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各省區入境游客集聚擴散空間轉移態勢分析

劉軍勝，馬耀峰

（陜西師范大學 旅游與環境學院，陜西 西安710062）

旅游流作為旅游地理學的核心研究命題之一，一直是研究的焦點［1］．旅游流是游客在旅游空間場內移動的現象和投影，可分為廣義和狹義旅游流；廣義旅游流包括游憩流、信息流、技術流、資本流等［2－3］，狹義旅游流主要指旅游客流，本研究主要圍繞狹義旅游流展開研究．

國外學者在理論與實踐方面對旅游流研究較為深入并奠定了旅游流集聚與擴散的理論基礎．美國學者賴利首先展開了空間擴散與區域互動理論研究．在此基礎上，弗里德曼、哈格特、繆爾達爾、佩魯相繼提出核心邊緣理論、“對流、傳導與輻射”空間擴散理論、回流與擴散效應理論與增長極理論［4］，為區域擴散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繼而，國外學者開展了深入的實證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旅游流的空間流動模式［5－7］、旅游者空間行為［8－10］、旅游流集散［11］等方面．國內學者結合國外研究理論及國內研究實際，對我國旅游流開展了實證研究．吳必虎、薛瑩、楊興柱、鐘士恩等對旅游者空間流動規律及形成機制進行了研究［12－15］．保繼剛、楊新軍等分析了旅游者的空間行為［16－17］．楊國良、陳剛強、吳晉峰等對旅游流的規模及差異進行了研究［18－20］．近年來，旅游流的集聚與擴散成為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如汪宇明、章錦河、林嵐、劉宏盈、王永明、李創新等的研究［21－26］．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國外學者對旅游流研究較早并奠定了旅游流研究的理論基礎，實證分析方面注重旅游流的空間分布及流動模式研究，研究范圍廣、尺度大，定量化研究占主導．國內學者實證研究較多，并多集中在對旅游流的空間分布、游客空間行為以及近幾年較為熱點的游客集聚與擴散等方面；但研究對象多集中在東部入境旅游比較發達的熱點城市或省區，對西部地區整體入境游客的集散研究關注較少，對西部省區內部之間入境游客空間集散態勢的研究更為缺乏．

鑒于此，本文對入境游客向西部各省區擴散轉移態勢及規律進行分析，同時對入境游客在西部各省區內部及與東部、中部省區之間的集聚與擴散互動現象進行探討，旨在加深對中國入境旅游流空間分布及演化的認識，加強地區之間入境旅游市場開發與聯合營銷合作，促進西部各省區入境旅游持續開發與發展．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入境游客轉移量

入境游客轉移量指某一時間段內由m區域轉移至n區域的游客量，用下式表示：

式中，Pmn表示由m區域轉移至n區域的入境游客量，Rm表示m區域入境游客總量，kmn表示在m區域抽樣中由m區域流向n區域的入境游客量，km表示m區域抽樣調查的入境游客量．

1．2 入境游客轉移態模型

借鑒文獻［26］的模型，把入境客流轉移態劃分為入境游客集聚態和擴散態指數兩個指標．通過取二者均值，組成二維空間并分為4個象限——Ⅰ象限（X高Y高）、Ⅱ象限（X低Y高）、Ⅲ象限（X低Y低）、Ⅳ象限（X高Y低），構建入境客流轉移態模型．

式中，Jgm表示m區域入境游客集聚態指數，Bnm表示由n區域向m區域集聚客流量占m區域集聚客流總量的比重．Lbm表示m區域入境游客擴散態指數，Bmn表示由m區域向n區域擴散客流量占m區域擴散客流總數的比重．Wm表示m區域入境客流接待指數，Em表示m區域接待入境客流總量，E0表示參照系接待客流總量．基于計算便捷，文章選擇寧夏作為參照系，因為寧夏接待入境游客人數多年來一直處于全國最低水平且變化程度較?。?/p>

1．3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國家旅游局發布的1997—2011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與《旅游抽樣調查資料》．因2003年受到“非典”影響及2008年“經濟危機”和“汶川地震”等因素影響，研究不包括此兩年數據．

2 入境游客轉移態矩陣分析

2．1 陜西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陜西省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378．531，由陜西省入境客流轉移態矩陣圖（圖1）可知，北京、廣東、上海、湖北、甘肅、新疆、河南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廣西、四川、江蘇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山西、重慶位于第Ⅳ象限，集聚態指數高于擴散態指數；天津、海南、吉林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陜西轉移入境游客的客源地主要分布在東部的北京、廣東、上海三大入境口岸，中部的湖北與河南及西部的甘肅、新疆兩省區．同時陜西省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陜西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上海、甘肅、新疆、廣東向陜西遷移入境游客的強度較弱，陜西向此4省區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較強．北京、河南、湖北3省市向陜西遷移入境客流能力強于向此3省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他省區對陜西入境客流集散影響較?。?/p>

圖1 1996—2010年陜西入境游客轉移態Fig．1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1996to 2010

2．2 甘肅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甘肅省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87．189，由甘肅省入境客流轉移態矩陣圖（圖2）可知，北京、新疆、陜西、山西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西藏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廣東、上海、青海位于第Ⅳ象限，集聚態指數高于擴散態指數；內蒙古、海南、吉林、四川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圖2 1996—2010年甘肅入境游客轉移態Fig．2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Gansu province from 1996to 2010

向甘肅轉移入境游客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的北京，西部的新疆、陜西及中部的山西．同時甘肅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甘肅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新疆向甘肅遷移入境游客的強度較弱，甘肅向新疆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較強．甘肅向北京、陜西、山西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低于從此3省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他省區對甘肅入境客流集散影響較?。?/p>

2．3 新疆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新疆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分別為125．360、129．792，由新疆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甘肅、陜西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云南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暫無省份位于第Ⅳ象限；內蒙古、海南、吉林、四川、天津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新疆轉移入境游客的區域主要為北京，西部的陜西與甘肅．同時新疆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新疆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陜西、甘肅向新疆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弱，新疆向陜西、甘肅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高．同時，新疆向北京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低于從此省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新疆對其他區域入境客流集散影響程度相對較弱．

2．4 重慶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7—2010年重慶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193．489．入境客流轉移態矩陣圖（圖3）顯示，北京、上海、廣東、陜西、四川、湖北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廣西、云南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暫無省份位于第Ⅳ象限；內蒙古、江蘇、安徽、河南、天津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圖3 1997—2010年重慶入境游客轉移態Fig．3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Chongqing from 1997to 2010

向重慶轉移入境游客主要分布地域為東部的北京、上海、廣東，西部的陜西與四川，中部的湖北?。瑫r重慶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重慶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北京、上海、廣東向重慶遷移入境客流的強度較高，重慶向北上廣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較弱．同時，重慶向陜西、湖北、四川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低于從此3省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余區域對重慶入境客流集散影響較?。?/p>

2．5 四川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四川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321．036，由四川入境客流轉移態（圖4）可知，北京、上海、陜西、廣東、云南、重慶、湖北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西藏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暫無省份位于第Ⅳ象限；內蒙古、江蘇、安徽、河南、天津、浙江、黑龍江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圖4 1996—2010年四川入境游客轉移態Fig．4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1996to 2010

向四川遷移入境客流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的北京、上海、廣東三大入境口岸，西部的陜西、云南、重慶3省市以及中部的湖北?。瑫r四川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四川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北京、上海、云南、湖北向四川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較弱，四川向此4省市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較強．四川向陜西、重慶、廣東等3省市擴散入境客流的程度弱于從此3地區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他地區對四川入境客流集散影響甚微．

2．6 青海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青海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13．299，由青海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上海、陜西、廣東、甘肅、四川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新疆、西藏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湖南省份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內蒙古、江蘇、安徽、河南、天津、浙江、貴州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青海地區遷移入境游客的區域主要分布在東部與西部地區，即東部的北京、上海與廣東，西部的陜西、甘肅與四川．同時青海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青海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北京、上海、陜西、廣東、甘肅、四川向青海地區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一直較高，而青海向此6省市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低；其他省份對青海入境客流集散影響較?。?/p>

2．7 西藏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西藏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分別為61．646、58．829，由西藏自治區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陜西、廣東、甘肅、四川、青海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云南、上海、廣西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重慶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內蒙古、福建、安徽、河南、天津、浙江、黑龍江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西藏地區遷移入境游客的區域主要分布在東部的北京與廣東，西部的陜西、甘肅、四川、青海．同時西藏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西藏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北京、陜西、甘肅、廣東向西藏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低，而西藏向此4省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高；西藏向青海、四川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低于從此2省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余省區與西藏入境客流集散作用程度相對較?。?/p>

2．8 寧夏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寧夏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3．333，由寧夏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陜西、廣東、甘肅、上海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湖南、四川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山西、遼寧、山東、天津、青海、黑龍江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內蒙古、福建、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寧夏遷移入境游客的省區主要表現在東部的北京、廣東、上海與西部的甘肅、陜西等地區．同時寧夏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寧夏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上海向寧夏遷移入境客流的強度較低，而寧夏向上海擴散入境客流的強度較高；寧夏向北京、陜西、廣東、甘肅擴散入境客流的強度弱于從此4地區集聚入境客流的強度；其他省區與寧夏之間入境客流集散的相互作用程度較弱．

2．9 內蒙古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內蒙古入境客流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分別為297．762、278．285，由內蒙古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山西、上海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陜西、江蘇、云南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河北、黑龍江、吉林、天津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寧夏、湖南、重慶、江西、安徽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內蒙古遷移入境游客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部的北京、上海與中部的山西?。瑫r內蒙古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內蒙古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上海、北京向內蒙古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較低，而內蒙古向北京與上海兩地區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相對較高；同時內蒙古向山西、黑龍江、吉林、河北擴散入境客流的強度弱于從此4省集聚入境客流的強度；其他省區與內蒙古之間入境客流集散互動作用較弱．

2．10 廣西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廣西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530．211，由廣西入境客流轉移態（圖5）可知，北京、廣東、上海、云南、陜西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暫無省份位于第Ⅱ象限；貴州、重慶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寧夏、湖南、河北、江西、安徽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圖5 1996—2010年廣西入境游客轉移態Fig．5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from 1996to 2010

向廣西地區遷移入境游客的省份主要是東部的北京、廣東、上海以及西部的云南與陜西等地區．同時廣西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廣西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上海、云南、廣東向廣西遷移入境客流的能力較弱，而廣西向此3省擴散入境客流的態勢較強；廣西向北京、陜西、貴州、重慶四省區擴散入境客流的強度弱于從此4省集聚入境客流的強度；其他省區與廣西之間的入境客流集散作用程度較弱．

2．11 云南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云南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分別為597．203、596．146，由云南入境客流轉移態（圖6）可知，北京、陜西、廣東、廣西、四川、重慶、上海位于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湖北位于第Ⅱ象限，擴散態指數略高于集聚態指數；貴州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內蒙古、福建、安徽、吉林、浙江、天津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圖6 1996—2010年云南入境游客轉移態Fig．6 The transfer state of inbound tourists of Yunnan province from 1996to 2010

根據各省市（自治區）在云南入境客流轉移態矩陣的分布情況可知：向云南遷移入境游客的地區相對較多，主要包括東部的北京、上海、廣東，西部的陜西、廣西、四川、重慶等地區．同時云南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云南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廣東、上海向云南遷移入境客流的態勢較弱，而云南向廣東與上海擴散入境客流的態勢較強；云南向北京、廣西、四川、陜西、重慶擴散入境客流的強度低于從此5省市集聚入境客流的強度；其他省區與云南之間入境客流集散互動作用相對較弱．

2．12 貴州入境客流轉移態勢分析

1996—2010年貴州入境客流集聚態與擴散態指數均值均為105．805，由貴州入境客流轉移態可知，北京、陜西、廣東、廣西、四川、云南、上海位于矩陣圖的第Ⅰ象限，擴散態指數與集聚態指數均較高；暫無省份位于第Ⅱ象限；重慶、河北位于第Ⅳ象限，擴散態指數略低于集聚態指數；內蒙古、福建、黑龍江、安徽、吉林、浙江、天津、西藏等省市位于第Ⅲ象限，集聚態指數與擴散態指數均較低．

向貴州遷移入境游客的區域相對較多，主要分布在東部的北京、廣東、上海，西部的四川、陜西、廣西、云南等省區．同時貴州向外部擴散入境游客的區域與集聚入境游客的來源地分布一致，區別在于貴州在不同省區集聚與擴散入境游客的能力強弱程度不同；其中陜西、廣東、廣西、云南、上海向貴州遷移入境客流的態勢較弱，而貴州向此5省擴散入境客流的態勢較強；貴州向北京、四川擴散入境客流的能力低于從此2省集聚入境客流的能力；其他省區與貴州之間入境客流集散相互作用程度相對較弱．

3 結論與討論

（1）入境游客進入中國后，以北京、廣州、上海等東部地區入境旅游比較發達的三大入境口岸為基點，向西部省份繼續深入擴散．北京、上海、廣東三大入境口岸是西部各省區入境客流主要集聚來源地與擴散目的地，入境客流呈現“東—西”遞進的演化格局與轉移態勢．基于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區位，東部各省區是中國入境客流首要選擇的旅游目的地與中轉地；基于區域資源稟賦效應，入境旅游流以東部發達省區為基點向西部地區轉移擴散，西部各省區成為入境旅游的二次客源地與集聚地．西部各省區入境客流擴散目的地同樣趨向北京、上海、廣東等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的省區，主要是入境游客基于離岸需要，西部各省區入境游客多向東部出境口岸擴散轉移，東部發達省區成為西部各省區入境游客轉移的二次集散地，西部與東部各省區入境游客集散形成典型的“東—西”階梯式互動現象．

（2）入境旅游客流不僅存在“東—西”遞進的演化規律與互動效應，西部各省區內部之間同樣存在入境客流集散現象，區域內部資源稟賦與距離衰減規律仍然是影響入境游客集散的兩大主要因素．入境客流通過東部發達省區轉移擴散至西部各省區后，受區域內部資源稟賦與出行距離影響，會在西部各省區內部的臨近省份繼續集聚與擴散．通過矩陣分析圖可發現甘肅、新疆是陜西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陜西、新疆是甘肅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陜西、甘肅是新疆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四川、陜西是重慶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重慶、陜西、云南是四川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陜西、甘肅是青海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青海、甘肅、陜西是西藏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甘肅、陜西是寧夏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陜西、云南是廣西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廣西、重慶、四川、陜西是云南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廣西、陜西、四川、云南是貴州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

（3）西部各省區與中部省區之間也存在“中—西”遞進的入境客流集聚與擴散現象．入境客流通過東部沿海省區轉移擴散至中部省區后，受中部各省區發展水平、交通區位、資源稟賦、距離衰減規律等的影響，中部部分省區成為入境游客繼續西行的“中轉站”與“二次集散基點”，使得西部各省區域與中部省區形成典型的“中—西”互動現象．通過矩陣分析圖可發現河南是陜西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山西是甘肅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湖北是重慶與四川的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山西是內蒙古入境客流主要集散省份．

（4）基于改革開放與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西部各省區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交通水平、資源開發程度、城市化水平，還是區域開放與開發程度都獲得了較大發展，這些因素必然會對入境旅游流集聚與擴散造成影響．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相應加大各省區旅游資源的開發程度，各省區交通水平的提高會加大入境客流集散的可進入性與便捷性，而開放程度的提升會加強西部各省區內部及與東部、中部省區之間客流集散的互動等．但是，入境客流空間集散及轉移是一個復雜系統，還受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影響．尤其在21世紀，國民經濟發展處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發展模式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時空格局變化以及西部各省區之間資源稟賦、國家政策、發展速度等方面的差異必然會對入境客流集散造成影響，入境客流轉移態勢仍然會繼續演變與發展．

（5）通過對西部省區入境客流集散的空間轉移態勢的初步分析，明確了西部各省區內部、中部與西部、東部與西部存在入境客流集散互動效應與規律，這在一定程度可說明西部各省區入境游客集散的地域差異性以及地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有助于加深對西部地區入境旅游客流空間集散的認識；同時，對加強西部各省內部、西部與中部、西部與東部區域之間的合作與聯合營銷，促進區域之間及區域內部入境旅游市場共同開發具有一定理論參考價值．

（6）受間接數據抽樣調查數量大小及抽樣隨機性等因素影響，文章僅選擇西部地區作為研究區域，研究結論尚不能揭示中國入境旅游流集散規律，結論需要繼續完善．此外，西部各省將迎來新一輪西部大開發與改革開放，為西部各省區入境旅游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如何加強區域內部與區域之間旅游合作與市場共享是今后繼續討論的問題．

［1］Pearce D．Tourism development［M］．London ＆New－York：Longman，1989．

［2］Motley J M．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M］．Washington D C：Association of America Geographers，1976．

［3］唐順鐵，郭來喜．旅游流體系研究［J］．旅游學刊，1998，13（3）：38－41．

［4］崔功豪，魏清泉，劉科偉．區域分析與區域規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Lundgren J O J．Geographical concep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earch in Canada［J］．Geo－Journal，1984，9（1）：17－25．

［6］Douglas Pearce．Japanese tourists in Europe［J］．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1995，68（1）：63－74．

［7］Prideaux B，Kim S．Bilateral tourism imbalance：Is there a cause for concern：The case of Australia and Korea［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523－532．

［8］Miyuki Mitsutake．Japanese tourist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of central Europe：Present behavior and future trends［J］．Tourism Management，1998，19（5）：433－443．

［9］Coshall J．Spectr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3）：577－589．

［10］Andreas P．Why people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1）：164－179．

［11］Maureen G R．Power relations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planning［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7，24（3）：566－591．

［12］吳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動行為研究［J］．地理學報，1994，49（2）：117－127．

［13］薛瑩．旅游流在區域內聚：從自組織到組織——區域旅游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旅游學刊，2006，21（4）：47－54．

［14］楊興柱，顧朝林，王群．旅游流驅動力系統分析［J］．地理研究，2011，30（1）：23－36．

［15］鐘士恩，張捷，任黎秀，等．旅游流空間模式的基本理論及問題辨析［J］．地理科學進展，2009，28（5）：705－712．

［16］保繼剛，楚義芳．旅游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7］楊新軍，牛棟，吳必虎．旅游行為空間模式及其評價［J］．經濟地理，2000，20（4）：105－108，117．

［18］楊國良，張捷，劉波，等．旅游流流量位序規模分布變化及其機理——以四川省為例［J］．地理研究，2007，26（4）：662－672．

［19］陳剛強，李映輝，劉娟．中國入境旅游規模分布特征及其變化［J］．地理研究，2011，30（6）：1044－1054．

［20］吳晉峰，任瑞萍，韓立寧，等．中國航空國際網絡結構特征及其對入境旅游的影響［J］．經濟地理，2012，32（5）：147－152．

［21］汪宇明，高元衡．上海與長江流域各省區間的旅游互動［J］．地理學報，2008，63（6）：657－668．

［22］章錦河，張捷，李娜，等．中國國內旅游流空間場效應分析［J］．地理研究，2005，24（2）：293－303．

［23］林嵐，康志林，甘萌雨，等．基于航空口岸的臺胞大陸旅游流空間場效應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2）：403－413．

［24］劉宏盈．長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擴散效應分析——以向陜西擴散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0，29（4）：93－98．

［25］王永明，馬耀峰，王美霞．北京入境旅游流空間擴散特征及路徑［J］．經濟地理，2011，31（6）：1019－1024．

［26］李創新，馬耀峰，鄭鵬，等．基于STSM的入境旅游流集散地域結構特征分析——以中國入境旅游六大典型區域為例［J］．地理科學，2011，31（5）：62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