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新論

王占仁，尚金州

（1．東北師范大學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130024；2．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遼寧 沈陽110031）

1935—1937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新論

王占仁1，尚金州2

（1．東北師范大學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長春130024；2．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遼寧 沈陽110031）

在充分查證大量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1935—1937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宣傳中國革命、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領導東北抗日斗爭中發揮的作用。明確指出，雖然在此期間王明和康生一直擔任代表團正副團長，但是與此前四年的情況相比，這兩個人在代表團內一統天下的局面已經被打破，經過井岡山、長征和東北實際斗爭考驗鍛煉的國內同志逐漸在代表團取得了主導地位，代表團積極擁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這一時期的代表團雖然也存在著缺點錯誤，但是不足以抹殺其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遵義會議；共產國際“七大”；毛澤東

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交往史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下簡稱代表團）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從1928年到1940年2月，代表團存在12年之久，占中共和中國革命同共產國際交往時間（1919—1943）的一半。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1933）擔任代表團正副團長，在此期間，特別是1931—1934年間，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左”傾指導思想的誤導下，又由于當時王明“左”傾錯誤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占據了統治地位，代表團不僅自身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而且對中共中央歷次全局性“左”傾錯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自1935年起，在遵義會議和共產國際“七大”相繼召開的國內國際背景下，經過陳云、滕代遠、楊松（即吳平）、趙毅敏等經過實際斗爭考驗鍛煉的國內同志和吳玉章等的共同努力，代表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量歷史事實充分證明，1935—1937年，王明和康生雖然依舊擔任代表團正副團長，但是一手遮天的狀況已經被打破，經過井岡山、長征和東北實際斗爭考驗鍛煉的國內同志逐漸在代表團取得了主導地位，擁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成為代表團的共識。盡管在此期間也存在著一些缺點錯誤和歷史痕跡，但這是次要的，代表團為宣傳中國革命、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領導東北抗日斗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1935—1937年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是打破王明康生一統天下局面的代表團

自1935年起，隨著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工作和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王明康生對代表團工作的影響力已大為削弱，兩個人在代表團中一統天下的局面也隨之打破。

王明康生在代表團中一統天下局面的打破，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共產國際“七大”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和斯大林的支持下，以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特別是歐洲政治形勢為基礎，總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經驗教訓，糾正“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制定了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和民族反侵略統一戰線的政策策略。而在制定統一戰線政策的過程中，王明從共產國際“六大”和他本人的“左”傾觀點出發，成為堅持錯誤意見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在1934年共產國際“七大”籌備過程中受到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嚴肅批評。對此，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編寫、索波列夫等著、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共產國際史綱》記載說：“在討論過程中也表達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些委員會的成員——貝拉·庫恩、洛佐夫斯基、克諾寧和王明——起初還捍衛過時的指導方針，僅僅同意對策略作一定的修改。他們要求對革命高潮的成熟程度作更高的估計，使共產國際陷入不現實的預測之中。他們起初堅持說，社會民主黨仍應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支柱，右傾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革命工會應該保持獨立，等等。但是，在深入的討論過程中，這些觀點逐漸被克服，主張這些觀點的人也承認要修正自己的看法?！保?］如果再考慮到1971年王明本人還在世而且就在莫斯科，蘇共勃列日涅夫當局又出于反華、反毛澤東思想的需要而極力扶植和宣傳王明的歷史背景，這段記載就恰恰證明王明在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前后“左”到什么程度、受批評到什么程度。

王明康生在代表團中一統天下局面的打破，與共產國際“七大”后國際領導體制的改革密不可分。固然王明曾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國際主席團委員、執委會執委、書記處候補書記，負責整個亞非拉民族殖民地工作，但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以季米特洛夫為總書記的國際領導機關從各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出發，以皮克的報告為基礎，通過了關于國際執委會工作的決議，決定將國際執委會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制定國際共運的基本路線和政策策略上去，更加注重各國的具體情況和特點，原則上停止干涉各黨內部事務。不僅如此，1935年10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還批準了書記處于10月2日起草的關于機關結構的決議，明確指定“季米特洛夫同志還負責處理中國問題”，同時任命楊松（俄文名瓦西里耶夫）和郭紹棠（俄文名克雷莫夫）為國際書記處中國問題顧問，協助季米特洛夫工作［2］45。上述體制改革和人事安排，都必然使王明對中共代表團乃至中國工作的權力和影響更加縮小。而對于季米特洛夫在擔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和負責中國工作中的貢獻，毛澤東曾充分肯定“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3］。

王明康生在代表團中一統天下局面的打破，其明顯表現是時任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的地位和作用開始下降，尤其是在東北工作方面?，F存的大量歷史文獻可以證明這一點。如：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代表團在給戈帕涅爾（時任國際執委會宣傳鼓動部長、干部部干部培訓部長）并送季米特洛夫的便函中，指定要“把培養中共干部的責任交給康生同志，同時責成他直接領導附屬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附屬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分校的工作”，而在這一工作中，康生又僅僅是“由曼努伊爾斯基、戈帕涅爾、米夫、王明、康生、施平（陳云——原書注）、基薩諾娃、賴特、梅利曼等同志組成的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參與“審定中國分校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以便使之更能接受中共的需要和新的情況”［2］69－70。1935年12月23日，在由米夫和中共代表團提出的1936年1月至3月中國工作計劃中，東北工作（即滿洲工作）統一由楊松負責，而康生則被指定主要負責華僑、海員俱樂部、學校、籌備中共建黨15周年紀念等項工作，并會同梁樸即饒漱石共同負責工會工作，會同杜寧即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共同負責改組中國救濟會工作［2］76－77。不僅如此，在前引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于機關結構的決議中，康生僅被季米特洛夫任命為俄文秘書，排名僅在女打字員和女速記員之前［2］46。

當然，在1935—1937年時期，王明康生對共產國際和代表團的工作的確也有著相當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對他們在此期間的具體工作也應該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但是上述歷史事實充分證明，王明康生對代表團，特別是對由代表團負責領導的東北工作，其影響力是有限的，不能任意夸大和渲染。

二、1935—1937年的代表團是以經過實際斗爭考驗鍛煉的國內同志為主體的代表團

1935—1937年，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糾正右傾特別是“左”傾錯誤，初步總結中國革命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歷史性轉變，在內外敵人瘋狂鎮壓中展現頑強生命力和卓越政治智慧的歷史時期。而這一歷史背景在代表團工作中的最明顯反映，就是一大批經過國內革命斗爭實踐考驗的同志陸續來到莫斯科，并在代表團中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其中滕代遠（化名李光）早在1934年底就已到達莫斯科并進入代表團，1935年又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此后至1937年底王稼祥接任代表團團長時止，代表團成員中有據可查的國內同志還有陳潭秋（化名徐杰）、潘漢年、鄧發（化名方林）、高自立、曾山（化名唐谷或唐古）、孔原、曾涌泉、楊松、趙毅敏等。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935年5月，遵照黨中央關于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并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的決定，陳云從四川到上海千里跋涉，于8月底9月初抵達莫斯科，參加代表團的領導工作，并與王明、滕代遠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的接見［4］。

上述國內同志的到來，不但從根本上改變了代表團的組織結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來自于井岡山、中央革命根據地、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白區斗爭、東北抗日前線等不同地域，親身經歷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在內憂外患中沖破層層阻力、逐漸發展成熟的歷史進程，因而也就成為代表團端正指導思想，順應中國革命歷史趨勢的主導力量和新鮮血液。

在1935—1937年的代表團中，上述國內同志和吳玉章一起，發揮著舉足輕重作用。其中陳云是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滕代遠在參與代表團軍事工作的同時，還是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發言稿的起草人［5］。楊松、趙一民（即趙毅敏）、曾山、孔原則于1935年10月2日被代表團指定為滿洲問題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成員還有王明、康生和化名為馮空、白林、史賓的3個人）［6］，成為東北抗日斗爭和抗日聯軍的主要上級領導者，楊松并擔負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和《東北抗日聯軍統一建制宣言》的起草工作。吳玉章主管宣傳工作，負責出版《救國時報》，潘漢年在陳云等的主持下，代表中國共產黨開始國共合作抗日的最初接觸。實踐證明，他們在各自負責的工作中，都能夠遵循和貫徹遵義會議以來的黨中央政治路線，取得了豐碩成果。

三、1935—1937年的代表團是擁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代表團

作為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發展的必然結果，自1935年起，代表團已經明確表示擁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并把宣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和英勇事跡作為主要任務。這是代表團最有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也是最主要貢獻之一。

代表團對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大力宣傳，既是共產國際“七大”后的大環境使然，也標志著代表團本身已開始自覺地擁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鑒于中國革命特別是長征勝利的事實，同時也由于毛澤東已被舉世公認為中國革命第一線的最杰出活動家，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毛澤東被譽為國際共運的五大“英勇旗手”之一［7］（其他是在監獄中和法庭上同德、日、匈各法西斯政權頑強戰斗的季米特洛夫、臺爾曼、日共中央委員市川正一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并缺席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進入國際共運主要活動家行列。在此大勢所趨之下，甚至王明也不得不在國際“七大”發言中將毛澤東排名于“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8］之首。也就在王明宣讀至此時，共產國際“七大”上還出現了“毛澤東這個名字一經全世界代表聽到之后，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呼萬歲的空氣，延長到五分鐘之久”［9］63－71的感人場景。稍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還在1935年底1936年初起草了《毛澤東傳略》一文，贊譽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中國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偉大的軍事天才家”、“世界革命領袖之一”、“斯大林在中國最好的戰友”、“最高的領袖”，表示“團結在他周圍，愿意在他領導下作長期艱苦的斗爭到最后一滴血”［9］63－71。前述國際“七大”向毛澤東致敬的場面也記錄在案。盡管這篇文章在當時未能發表，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能夠為毛澤東立傳，更不用說文中對他的高度評價，已足以證明代表團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

代表團對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大力宣傳，與陳云、滕代遠、高自立、鄧發等國內同志的努力密不可分。他們通過著書、撰文、演說等多種形式，廣泛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英雄事跡，特別突出宣傳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充分肯定了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歷史地位。這其中陳云的貢獻最為巨大，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決策者之一和在莫斯科職務最高的遵義會議參加者，陳云在向共產國際匯報和給抗聯在莫斯科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第八分校學習的干部授課時，明確指出“軍事領導人在這一階段（指長征初期——引者注）犯了一系列錯誤?，F在，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10］9，“我們黨能夠而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奮斗的干部隊伍”，“我們黨應該在新的形勢下改變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領的陣地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統一戰線，并通過這條統一戰線來取得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徹底勝利。說我們沒有前進，說我們在原地踏步，是毫無根據的?！保?0］34當年聆聽過陳云宣講的韓光也回憶說：“史平作報告，從來不拿稿子，講的都是我們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國內政治形勢。比如，他講紅軍長征問題，講遵義會議，講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分析，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領導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錯誤，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講這些黨內的大事，對我們這些在異國他鄉的年輕共產黨人是極大的鼓舞和教育?！保?1］45正是通過陳云的宣講，抗聯同志才初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在奮斗進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11］411（韓光語）。

代表團對毛澤東的充分肯定表現為《救國時報》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集中宣傳?！毒葒鴷r報》是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一家中文報紙，自1935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10日共存在794天，出版152期。吳玉章和陳云對辦報工作一直給予領導或協助，共產國際、蘇聯和法國共產黨也始終全力支持。在代表團領導下，該報始終把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置于中心地位，先后發表毛澤東著作20篇、照片15幅（其中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照片共發表6次，該報刊發毛澤東照片次數與刊發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照片次數大致相等，但從未刊發王明照片），生平1篇（《一個卓絕的偉人》，斯諾著），是為中共黨報黨刊史上對毛澤東的首次大規模宣傳。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該報整版刊發的8篇毛澤東著作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以上兩篇在《救國時報》刊發時題為《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及結論》）、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收入《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與斯諾、史沫特萊、韋爾斯的談話收入《毛澤東文集》。在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和長征尚在進行的情況下，《救國時報》實際上承擔了中央黨報的職能，特別是成為東北抗聯學習中央精神、了解內外局勢的幾乎唯一渠道。楊靖宇為此曾指示“全軍將士及弟兄均須分組讀完各期報紙；讀后各組分頭進行討論；讀后，報紙由各班班長保管，均需一律實行照報認字等等?！保?2］在該報刊發或出版的黨中央文件和領袖著作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和毛澤東在全國黨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對抗聯的指導作用最為明顯。周保中曾指出“看到過‘黨中央告全黨同志書’，毛澤東同志的路線，被吉東首先接受了，以后傳到南滿，也表示同意”［13］110。1938年2月29日，李兆麟在致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率先提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提綱及結論，這是我們工作的主要根據”［14］。同年4月底5月初，北滿臨時省委第七次常委會議明確宣布以毛澤東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斗爭，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的指示［15］作為會議結論，并在以后實際上成為北滿黨組織領導抗日斗爭和加強自身建設、糾正“左”傾關門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根本指導方針。以學習和貫徹上述3篇文獻為標志，東北抗聯開始全面執行遵義會議以來的黨中央政治路線，在思想上政治上接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此外，陳云以史平名義撰寫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和防止奸細的破壞》一文和他以廉臣名義撰寫的長征簡史《隨軍西行見聞錄》兩篇著作，也于1938年2月20日和1939年6月15日先后被北滿臨時省委和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確定為反奸細斗爭基本原則和干部訓練班教材［16］，成為抗聯后期斗爭指導方針的一部分。

代表團對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大力宣傳，突出體現為對東北抗日斗爭的指導。在這方面楊松的貢獻最為巨大，作為東北抗聯最優秀的黨務和政治工作者，楊松以很大精力宣傳毛澤東和長征。金日成回憶“通過同吳平的談話，我了解到，中國共產主義者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沖破蔣介石的包圍，在北上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17］。不僅如此，楊松還尤其注重把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東北地區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注重從東北實際出發借鑒和運用關內革命經驗。早在1934年10月10日，楊松就指示東北抗日游擊隊要在政治工作中“利用南方朱毛的經驗”［18］59，特別是在1935年4月8日，楊松明確指出“關于召集抗日救國的東三省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抗日救國的東三省人民政府問題。據云，有同志意見，以后在奪取城市后，才能建立。這一觀點是不正確的。在1928年30年時代，江西朱、毛占領井岡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為金家寨之誤——引者注）時，何曾是城市呢？當時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見，說在山溝內不能建立政權，只有奪取城市后才行。這一觀點曾受到中央的嚴格批評。雖然，目前東三省的形勢與南方蘇維埃運動是不同的，但是這一建立政權問題之經驗是能適用目前東三省的?！保?8］111在這里，楊松已經在井岡山、鄂豫皖經驗與東北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上，指導東北斗爭自覺遵循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了。也正是由于上述一切，楊松被周保中譽為“毛澤東思想的代表者”［13］4。稍后，1935年6月3日，代表團又發出給東北負責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因簽署者為王明和康生，一度又稱王康指示信），在代表團工作的國內同志和前來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們參加了該信的起草工作［19］，這封信不僅“主導思想是與《八一宣言》相一致的，它在東北地區全民反日統一戰線的發展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形成方面，是起了積極作用的”［11］604，而且特別強調“政府的所在地，主要的以游擊隊的活動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域，如果游擊隊為了戰略的或經濟的關系，或為活動的便利，尤其是實力的保存而離開原來的地方，則政府亦應隨軍而遷移，不要死守根據地而損失反日的武裝實力”。這證明，代表團在領導東北抗日斗爭時，已經拋棄王明“御敵于國門之外”、死打硬拼的錯誤思想，而開始貫徹不是以保守一城一地為目標、注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是陣地戰而是運動戰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了。以后的事實證明，在代表團的領導下，遵循《救國時報》刊發的黨中央文件和毛澤東著作的指導，以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為主要領導人的東北抗日聯軍不僅在1935年至1937年中“發展到鼎盛時期”［20］（李范五語），而且為1938年后在極端困難中堅持斗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蘇］索波列夫．共產國際史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70－371．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3］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2369．

［4］陳云年譜（1905—1995）：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0－191．

［5］滕代遠傳［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211．

［6］周國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評傳［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235．

［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80．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748．

［9］毛澤東傳略［J］．黨的文獻，1992（2）．

［10］陳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11］陸毅．韓光黨史工作文集［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2］趙俊清．楊靖宇傳［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361．

［13］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訪問錄選編·周保中同志專輯［C］．1980．

［14］中央檔案館、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Z］．甲23卷，1988：322．

［1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4．

［16］中央檔案館、遼寧、吉林、黑龍江省檔案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Z］．甲55卷，1991：65．

［17］鄭萬興．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276．

［18］政協信陽市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羅山縣委員會．歷史的見證——楊松紀念文集［C］．2002．

［19］戴茂林，曹仲彬．王明傳［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192．

［20］李范五．吉東地區的抗日斗爭（1933—1936）［A］．遼寧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中共滿洲省委時期回憶錄選編：第3冊［C］．1985：153．

New Discussions About CPC Delegation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Between 1935 and 1937

WANG Zhan－ren1，SHANG Jin－zhou2
（1．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enyang 110031，China）

This paper，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ocuments，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CPC Delegation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 promoting China's Revolution，organiz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leading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Northeast China between 1935 and 1937．It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Wang Ming and Kang Sheng，as chief and deputy leader of the Delegation，had already lost their dominant positions in the Delegation，the situation of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was four years ago．Having withstood the tests at Jinggang Mountain，in the Long March and during the practical struggle in Northeast China，other fellow comrades in the Delegation gained power and actively support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enter．Although the Delegation was not flawless at that time，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CPC Delegation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Zunyi Meeting and the S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Mao Zedong

D16

A

1001－6201（2012）01－0006－05

2011－08－2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BKS017）。

王占仁（1975－），男，吉林榆樹人，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學博士，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尚金州（1976－），男，遼寧大連人，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秦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