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的政府功能發揮

張勁松，蘇 蔚

（蘇州大學 a.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 b.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近年來，蘇州市政府通過對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支持助推、參與引導、宏觀調控與有效監管促使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取得了階段性的顯著成果，生態環境保護與低碳節能建設效果顯著，綠色環保機制與生態法規制度日趨完善。但同時政府主導下的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也存在著諸多問題。一方面，政府功能局限于城市環境保護致使作用范圍過窄。蘇州的低碳生態型城市的構建尚停滯在環境保護的階段。而低碳生態型城市追求的是一種社會化的復合系統，將自然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人居理念、低碳社會、綠色交通等多種因素相糅合。另一方面，政府在控制環境污染源頭上發揮力量不足，城市環境污染現象難以根治。蘇州老城區和農村地區局部河流的臟、黑、臭問題亟待解決，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也面臨著私家車增長的困境。針對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諸多問題，需要我們從政府管理機制缺陷和政府功能運行低效兩個維度來深刻剖析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的政府功能發揮的困境。

一、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政府功能發揮的困境剖析

既有政府管理體制不清的原因，又有城市政府功能運行低效的問題。

（一）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政府管理體制不清

1.政府職能失誤難以把握多元主體的邊界

我們可以從已有的理論中概括出政府與社會多元治理主體邊界的一般原則。即凡屬政府應當履行的職能，必須由政府履行。凡屬于市場和社會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則必須交由市場與社會負責。但是能夠嚴格劃清政府與其他參與主體職能邊界的并不多見。尤其在低碳生態型城市構建過程中，政府引導城市建設與經濟轉型的職能與其他多元主體的職能界限劃分存在客觀上的難度。具體的劃分標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政府過多參與和本身劃分存在的難度，導致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日漸陷入政府職能與社會多元主體職能模糊化的困境。政府引導功能也日漸擴大，形成生態治理過程中政府過多插手的局面。政府對于生態治理的一手包辦致使政府承擔的環境壓力與治理成本的極大上升。

盛洪認為：“市場交易在兩兩人的交易不存在直接的外部性的情況下更有效率，政府則在兩兩人的交易存在直接的外部性的情況下更有效率，市場與政府的邊界位于兩兩人的交易與兩人以上的交易之間?！盵1]但是兩兩人交易理論具有理論上的正確性，而實際操作起來以兩兩人交易為政府職能邊界劃分標準則顯得過于絕對。而且在生態公共物品供給模式下，市場作用的發揮也畢竟有限，確實需要政府發揮引導作用。在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可能會由于政府和市場的不完善，或者是本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導致政府與市場的雙失靈現象。只能通過‘第三部門’這個社會自組織來進行彌補”[2]。但是由于政府職能的擴張、社會自組織發育的不成熟等因素，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政府功能發揮存在著“模糊地帶”，政府與多元主體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構中邊界的模糊性導致生態治理由政府一肩挑的結局，同時也愈發催生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

2.公眾消極參與導致城市建設主體的單一

羅茨（R.A.W Rhodes）認為：治理意味著“一種社會控制體系的治理，治理一般是指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3]。我們可以將城市公共治理視為城市政府與其他參與方關于公共事務決策與執行的一種博弈過程。對于蘇州打造低碳生態型城市而言，一方面地方治理的利益群體內部存在個體利益表達的組織規則；另一方面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需要站在中央與地方的維度下，重點考慮組織層面的公共治理參與主體，即與生態城市建設息息相關的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業、公民社會之間的博弈。

一方面，由于蘇州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發展薄弱，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導致市民社會對城市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不強，使得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公眾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并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將生態環保的資金投入、環保監控、措施處罰、生態意識普及等等的責任和具體落實全部一肩挑。政府表面上是把微觀領域的服務職能交給了社會，但是沒有做到“費隨事轉”，反而加重了社會負擔，讓原來的社會自組織無償承擔社會職能，打著政府旗號，看似精簡了機構，實際上政府功能邊界反而擴大。例如，很多環保協會承擔了業務主管單位轉移出來的業務，卻沒有獲得相應的項目經費，導致社會自組織機構承受很大壓力，而政府卻無所事事。公眾與社會組織主觀上的消極參與和政府部門的在城市生態治理中功能的擴張導致了城市建設主體單一的現狀。這是目前低碳生態型城市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

3.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中角色定位的缺陷

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政府管理體制的不健全主要是指由于政府職能界限的不清晰導致政府管理角色的越位與提供角色的缺位現象突出，低碳化的生態城市建設管理體制不順。對于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而言，政府越位現象表現比較突出，主要體現在政府對社會和市場的管制過多、過濫。在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引導作用盡管很重要，但是政府角色的越位將會導致耗費公共支出、干預市場公平競爭以及提供生態產品的低效。政府事必躬親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政府壓力巨大，成本上升，而且缺乏社會監督，事實上生態治理效果卻不理想。民間資源的不足必然使得公共服務水平失衡。政府引導功能的無限延伸,侵蝕了社會自治的后果就是生態環境治理的乏力。老城區河道污染的治理便是一個好的例子，一方面政府職能擴張，包攬了河道治理的所有事項，河道治理壓力大；而另一方面，政府監管職能的失職，導致污水排放到現在也無法根治。

政府在低碳生態型城市的建設中發揮引導作用是基根于政府角色的合理化的定位。蘇州政府的生態治理過多地發揮了政府職能，不該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也來進行參與，無形中降低了生態治理的效率，同時給政府生態治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在蘇州建設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政府管理角色的“越位”與提供角色“缺位”是同時存在的。這種缺位體現在應該由政府部門承擔的生態治理責任，政府卻沒有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些地方就已經采用公共服務外包的方式來提供公共服務，不僅街道清潔、垃圾處理等服務性行政被外包出去，連治安管理權、收費權等傳統的秩序行政也被承包出去?！雹倮钌荷?、蔡琳《公共服務外包：“小財政”撬動“大管理”》，《光明日報》2011年5月5日。但是，在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大規模的合同承包在環境治理中還沒有實現。公眾作為消費者的生態產出服務仍然還是由政府直接提供。針對這種政府部門提供角色的缺位現象，合同承包、補助與憑單三種制度安排有助于將政府從直接的公共低碳生態物品的生產中解脫出來，政府可以通過付費從競爭市場中的生產者手中購買生態產品和服務提供給公眾。政府應當更多地承擔構建市場交易規則、監管城市生態安全體系漏洞以及規范生態城市制度體系上的責任，通過這種方式來補缺。

（二）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城市政府功能運行低效

1.政府部門協調合作機制欠缺帶來低效率

城市政府內部的協調與制約影響了低碳生態型城市的整體建設。在地方政府內部，規劃、建設和管理中往往有多個職能部門權責相重。部門之間的信息也往往相互封鎖，嚴重制約了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我國城市規劃的中央直管部門是建設部，但是在地方城市政府層面，這個行政職能卻由多個行政管理機關（建設局、規劃局、房管局等）分攤。此外一個城市的低碳生態化建設必不可少地會涉及發展部門和財政等綜合部門，以及土地、農業、園林、環保、交通、林業等多部門。這些部門在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常常職能重疊。各部門分管職能的交錯和責任的相互推諉，必然帶來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環保部門和其他職能部門的職責范圍界定與協調機制的順暢建立是協調政府內部合作機制的重要前提，而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在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出現合作上的矛盾與責任推諉現象后的解決機制則是提升政府部門合作效率的核心內容。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在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應該深思的。2.外部激勵制度缺失導致生態治理低效率

通過激勵機制，我們可以剖析宏觀制度環境為地方治理主體的城市政府提供了怎樣的政治與財政激勵機制。從政府管理的體制上看，如今的政績考核機制的經濟偏向性也是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遇到瓶頸的重要原因之一?，F有的政績考核機制體系激勵城市政府重視經濟發展、輕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缺乏推動低碳、生態的可持續城市規劃的激勵機制。政績考核傾向于哪里，往往地方政府官員的關注點也就在哪里。我國目前對黨政領導干部選拔的標準主要考察德、能、勤、績、廉，注重考察工作實績。在經濟發展優先的國家戰略下，這種考核機制就變相成為了對城市GDP與政府財政稅收的考查。政府官員的政績導向如果不偏向于生態環境保護方向，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所面臨的桎梏將無法解除。雖然《節約能源法》規定：“國家實現節能目標責任制和節能考核評價制度”，但是畢竟所涉及的范圍過窄。節能僅僅只是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冰山一角。

此外，事權與財權不統一導致地方財政壓力較大。雖然蘇州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較高，但是“分稅制”增強了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和擴張式發展的動機，卻未能對地方政府探索可持續城市發展模式提供足夠的財政激勵。中央政府只有把城市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對在任官員的考核標準之一，在政策上倡導和支撐地方政府自發性的低碳環保城市機制的建立，并予以政策與財政資金的支持，政府發展的導向才會改變。而現在包括蘇州在內的眾多城市，地方政府生態保護方面的財政激勵顯然不夠。

針對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功能發揮所面臨的困境，筆者認為可以從改進低碳生態城市管理體制與提升政府生態治理效率兩個角度進行化解。

二、解決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功能障礙的路徑

（一）改進低碳生態城市管理體制，完善城市建設中地方政府功能

1.轉變低碳生態型城市政府職能，把握政府功能的邊界劃分

政府引導功能界限的把握是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核心。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需要確立發揮地方政府的引導功能，強化有限政府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的的規制作用。政府規制在生態治理領域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是政府對于公共需要的一種反應。我們知道，在純粹的私有產權市場下，“非競爭性、非排他性”與“外部性”兩大原因會導致市場調節機制的失效，生態產品的價格無法按照邊際成本最優定價。此外，受到生態治理領域產權的模糊性、生態領域交易成本高昂、生態治理領域的不確定性與信息的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政府作為低碳生態型城市的引導者成為必然的選擇。

但是蘇州市政府引導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需要把握引導的邊界。政府作用的發揮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是有限的，把握引導功能的界限是解決蘇州目前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瓶頸的重要舉措。這里的邊界劃分是指政府應當把握與非政府組織、企業、公民社會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的邊界。一般來說，“針對政府與其他多元參與主體模糊地帶的職能，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公眾參與等多元主體職能邊界的劃分主要體現在各主體履行職能的方式不同。社會組織的職責在于提供具體的管理或服務，直接面向管理對象或服務對象。政府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是通過這些社會組織間接實現的。即政府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方面的重點是通過制定公共政策，培育、規范、監管這些社會組織，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務?！盵4]

在劃清政府功能邊界的基礎上，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政府職能應當向如下幾個方面轉變：首先，“加強領導和組織協調，完善環境經濟政策。蘇州政府應當繼續深化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完善政府部門負責，環保部門統一監管、有關部門監管協調的綜合管理體制?！盵5]其次，政府加大對生態環保領域的資金投入，確保財政上用于低碳環保的資金增加幅度應高于同期財政增加幅度。政府應當鼓勵民間資本與社會資本向城市環境保護領域匯集，可以嘗試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多種資金籌集方式。逐步完善差別化環境收費政策，建立并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財稅激勵機制，進一步創新財政轉移支付制度與生態補償制度。最后，政府應當完善低碳生態型城市的規劃評估、考核與修訂機制。政府應當引入生態指標政績考核機制，各級政府報告目標完成的進程，向同級人大、政協報告工作進展，自覺接受法律的監督與民主的監督。

2.構建政府引導多中心治理模式，鼓勵城市建設的公眾參與

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是蘇州經濟轉型時期的重大城市發展戰略，需要政府發揮功能，促進多元社會治理主體提供生態公共服務，并使之成為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系統化整體。對于蘇州市政府而言，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公共治理模式的變革需要把握下面幾點：

首先，城市管理的手段、方式需要轉變，引導型政府強調的就是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低碳生態型城市的構建需要多中心的生態治理主體的參與。僅僅依靠政府的管理遠遠不夠，低碳生態型城市的構建機制應該是以政府主導的多中心主體參與的治理網絡。蘇州政府應當鼓勵民間組織的發展，培養市民的生態保護志愿精神，對官辦色彩嚴重的行業協會進行改革，政府需要提供非政府組織在生態治理與維護方面的資金，同時又要保證非政府組織的獨立發展。在規范第三部門運行的法律法規基礎上，對非政府組織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發揮的作用進行監督。

其次，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除了需要發揮政府規制作用外還需要發揮市場作用，優化生態產權市場制度，促進企業與市場制度的改革完善，具體而言，需要識別低碳生態城市構建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如區域、政府、企業以及民眾等，建立城市環境利益相關者的“買方”與“賣方”之間的市場機制和監督協調機制，使市場環境中的每一個利益相關者明確自己的任務與職責，考慮到蘇州經濟發展的現狀，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排污誰付費”的原則，我們可以完善生態補償政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2011年，蘇州市、區兩級財政僅用于基本農田的生態補償就達到了10億元；105個生態濕地村、29個水源地村，每村又分別補貼了100萬元及50萬元。生態補償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的效果初顯。

最后，低碳生態城市的建設不能忽視企業在其間所發揮的作用，企業是促進低碳經濟轉型的重要參與主體，也是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的推動力量，企業作為低碳經濟中的核心單元要素，企業節能減排、綠色產品的生產、綠色供應鏈管理、低碳節能技術的創新等直接關系到蘇州城市的整體低碳轉型。工業型企業是城市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企業在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環保意識的增強以及低碳生態技術的創新直接關系到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最終效果。蘇州重工業企業數量較多，企業進行低碳轉型，需要從研發、綠色產業鏈合作、創造低碳產品、履行環境責任四個方面來進行。

3.區分政府引導與市場調節關系，準確定位政府的功能角色

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政府角色定位的缺陷導致政府職能的權限邊界模糊。權力邊界不清正是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調整政府角色，首先要改變政府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管制過多的現狀。政府對生態環境的管制需要站在政策調節高度進行，能夠由公民和市場自發調節的領域，政府應當促使環境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降低政府生態治理職能的干預，通過健全城市內部環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經濟、貿易政策，完善生態補償的資金機制、交流對話會議機制、城市內部優惠投資機制來達到充分利用市場作用來達到治理生態問題，構建低碳生態城市的目的。這樣能夠減輕政府的管理負擔，提高管理效率，節約政府成本。其次，針對政府公共生態物品提供角色缺位的現象，政府應當充分利用合同承包、補助與憑單的方式，將政府從直接的生產中解脫出來，利用市場更有效地提供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務。比如城市綠化、城市干道清理、新能源交通工具等生態物品的提供可以由市場來生產，政府來提供。

（二）提升低碳生態政府工作效率，完善城市建設中政府運作模式

1.加強政府部門職能分工與協調，打破政府內部的條塊限制

首先，各級政府與部門管理的空間界限劃分和各相關部門之間的分管職能劃分是打破政府內部條塊限制的重要前提。如果是以建城區為邊界，那么進行規劃和建設時就涉及與土地、農業等相關部門進行協調。每一個部門的低碳建設功能需要在所轄空間范圍內進行發揮。因為蘇州城市本身區域空間生態差異性較大，針對不同的空間區域需要采取相應的低碳生態建設措施。比如在循環經濟領域，農業部門的相關措施需要林業部門與園林部門配合，需要在明晰各自職權范圍的基礎上進行協調，杜絕職能錯位與缺位現象。低碳生態城市規劃與發改委負責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如果出現不一致的地方也需要各部門之間進行有效溝通與協調。

其次，加強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完善城市管理決策機制是構建低碳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手段。最大化地發揮政府在構建低碳生態型城市過程中的作用，必須使各級政府對本轄區的生態環境質量負責、各部門對本行業和本系統內的生態環境保護負責。通過嚴格的獎罰與考核制度明確資源開發單位的生態環保責任，把低碳生態城市建設的內容進行量化與分割，納入城市各級政府各級部門的長遠規劃與年度計劃之中。因此只有通過加強職能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明確權責，實現地方政府的內部監管，才能使政府引導功能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蘇州市政府應當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的協調配合機制。

最后，如果當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部門之間的協調失效，部門之間的矛盾如何通過法定程序來解決，也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內容。以往一般情況下部門之間產生矛盾，往往依靠行政和社會協調機制來解決問題。但是缺乏明晰的部門協調與問責機制的城市治理模式，不符合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需要。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部門協調可以借鑒重慶市政府推行的建設項目領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行“五大環節有限并聯（合并）審批”。重點明確主協辦部門的權責，加強各職能部門的相互監督與制約，實現地方政府的內部監管，有助于提高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政府運行效率。

2.變革經濟導向的政績考核指標，引入生態保護政績指標

城市政府在推進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首先需要改革政績考核指標。它并非技術操作層面的生態城市建設途徑，但是卻決定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的進度與成敗，決定政府部門的引導生態型城市建設的力度與態度。站在“有限理性人視角”， 政府官員往往都在一方面追逐著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和城市生態環境的平衡，另一方面又在追逐著自己的政治升遷空間和個人經濟利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的好壞主要以GDP為代表的硬性經濟指標為評判依據，而經濟導向的政績考核指標直接影響了城市政府在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所發揮作用的大小以及基本的態度取向?！耙恍┑胤降恼毮懿块T不科學的發展觀和不科學的政績觀、非綠色的公共政策單一的以經濟增長為導向的價值追求，以及政府行為的越位、錯位和失位，如對生態環境這一重大的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公共問題，放棄自己的管理職能而出現的失位，管了一些不應該管，不能管理的事情而導致的越位和錯位，都是產生生態環境危機的直接原因?！盵6]

所以，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需要在政策導向上予以轉變。中央政府政策影響著地方治理的制度環境及具體的激勵和制約條件。市場經濟背景下，中央政府應當完善行政考核體系，豐富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和激勵手段。改變以GDP為核心的考核指標，引入資源、能源節約和生態保護的指標。對于蘇州地方政府自身而言，需要對不同區域的主體功能進行合理的差異化定位，對各功能區域的負責官員的考核機制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有針對性的設定。此外，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需要完善可持續城市發展的財政激勵機制。通過建立地方政府的生態環保的財政激勵機制，引導城市化和低碳生態發展目標的結合，并與中央對地方的約束性指標掛鉤。筆者建議，可以考慮建立以促進低碳生態型城市發展為目的的中央專項基金。在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規劃與發展的實踐創新過程中予以中央財政專項基金的支持。地方財政也需要向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傾斜。政府財政激勵資金更多的需要放在政府提供生態產品、與社會組織的溝通協調、創建社會與政府共建生態治理機制、區域低碳生態合作上面。

[1]盛洪.市場化的條件、限度和形式[J].經濟研究，1992（11）：71-79.

[2]杜人淮.論政府與市場關系及其作用邊界[J].現代經濟探討，2006（4）：67-70.

[3]RHODES R A W.The new governance：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Political Studies，1996，44（4）：652-667.

[4]徐宇姍.政府與社會的職能邊界及其在實踐中的困惑[J].中國行政管理，2010（4）：36-38.

[5]蘇州市“十二五”環境保護規劃[EB/OL].（2012-06-19）[2013-04-13].http：//www.suzhou.gov.cn/asite/zt/2012/06/sew/hjbh.html.

[6]方世南.環境友好型社會與政府的環境責任[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7）：27-31.

吳文化研究：蘇州生態治理

欄目特邀主持人：張勁松

主持人簡介： 張勁松，男，1967年9月出生，漢族，湖北鄂州市人，博士。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中國行政管理教學研究會理事。江蘇省政治學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

張勁松教授從事行政管理專業理論研究近15年，在行政管理、政府生態治理研究上有著深厚的積累。先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子課題1項、省廳級社會科學基金課題3項，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1項、一般課題1項。出版專著3部、合著5部。在《政治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中國行政管理》《天津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戰線》《江海學刊》《文史哲》《學習與探索》等刊物上發表專業論文120多篇，其中半數以上發表在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上，其中，《新華文摘》轉載1篇，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10篇。代表著作有：《生態型區域（蘇南）治理中的政府責任》《政府關系》《憲政視角下的人大監督權研究》（上述著作都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論文有：《論生態治理的政治考量》《論我國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機及其治理》《論我國鄉鎮市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論我國政府應對風險社會的全球治理策略》《后現代理論與我國官僚制變革》。

主持人語： 本欄目三篇論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研究基地“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在研究蘇南（以蘇州為重點）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生態治理問題的相關成果。

自古以來蘇州就是“天堂”，工業化高度發展之后，仍然宛如“天堂”。然而，伴隨著工業化的完成，進入后工業化社會之后的蘇州，面臨著生態環境污染的困境。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利用位于蘇州的地理優勢，設立了許多有關新型城鎮化問題的重點研究選題。本欄目的幾篇論文，著眼于蘇州的生態治理，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解決目前蘇州生態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蘇州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中政府功能發揮的困境及其對策》一文，著重解決在蘇州建設低碳生態型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應該起到主導作用。蘇州經濟能有今天的成就，政府主導是主因。今日，蘇州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仍然需要我們的政府主導。事實上，蘇州市政府是極為重視經濟發展中的生態治理的，蘇州已率先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污染嚴重的勢頭已被阻遏住，蘇州市實施的生態補償已成為全國的范本。今天，“先污染”后的一些區域，仍然夠蘇州市政府“忙活”的，因為破壞只需“一朝一夕”，而生態恢復卻要“一生一世”。

《長三角后工業社會的生態型城區建設——基于蘇州市滄浪區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從滄浪區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的結果入手，“發現”了蘇州已進入了“后工業社會”，進而分析后工業社會中蘇州的生態城市建設存在的問題，該文對蘇州水體治理的分析具有創新性。

《蘇州市城鄉結合部生態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一文，將我們的視線引入了城鄉結合部的生態治理上。蘇州發展太快了，當年選址七子山作為垃圾填埋場時，誰能知道原來偏遠的市縣結合部變成了今日發達的新區？蘇州今后是以現在這樣的速度繼續城鎮化呢，還是保留一塊能進行生態農業生產的潔凈的土地？今后蘇州走什么樣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呢？有學者提出，該是停下腳步，聽鳥兒唱唱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