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故事俠主題演變及其文化內涵

李悠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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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故事俠主題演變及其文化內涵

李悠羅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張良故事從《史記·留侯世家》開始一直流傳于世，張良故事中的俠主題主要表現為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事，在《史記》《漢書》正史里表現為復仇、游俠的形態，形成了固有的俠風色彩。隨著歷史潮流的變遷和文學的發展，不同時期張良故事的俠主題受到當時社會、政治、思想的影響，而展示了不同的內涵。

張良；游俠；故事；演變

漢高祖劉邦的“帝王師”張良既是“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的軍師，又是得道成仙而從赤松子游的仙人。此外他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俠士。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博浪沙刺擊事件之外，在他傳奇性的生平事跡中，我們還能發現其他“俠”的痕跡?！妒酚洝ち艉钍兰摇穼Υ擞猩鷦用鑼?，張良和滄海力士在博浪沙以鐵錘狙擊東游的秦始皇，雖然沒有成功，但太史公的這一記錄對后代文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在梳理張良故事有關文獻及其演變的基礎上，分析張良故事中俠主題的流變及其內涵。

一、張良故事相關文獻的整理

(一) 漢唐時期

漢代有關張良的文獻多為史書。張良故事首見于司馬遷的《史記·留侯世家》。由于張良故事頗具傳奇性，再加上太史公生動傳神的描寫，后世以張良故事為創作材料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流傳于世的?！妒酚洝分?，《漢書》也載錄《張良傳》，主要內容與《留侯世家》大致相同。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張良故事文獻的體裁出現多樣化趨勢，這說明張良故事在這一時期流傳更廣，并得到文人的普遍關注。志怪小說、志人小說、文人筆記、變文、詩歌等各自以張良故事為材料創作的作品：志怪小說類有《搜神記》《仙傳拾遺》《錄異記》；志人小說類有《高士傳》《殷蕓小說》；文人筆記有《抱樸子·內篇》《長短經》《人物志》；變文有《漢江王陵變》《季布詩詠》；詩歌作品數量相對較少。從內容上看，這時期的張良故事偏重于神仙故事和計謀故事，而且還敘寫正史以外的內容，如《抱樸子·內篇》卷五《至理》：“絕谷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甪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贝耸隆妒酚洝贰稘h書》有載，但司馬遷、班固沒有寫呂后“逼令強食之”“良本師四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等內容，這些情節是在故事流傳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這表明歷史人物張良逐步脫離了史書的局限，在文學作品中獲得獨立性。時至唐代，《仙傳拾遺》則對“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的情節進一步加工：張良成為尸解仙、登仙后為太玄童子、從老君于太清。變文作品主要敘寫西漢開國過程中的張良，尤其是在《季布詩詠》中，張良成為教楚歌的主角，張良在山頂上親自一句一句地教楚歌，這也是作者想象力的表現?！都静荚娫仭访x上是季布的故事，實際上是對張良故事的演繹。

(二) 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的張良故事主要見于話本小說和戲曲作品，從體裁上看，話本、雜劇之外，道家典籍、傳記、評論性筆記等各種體裁也是張良故事的重要載體。從內容上看，大體分為神仙故事和帝師故事。

至宋代，話本小說作者及道家學者把張良的傳奇性融入各自的作品里，如《云笈七箋》有《漢初童謠歌一首》條，是張良拜玉童的故事，以民間傳說的形式表現張良故事，《玄品錄》屬于道教傳記集，它把張良評為道權而記載張良的傳記。宋代評論類的文人筆記相當流行，有關張良的這種筆記雜文也比前代增多，而且其內容和形式很自由，代表作品有蘇軾的《留侯論》、洪邁的《容齋隨筆·張良無后》等。話本作品比文人筆記更具文學性，《清平山堂話本》中著錄的《張子房慕道記》采用詩選的形式，展示張良和高祖之間的對話；《全相平話五種》中《秦并六國平話》和《前漢書平話》敘寫張良的起鳳騰蛟的面貌，主要展現秦漢交替期西漢開國的過程，尤其是《秦并六國平話》寫博浪沙狙擊故事，比正史記錄突出了情節的現場感。

到元代，有關張良的戲曲作品大量出現，如李文蔚的《張子房圯橋進履》、尚仲賢的《漢高皇濯足氣英布》、范康的《陳季卿誤上竹葉舟》、佚名作者的《運機謀隨何騙英布》《隨何賺風魔蒯通》《漢公卿衣錦還鄉》《十樣錦諸葛論功》等。這些作品里的張良大多被表現為神仙或帝王師。在《陳季卿誤上竹葉舟》《十樣錦諸葛論功》中，張良雖不是作品的主角，但也是推動作品情節發展的重要人物，其作為神仙或具有神仙風貌的形象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其他作品主要描寫西漢開國時期活躍的張良，給運籌帷幄的謀士形象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三)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張良故事被大量創作，與前代相比，最明顯的差異是以張良故事為主的單獨作品大量出現，如《赤松記》《赤松游》等?，F存的明清時期相關作品如下：傳奇有《赤松記》《千金記》《赤松游》《雙錘記》；雜劇有《黃石婆授計關》：話本小說有《張子房歸山詩選》；章回小說有《兩漢開國中興專志》《全漢志傳》《西漢通俗演義》《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另外還有一些短篇筆記小說和詩歌作品也涉及張良故事。

從明代開始，張良故事實現了進一步的發展，其變化可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故事情節的細致化、具體化。伴隨著民間文藝的發達和文學體裁的多樣化，明清時期的張良故事具有了作為敘事文學的面貌，作者把歷史事實和文人虛構相結合，幻化出一個文學的世界。例如《赤松游》寫出張良得滄海力士的內容時，丁耀亢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描繪張良去見滄海君的路上偶然遇見力士的情節，雖然宋元時期的有些作品也提到這一情節，但從其加工程度上看，明清時期的作品更為生動。第二，人物的立體化。不僅情節進一步豐富，這時期的相關作品對登場人物也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又利用人物間的對話，引導人物性格、特征的具體化，給讀者提供立體的、逼真的人物形象。第三，新的故事內容。張良故事脫胎于原本歷史原型而成為新的故事。之前的相關文學作品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文學加工，有的上承前代的故事，有的有所變動，但整體而言，其流變都是在原型故事的范圍內進行的，明清時期的張良故事出現了新的情節，例如《雙錘記》的作者范希哲在《雙錘記序》說：“偶于稗史中有《逢人笑》小說，內載琉球國力士稱王一段，則云操椎之人為陳大力?！标惔罅閺埩脊适轮械牧κ?，作品又敘寫琉球國的政治形勢，最后兩條故事并攏于大力與琉球國女王姊妹成親之事，作者把《逢人笑》的情節和張良故事結合而寫出了新的內容。又《黃石婆授計關》源于張良“亡匿下邳”的故事，作者卻增設黃石公的妻子這一形象，創作出與原型故事不同的新故事。

二、漢唐時期：俠文化背景下的張良故事

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中說：“留侯，天下之大俠也，靡俟吾贊?！盵1]138同時，選錄《留侯世家》的開頭部分：“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盵2]1198博浪沙事件是《史記·留侯世家》中最明顯表現張良俠風氣質的情節，并對后代文學作品中俠士張良形象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閱讀《留侯世家》時，我們發現貫通張良平生的一個詞——復仇?？础妒酚洝分械钠渌炯o、列傳，開頭的內容一般歸納其人物誕生故事或者少年時期的非凡行跡或事件，相對而言，《留侯世家》從家門沒落開篇，強調了張良的復仇心理。司馬遷將“復仇”作為影響張良一生的關鍵詞，認為其見滄海君、刺擊秦皇、敗而隱身、見黃石公、修煉兵書、輔佐沛公、建立漢朝等，這些行為都是在張良對秦朝的復仇心理下激發出來的。這種心理與任俠一脈相通，《韓非子·八說》云：“棄官寵交謂之有俠……有俠者，官職曠也?！庇?，《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表n非子以“有俠”形容輕官重義，即不重視社會的地位、制度，反而重視義氣，又為了達到自己的正當目的或保持對同志的義氣，可以違反社會秩序和法規。于是貴族身份的張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雖然“項伯常殺人”，能“從良匿”。

《留侯世家》記錄的青年張良的行跡的確反映著當時的游俠情景。俠士階層大約出現于王權衰微、權力分散的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中央權力的瓦解引導非主流、離軌階層的誕生。流動的個人形態的初期游俠，經過諸侯公卿“養士游俠私劍”的過渡期，逐漸變成一個集團，在政治舞臺上發揮獨立的作用，至秦漢之交，俠士的群體化已成為普遍的現象?！读艉钍兰摇酚涊d張良隱身時為滅秦興韓召集游俠少年的情況：“后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盵2]1200此就展示著當時俠士集團在政治、社會參與上的擴大，也說明西漢開國的主要動力為俠士階層。

兩漢統治體系導致游俠集團的分化。隨著統治強化，游俠集團逐漸擺脫了居所的流動性，而定居于固定的領域，相互爭斗。但是，“大一統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俠過度活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社會秩序中游離出去的自由分子無論如何總是一股離心力量，這和代表‘法律與秩序’的政治權威多少是處在相對立的位置”[3]80。東漢以來，正史沒有有關俠士的記載，就說明這些觀點的合理性。

經過魏晉六朝時期，俠的分化更加明顯，分為民間社會的武俠和上層社會的游俠。值得注意的是，上層階級受到從社會下層開始的俠風的影響，他們的尚俠造成失去其本來意味、只模仿先秦兩漢俠風的現象，這種“尚俠夸飾之風”到唐代繼續存在，甚至進一步發展。此風的負面影響很大，卻引起歌詠游俠的詩文創作，因而自然帶來了詠張良俠風的詩作。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懷念“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的張良，還以《送張秀才謁高中丞》《猛虎行》等表現出自己“嘉子房之風”的心情。世族子弟出身的李白從小把游俠當作自己的規范，“少任俠”達到“手刃數人”的地步，可以說是唐代俠風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極好例證。此外，胡曾、顏真卿、元稹等也都將張良俠氣之事寫入詩中。詠俠詩潮是張良故事在唐代得到發展的重要動力。相對來說，唐代有關張良俠風的敘事作品幾乎沒有，原因可能在于故事內在的俠主題與唐代流行的武俠故事相比，情節結構較為簡單，敘事結構也沒有很大的戲劇性，故而自然不適合成為有魅力的創作材料。同樣，因情節本身有戲劇性要素，張良故事中有關神仙的情節流傳于唐代小說，這也與當時道教興盛的文化背景有關。

三、宋元時期：俠之主題的淡化與變質

宋代新儒學或理學是從儒家觀點融合佛教禪宗的唯心主義和易、老、莊的宇宙論而創造的一個思想體系。理學正符合當時統治者強調倫理綱常的需要，因而逐漸占據了宋代政治、思想的主流地位。朱熹認為“理”是至高和包羅一切的，但他所說的“理”實際上指封建倫理綱常，甚至把“理”的永恒性視為封建倫理永恒化的根據，把“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看成維護封建統治理論的合理理由。元代初期有過理學的弱化，隨著政權的逐漸穩定，元朝也開始重視理學，宋元時期理學的發展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封建宗法。張良故事的俠主題在宋元時期也受到理學的影響。

宋話本《秦并六國平話》中博浪沙事的具體表現和描寫，不像《全相平話》的其他作品如《武王伐紂》《樂毅伐齊》那樣脫離歷史，《秦并六國》是一部比較符合史實的講史話本，所以鄭振鐸評價為“這是一部純粹的歷史小說”[4]222。但是，《秦并六國》在正史的基礎上也添加了一些虛構情節，值得注意的是，博浪沙情節包括的虛構成分卻不荒誕，反而非常有說服力?！肚夭⒘鶉芳尤腠n殘兵，把由個人的復仇心理引起的博浪沙事改變為集團的愛國斗爭，把從孝心開始的個人復仇擴張到恪守忠貞的忠烈情節，因此張良的角色被縮小，滄海力士的形象被弱化，給秦始皇帶來巨大沖擊的不再是力士的鐵錘，而是殘兵投的石頭：秦始皇“只見墜石打將來”，“頂門失了三魂，腳板上去了七魄”，對李斯只問“何人墜石，敢打寡人車駕？”不問力士的鐵錘?？傊?，《秦并六國》的作者在理學興盛的背景下有意無意強調封建倫理的至高價值——“忠”，導致充滿個人自由主義的游俠色彩被淡化。

元雜劇《張子房圯橋進履》中，自稱大羅活神仙的道士和太白金星從各種危險之中挽救張良，而他們之所以幫助張良，是因為張良的“忠孝雙全”，因為“凡為人臣，要心存忠孝，長思君王爵祿之恩，父母生身之義，必以忠君為先，竭力盡心，長懷補報”。作者反復稱贊張良的“忠孝雙全”，又對博浪沙事表示“誰想擊之不中也”的遺憾，甚至，通過太白金星的話，明確表現“千經萬典，不如忠孝為先”的觀念。在此過程中，張良故事的俠風相對模糊，博浪沙事也脫離了游俠色彩而披上忠孝的外衣。

四、明清時期：俠之故事的再創作

明清時期的張良俠主題故事主要表現于明末清初的傳奇和章回小說。明末清初的漢族文人通過文學創作抒發亡國之恨及反清之意，如敘述抗清活動情況的《海角遺篇》，現在只存題目的相關傳奇，如王翃的《博浪沙》、張公琬的《博浪椎》、王萬幾的《椎秦記》等都說明當時社會氛圍對這些作品的產生有很大的影響。在明末文人的眼光下，為了祖國付出自己的所有力量而試圖狙擊秦始皇的張良，是抗清象征的好題材。不但張良，滄海力士的形象也有所改變，在丁耀亢的《赤松游》中，本來因張良之請參加狙擊的力士，在此變成“韓國亡將”，象征著積極抗清義氣的獨立的行為主體。與前代文本相比，這時期的力士形象更加突出，這表明隨著社會政治的變化，作為實際狙擊行為主角的力士，得到了再評價?！冻嗨捎巍愤€相當詳細地描寫張良和力士相逢的情節，其過程也比前代更具戲劇性。作者充分發揮文學的想象力，強調兩人的非凡、命定之見，并通過兩人結為兄弟的情節使之更具俠義色彩。

相對而言，明代中期的《西漢通俗演義》基本維持了歷史小說的面貌，如“壯士不肯招出何人主使，乃撞柱而死”的情節，雖然比前代作品有更多的虛構成分，可博浪沙情節的戲劇性卻沒有超過明末的相關文本，同時，壯士幫助張良的原因也不太明確，他只看張良“器宇不凡，語言出眾，奇特之士”便決定與之謀事。

值得注意的是，以博浪沙故事為代表的張良故事俠主題在明清逐漸受到重視，慢慢獲得作為敘事材料的資格。明末清初的《雙錘記》是以博浪沙故事為中心，結合《逢人笑》的力士和琉球國故事而創造的新故事，進一步強化了俠風色彩，成就了武俠小說一般的敘事結構。作品由于張良、力士的活動及琉球國女王姊妹的女俠形象而彌漫著俠風?！饵S石婆授計關》也采用博浪沙事而編織出了帶有喜劇色彩的新故事。

總之，張良故事中俠主題在《史記》《漢書》等正史中表現為復仇、游俠的形態，形成了固有的俠風色彩。魏晉唐時期，隨著上層社會的尚俠熱潮及詠俠詩作的流行，張良故事的俠主題主要表現為詩歌作品。宋元時期理學的發展導致俠主題的淡化，博浪沙故事和張良形象變成宣傳忠孝的手段。明末清初的傳奇作者大量采用博浪沙故事，發泄反清情緒和民族情感。明清敘事文學的發展自然帶來了張良故事中俠主題的變化和再創作。

[1]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

[2][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8．

[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鄭振鐸．鄭振鐸全集：9冊[M]．石家莊：華山文藝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 劉小兵〕

The Evolution of Knight-Errant Theme of Zhang Liang Story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LI You-luo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story of Zhang Liang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is constantly rewritten in many literary ways. The knight-errant theme of his story is described as ambushing Qin Shihuang at Bo Lang Sha or as knight-errant’s revenge in “Shi Ji” (Historical Records)and “HanShu”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 As the times change and literatures develop, the theme of Zhang Liang story displays different connotations under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fluences.

Zhang Liang; knight-errant; story; evolution

李悠羅（1981―），女，韓國首爾人，博士研究生。

2013-12-05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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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4)01?0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