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來龍去脈

貞觀年間，唐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主持編修《氏族志》，將天下姓氏分為九等。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將出身門第作為評判一個人地位、價值的標準不同，唐太宗在這里提出了新的評判標準，“止取今日官爵高下”。即不管你是何等出身，只要官位高顯，則你的姓氏也將隨你尊貴；反之，如若寂寂無聞，則出身再好也無濟于事，你的姓氏也將居于下等。

將官職高低作為評判一個人的地位、價值的標準，從這個角度上講，李世民可以說是“官本位”的首創者。追溯“官本位”的這一發端，應當說，從“門第本位”到“官本位”，某種程度上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進步。畢竟，門第出身不可改變，如果一個人的命運只能由其出身來決定，那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哀。而以官職為本位，至少在理論上允許個人通過努力改變出身的命運，同時也為階層的流動提供了一個途徑。也因此，在唐代倡導“官本位”的同時，標榜“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的興起，就不是一種簡單的偶然了。必須看到，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階層之間得以保持流動的空間與可能性。一旦社會結構出現板結化，階層之間的流動陷于停滯，處于上層的群體就會蛻變為特權階層，處于下層的群體則會因為失去上升的希望，充滿不平和怨恨，并被迫采取暴力的方式去獲取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事實上，“官本位”之前，固守“門第本位”不放的士族門閥就是在庶族寒門的暴力革命中受到摧毀性打擊，退出了歷史舞臺。

當然，古人是不會想到“官本位”這個詞的。事實上，即使是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也尚未收錄該詞。一般認為，“官本位”是指把是否為官、官職大小作為一種核心的標準尺度去衡量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有人考究過，“官本位”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原本從經濟學名詞——“金本位”化用而來。由于它形象準確地描述了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意識，因此得到迅速認可和采用。同樣，唐太宗自然也不會想到，由他倡導的這一價值尺度，歷經千百年，竟會成為中國文化傳統里最糟糕的遺產之一，成為異化中國人思想行為的最大一個桎梏。僅是每年一度的公務員“國考”熱，就仿佛不斷地在提醒、刺激著中國人對“官本位”那難以言說之痛與不可承受之重。

考察“官本位”的表現及其危害，至少有兩個維度。一是體制之內的唯官是從。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誰官大聽誰的”，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地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圍著領導，特別是“一把手”在轉。不管是多大的事情，領導一聲令下就可以定奪；也不管是多小的事情，只要領導一關心過問，下面馬上就要認真貫徹堅決落實。事情辦得好不好，領導說了算；會議重要不重要，看出席的領導大不大。在這樣“長官意志”、“一言堂”之下，其他人仿佛只是附屬物，主動或被動地喪失了創造性，即使是對領導決策有意見也不敢提、不愿提、不能提。二是社會范圍內的唯官是求?！爱敼佟彼坪醭蔀橐环N時尚，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彰顯自己的“成就”。某某的孩子考上公務員了，當上一官半職了，那叫有出息；某某十幾年了還在原地踏步，那是沒混好。不僅是學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各行各業，評判一個人是否“優”，只要看他“仕”了沒。于是就有了處級和尚、廳級專家、部級校長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稱號”?！肮俦疚弧北砻嫔峡床贿^是人們對于權力近乎病態的依附，但是，人們為什么要依附于權力呢？馬克思曾經說過，“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與其說是人們依附于權力，不如說是因為權力占有了太多利益，以至于人們要對它趨之若鶩、畢恭畢敬。

盡管“官本位”有著復雜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因素，但是，通過上面所述，解決“官本位”，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容忽視。一是體制之內的放權。更多地引入民意、擴大民主，變“誰官大誰說了算”為“民主、民意說了算”，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二是社會范圍內的讓利。要認識到，一個政府管得好不好，首先在于明確“群己權界”，屬于自己的權責絕不推脫，不屬于自己的也不越俎代庖大包大攬。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全國民政會議上指出的，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用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政府要勇于讓利于民、讓利于社會，不讓各行各業都圍繞公權力來做文章“尋租”求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獨立意識、公民風范的社會形態，以“社會本位”取代“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