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修勺：日行三千步，日譯三千字

宋紹發 管 力

著名的翻譯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畢修勺先生，辛勞一生，多災多難，竟然活到九十高齡。打聽畢老長壽的秘訣到底是什么？克魯兄告訴我：豁達樂觀，淡泊名利；只知耕耘，不問收獲。

日行三千步，日譯三千字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畢修勺先生心懷宏愿，而且信仰堅定、虔誠，絕不會出于利己，而動搖自己的意志。由于喜愛左拉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贊賞左拉的人人平等的思想，他決心要把左拉的作品，全部介紹到中國來，以此來拯救中國，并改造中國人民，從此，他生活中的所有快樂，都在左拉文學作品的翻譯上。他在工作時，真是廢寢忘食、如癡如醉。據畢老先生的愛妻蔡玉燕女士的回憶，先生在工作時從不和人說話，只是讀寫，停筆思考時就瞪著眼睛，旁若無人。有一位朋友從遠方來看望他，他居然只顧自己的工作，招呼也不打，氣得那位朋友拂袖而去。左拉筆下的法國工人的痛苦和他年輕時十分相似，他的心和左拉的心是相通的。他曾寫道:“一次我偶然得到一本左拉的名著，我一口氣讀完，邊讀邊流淚……并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譯成中文?！毕壬沁@么想，也是這么做的，他從1926年初回國時，帶回來唯一的財富就是60卷的左拉作品。

把異族的語言文字翻成中文，還要用漢語的聲音形式表達法文的優美、雋永，這是何等的困難。許多翻譯家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翻譯事業，如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傅雷譯巴爾扎克，汝龍譯契訶夫。畢修勺先生深知翻譯的艱難，于是立志一定要像左拉那樣“日行三千步，日譯三千字”?！叭招腥Р健?，是為了讓生命健康地延續，有健康就有力量，這僅僅是活著的手段，“日譯三千字”才是目的。蒼天不負苦心人，回國后不久，畢先生就翻譯出版了《左拉短篇小說集》和《實驗小說論》，其中《左拉短篇小說集》的封面由豐子愷設計。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左拉著作了，而且富有信、達、雅的畢氏風格。

飽經風霜后煥發了青春

抗日戰爭勝利后，憑著畢老在國共兩黨之間的良好人脈（在共產黨方面有周恩來、何長工；國民黨方面有陳誠、李石曾、吳稚暉），謀得高職，易如反掌，但畢老對左拉還是癡情不改，面對種種誘惑，如請他出任上海市市長顧問，他都毅然決然地辭謝了。要知道頭上有頂烏紗，什么房子，車子、票子自會涌來！但他被“左拉”迷了心竅，1946年至1953年他全身心地撲在左拉的翻譯上，世界書局出版了他翻譯的六部左拉作品，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譯的左拉巨著。同時他又一氣呵成，譯了《盧貢—馬卡爾家族》系列小說，計有十多部四百萬字。此時他沉浸在事業有成的快樂中，這段日子是他生活中諸事順利，照這樣的進度再用十年，就可以把左拉的作品全部翻完。

但畢老先生畢竟是一位不諳世事變化的書生，他怎能料得到曾任抗戰時改組后的《掃蕩報》總編、對無政府主義的向往都是一種罪孽，更沒想到在1954年的“肅反”中，被關到煉獄中，但終因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在“不予起訴”的“恩賜”下被釋放。章伯鈞先生請他吃飯，因章十分贊賞他的才能，請他出任《光明日報》的主編，他謝絕了。章伯鈞是右派頭子，按照當時的邏輯，畢修勺先生也是個右派，于是他順理成章地又被打倒在地，進了牢獄。在錯案造成的艱苦歲月里，畢老先生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迂”，形成了一種率直、頑強的人格，令人敬佩。當警察把他從家中帶走時，他居然請求帶幾本法文版的左拉作品進牢獄。在一陣狂笑和譏諷中，他，一個鐘情于左拉的翻譯家，和左拉斷了關系，直到1979年獲平反，整整過了25年，他才獲得翻譯自由。

埋藏心底的理想重見天日，可以翻譯左拉作品了，而此時的他，卻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不論寫作還是看書，他都需要借助老花眼鏡去辨別那細小彎曲如爬蟲般的法國字母，用他蒼老而顫抖的手，承擔起了理想的重量。那時的左拉作品已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畢老在獄中度過了漫長的時光，人們的語言習慣正以他難以跟上的步伐一天天發生著改變?！爱呑g左拉”的獨特風格難以適應現代讀者的閱讀口味，他卻仍然堅持著忠于原著的翻譯習慣。他說：“我相信無政府主義前輩說過的一句話，人活著是為了奉獻，我已經80多歲的人了，名利兩字早就看淡，只是耕耘，不問收獲。即使沒有收獲，我在耕耘的過程中已享受了樂趣，健康和人生?？上У氖亲x者，看不到這么好的書……”畢老始終遵照左拉的教導：“我只不過是有一個信仰，一個力量，這就是工作?！彼氐氖秦熑?，淡的是名利，只知耕耘，不問收獲的奉獻精神支撐著他。就這樣，他以難以想象的毅力又翻好了左拉的長篇小說《巴斯醫生》、《生之快樂》等近千萬字。

坦蕩豁達地面對人生

畢老身上這種知識分子的精神力量，使他度過了牢獄中的種種磨難，特別是精神的折磨，但他卻始終昂起高傲的頭，坦蕩豁達地面對著人生，特別是堅持樂觀，堅定理想，表現為一個可敬可愛、有時執拗得不可理喻的老頭。據克魯兄說，上海市委有位統戰干部，因基層阻擾，不能按時完成畢老先生右派脫帽工作的任務而感到為難。原來，當時基層為畢老右派脫帽時，硬是要他在一份寫好的“認罪書”上（脫帽申請書）簽上自己的名字。但畢老始終認定他是個愛國愛民的，從來都是贊同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并和許多共產黨人都是朋友，怎么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既然他沒有錯，為什么要簽字承認自己是罪人呢？最后那位干部只好找到畢克魯商量了一個折衷的辦法，由兒子代他簽名，既讓畢老脫帽，又彌補了工作中的不足。在“肅反”中，單憑他抗戰時任國民黨《掃蕩報》總編，是個所謂的國民黨的文職中將，就可以判他死刑，但他得信后仍然能呼呼大睡?？唆斣鴨栠^老父親，在他明知死亡來臨時，真的不怕嗎？沒想到，畢老在認真地想了一下，是這樣回答的：“我抗戰時被日本炸彈炸過，被救回來，現在已多活了20多年，多了你這個兒子，人總是要死的，人既然要死，在活著的時候一定要有作為。人死時，總有痛苦，如生惡病，這痛苦的時間很長，而且連累家人。倒不如槍斃，雖痛苦恐怖，但時間很短，如這樣死去，有什么不好！”克魯兄甚是驚訝詫異地看著他的老父親，他當時是無知年少，幾十年后才理解老父親這番話的深意。對于錯案坐牢、勞改，畢老更是看作減肥、戒煙、鍛煉身體的機會，90歲生日時他還戲言：“虧得這樣勞動減肥，我才能這么健康?！?/p>

畢老出身貧寒，小學未畢業，17歲就赴法勤工儉學，并成為一代翻譯家，可見，他是富有天賦的。據克魯兄的回憶，1921年當蕭三、陳延年和他在一起討論如何翻譯《國際歌》中的第三句“火山口下熔巖正呼呼作響”，感到為難，火山下的熔巖比喻什么？又如何會呼呼作響？最后畢修勺先生說這呼呼作響，比喻的不是肺都氣炸么？于是就譯成“滿腔熱血已經沸騰”。倆人一起擊掌贊同，第二年，這句譯詞被陳獨秀譽為“神來之筆”，這是畢老先生翻譯的天賦，以致形成了獨特的畢氏風格。他的信仰始終堅定，以致能面對人生的挫折苦難，活到高壽。這種信仰和精神的力量，不僅使畢老完成了二千多萬字的翻譯，而且也使他像馬寅初、梁漱溟這些當代的知識分子的楷模先哲一般壽高健康。仁者壽，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