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問題研究述評

楊小明

（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問題研究述評

楊小明

（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政治動員是現代政黨的重要功能，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傳統。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高度重視政治動員工作，把之作為獲取人民群眾支持、認同和參與的重要工具。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動員進行了較為詳盡的研究。對這些學術成果進行細致梳理和扼要評析，有利于深化當代黨的政治動員理論研究和實踐。

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研究述評

政治動員是現代政黨的重要功能，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治理方式。長期以來，政治動員在現代社會治理和凝聚民眾認同過程中的強大功能和獨特魅力持續吸引著各國政黨的高度關注，也激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對政治動員問題的濃厚興趣，國內外學者從各個不同側面對政治動員展開了一定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積極的成果，研究領域不斷深入，研究深度不斷加強。為了進一步推進該領域的研究，現從國內外政治動員著作、政治動員學術論文等方面進行梳理和評價。

一、國外著作的研究概況

自從人類政治生活出現，就存在著統治者采取何種方式獲取民眾政治認同、支持和政治參與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治動員其實是人類社會很早就有的一種政治現象。最早的政治動員實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雅典城邦的伯里克利時代，但運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動員用以指導實踐卻是近現代的事，最先對政治動員進行學術性研究的是西方學者。20世紀后半葉，一批研究現代化理論及政治發展理論的西方學者對政治動員問題作過深入探討，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政治動員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問題進行可貴的探索，拓展了我們研究政治動員的思維和視野。代表性的有：

詹姆斯·湯森等的《中國政治》，該著作對毛澤東時代我國政治動員體制的形成原因、歷史背景、政治動員方式、大規模群眾運動式政治動員的利與弊以及黨的領袖在政治動員中的作用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概括了一種“毛澤東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強調大眾動員和參與，以此作為達到經濟、社會和政治目標的手段。在建國初期黨的政治動員中，黨對廣大工農群眾的政治動員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因為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異常落后，大量文盲存在、現代交通很不方便、通訊服務也很差，因此只能通過面對面的接觸、通過一系列的群眾運動來進行政治動員。諸多群眾運動對有些人來說帶來了官職升遷，提高了他們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水平，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這些政治運動則可能給他們帶來損失，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懼，因為有些運動可能過火，某些人可能被錯誤批斗甚至被錯誤打成反革命。但無論如何，在西方學者的視角看來，這些政治運動使黨清除了剝削階級，擴大了群眾組織，增強了黨對社會的政治整合，為社會主義建設鋪平了道路。［1］（P17-18）

塞繆爾·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對政治動員問題的研究頗有意義。作者認為，在亞非拉地區，教育、經濟、都市化、新聞媒介等方式把社會成員動員起來了，但是政治制度卻無法容納民眾的政治參與，在中國等東方國家，政治動員是社會崩潰和政治秩序重建的重要原因。作者還對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政治動員做了高度的評價，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終于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將革命重心轉移到農村去，發動和組織農民參加中國革命，和農民建成革命統一聯盟，中國共產黨用很短的時間就解決了孫中山一輩子都沒有解決的問題，那就是把農民動員起來的農村革命。作者還指出，應該建立具有強大權威的政黨，因為政黨是政治動員的重要主體，一個強大的政黨體系具有兩種能力：第一，通過體系擴大參與，控制或轉移動亂以及革命性的政治活動；第二，緩和并疏導新近被動員的集團參與政治活動，使之不破壞體系，為新的集團進入政治體系提供制度化的組織和程序。［2］（P13）

丹尼斯·朗的《權力論》是一部權力政治學的力作，著作中直接或間接討論到政治動員之處頗多。作者認為，獲取和鞏固權力的重要基礎就是要把人動員起來。政黨或集團如何把自己成員動員起來？必須明確政黨或集團成員的身份意識，明確成員對共同目標、利益和價值觀的看法，對增進和鞏固本集團利益的國家行動和政策的看法，同時有某些社會組織為傳播該集團的目標、利益和價值觀搖旗吶喊，這是政治動員過程中認同聚合如何形成的問題。作者以政黨、壓力集團為例，分析這些集團身份意識或共同價值觀等的形成，比較了政黨和壓力集團等階級組織與民族、宗教等社會組織各自成員在形成共同意識方面的差距。作者以馬克思曾經分析過的19世紀中葉法國農民為例，分析了這些農民的特點以及他們為什么難以被政治動員起來的原因，是因為農民居住的分散性、農民的自給自足（不依賴社會而是依賴自然）、農民耕作的沉重和單調性（不需要很多技能和接受教育）等，作者對農民的描述實際上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小農意識，這導致了農民難以被動員。［3］作者認為，跟其他社會階層和集團而言，農民的特點決定了他們確實還是相對難以被動員；但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把數億農民動員起來，依靠農民最終奪取了革命的勝利，這反襯出中國共產黨的高明。

二、國內的主要研究狀況

1．國內學術著作

就國內來看，隨著國內經濟政治的發展，關注政治動員理論與實踐的學者逐漸增多，相應出現了一些理論專著和學術論文。就專著而言主要有：徐彬的《前進中的動力—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研究（1921—1966）》，是一部國內對政治動員論述較為理論化、系統化的著作。該書視野開闊、史論結合，不僅對政治動員的基本理論進行了哲理分析，而且應用豐富的歷史素材，對1921年至1966年時間段內中共的政治動員進行了獨到的分析與梳理。作者結合不同時期中共政治動員要素的變化，對中共政治動員的歷史發展進行了描述，對中共政治動員的歷史經驗進行了提煉總結，并探索新形勢下的中共政治動員方式。作者把政治動員的主體區分為體制化和人格化，將政治動員手段細分為規范性、約制性、誘導性，將政治動員的類型歸類為強制性和誘致性兩種，令人耳目一新，反映了作者獨到的研究視角與智慧。［4］張孝芳的《革命與動員：建構“共意”的視角》是一部研究中共對陜甘寧邊區民眾政治動員的專著。作者認為：政治動員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權興起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政治動員客體農民，中共在陜甘寧邊區怎樣把農民群眾動員到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中來呢？作者抓住了政治動員的關鍵因素—政治認同或心理認同的構建，引入建構“共意”（即農民群眾對中共政治動員的認同和接受）的概念，指出中共針對陜甘寧邊區的時空特點，主要從陜甘寧邊區民眾的社會文化結構和社會心理方面來建構共意，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在農民中間的傳播展開了結構性動態分析。［5］該書以獨特的視角解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情況，也為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視角與范本。王旭寬的《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以井岡山斗爭時期為例》是一部專注于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問題研究的理論專著。該專著主要從中共黨史的視角，史論結合的方式來分析井岡山時期中共的政治動員問題。該書首先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的優良傳統，然后分別用從中共成立一直延伸到當今中國的不同時期例證加以闡釋，對各個不同時期中共政治動員的特征進行了提煉。接著作者專注于井岡山時期政治動員的研究，分別從井岡山時期開展政治動員的原因、政治動員的環境、政治動員的主體建設和制度建設、政治動員的效果等方面展開論述?；仡櫄v史在于啟發現實，作者最后對井岡山時期中共的政治動員對當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的啟示進行了深入的揭示，很富有啟發意義。［6］張宏卿的《農民性格與中共的鄉村動員模式——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考察》，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對農民的政治動員為研究視角，著重研究中共在中央蘇區如何“迎合”農民，農民如何通過革命來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和物質利益；在政治動員的話語表達上，中共如何把革命信仰與信念世俗化、簡單化，使之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并身體力行等問題。該書獨樹一幟之處在于，把關注的焦點放在需要被政治動員客體—蘇區農民身上，以蘇區農民為中心，分析中央蘇區農民的性格，他們的物質利益需求、政治需求、參與革命戰爭的動機，甚至婚姻自由和小學教育等對蘇區民眾政治動員的影響，這可以使我們從社會底層蘇區民眾的獨特視角去解讀中國革命，突出中國革命道路背景下農民的主體地位，從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國革命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運動的性質。論著最后從黨組織建設、民主下鄉、階級再造等方面論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如何根據農民的這些性格來“迎合”他們，開展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蘇區民眾政治動員，可謂畫龍點睛。［7］隨著人類逐漸進入網絡社會，網絡對人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活方式等的影響越來越廣泛和深入，網絡政治動員越來越引發學者們的關注，劉力銳的《基于網絡政治動員態勢的政府回應機制研究》，是一本研究網絡政治動員與政府應對的代表性著作。著作把抗爭政治、網絡社會、政治動員和政府回應結合起來研究，具有相當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價值。網絡具有虛擬性、低成本、傳播快捷等特點，而且對網絡政治感興趣的很多都可能接受過相當的教育，當現實政治生活和他們的期待產生較大差距，而又由于種種原因和現有政治體系的政治溝通不通暢的時候，他們就有可能在網絡中開展政治動員，很多網絡群體性的事件就是網絡政治動員的結果。著作梳理了網絡政治動員的理論，揭示了網絡政治動員行動者的特征和作用，描述了網絡政治動員向現實政治動員轉化的軌跡，最后基于當前中國網絡政治動員與政府回應的現實形態，構建了集目標定位、約束條件、問診系統、支撐系統、回應路徑、操作措施等諸多要素于一體的政府回應機制。著作內容豐富，邏輯清晰，感受科技脈搏，傾聽時代聲音，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啟發意義。［8］

除了這些研究政治動員的專著之外，還有很多著作涉及了相當篇幅的政治動員理論和中共政治動員實踐問題。林尚立的《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對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動員的原因、特點、后果以及黨的組織方式等進行了詳細分析，尤其著力于對政治動員的途徑的分析歸納，即建國初期中共政治動員的三大途徑—黨組織控制途徑、政治途徑、革命理想主義教育的思想途徑，為我們研究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黨的政治動員提供了素材與借鑒。趙鼎新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是一部研究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的專著，涉及了相當多的政治動員問題。作者首先從宏觀上闡述了影響西方社會運動的三大因素—變遷、結構、話語，所謂變遷就是社會變遷造成原有社會規范的紊亂；所謂結構及社會結構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包括社會組織結構、階級結構和政治結構；所謂話語，則是指社會運動的話語和符號，運動參加者進行演講，呼喊口號，舉著標語和橫幅，同時不斷做出各種符號性行為，以鼓勵同伴，維持激情，取得同情和動員大眾。當社會運動和革命的條件都具備后，普通民眾如何被動員起來參與社會運動和革命，作者從組織、網絡、空間環境、國家性質、新聞、大眾輿論等微觀方面來揭示社會運動的具體運作過程。［9］縱觀全書，其對政治動員研究的啟發之處頗多，在政治認同理論、網絡、傳媒、社會輿論等政治動員手段等方面可資借鑒。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亦彌補了國內對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及革命的研究。

2．國內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

相對于學術專著而言，國內研究政治動員的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較多，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五類：

第一類，對政治動員理論的分析和建構。

政治動員是政治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政黨和執政者獲取民眾支持、認同和參與的重要手段，政治動員又是具體的、歷史的。很多學者摒棄對政治動員的諸多偏見和誤解，從哲學普遍性的高度來研究政治動員的內涵、構成要素、特征、功能及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為人們更好地認識、研究和利用政治動員提供了很好的理論依據。代表性的主要有：李征的《簡論“政治動員”》，高昂的《論現代政治動員》，孔繁斌的《政治動員的行動邏輯——一個概念模型及其應用》，徐彬的《論政治動員》，婁成武等的《論網絡政治動員》，孫遠東的《政治動員與政策過程》，李斌的《政治動員及其歷史嬗變：權力技術的視角》，白雷的《論政治動員的表現邏輯》，劉力銳的《論網絡政治動員及其功能與趨向》，楊小明的《政治動員的功能新探》等學位和學術論文。

第二類，對中共不同歷史時期政治動員的研究。

政治動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政治動員在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內學者對政治動員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中共政治動員的研究上，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政治動員的原因、政治動員的背景、政治動員的目的、政治動員的手段和政治動員的效應。代表性的主要有：（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的政治動員，主要有：林偉京的《建國前毛澤東的政治動員思想探析》，王長付的《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政治動員分析（1927—1937）》，梅學霞的《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薛啟飛的《論土地革命時期的政治動員：以情感動員的視角》，王興東的《土地革命時期中共政治動員概述》，王慧莉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綏蒙地區的政治動員研究》，吳浩然的《蘇維埃時期民眾的政治動員》等。（2）建國初期中共的政治動員，主要有：黃兢的《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研究》，李楊的《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研究（1949—2007）》，楊麗萍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動員及其效力》，張建濤的《建國初期中共強大政治動員能力原因探析》。（3）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政治動員，主要有：林偉京的《轉型時期黨的政治動員實效下降的原因分析》，楊小明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方式初探》，王雅楠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動員研究》，陳坤峰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研究》。

第三類，以某一事件為例對中共政治動員的個案研究。

這類文章分別以中共歷史上某一重大或典型事件為例，通過事件本身來分析中共的政治動員，以小見大，避免空泛而談，注重用政治動員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或通過事件來提煉總結政治動員理論，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時代感強。該類研究主要關注政治動員在該事件中的作用、該事件中政治動員的手段和政治動員的最終效應，代表性的主要有：林偉京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政治動員》，王佩連的《對“大躍進”時期政治動員模式的淺析》，張昭國的《改革開放前夕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政治動員》，喬晶的《重構農村：“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政治動員》，郭東峰的《中共政治動員研究：以工業學大慶為例》，李醇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研究—以5.12抗震救災為例》，安琪雅的《“憶苦思甜”運動中的政治動員模式研究（1963—1966）》，王楠的《四清運動的困境—以北京市房山農村地區為例》。

第四類，對網絡政治動員的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在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政治傳統深厚的中國，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和研究網絡對政治生活的影響，特別是越來越多的網絡輿論事件的曝光和發酵及網絡群體事件的出現，網絡政治動員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網絡政治動員成為今后政治動員研究的一個新的走向。學者們界定了網絡政治動員的概念，對網絡政治動員主體、客體進行了分析，關注了網絡政治動員中網民的認同聚合，剖析了網絡政治動員和現實政治動員的轉化機制，揭示了網絡政治動員的動員過程及其強大功能，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治理網絡政治動員消極作用的對策。代表性的主要有：劉力瑞等的《論網絡政治動員的消極影響及其治理》，陳得印等的《論自發網絡政治動員的可控性》，張雷等的《論網絡政治動員》，韓建美的《論網絡政治動員心理機制及其應用》，王成的《網絡政治動員的傳播過程及控制策略》，馮雷的《網絡政治動員中意見領域的行為分析及規制》，婁成武等的《論網絡政治動員：一種非對稱態勢》，李成的《政府應對“網絡政治動員”威脅研究》，王有加的《論公民網絡政治動員及有序引導》。

第五類，對當代社會危機管理中的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問題的研究。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進入了破舊立新、各種利益和社會矛盾分化整合的轉型時期，充滿風險和挑戰，加上網絡社會的到來以及天災人禍的頻發，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危機頻發的階段。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政治上藏獨、疆獨，各種自然災害，突發的群體性的事件，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還有周邊國家在領土和領海等問題上的挑釁等。政府在應對和處置社會危機時，政治動員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因為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統一人們的思想，獲取人們的心理認同，把人力、物力、財力有效聚集起來，投入到社會危機應對和處置中去，而應對和處置危機最需要的就是如何盡快把人力、物力、財力聚合起來。代表性的主要有：吳開松的《公共管理危機與危機管理》，龍太江的《從“對社會動員”到“由社會動員”——危機管理中的動員問題》，吳開松的《危機動員在當代中國的時代特征》，宋佳蔓的《我國應對多元危機的政治動員模式分析》，裴澤慶的《政治動員能力：地方黨委應對危機的首要能力》，皇娟的《中國公共危機治理中的政治動員模式》。

三、對當前研究現狀的評價

總體來看，近年來關于政治動員問題的研究逐漸由粗到精、由點及面、由散到全，呈現出精細化和科學化的發展趨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和西方的政治動員等仍然存在大量需要研究和開發的課題和領域，個人認為，既往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首先，政治動員的理論性研究不夠。學者們雖然開始關注政治動員理論的分析和建構，但該研究仍然略顯薄弱。目前國內對政治動員的理論依然缺乏較為系統的研究，理論研究的視野不夠開闊，大部分學者只是基于史料對政治動員進行分析，研究的多為政治動員個別案例，未能形成系統的政治動員理論，應加強從哲學普遍性的高度來研究政治動員理論體系，對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視角下政治動員系統的主體、客體、目標、模式等要素變化進行深入研究，對政治動員的動因、政治動員所產生的效應等方面應深化研究。

其次，對政治動員研究的全面性和現實針對性有待加強。國內學者對政治動員的研究集中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歷史分期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問題的研究，如對中央蘇區、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重大歷史事件的政治動員問題研究較為透徹，但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當今社會背景下的政治動員研究明顯不足，導致研究與時代的脫節，對社會發展缺乏針對性的指導幫助。當然不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的政治動員不需要研究，而是講要大力加強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動員問題的研究。

第三，對網絡政治動員和社區政治動員的研究有待加強。隨著網絡社會的到來，網絡政治動員成為政治動員的重要形態，網絡動員的主體、客體、手段、功能、效應等可能大大有別于傳統政治動員，急需要得到更多的研究與關注。大多數學者現在還是專注于傳統的政治動員，對如何利用網絡及其它信息技術進行政治動員的研究有待加強。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單位制解體和戶籍制度逐漸松動，社區逐漸成為城市居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各級政府的很多重要的政治決策的執行可能都依賴于社區對居民的政治動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流動人口的增加，對于社區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從既往的研究來看，社區政治動員還是一個近乎空白的地帶。

第四，缺乏對西方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的研究。西方政黨、政府、利益集團為了選舉、民調、獲取重大政治決策的民眾支持、重大社會危機事件的處置等也經常開展政治動員，我們應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認真學習引進可以為我所用的政治動員和社會動員模式。我國對于西方政治動員的研究還相當薄弱，應該引起學者們的關注。

第五，對政治動員的研究缺乏系統性。政治動員是一個系統，包括政治動員主體、政治動員客體、政治動員環境、政治動員目標、政治動員手段、政治動員效應等要素，如何從系統的角度強化每個政治動員要素的建設，使之形成政治動員合力，從而提升當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能力和執政能力，應該引起足夠關注。

［1］［美］詹姆斯·R·湯森，等.中國政治［M］.顧速，董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2］［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譯.京華出版社，2000.

［3］［美］丹尼斯·朗.權力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4］徐彬.前進中的動力—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研究（1921—1966）［M］.新華出版社，2007.

［5］張孝芳.革命與動員：建構“共意”的視角［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6］王旭寬.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以井岡山斗爭時期為例［M］.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7］張宏卿.農民性格與中共鄉村動員模式—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考察［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8］劉力銳.基于網絡政治動員態勢的政府回應機制研究［R］.東北大學出版社，2012.

［9］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 高云）

D252

A

1671-0681（2014）02-0068-04

楊小明（1971-），男，浙江警官職業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2013-10-10

本文系2013浙江省社科規劃課題《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研究》成果，編號13HQZZ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