世經歷融入其中，但沒有深曲、宛轉的暗示與象征，尤其結尾句氣勢雄壯、恰如一峰突起直截了當，風格清晰透徹，與盛唐時豪邁、自信、靈動的時代審美風尚完全契合。而隴右詩所呈現的主題趣味的變化，與當時社會大變遷時所追求的個性、怪誕、深邃、繁縟息息相關。它漸漸影響著詩人的審美理念，審美風尚漸漸潛形于這個發生巨變的時代，當許多作家還沒有來得及品味和琢磨時，杜甫已經從容地在詩歌中體現了這種風氣的影響。

（二）藝術風貌的新變

杜甫隴右詩中延續了天寶年間的“詩史”式思維，在復雜特殊的地域、歷史人文環境中，呈現出更為險怪奇絕的藝術風貌與深蘊的悲劇情調。詩歌通過獨特迥絕的轉化，走向了折拗、深曲、險絕之境。這是歷史環境與審美風尚催生的產物，一些詩句的錘煉也鮮明地呈現出美學精神的新走向和新風貌。

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詩人以精心錘煉的詩句表達了對外在景物與自我精神狀態的奇異體驗，“微、瘦、干、膩、蕭蕭白、片片黃”等語雖然生新、突兀，但極為細膩深曲地表達了作者的獨特體驗，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直抒胸臆相比，體現了隴右詩獨特的審美風貌。再如《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儀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等，詩中以拗健的描繪和深曲的典故，將內心遭遇和對朋友訴說時的心靈激蕩細致入微地表達出來。與王勃、陳子昂、李白、王維、孟浩然等人相比，此時的杜甫深深地觸摸著自己內心最深處的焦灼與痛苦，不再外向熱烈地高歌，只是內斂深沉地低吟。隴右詩中的“遣興詩”與此前紀實、直陳社會現實的作品相比，更多地通過寫景詠物或感興自然、宇宙、歷史來抒發內心情懷。詩人將文人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和對自我和宇宙時空的感嘆交織在一起，使詩的內在意義更為凸顯。

在《遣興五首》中，詩人不是詠物或寫歷史，純粹是表達一種內心的感覺或感嘆?！疤m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的寒涼引動的愁緒，“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中古人的遭遇牽動的感嘆，“穹廬莽牢落，上有行云愁”的時事悲慨激蕩的痛苦，都使詩歌的審美內在結構發生變化。這些詩歌是作者對一時一地瞬間情緒的全面把握，至夔州所寫的《秋興》八首，便將這種感興自然和命運的感覺與深沉的心理思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這種詩學精神的變化，使杜甫隴右詩中的意象意境發生了連鎖反應。這種變化歸根結底是在時代政治變化與審美風尚變遷的雙重影響下完成的。稍后韓愈、孟郊、李賀等人詩歌精神的質實、意境的怪譎、句法的奇異、審美的峭拔等，都是源自杜甫。

杜甫的隴右詩，一方面氣勢恢宏，如乾坤、天地、日月、百年、萬里等詞語的常用，表達了盛唐精神的巨大內涵；另一方面，作品選材出現了新的傾向，如物象漸趨瑣細、渺小、殘破等，表達了時代變化中新的氣象和審美風貌。這便是李澤厚所說的“不一樣的盛唐”，也是本文所說的盛唐晚期審美風尚主導下的詩風變遷。

二、審美文化風尚對隴右詩的影響

杜甫隴右詩呈現出來的審美新變與盛唐晚期的審美風尚之間的關系是很微妙的。大動蕩的年代，滲透著盛唐時代的恢宏壯麗，又迸發了中晚唐藝術精神的精致、復雜，內斂。因而，杜甫隴右詩中的審美新變是在十分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凸顯出來的。

唐代的歷史分期與文學文化史的分期之間稍有差別。文學史上一般認為，盛唐時期指開元初至唐代宗大歷初年（公元713-766年），這一階段是唐代政治、經濟、文化、文學走向全面繁盛但同時又潛伏變化趨勢的時期。在文化發展走向上有研究者認為，武則天光宅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公元684-755年），是唐代文化最繁盛的時期。［2］然而，在審美風尚變化的過程中，無論文學史還是文化史，抑或社會發展以及杜詩變化的表象等角度，都可將杜甫生活的后一時期，尤其是“安史之亂”后至流寓隴蜀之間的階段稱為盛唐晚期。整個時代處在急劇的變化之中，早在“安史之亂”前就已經漸露頭角的新的審美氣息得以凸顯，這種氣息與盛唐的恢弘壯闊接續起來，形成了盛唐晚期獨特的審美面貌。它清晰地體現在雕塑、建筑、服飾、樂舞、詩歌、繪畫等藝術門類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缎绿茣の逍兄疽弧吩疲骸霸湍?，婦人為圓環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保?］中唐時期審美風習呈現出來的鮮明變化，其實在盛唐晚期已經嶄露頭角，盛唐前期各類藝術中展現出來的雄渾、壯闊、簡潔、浪漫的審美氣息，漸變為精細、尖巧、繁縟、質實。作為詩歌藝術，勢必會受到這種審美環境改變的影響。杜甫開元年間與“安史之亂”前后詩歌風貌的變化，不僅與詩人的年齡、經歷相關，更與審美環境的微妙轉型相關。有學者認為：“盡管‘安史之亂’標志著唐代社會的轉折，但是千仞高峰并不會在瞬間便跌入萬丈低谷，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人們絕不會輕而易舉地放棄經一個世紀所建立起來的抱負和理想……由于信念未泯、真氣猶在，因此審美文化的創造反倒因時代的激變而摩擦出耀眼的光芒。于是，在玄宗、肅宗、代宗三位皇帝所統治的70年里，我們不僅看到了雍容典雅的盛唐，一個色彩斑斕的盛唐，而且看到了一個臨危不亂、沉郁雄強的盛唐?！保?］48

的確，同是盛唐時代但前后期的精神狀貌是有區別的。杜甫隴右詩創作所呈現的審美變化，也是審美自身發展變化的結果。當某種風氣發展到一定限度時，必然要尋求新的突破以重立規范。李澤厚認為：“（李白詩歌）達到了盛唐浪漫主義的極峰，它只是一個相當短促的時期，很快就轉入另一個比較持續的現實典范階段。那就是以杜甫為‘詩圣’的另一種盛唐，其實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保?］131而陳炎則認為：“杜甫詩雖不及李白詩的宏偉瑰麗，不及王維的含蓄、雋永。但在‘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詩句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種在危難面前從容不迫的陽剛之氣。所以，我們不能接受那種將杜詩排斥在‘盛唐之音’以外的做法，而應將其看成是‘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保?］145這里所說的“另一種盛唐”和“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也都明確地表達了盛唐時代不同階段的不同審美風尚對杜甫詩歌的影響。

具體而言，杜甫流寓隴蜀期間詩歌對社會生活的體驗由外在描繪轉向內在感悟的變化，在稍晚的詩人作品中也有鮮明體現，如岑參、元結、劉長卿、顧況、李益、韓愈、孟郊等的部分詠物、紀行詩。杜甫得風氣之先，敏銳地捕捉了藝術的變化，因而隴右詩中呈現出杜甫詩學美學精神的變遷，由對社會歷史的描繪轉向了對社會歷史、自我人生內在精神體驗的審視。反過來，追求個性、怪誕、深邃、繁縟的審美傾向滲透在杜甫的詩歌中，杜甫積極敏銳地將它展現了出來，這兩者相依相輔，體現了審美精神由外而內的沉潛。詩人在盛唐由盛轉衰的變遷中，自覺積極地通過詩歌實踐呈現著時代審美的種種變化。

三、杜詩新變對后世詩學精神的影響

作為得風氣之先的詩人，杜甫隴右詩中呈現的詩學精神變化不僅與盛唐晚期審美風尚的變化有關系，并對中唐審美風尚進一步改變具有開啟意義。中唐是一個動蕩不安、文化裂變的時代，當盛唐自然、清新，充滿活力與浪漫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必然尋求新的審美突破，在動蕩的外部條件下，藝術家們試圖讓自己的內在情緒在認可與反思中找到一條合理的途徑，因而別致、怪誕、精細便成了中晚唐藝術家共同的審美追求。這種審美精神在杜甫安史之亂后與流寓隴蜀的部分詩歌中都有呈現。那么，杜甫的隴右詩自然具有了承前啟后的特殊性：盛唐氣象猶在，中唐精神初始。裴斐在《杜詩八期論》中對杜甫隴右詩的分水嶺意義做了充分的肯定：“竊意當以秦州劃線分前后，前后又各析為若干期，共計八期?！保?］這種詩學美學精神變遷的主要意義在于，杜甫以自己敏銳獨到的對社會人生的體察能力，全面地總結了一個繁盛年代恢弘壯闊、浪漫自由的藝術精神，而又積極地探索著新的創作規范和藝術風氣，因而他又開啟了另一時代所追求的新鮮、獨特的詩歌藝術審美風尚。

從這個意義來說，杜甫便是盛唐向中唐轉型過程中承前啟后的大詩人，其詩歌藝術中意境生新、音韻險絕的審美風尚更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從中唐詩歌至宋代江西詩派出現的漫長過程中，杜甫一直是宋代詩人、尤其是江西詩派所尊崇的詩家之祖宗，而追求險絕、瘦硬、生新一直是宋及宋后詩歌藝術家的創作傾向，詩人們對一些瑣細、凡俗、狹小的東西不厭其煩地進行把玩與吟詠，對格韻高絕的藝術境界擊節嘆賞。如韓愈、孟郊、白居易、李賀、王禹偁、蘇軾、黃庭堅、楊萬里、陸游等人的詩歌，在選材的瑣細和詩風的險絕程度上是盛唐詩人所無法實現的。這種詩歌藝術結構的變遷在杜甫隴右詩中的一些詠物詩和紀行詩如《初月》、《螢火》、《促織》、《廢畦》、《除架》、《空囊》中，就已鮮明地表現出來了。此外在詩歌體式上，杜甫隴右詩《秦州雜詩二十首》《遣興五首》和大量的五言排律，以及著名的《同谷七歌》，這種組詩、連章體例對中晚唐及宋代詩人的影響也很直接。如元稹曾作《春深二十首》、白居易則作《和春深二十首》，姚合有《武功縣中作三十首》、皮日休作《太湖詩二十章》等，以及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韻》、《夢游春七十韻》，劉禹錫的《游桃源一百韻》，白居易的《東南行一百韻》等一批長律，宋代范成大《使金紀行詩七十二首》、《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等等。

在新的審美風尚影響下，詩歌藝術也漸趨復雜繁縟，從內容到形式，杜甫隴右詩均呈現出這種變化。時代審美風尚對杜詩的習染是偶然的，但也是時代精神、詩歌精神與審美精神多重醞釀變化的結果。正因如此，李澤厚所說的“不一樣的盛唐”，也是本文所說的在盛唐晚期審美風尚主導下的詩風變遷。這種變遷的承上啟下意義確定了杜甫在整個盛唐詩壇，乃至中國古典詩壇中的地位與價值。

［1］李澤厚.美的歷程［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144.

［2］李斌城.唐代文化：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7.

［3］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五行志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71.

［4］陳炎.中國審美文化史：唐宋卷［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48.

［5］裴斐.杜詩八期論［J］.文學遺產，1992，（4）：27-39.

Du Fu’s Longyou Poem s and the 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of Late Tang Dynasty

ZHANGWen-j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741001，China）

Du Fu made some important changes in his Longyou poems on the theme of taste and artistic style.These chang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his real experience and situation，and to the unique 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s well.The changes in Du Fu’s poetic spirit have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rt of poetry in the late Tang and even in the Song Dynasty.

Du Fu；Longyou poems；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I206.2

A

1672-3910（2012）03-0013-04

2011-12-08

張文靜（1975-），女，甘肅天水人，講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