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
——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價值追求

黃 紅

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
——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價值追求

黃 紅

傅斯年作為近代追求客觀實證的史家大師，為我國史學現代化做出了開拓性貢獻。因其唯重史料、純求客觀而被貼上“史料學派”的標簽，但其“證而不疏”的史學主張與“疏通致遠”的史學實踐卻使人們倍感疑惑。傅斯年貌似矛盾的史學主張與治學路向之間，其實永遠貫穿著兩個主題：尋求歷史與價值的統一和傳統與現代的聯結，這正是傅斯年自青年時代就已確立的“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的史學價值追求。

傅斯年；史學思想；價值追求；民族認同

傅斯年作為史學大師之一，對我國史學現代化有開拓之功，尤其是他創立史語所并為史語所確定研究宗旨，為各組選定研究項目，開創了中國近現代史學走向科學化的新領域。傅斯年因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而受到人們質疑。事實上，客觀與主觀、考證與疏通、求真與致用等看似矛盾的概念背后，除傅斯年史學思想本身需要經歷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外，最合理的解釋便是近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情感與現實政治和學術環境矛盾沖突的外在表現。這種矛盾最終統一于“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的價值追求，也即傅斯年所說：“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保?］3

一、傅斯年史學價值追求的時代性

傅斯年生活在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時代，作為知識分子和學術精英，他肩負民族認同和歷史延續的雙重使命。為此，他不得不致力于建設一種新的史學，以使中國獲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平等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傅斯年找到了歷史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結點——清代考據學。

晚清西方列強的入侵，不僅動搖了中國的“政統”與“道統”，也動搖了史家本身的地位。中國近代史家不得不致力于建設一種新的史學，以便恢復“道義”與歷史的統一，進而重新確立中國的民族認同與其在世界上的地位［2］4。在民族情懷與西方標準之間，中國近代史家倍感矛盾和困惑，傅斯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傅斯年以科學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學術眼光主張平等看待中西，結果與現實政治中的民族關懷產生矛盾，最終無法實現其不受政治束縛的純科學的“史料學”主張。中國史學與政治正當化的密切聯系，一方面迫使史家努力尋求對中國歷史新的理解，而另一方面又必須且只能在歷史傳統和當時環境的雙重背景下維護歷史的延續性［2］6。傅斯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努力創造“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奇跡。

在中國史學現代化過程中，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影響與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西方近代史學思潮的回應；二是對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據學實事求是傳統的繼承［3］21。傅斯年重視史料的收集與考證、反對主觀、力求客觀、用比較法研究歷史等，無不與清代考據學派的治學宗旨密切聯系。正因清代考據學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考據宗旨基本符合客觀實證的近代學術精神，才使深受東西方史學思想影響又有著強烈民族責任感的傅斯年找到了東西方史學精神至少是平等的聯結點。傅斯年一方面對中國傳統進行批判，而另一方面又不斷嘗試指明中國與西方學術傳統的根本區別，并且在中國的過去中尋找可與西方科學連結在一起的地方——清代考據學，藉此緩和他要與過去決裂的要求。他在一個有關中國學術史的概要中指出，中國思想史的最近一個階段——“切實”而有“條理”的清學——乃因反對明代空論而形成，從本質上說可與西方科學等位相論［2］147。由此看來，傅斯年史學思想追求的客觀實證無非是要近代中國學術精英分子們認識中國在普遍進化框架中所處的地位，從而切實地分析中國落后的原因，并因此制定除能預知未來之外還能使中國擺脫落后情況的行動指南。

二、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價值追求

傅斯年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為紀念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唐朝愛國將領劉仁軌，他給兒子取名“仁軌”；第一個研究甲骨文字的羅振玉因擁護偽滿被傅斯年罵為“老賊”，且拒不承認其固有的學術地位；因為愛國，他甚至放棄“證而不疏”的史學立場苦心撰寫《東北史綱》；更因愛國，他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連轟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宋子文下臺。這就是傅斯年，感性而矛盾。但正是這種感性而矛盾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才使他理性地堅守其一貫的史學價值追求，即歷史與價值的統一和傳統與現代的聯結。

（一）歷史與價值的統一

傅斯年史學理論觀點的核心在于他對歷史科學即史料學的定義，他說：“史學便是史料學”、“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歷史研究的具體做法是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貨，材料之內發現無遺，材料之外一點也不越過去說［1］3。他將史學的最高境界界定為“追求客觀化、實證化和真實性”。

由于傅斯年旗幟鮮明地反對“疏通”、“推論”、“著史”、“致用”，聲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4］335。所以，人們以為他將“歷史”與“價值”隔離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大量證據可以證明傅斯年史學研究中存在“疏通”、“推論”和“致用”目的。 如《夷夏東西說》中就有大量的主觀推論，其目的旨在證明中華文明起源于東部而非源自西方?！稏|北史綱》中甚至有些推論缺乏嚴密的邏輯基礎和有力的史實證明，其目的只為證明滿蒙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梢?，傅斯年在民族情感的支配下，非但未將“歷史”與“價值”隔離，相反，卻是要尋求二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統一。他認為所有的理想都有其時代背景，所以反對傳統的社會理想，但他贊成新的適合的觀念并贊成研究其正確性和對當代的效益，以便能決定如何應用它們，這就是“歷史”與“價值”的統一。

（二）傳統與現代的聯結

傅斯年反傳統但又不想與傳統決裂。他一生致力于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對中國歷史作新的理解，但同時作為安身立命之處乃舊是“傳統的中國人”的傅斯年又必須維護歷史的延續性。所以，傅斯年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局促徘徊。

1918年底，傅斯年表露出其反傳統的態度。他認為中國思想的錯誤所在也正是許多人所謂 “特質”所在，而唯有通過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才能從這種情況中解脫。但此后不久，他又緩和了要與過去決裂的要求，在其文章中突出中國學術史中某些可以與西方銜接的地方，提出中國思想史的最近一個階段——“切實”而有“條理”的清學——因反對明代空論而形成，從本質上說可與西方科學等位相論。由此看來，傅斯年至少是在方法上找到了傳統與現代的聯結。他推崇西方科學，是因為他認為科學的特色顯示在歷史方法，以現今需求為導向，注重事實和通過不斷進步達到“真理”，“對真理的追求”便是傅斯年在科學的方法中看到的能使中國平等地重返世界的共性。傅斯年的世界觀和史觀特別突出的地方正在于一方面反傳統，同時又要建立歷史的延續性，這讓他既可以要求廣泛地接受西方，但又不需完全屈居于西方之下和完全放棄與過去的正面關系，從而實現“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史學理想。

三、傅斯年史學價值追求的啟示

（一）以“多元主義”趨近客觀應是史學研究永恒的主題

傅斯年客觀、真實的史學追求使他在史學方法上獲得了“資料主義”的稱號，但事實上，傅斯年早在他為史語所寫《工作旨趣》時就已經明顯意識到史觀和主觀的價值觀對研究工作的影響。只不過他要努力將這種影響的程度減低到最小。正如他所言：“想以客觀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觀，一旦完全把客觀放棄了，認以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那真不得了。 ”［5］放棄客觀之“不得了”的結果迫使傅斯年常常處于不得不如是說的狀態中，還不能不說得斬釘截鐵般不妥協。顯然，傅氏認為只有回到史料的層面，才能做到“實在”，趨近客觀。

隨著傅斯年史學思想的不斷修正和深化，到1950年，傅斯年在臨終前的一篇短論《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中，最終確立了“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以趨近客觀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史學主張。既然純粹的客觀不可能，放棄客觀又會陷入極端的主觀主義，從而妨礙歷史科學的進步。那么，解決的辦法只有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或許“主觀性可以漸漸減少，客觀性因而增加”［6］。因此，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不僅是當前社會科學方法上一個迫切的要求，更應是史學研究永恒的主題。這是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遺囑，其意義和價值已遠遠超越了學術領域而具有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意義。

（二）“疏通致遠”應作為史學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傅斯年的史學志向是“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這里所說的“東方學正統”，既不是“漢學正統”，也不是仿效西方的，乃是他所謂“不國不故”的，即超越中西和往昔的，也就是面向世界和未來的［5］。為達此目的，傅斯年以搜集新材料、使用新方法、研究新問題作為其學術思想的核心。為力求客觀，他要求后學者“存而不補”、“證而不疏”，以致讓人誤解他反對疏通。事實上，傅斯年主張有學術根底和識見的史家“疏通致遠”。如傅斯年在談到文學藝術“品類分別”標準時說：“疏通致遠者為達，局促于遺訓或成體或習俗而無由自拔者為鄙，能以自己之精靈為力量以運用材料者為通，為材料所用者為陋?！保?］193傅斯年在此對“通達”和“鄙陋”的界定充分表達了其“疏通致遠”的史學立場和遠大志向。前人尚且如此，當代史學工作者更應將“疏通致遠”作為畢生的追求。

（三）當代知識分子應有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歷史擔當

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傳統文化的熏陶而具有中國的傳統知識和價值理想，同時又因吸納了西方的科學理念而在其內心產生了矛盾與不安。他們因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歷史擔當使其骨子里是傳統的，所以總是帶著揮之不去的傳統來吸納西方學問［7］。正因如此，傅斯年借用西方的科學方法很好地繼承了清代考據學實事求是的傳統，并立志在中國建立“東方學之正統”，這就不僅維護了歷史的延續性，更使歷史與價值達到了高度統一。

但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能理直氣壯地說當代知識分子們的骨子里都是傳統的嗎？我們還有近代知識分子那樣強烈的民族認同和歷史擔當嗎？傅斯年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中裝填的是“新文化，科學救國，振興民族”等一類理想與抱負。這一鮮明的時代特征影響著每個人的人生軌跡，正如被譽為“中國人類學和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所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那時的留學生，都是在畢業之后就回國的。他們在回國之后，選擇職業的時候，也沒有人考慮到賺多少錢和養家糊口的問題。我就是在當年這種留學風氣之下，選擇了我所喜愛的學科——人類學?！保?］32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率性有為，他們為求知而遠赴歐美，歷盡艱辛只為“把自己鑄造成器”而報效多災多難的民族，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部分留學生留學多年且成效卓著卻并未考取學位，陳寅恪和傅斯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特別是留學多國通曉十幾門外語的國學大師陳寅恪連學士學位都未考取一個，這樣的灑脫與率性不能不令后人為之敬仰。相比之下，為世俗所累的當代知識分子該作何感想呢？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歷史擔當嗎？

[1]傅斯年全集：第3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施耐德.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M].關山，李貌華，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3]王琳，竇強.傅斯年史學思想中的傳統史學與蘭克史學[J].蘭臺世界，2009（10）.

[4]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發刊詞[M]//傅斯年全集：第3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5]羅志田.證與疏：傅斯年史學的兩個面相[J].中國文化，2010（2）.

[6]楊春梅.“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遺囑[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7]張太原.發現史料之外的歷史[J].近代史研究，2010（2）.

[8]岳南.南渡北歸：南渡[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

K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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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9-0127-03

黃紅（197-），女，四川宜賓人，碩士，宜賓學院（四川宜賓644007）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與史學理論。

2012-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