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域中的宗教“五性”論——建國前黨的宗教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趙建明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部，上海，200241）

歷史視域中的宗教“五性”論
——建國前黨的宗教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趙建明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部，上海，200241）

宗教“五性”論，即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復雜性和國際性，也稱之為宗教“五性”說。宗教“五性”論雖然是在建國后提出的，但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體現了我黨依據中國特有的國情，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制定相應的宗教政策來解決不同歷史時期宗教問題的實踐過程。建國前我黨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統戰政策、對待外國傳教士和教會的政策以及宗教土地政策的靈活應用正體現了這一點。

宗教“五性”論；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形成與發展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許多少數民族都有全民信教的習俗。因此，宗教問題成為影響我國發展、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宗教問題關系到國家的穩定統一，社會的長治久安以及各民族的和諧相處，正是所謂“民族、宗教無小事”。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關注宗教信仰問題，通過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不斷探索，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制度與宗教管理思想。其中，宗教“五性”論就是我黨在歷史實踐中對我國宗教特性與宗教管理理論的科學概括。對宗教“五性”論和黨的宗教政策的研究，在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宗教這一客觀存在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我國的宗教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順利進行。

一、宗教“五性”論的由來與內涵

宗教“五性”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歷史實踐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對我國宗教狀況進行觀察和分析而得出的科學的、理論的認識，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的豐富和發展。1953年，為了總結黨的少數民族工作，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第一次提出了宗教的“長期性、民族性、國際性”。他在《關于過去幾年黨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的主要經驗總結》的報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若干地方的若干同志，就是因為不了解上述的少數民族宗教的長期性、民族性、國際性，因而發生了急躁冒進的錯誤。這樣做，不僅沒有消滅或削弱宗教，反而使當地少數民族感覺到宗教情感受到壓抑，因而更加鞏固了宗教信仰”。［1］這段話可看作宗教“五性”論的雛形。其后，宗教五性論的內涵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

（一）長期性

講宗教的長期性，就是說宗教的發生、發展和消亡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同時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無法認識自然界的千變萬化，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現象，于是便產生了求助于異己的自然力量，原始宗教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應運而生的。在階級社會里，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除了受自然力量的支配以外，還來源于階級社會中的剝削與壓迫。人們無法擺脫階級社會中的殘酷現實，就訴求于宗教的力量，以期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雖然也在不斷提高，但是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還沒有完全消除，所以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將長期存在。同時，宗教的消亡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在處理宗教問題和做宗教工作的過程中，一定要尊重宗教的長期性，而不能簡單地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和發展宗教。

（二）群眾性

宗教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就是因為它有存在和發展的群眾基礎。宗教信仰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許多人的群眾性問題。我國現在信仰各種宗教的人數已超過1億，這雖然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絕對數并不小。中國共產黨的遵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黨歷來都很重視群眾工作，我們不能因為信教群眾在思想信仰上與中國共產黨和不信教群眾的世界觀存在差異，就把他們當作異己的力量而排斥，損害他們的合法權益。我們不能忽視這1億特殊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同時，宗教在港、澳、臺地區以及海外僑胞中都有廣泛的影響。做好宗教工作，對于團結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營造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良好環境都有重大意義。

（三）民族性

民族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民族屬于社會群體領域，宗教只是民族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宗教信仰不是民族的主要標志。但在許多情況下，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宗教的民族性集中反映出宗教與民族的關系。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多宗教的國家。從原始宗教到世界性的宗教，幾乎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許多民族幾乎全民信仰單一宗教。如藏、蒙古、土等民族基本上信仰藏傳佛教；回、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東鄉等10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宗教深深影響到民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宗教文化也構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

（四）復雜性

宗教的復雜性一方面表現在宗教自身結構體系的錯綜復雜，另一方面表現在宗教與外部世俗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宗教自身來講，這個體系由情（宗教的感情或體驗）、識（宗教的觀念或思想）、為（宗教的行為和活動）、體（宗教的組織和制度）四大要素構成。［2］宗教的情和識屬于宗教自身內在的思想形態，宗教的感情和思想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和精神價值訴求，支配著宗教的行為和活動。宗教中的組織和制度也很復雜，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中的不同教派都有各自的教義、教規、禮儀、組織等，這些體制嚴格控制著信徒們的思想和行為。此外，如何正確區分和對待宗教與封建迷信、邪教、民間信仰等的關系問題，以及宗教與現實社會中的政治、民族、文化等元素的密切結合也是宗教復雜性的具體表現之一。

（五）國際性

宗教不是某一個國家特有的社會現象，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存在著宗教。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宗教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一些國家把某一種宗教定為國教，許多國家由于宗教問題而發生矛盾沖突?，F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隨著國家交往形式的多樣化，不同國家宗教界的相互交往也更加頻繁。以宗教交往為紐帶，增強了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宗教界的對外聯系也日益發展。我們在做好團結國內宗教界人士，擴大對外交流的同時，也應該時刻警惕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干涉我國內政，破壞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不軌之舉。

宗教的“五性”論闡釋了宗教所特有的內涵，五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長期性是宗教五性中的核心，只有深刻認識宗教的長期性，認識宗教發生、發展以及消亡的規律，同時兼顧宗教的群眾性、民族性、復雜性和國際性，我們才能依據歷史實踐中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時期的宗教政策。我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在不同歷史時期依據宗教的“五性”來制定黨的宗教政策。

二、建國前黨的宗教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歷史實踐中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一方面表現出在不同歷史時期，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黨的中心任務也在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出黨在制定宗教政策時，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和中國宗教的具體實際（宗教的“五性”）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宗教政策。

（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但是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黨也不排斥。這都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人對宗教長期性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上。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對宗教的起源、本質、特點、作用等作了一些探討與研究，形成了關于宗教問題的一些正確認識。為黨的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論基礎。1922年，《向導》發刊詞就指出：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對于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3］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自誕生后不久就開始重視國民的宗教信仰問題。黨的創立和大革命時期，黨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經有了一定初步的認識，這是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萌芽的主要標志。

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繼續發展，除了在政治上鮮明地規定有宗教信仰和無宗教信仰的勞苦大眾，在政治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外，其實踐突出的顯示在紅軍長征時期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上。紅軍在長征時，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宗教場所，在對待回民、藏民等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問題上，都充分尊重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習俗，保護清真寺和寺院。這也是宗教的民族性在黨的早期宗教政策制定實踐中的具體體現。黨的積極態度和正確舉措得到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樹立了紅軍在廣大少數民族干部群眾中的威信。

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是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黨在各根據地和邊區適時地制定了一些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較之以往，這一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顯得更為系統和全面：（1）強調宗教信仰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2）從政治上物質上保證宗教信仰自由。（3）保護宗教，允許各教派存在。（4）保障人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4］在解放戰爭時期，黨的宗教政策繼續發展，在黨的政綱或文件中繼續申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9年9月，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載入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保?］759“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保?］768使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法律保障，取得了更高的法律地位。

（二）宗教統戰政策的發展與完善

宗教界人士以及廣大信教群眾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黨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視團結宗教界人士。在大革命的實踐中，黨就比較注意團結信教的工人和學生。但是這一時期，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缺乏經驗，把團結的人士只放在下層，對于團結宗教界的上層人士還缺乏一定的認識。

土地革命時期，黨團結宗教界人士的政策繼續發展。長征期間，紅軍非常重視團結宗教界人士。紅軍所到之處，都把對少數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列為重要內容。紅軍的一些領導人都親自做宗教界上層人士的工作，通過座談或與他們訂立一些政治或軍事盟約來團結他們。在紅軍的教育團結下，許多宗教界人士都轉變了思想，積極從各方面給予紅軍許多援助，涌現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歸化寺八大“老僧”幫助紅軍籌集各種糧食物資，一些宗教界人士協助紅軍安全過境，救助傷員并建立自己的武裝配合紅軍作戰。

在抗日戰爭時期，隨著全民族抗戰高潮的到來，廣大宗教界人士都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洪流中。我黨在這一時期的宗教統戰政策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黨實施了一系列靈活的宗教政策。在各種抗日團體中都充分吸收宗教界人士參加，以此來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宗教界人士。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還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層人士的工作。一些宗教界上層人士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在解放戰爭時期，我黨的宗教統戰政策得到了進一步的堅持與發展。中共不僅保護新區和新解放的城市的宗教團體，還充分考慮到讓宗教界的代表來參加新政協。

黨的團結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充分認識到了宗教的群眾性、民族性，是對宗教群眾性和民族性的早期探索與實踐，為黨以后制定正確的宗教統戰政策提供了翔實的參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對待外國傳教士和教會的政策

外國傳教士和教會多數是近代以來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產生的。因為外國傳教士和教會都來源于國外，所以黨對他們的宗教政策較之國內也有所區別。這是宗教的國際性在黨的早期宗教政策實踐中的具體表現。

在大革命時期，我黨已經認識到一些宗教團體和外國傳教士利用宗教作為侵華的工具。對此，中共提出了非基督教的政策，對基督教、天主教等霸占民眾農田，勾結地痞欺壓良民的不法行為作了充分的批判。土地革命時期，黨開始注意到把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守法傳教士和披著宗教外衣充當帝國主義侵略工具的傳教士、教會區別開來。黨對待外國傳教士和教會的政策較之大革命時期有了很大的進步，更加趨于理性。

抗日戰爭時期，黨對待外國傳教士和教會的政策更為合理和完善。為了團結更多的國家對我國抗戰的同情與援助，中共提出了保護一切同情國家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有條件的，即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不能反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法令，這就使外國傳教士的活動在一定合法的范圍內進行，是我黨宗教政策更為合理完善的一個表現。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解放軍的節節勝利，中共一方面重申要保護外國傳教士及其合法的宗教活動，另一方面也教育宣傳在對待外國傳教士時要保持民族尊嚴。這顯示出了黨的宗教政策在這一時期更加適度，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完全取得政權，我們在保持勝利成果的同時還要取得更多的勝利果實，因此對待外國傳教士的政策也不能操之過急。

（四）宗教土地政策的不斷發展

土地是廣大人民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對農民來說尤其如此。在舊中國，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官僚地主階級、封建軍閥等特權階級，廣大勞苦大眾沒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要依靠農民階級，要聯合農民階級首要的問題就是解決好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涉及舊中國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問題。土地不僅和廣大勞苦大眾息息相關，還和宗教組織有關。在舊中國，一些寺院、教堂等都占有大量土地，其來源和占有的目的各不相同。宗教土地政策的實施是黨關于宗教的復雜性和群眾性認識的早期探索與實踐。

在大革命時期，我黨已經初步認識到宗教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沒收宗教土地的政策。在土地革命初期，我黨仍堅持沒收宗教土地的政策?！办籼?、廟宇、教堂的地產及其他的公產、官荒或無主的荒地沙田，都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農民使用?！保?］隨著形勢的變化，我黨也不再是無條件的沒收宗教土地，在對待宗教土地問題上開始考慮農民的宗教感情，在長征時也開始重視在民族地區如何處理宗教界人士的土地。這一時期對待宗教土地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完善。

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同時，對待宗教土地的政策也更加靈活。我黨對寺廟、教堂教會等宗教土地并不是盲目地沒收，而是承認教堂、教會等的宗教土地所有權。這對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廣大外國傳教士及宗教界人士對我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都起了積極的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黨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轉變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黨對待宗教土地的政策也發生了轉變，由暫時承認宗教土地所有權轉向沒收宗教土地。1947年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保?］

宗教政策的制定要從中國宗教的特點出發。宗教的“五性”論雖然是在建國后提出的關于宗教的科學認識，但是在建國前我黨在制定宗教政策時就已經開始了對宗教“五性”的探索與初步實踐。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對待外國傳教士和教會的政策以及宗教土地政策就是我黨在對宗教“五性”初步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相關探索。由于所處歷史環境的不同，我黨在建國前制定的宗教政策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沒有明確提出宗教“五性”，對其實踐探索也是淺嘗輒止，對宗教的科學研究也不深入，制定宗教政策只是依據社會的主要矛盾為當時社會的主要任務服務，沒有考慮長遠的藍圖等。但這些實踐對我黨在新時期制定宗教政策都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宗教是長期存在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只要有宗教存在，我們就要制定相應的宗教政策，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永久課題。對黨早期宗教政策的探索及認識，有助于我黨在新時期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宗教政策。這對繼續推進國家統一、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積累黨的執政經驗，更好地造福于民都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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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M］.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186.

［2］葉小文.當前我國的宗教問題—關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討（續）［J］.世界宗教文化,1997（2）.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79.

［4］陳金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宗教問題［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61-62.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5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422.

［7］中央檔案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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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建明（1987-），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