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評價的三個重要問題

■ 王一凡／文

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評價的三個重要問題

■ 王一凡／文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指在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一股既區別于第二、第三國際觀點，也與列寧主義相對立的，并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自居，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現代化”和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批判的社會思潮，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對于它的評價，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本文試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評價。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國內理論界有幾種相異甚至針鋒相對的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以來，至今已有30余年。這30年，既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逐步深入了解的30年，也是理論界對此爭論不休的30年。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人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在這些爭論者中，有些人的觀點也已悄悄發生了變化。比如，徐崇溫在早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總體評價是，它是“一股左的激進主義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的世界觀”。但是，進入21世紀后，徐先生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也有了一些轉變。比較明顯體現在2012年發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在我國的開展》一文中，徐先生就沒有明確否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但是，也沒有點明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模棱兩可地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些西方國家出現的一股在理論上同列寧主義相對立而又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潮”。

王雨辰并不贊同徐崇溫等人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置于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加以考察和研究。他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西方社會歷史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它是“西方共產黨和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考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總結俄國革命成功的經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西方社會，尋找一條適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學和社會政治理論思潮”。

本文比較傾向于王雨辰教授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界定，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根據西方的具體歷史條件，結合西方文化傳統，探索適合于西方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種社會思潮。但是，這一結論也只是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人的觀點及其主觀意圖而言的。由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個觀點基本一致的思潮或理論體系，它所涵蓋的范圍和包含的內容是比較龐雜和廣泛的，其中有些派別和代表人物之間的思想差異又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忠誠程度也各有不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有一些人如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阿爾都塞等的主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而另一些人，如薩特、德里達和鮑曼等，他們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目前的爭議還比較大。因此，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界定就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既不能過于籠統，更不能一概而論。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作為我們的“同路人”，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可以進行對話和交流。

第一，在思想來源上，它們都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都是在試圖擺脫蘇聯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束縛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都主張用各種資產階級哲學的精神來解釋、補充和重構馬克思主義，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拋棄馬克思主義的“血統”，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釋和闡發也基本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出發的。比如，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之一，盧卡奇盡管不完全同意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但他卻始終堅持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再比如柯爾施，他在1923年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一書中也提出要“恢復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的聯系”，“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意識，在西方采取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內的總體革命模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至今形成的四大理論成果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相承，它們之間是堅持、發展和繼承、創新的關系。不管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怎樣發展和創新，它的根子永遠而且只能是馬克思主義。

第二，它們都堅持并高揚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

中國共產黨人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并且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以及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回答。而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管自己面對的社會形勢多么惡劣，也仍高舉馬克思的思想旗幟。陳學明教授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表現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他們處于非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下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現代意義的充分肯定和信仰，無論如何對我們都是有力的激勵?！彼€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放棄，而是通過反思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國際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結合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有力地揭示和張揚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p>第三，它們都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產物。

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最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他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蔽鞣今R克思主義也一貫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做法，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因時因地改變斗爭策略。比如葛蘭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問題提出政治戰術的運用在東西方是不同的。無產階級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搞社會主義革命不能采用俄國革命所用的“運動戰”，而只能采取 “陣地戰”，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去奪取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這樣才能最終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本土化和民族化進程中形成的兩種理論形態，盡管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但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極為明顯的。主要表現在：

第一，理論內容不同。

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導中國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四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四大理論成果從整體上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而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卻顯得含混不清，繁復龐雜，在其眾多的理論中很難歸納出一條相對清晰、前后一致并能夠囊括眾多流派的鮮明主題。

第二，表現形態不同。

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元化的表現形態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含的四大理論，在其形態上是前后相承的關系，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和規律性。與之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卻不是一個統一的學派或思潮，而是一個包括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傾向和流派的混合體，因而在其表現形態上呈現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現了諸如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眾多流派。

第三，理論特質不同。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它來源于實踐，高于實踐，最后又反作用于實踐，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具有實踐性、建設性和科學性。而植根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由于它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革命低潮的產物”，它不可能像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被幸運地付諸實踐。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建設性和科學性相比，其理論特質則更多的帶有思辨性（或哲學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不同。

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以及試圖在馬克思主義中引入“非馬克思主義元素”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一個顯著的特點。也因此，約瑟夫·費米亞就明確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堅決、堅定和忠誠方面并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如今，激進思想家們似乎對發展‘別的什么東西’更感興趣，卻對于一個走下神壇的偉大思想家僅僅致以禮節性的敬意?！笨梢?，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也提出了質疑。實際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也一直為國內理論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卻予以突出的重視。比如，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痹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誠如約瑟夫·費米亞所言，如果革命理論的目的在于改變社會，那西方馬克思主義必然被評判為失敗的理論。然而，作為一種五花八門的理論體系，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有一些“可以引以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來仍不乏其價值和意義。

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社會。

盡管有些人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稱作為“經院式的”或“哲學化的”馬克思主義，但是，同當代其他一些哲學流派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生活卻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從他們所關注的一些理論問題來看，他們并沒有回避現實的挑戰”，“在他們那深奧難懂的語言中負載著大量關于急劇變化的當代世界的信息”，“也傾注了他們對人類命運的關心”。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變化和新情況，揭露其新矛盾和新問題，形成了比較全面系統的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時，他們的資本主義理論尤其是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發展的深刻認識和剖析，為我們全面認識和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第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什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探索，為我們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更寬闊的視野。

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特征和品質，如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又紛紛以“補充者”、“革新者”自居，要求重新“發現”和“補充”馬克思主義，使之現代化。然而，在使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并沒有一種統一的范式，他們提出“重返”馬克思主義，也大都是基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基于自己所面臨的現實問題而做出理論取舍，再將之與西方現代哲學中的某些流派相結合，最終形成了那些冠以各種稱謂的“XX馬克思主義”。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有諸多弊病，盡管在“堅定”和“忠誠”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大部分時期扮演著反面角色，但是，他們提出的一些理論和觀點確實為我們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內容。比如，他們提出要廣泛吸收和利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成就、重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曾經遭到忽視或者偏離的問題，以及試圖引進現象學、生存主義、語言學、生態學、精神分析等20世紀的理論發展作為研究日常生活微觀領域的思想工具等，為我們深入研究現代社會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視角。

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其一，他們在非主流意識形態背景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信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這種精神和努力對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對于處于社會主義國度中的我們，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極有力的激勵和鼓舞；其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曾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同其他社會進步力量一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在努力宣傳社會主義，努力為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公道、不合理現象進行了長期的斗爭。雖然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傾向于哲學上的探討，但他們同樣對社會現實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密切關注。特別是，在“五月風暴”的浪潮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著作被奉為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左派”的精神先驅；其三，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寶庫。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和重申了在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遭到忽略或偏離的問題，認真研究和分析這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防止和克服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偏離；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消滅資本主義社會不公道、不合理現象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種種設想盡管帶有不少空想的、不切實際的性質，但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設想也不乏獨到之處。比如，他們突出強調民主、自由和平等價值觀在社會主義中的意義，以及他們對蘇聯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對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現實采取新的爭取社會主義戰略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認同等理論，對于當前活躍于資本主義世界中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先進力量”不乏其借鑒和啟示意義。

當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觀點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是錯誤的東西。因此，我們在研究和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時，就必須遵循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區別良莠，分清是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它做出符合實際的價值判斷，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汲取其合理成分，為我所用。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民族化比較研究”（批準號：11JD71000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黨委辦公室）

（責任編輯：劉娟娟）

[1] 徐崇溫.西方馬克理主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2.

[2] 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在我國的開展［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

[3] 陳學明.如何正確看待“西方馬克思主義”——陳學明教授訪談［J］.國外理論動態,2007,6.

[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658-659.

[5] 達里爾·格雷澤、戴維·M·沃克爾.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導論［M］. 1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157.

[6] 達里爾·格雷澤、戴維·M·沃克爾.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導論［M］. 1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1:187.

[7] 鄧小平文選(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8] 鄧小平文選(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9] 陳學明.二十世紀哲學經典文本：西方馬克思主義卷［M］.1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