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以人為本”理念探析

李 娜

（山東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泰安，271018）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以人為本”理念探析

李 娜

（山東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泰安，271018）

《孟子》不僅是先秦諸子中，而且也是儒家經典中最具有民本思想的一部著作。孟子的民本思想繼承了西周以來“敬天保民”的思想和儒家的“愛民保民”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將民本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度，響亮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仁政”的學說。這是孟子思想的精華，它不僅在當時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對后世也有重大的影響。

民本思想；以人為本

孟子以仁為本，主張君主以仁心行仁政。他以孝悌為堯舜之道德核心理念，以仁政為王道樂土的政治模式，將宗法倫理化的帝王論推向極致?；趯鹘y和現實的認識，孟子將民作為政治根本點和出發點，并破天荒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以及“仁政”學說。他的民本思想無疑將前秦民本思想的發展推到了新的高度。

一、“以人為本”思想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90年來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分清輕重緩急，突出重點，扎實推進民生建設。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教育是民生之基，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促進教育公平，培養技能型人才。分配是民生之源，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保是民生之依，要加快構筑合理、健全和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仁政思想

孟子民本思想的一個表現是大力推行孔子的仁政思想。戰國中期，地主階級的兼并戰爭使得殺戮經常發生，于是蓄養民力、關愛民眾生命成了統治者和思想家們普遍關注的話題，孟子總結歷史，考察現實，將民眾的地位與作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的仁政思想。

孟子認為，施行仁政之所以可能，在于人皆有仁心，即不忍人之心：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上》）

推行仁政在于維護現有統治，這是孟子的意圖。孟子認為，夏、商、周三代得天下，是由于仁——行仁政；而失天下，是由于不仁——不行仁政。孟子所主張的仁政，具體內容是什么呢？黎民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要解決衣食問題，必須從土地入手，制民之產。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的仁政學說首先關注的是民眾的經濟問題。老百姓沒有“恒產”就沒有“恒心”，任何統治行為都不可能實施。因為沒有恒產的民眾就不可能安于統治，所以必須制民之產，使他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也輕”。孟子的主張盡管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但他的立意并不在于通過自上而下的權威來實現政權的穩固，相反，他希望通過自下而上的支持來完成統治權力的強化。孟子這種主張的積極意義就在于保護了民眾最基本的利益，而且，由于他將維護民眾的基本利益作為統治階級的責任，就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和杜絕了統治階級對民眾肆無忌憚的剝削，這一點無疑是進步的。

首先，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與要求：人民希望得到土地，希望過上安定而溫飽的生活，希望減輕沉重的賦稅，希望避免戰亂的侵犯。盡管主觀上孟子的民本思想屬于地主階級思想理論的范疇，是與地主階級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從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的，但在客觀上可以說起到了人民代言人的作用，應該說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二）民貴君輕：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中國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書》“民惟邦本”之路，孕育了孔子“仁民愛物”之后，孔子歿后，久矣不聞。孟子乃異軍突起，力排眾議，正告天下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調一出，卻能振奮人心，警惕時君。在傳統的觀念中，君主是至高無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無論君主是如何的昏庸，如何的殘暴，作為臣子，都不可以冒犯君主。下不可以犯上，是君主專制社會的準則，就連思想比較開明的孔子也不例外。

孟子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口號，可謂是發前人之所未發。這是將歷來擁有無上權威的君主放到了最次要的末位，而將人民的地位提到了最尊貴的首要位置。在孟子看來，得到諸侯的賞識，固然可以成為大夫；得到天子的首肯，也能夠貴為諸侯；但若想要成為真正合格的君王，則必須得到天下百姓的擁戴。他還以賢明的堯舜與殘暴的桀紂等古代帝王的不同事跡為比照，最終歸納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歷史經驗。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則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的一段話，其深印國人之心，殆已形成思想之威權。在此段話中，孟子已透漏君主為民而設，諸侯社稷均可變置，唯人民則永存而不可動搖，是“孟子又不僅以人民為政治之目的，亦且以之為主體”［1］89。

只有得到百姓的擁護，才能做國君。社稷、國君都可以改立，而民不可更換。君主得失天下，都是得失民心的結果。民心的向背，決定著君主的存亡。孟子貴民，故極重視民意，而認民心之向背為政權轉移及政策取舍之最后標準。人民即為政治之主體，則民意在政治上當有決定之影響力。孟子遠承上古“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之思想，以民代天，以民意代天意，倘“使這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則表示此為“人與之”，同時亦即“天與之”。

在孟子心目中，以民為本的明君，須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在風調雨順的好年歲，他能讓老百姓全年衣食無憂，上可以孝敬父母長輩，下可以養育妻子兒女；老人得到應有的贍養，孩子得到應有的教育。而當饑荒戰亂來臨的時候，他也要有能力創造足夠的條件，減免稅負、減輕刑罰，賑災濟貧，使百姓能夠保命自存。如此，才是得人心乃至得天下的根本，因為唯有民安，才能最終實現國泰。

（三）“與民同樂”

孟子“與民同樂”的觀點是通過《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的第一章孟子和齊宣王的對話中提出的，孟子認為“獨樂樂”不如“少樂樂”，“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然后用對比的方法，以大王奏樂和打獵為例，論證如果君王和百姓一同娛樂就會得到天下人的擁戴，社會就能安定團結，否則就會失去民心，使民心大亂。

孟子認為，國君要想使百姓尊愛自己，歸服自己，“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桀為正反例，向魏惠王講解了“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民欲之偕亡”，“豈能獨樂”的道理（《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齊宣王時，也啟發他“與民同樂”，“與百姓同園囿”（《孟子·梁惠王下）》）。一個國君要想真正使百姓尊敬自己，歸服于自己，就要首先愛護人民，憂民。

只要君王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與民同甘苦，便能實現“王道”。孟子希望國君在具體的國家事務治理過程中重視與民同樂，以緩解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重塑君王統治的社會民眾基礎，構建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以鞏固君王統治，維系社會有序。

三、從“民本”的角度看我黨的“以人為本”理念

孟子為完善民本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以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強調“民本”，即民為國家之本，這是儒家“道”的重要內容。專制政權若以儒家思想作為其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就必須施行“仁政”，“以民為本”。

孟子主張仁政，其所理想的政治，是“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國君如想免遭屈辱，“莫如貴徳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他將仁政寄托于圣君賢相，即主張賢人政治［1］91。

孟子認為，威行天下不必憑借銳利的武器，保護國家也不能單靠山川的險阻，最主要的是能否得到民眾的擁護，即“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可見，民心的向背，在孟子的心目中，是得天下和失天下的關鍵。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對現實政治狀況思考后的產物?！懊褓F君輕”和“與民同樂”，是孟子對當時流行的政治心理作了理論提升后的結果。

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之所以能千古如斯的流傳下來，是由于它強調了民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體現了民眾的價值，而這在封建社會里有著為民眾利益著想的積極因素，即要求君主較多地考慮人民的意愿，有反對君主暴政的合理的方面。

當然，我們還要注意，當孟子的學說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時，它便走向了另一種性質，孟子當年真心實意的民本政治，被封建統治者利用卻成了欺騙術和麻醉劑，它的作用走向了反人民的一面。

孟子學說正反兩面的價值顯然給歷代統治者帶來了不少啟迪，所以孟子和他的學說地位也與日俱增，在漢至唐，為諸子之一，北宋時被列為儒家經典，到了南宋，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定位四書，為士子必讀和科舉考試必考科目，其影響和地位遂出于“五經”之上，統治中國思想界達七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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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B222.5

A

李娜（1987-），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