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學補證

蘇 力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學補證

蘇 力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對黑城文書中的蒙古學教授俸祿文書、蒙古字學習字文書和八思巴帝師祭祀文書進行研究可得知，元代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但其建立時間相對較晚。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學；黑城文書

首先，關于俸鈔數的不同，主要反映出元代學官包括蒙古字學教授的薪俸經歷了一個前后調整變化的過程。元代通行紙鈔作為法定貨幣，初期幣值穩定，但從忽必烈統治后期開始，由于通貨膨脹，紙鈔逐漸貶值。當時官吏的薪俸都是使用紙鈔來發放的，為了應對紙鈔貶值的狀況，元廷曾屢次調整官吏薪俸，俸鈔也普遍增加［7］117。F111：W55反映的顯然是元代中期之后俸祿調整的結果。其次，關于祿米的問題，《元典章》、《至順鎮江志》以及《弘治撫州府志》中均未提到蒙古字學教授的俸祿中有祿米一項，而黑城文書中則特別記錄，且祿米是折成鈔發放的。翻檢史籍，可知元成宗大德七年曾經頒詔添支內外官吏俸米：“官吏俸薄，無以養廉，增給俸米。欽此?！逼渚唧w實施辦法是：“無職田官吏俸米，除甘肅行省與和林宣慰司官吏一體擬支口糧外，其余內外官吏俸一十兩以下官員，依大德三年添支小吏俸米例，每一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支米一石。余上之數，每俸一兩與米一升?？鬯憬o付。若官無見在，驗支俸去處時直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貫。上都、大同、隆興、甘肅等處，不系產米去處，每石合支中統鈔二十五兩，價賤者從實開坐各各分例”［3］卷十五《戶部一·祿廩·俸鈔·官吏添支俸給。結合黑城文書及《元典章》所載，可知大德七年官俸政策中對于亦集乃路所處的甘肅行省等“不系產米去處”做了特別規定，F111：W55所載蒙古教授薪俸中的祿米一項應就是參照了大德七年的添支官吏薪俸標準而執行的。而對于諸項史料所載蒙古字學教授俸祿之差異，筆者認為這一方面與大德七年施行的添支俸祿政策有關，另外也反映出元代南北方的蒙古字學存在著差異性。筆者傾向于認為，亦集乃路蒙古字學教授的薪俸標準有其地域方面的特殊性，而由此體現出的薪俸差異現象恰可以成為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的一項佐證。

第二，蒙古字習學文書。元代官方通行蒙古國字，重要的詔令、璽書也以蒙古國字頒布，各級官員也被要求必須以蒙古字通達公文［3］卷三十一《禮部四·學校一·蒙古學·蒙古學?！?，而蒙古字學本為培養翻譯人才而設，正好滿足了這一現實需要，因為熟練掌握八思巴字本就是每一個蒙古字學生員的基本要求。學者們在黑城出土第Y1：W2號文書上面發現有手寫的八思巴字，而且每個八思巴字旁邊還有漢字注記，研究者指出這“或許是一張八思巴字練習寫字紙，或許是一枚用八思巴字做記錄時的參考資料”［6］177。筆者認為，這很有可能就是當時蒙古字學生員的習字紙張。類似的練習紙張在黑城文書中還有發現［6］163。八思巴字習字文書的發現，又為我們提供了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的相關證據。

蒙古字學使用的教材主要使用由翰林院諸官及譯史用八思巴字譯寫的《通鑒節要》，還包括“一些蒙漢對照的小冊子，如《事林廣記·蒙古字百家姓》、《朵目》、《貫通集》、《聯珠集》、《選玉集》等，都流傳于社會，成為習字課本。并且還出現了相當于字典性質的《蒙古字韻》、《華夏同音》等”［7］118。黑城文書中尚未發現有上述教材的印本或抄本文獻，不過，卻發現有用硬譯體語言注釋的《孝經》（F43：W2），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不熟悉漢語的蒙古人習學漢文儒家典籍［2］57。蒙古字學培養的生員，其主要的去向就是充當學官或是通事、譯史等翻譯人才，而這種翻譯主要是在蒙漢兩種語言文字間進行的。元代諸路蒙古字學的生員也是蒙古、色目和漢人兼有，因此兩種語言文字的習學是這些生員必須掌握的［1］59。編號為Y1：W40的文書記載著一些用漢字音寫的蒙古語，旁邊還用漢語進行釋義，譬如盔灘（冷）、五關呀（無）、燕歹（這里）、添歹（那里）等等［2］201，這些顯然應該是用來學習蒙古語的。這種語言學習形式在《至元譯語》等史料中有集中體現，明代四夷館的語言學習過程中仍沿用這種方式，譬如《華夷譯語》便是如此編寫的。由此來看，黑城出土文書中發現了蒙古字習字紙張，也發現了供學習蒙漢兩種語言的文獻材料，這些都為我們證明亦集乃路蒙古字學的存在提供了史料支持。

第三，巴思麻帝師祭祀。元代蒙古字學通常以帝師八思巴作為祭祀對象，體現出元代官學“廟學合一”的發展特征。元代的帝師祭祀興盛于元仁宗、英宗時期，元仁宗延祐年間，“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8］卷二六《撫州路帝師殿碑》。元英宗更是 “崇 薦 佛 法，特 加 其 （八 思 巴）功，至 治 間 詔 天下立廟以祀之”［9］卷二《重修帝師殿記》。隨著帝師殿的普遍建立，許多地方的蒙古字學也隨即遷入帝師殿，如鎮江路的蒙古字學原在“正賜庫巷”，“規橅狹隘，不足以容弟子員”。至順二年（1331年）時，朝廷頒圣旨：“學校房舍，在前嘗令有司撥付，如今依各處已行起蓋八思麻帝師殿宇，就令于內訓教，未經起蓋殿宇去處，有司依上撥付，所據生員飲膳，撥與系官荒閑田土?！保?］卷十一《學?！?，426因此蒙古字學遷入帝師殿內，他如鎮江路的情況尚有不少［7］119。蒙古字學遷入帝師殿，也是對“廟學合一”制度的一種體現。那么，亦集乃路是否存在帝師祭祀呢？黑城文書Y1：W105中記載有“巴思麻帝師祭祀”的字樣，此中的“巴思麻”即是元朝國字的創始人、帝師“八思巴”，“巴思麻”是“八思巴”的不同譯寫。Y1：W105中明確提及了祭祀的日期是“四月十五日”、“十一月廿二日”［2］94。張帆先生指出，Y1：W105是亦集乃路官府開列的元順帝后至元五年（1339年）祭祀活動的日期清單［10］34。由此可見，亦集乃路是存在帝師祭祀的。那么，如果將帝師祭祀與元代蒙古字學“廟學合一”的制度特征結合起來考察，我們有理由相信，元代亦集乃路存在有蒙古字學①王風雷先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帝師殿和蒙古字學是同一個概念，因此，亦集乃路也曾有過一定規模的蒙古字學”。文見王風雷：《元代漠南地區教育考》，第11頁。蔡春娟也認為：“與儒學的廟學合一相似，一座帝師殿同時也是一所蒙古字學校?！蔽囊姴檀壕辏骸对拿晒抛謱W》，第106頁。。

通過上述的分析，筆者認為元代亦集乃路是設置有蒙古字學的。蒙古教授俸祿文書、蒙古國字習字文書以及八思巴帝師祭祀文書，都是蒙古字學存在的相關佐證。不過，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據黑城文書Y1：W30記載，元統二年（1334年）十月初八日，甘肅行省差遣鎮撫薛來到亦集乃路開讀圣旨，地方各級官員被告知要在當日出城迎接，負責迎接的官員司屬主要有“廣積倉、稅使司、河渠司、巡檢司、支持庫、兩屯百戶所、司獄司、儒學、醫學、陰陽學、僧人頭目、答失蠻”等［2］94。此項文書明確提到亦集乃路總管府的司屬中包括有儒學、醫學及陰陽學，但并未提及蒙古字學。

為何在黑城文書Y1：W30中沒有提到蒙古字學呢？有沒有可能文書中遺漏了蒙古字學呢？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就文書Y1：W30本身來說，據李逸友先生的表述，該件文書的狀態為“竹紙，整，行草書，281×345毫米”（附有圖版）?？梢?，該件文書較為完整，內容并未缺損。其次，就文書內容來說，Y1：W30反映的是使臣開讀圣旨之事。開讀圣旨在元代屬于重要活動②關于元代開讀圣旨之研究，參見船田善之：《元代の命令文書の開讀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63卷第4號，2005年3月，第650－681頁。，元廷規定每有使臣奉圣旨到地方開讀，地方官員都要身著官服、帶領大小司屬提前出城迎接［11］卷八《儀制·賀謝迎送》。Y1：W30中也提到，上級官司要求亦集乃路“在路并司屬官吏人等，至初八日絕早出郭迎接，如違究治”?？梢?，在迎接圣旨開讀這件事上，亦集乃地方官員是不敢怠慢的，因此，不太可能在開列司屬機構清單時遺漏掉蒙古字學。既然不是遺漏，那么只能有一種解釋較為合理：即在元統二年之時，亦集乃路尚未有蒙古字學的完整設置。因此，在迎接圣旨開讀的亦集乃路官員司屬名單中并沒有將其列出。

盡管元廷詔令地方興建蒙古字學，但根據學者的研究，實際上元代許多地方的蒙古字學建立的都比較晚，有的州郡甚至根本就未能建立起來［7］111。元人對此種情形也早有論說：“國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書以達信順事，卓為一代之制，不襲于古。爰命州郡建學立師置弟子員，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獎寵之甚至。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邦，學猶有未盡立者，茲非守吏之過歟？”［12］卷十二《婺源州蒙古字學記》結合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筆者傾向于認為元代亦集乃路的蒙古字學設立較晚，其完整的機構設置恐怕是在元統二年之后的事了。以此，上文討論過的、作為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相關佐證的黑城文書，它們反映出的可能多是元統二年之后的相關情況了。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來看，筆者認為元代亦集乃路設置有蒙古字學，不過其完整的機構建置時間相對較晚。亦集乃路蒙古字學的存在，一方面體現出了元代教育向地方基層發展普及的特點。亦集乃路地處西北僻遠之地且條件較為艱苦，能夠在這里興學建校本身便能夠反映出地方官府對于教育的重視，正如元人所說的那樣：“我朝自太宗皇帝投戈講藝……以道建極，文軌混同，內設胄監，外設提舉官，以領郡縣學校之事。于是遐陬絕漠，先王聲教之所未暨者，皆有學焉”［13］卷四十一《雜著》，548另一方面，蒙古字學的存在也符合亦集乃路自身發展的需要。如前文所述，元代重要的詔令、璽書通常以蒙古國字書寫和頒布，各級官員也被要求必須以蒙古字通達公文。另外，亦集乃路是重要的驛站交通樞紐，設置有通報軍情的專用驛道——納憐道，納憐道“以亦集乃路為樞紐，北通和林，南連甘州，西抵察合臺汗國邊界，東經東勝到大都，四通八達”［14］230。重要軍情信息的通傳，也需要有通曉各種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參與及配合。而蒙古字學本為培養翻譯人才而設，正好滿足了亦集乃路的這些現實需要。再者，蒙古字學的設立也促進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發展，有助于其民族認同的進一步形成［15］184?？傊?，蒙古字學的存在對于鞏固元朝的地方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意義是積極的。

［1］王風雷．元代的諸路蒙古字學［J］．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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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春娟．元代的蒙古字學［J］．中國史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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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蘇天爵．元文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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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張立軍，曲鐵華．社會和諧發展的民族認同及其教育研究［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

The Study of Mongolian Lexicology of Yijinai Lu in the Yuan Dynasty

SU 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out if Mongolian Lexicology exists in Yijinai Lu of the Yuan Dynasty．The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documents in Khara－Khoto Documents，which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professor's salary for Mongolian Lexicology，exercises in calligraphy of Mongolian Lexicology and Royal Preceptor，Phags－pa's sacrific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ngolian Lexicology exists in Yijinai Lu，only the time for establishment is relatively late．

Yuan Dynasty；Yijinai Lu；Mongolian Lexicology；Khara－Khoto Documents

K247

A

1001－6201（2012）01－0065－04

2010－08－20

東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校內青年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10QN035）。

蘇力（1977－），男，內蒙古呼倫貝爾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趙 紅］

元代的亦集乃路，為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七路之一，屬下路，路總管府治黑城，蒙古語稱為“哈拉浩特”（今位于內蒙古額濟納旗達賴庫布鎮東南約25公里處）。自上個世紀初以來，黑城遺址中陸續出土了大量珍貴文書，其年代涉及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包括北元）等多個不同時期。黑城出土文書中元代部分留存較多，學者們已經利用這些文書展開了相關研究，成果顯著①參見張國旺：《黑城出土元代漢文文書研究綜述》，沈衛榮、中尾正義、史金波主編：《黑水城人文與環境研究——黑水城人文與環境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25－633頁。張紅宣、張玉珍：《黑城出土元代漢文文書研究概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2期，第124－125頁。蘇力：《黑城出土元代文書國內研究簡況》，《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二輯，2009年。翟麗萍：《近十年以來黑水城漢文文書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年第4期，第2－8頁。。其中一些學者專注于研究元代亦集乃路的教育發展情況，取得了不少成績。本文借鑒前賢的研究成果，力圖對若干前人關注不足的蒙古字學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以求更為全面的勾畫出元代亦集乃路官學教育的整體面貌。不足之處，切望方家批評指正。

蒙古字學是元朝統治者為了推廣八思巴字而創設的專門學校。八思巴字由忽必烈時期的國師八思巴創制，通常被稱為八思巴蒙古字，元統治者將其作為統一的國家文字，試圖用這種文字來取代當時通行的各種文字。為了推行八思巴蒙古字，元廷從中央到地方創辦了各級專門教習八思巴字的學校，設置在中央的稱為蒙古國子學，設置在地方的稱為諸路蒙古字學②關于元代蒙古字學的研究，參見王風雷：《元代的諸路蒙古字學》，《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蔡春娟：《元代的蒙古字學》，《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通常來說，元朝統治者在“全國各地基本都設立了蒙古字學”［1］60。那么，具體到亦集乃路，這一規定執行的如何呢？李逸友、王風雷、吳超等先生對此都有過相關論述③參見李逸友：《亦集乃路的儒學和文化·蒙古字學》，《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第59頁。王風雷：《元代漠南地區教育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第7－12頁。吳超：《〈黑城出土文書〉所見蒙古字學考》，《陰山學刊》，2010年第6期，第21－25頁。。雖然諸位先生的論證詳略有別，但他們對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均持肯定態度。筆者亦贊同元代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的觀點，不過，筆者認為前賢關于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學的論證尚需一些補充，況且還存在一些疑問需要作出合理解答。為此，在借鑒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將從幾個方面來進行補充論證。

第一，蒙古教授俸祿文書。我們在黑城出土第F111：W55號文書內發現一段記載，其內容為：“蒙古教授，月支鈔陸十兩，祿米一石，每石折鈔二十五兩，計鈔八十五兩?！保?］121這件文書記載的是蒙古字學教授的俸祿情況。關于蒙古字學教授的俸祿，《元典章》中有相關記載，諸路蒙古字學教授的俸祿是月支十二兩，府教授月支十一兩，上中下州十兩［3］卷十五《戶部一·祿廩》。翻檢史籍，《至順鎮江志》所載鎮江路蒙古字學教授的俸鈔為六十貫（元制，一貫即是一兩）［4］卷十三《廩祿》，566；《弘治撫州府志》所載元代撫州路蒙古字路教授月俸鈔為一錠一十兩［5］卷十三《文教一·職制·祿秩》，與黑城文書記載相同（元制，一錠折合五十兩）。通過比較黑城文書與《元典章》、《至順鎮江志》等材料的記載，我們發現存在兩處不同。第一，在俸鈔部分，黑城文書與《至順鎮江志》、《弘治撫州府志》所記是一致的，均是六十兩。但《元典章》記載的是十二兩。第二，黑城文書記載蒙古教授有祿米，而其他史料并未記載有祿米一項。那么，如何解釋諸處史料記載的不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