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出土玉器概述

丁哲

內蒙古出土玉器概述

丁哲

內蒙古歷代玉器主要出土于東南部地區，中南部地區、科爾沁地區、呼倫貝爾地區也有一定發現，其中以史前、遼金元時期玉器最為重要。

內蒙古 玉器 史前 遼代

內蒙古自治區橫亙于中國北部，以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為主。陰山、賀蘭山、大興安嶺和燕山將內蒙古大體上分割為與甘、青和蒙古戈壁相毗鄰的西部，與陜、晉、冀接壤的中南部，與冀、遼交界的東南部和以大草原為背景的東北部四個自然文化區。此外在內蒙古地區由西南向東北，沿北緯38—45度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自古以來就是農牧經濟交錯分布地域，也就是農牧民族雜居、農牧文化交匯的地帶。這種特殊的自然地理、經濟、政治環境，產生了豐富多彩的、獨具特征的北方地區古代文化，從而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自20世紀初中國引入了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以來，尤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內蒙古自治區的文物考古事業蓬勃發展，各地考古發現了較多的玉器。相關資料顯示，內蒙古歷代玉器主要出土于東南部地區，中南部地區、科爾沁地區、呼倫貝爾地區也有一定發現。筆者不揣冒昧，試圖對內蒙古出土的歷代玉器作一簡單的綜合敘述，疏漏、謬誤之處望方家指教。

一

內蒙古史前玉器的出土地點集中分布于東南部地區、科爾沁地區及呼倫貝爾地區。相比而言，東南部史前遺存分布較為密集，加之田野考古工作進展較快，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和譜系關系已大體明確，為該地區史前玉器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東南部已確認的諸考古學文化中，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遺存中，都出土過數量較多、不同類型的玉器。在長達4000余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具有較為明確的源流關系，具有鮮明的地域風格，已構成內蒙古東南部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核心內涵之一，使此地與鄰近的遼西地區共同成為中國東北史前玉文化的重心區域。故內蒙古東南部地區在史前玉器研究領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要探索中國玉器的起源，完善史前玉器的分布、類型、內涵等問題，都必將把此地出土的玉器作為重要的研究資料?？茽柷叩貐^，以往田野工作比較薄弱，尤其對史前考古學文化的了解幾近空白，但隨著近年來配合基本建設的田野考古工作深入開展，相繼確認了南寶皋吐類型和哈民忙哈文化，為進一步了解科爾沁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兩遺存中亦出土了數量可觀的玉器。呼倫貝爾地區經正式考古發掘出土史前玉器數量則相對較少。

（一）

興隆洼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6200年至前5400年，屬新石器時代中期，是中國東北地區現已確認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亦為迄今所知最早采用真玉（即陽起石和透閃石結晶體）制作玉器的考古學文化。興隆洼文化玉器作為東北地區玉文化的基礎，可能是本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玉器以及青銅時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玉器的直接源頭。興隆洼文化玉器在內蒙古境內的出土地點主要有敖漢旗興隆洼[1]、興隆溝[2]，巴林右旗洪格力圖[3]、錫本包楞[4]，林西縣白音長汗[5]等。

敖漢旗興隆洼遺址自1983年至1993年先后經過六次發掘，揭露面積多達3萬平方米，發現房址170余座，清理居室墓葬30余座，是中國目前所知時代最久遠、保存最完整的一處史前聚落遺址。遺址中有玉玦、匕形器、玉斧、玉錛等出土，該遺址117號墓中的一對玉玦，出土時置于墓主人兩耳旁，當為其生前所佩之耳飾，這開創了玉玦使用方法的先河。

敖漢旗興隆溝遺址于2001年至2003年歷經三次發掘，共揭露面積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37座，居室墓28座，出土玉玦、弧形玉飾等。4號居室墓的主人系一未成年女性，出土時頭骨立置，四肢散亂。墓中出土兩件玉玦，一件嵌在頭骨右眼眶內，另一件出于填土內，這與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塑女神頭像眼眶嵌入圓形玉片的現象相同，都應起到“以玉示目”的獨特作用。11號房址中出土的1件弧形玉飾，形制規范，做工精細，一端鉆有圓孔，恰呈半璧之形，有學者認為可能是一件玉璜[6]。

巴林右旗洪格力圖遺址為一處積石冢性質的墓地。由于盜掘破壞嚴重，已無法看清墓穴形制及遺物出土位置，墓主的尸骨幾乎蕩然無存。1997年在此出土玉玦8件、匕形器1件、玉斧1件、玉石料1件；其中7件玉玦可按大小依次排列成為一組，顯然不是作為耳部的裝飾品，而可能具有禮儀用玉的性質，此類習俗在東北史前玉文化中尚屬首例。

1982年巴林右旗錫本包楞墓葬出土玉玦1件、匕形器2件，系當地牧民挖土所獲。后經專業人員現場調查以及發現者回顧，判定玉器出自一座長方形淺豎穴土坑墓內，玉玦位置墓主人頭部，匕形器出自其腰部。

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于1986年被首次發現，后歷經1988、1989、1991年三次發掘，揭露總面積達7264.3平方米，共清理房址40余座，墓葬7座。其中，墓葬中出土玉器7件：玉玦2件、玉管4件、玉蟬1件；在遺址西南山頂的一處表土層中，發現玉錐1件；在27號探方第二層出土葉蠟石嵌蚌殼人面形飾1件。該遺址保存較好，玉器出土位置多比較清楚，為研究其功用及佩戴方式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二）

趙寶溝文化玉器出土極少，目前僅知1989年內蒙古翁牛特旗小善德溝遺址的一座房址居住面上發現過6件算珠形小玉玦[7]。對于趙寶溝玉器的進一步認識以及了解趙寶溝文化玉器與紅山文化玉器之間的關系，還要依靠日后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積累。

（三）

紅山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是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最早被認識的一種文化。關于紅山文化的分期，學界有三期和四期之說[8]，盡管尚存分歧，但對現已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年代的認識卻趨于一致，即絕大多數玉器屬紅山文化晚期或第四期，距今約5500至5000年。紅山文化玉器，代表了西遼河流域史前時期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中國史前玉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據統計，迄今為止紅山文化出土和采集玉器的數量已將近300件，主要分布于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以及河北北部地區。

1991年在克什克騰旗南臺子遺址共發掘紅山文化墓葬13座[9]。墓葬集中分布在遺址的東部，唯7號墓出有玉器，墓室為長方形，棺壁立置石塊，頂部搭蓋石板。墓主人仰身直肢葬，頭向朝北，兩耳際各出1件環形玉玦，這是在紅山文化墓葬中首次發現玉玦。關于兩件玉玦的年代，尚有爭議，有學者認為其年代較牛河梁玉器偏早，相當于紅山文化中期[10]。

2012年在巴林右旗友好村二道梁清理了一處紅山文化墓地[11]。該墓地之前已遭到較大程度盜掘，所清理的7座墓葬皆直接鑿刻于山巖之中，墓葬形狀為不甚規則的長方形和橢圓形，保存較差。墓內隨葬有陶器、玉器及石器等，以玉器為主，有玉璧、玉鐲、玉管、玉錛等，以及水晶和瑪瑙飾件；陶器較少，殘損者多，可見有筒形罐；石器有鏃。根據出土遺物判定，該墓地大體屬于紅山文化中期遺存。二道梁墓地出土的玉器與陶器共存，可明確為紅山文化中期，為紅山文化玉器的研究、鑒別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總面積在150萬平方米左右，發現抹有白灰面的紅山文化房址及圍壕殘段，當為紅山文化高規格的中心性居住遺址之一。1981年在此調查共征集和采集到玉器百余件[12]，成為西拉木倫河北部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品種最多，質地最佳的一個地點，也是紅山文化居住遺址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個。包括玉豬龍1件、鳥首龍1件、勾云形玉佩1件、鉤形器1件、三連璧1件、玉蟬4件、玉鸮2件、鳥形飾件1件、魚形飾件1件、玉管2件、玉斧2件、紡瓜2件、玉墜飾63件。雖然這批玉器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地層材料直接證明其年代，但它們和較多的紅山文化遺物共存，且與其他地點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器在形制、工藝、質料上有著頗多的相似性，故屬于紅山文化玉器的可能性較大。那斯臺所見玉器特征顯著，尤以肖生造型最具代表性，有些器類在其他紅山文化遺址中至今未見。從調查結果看，玉器應出自居住址內，與大凌河流域的牛河梁、胡頭溝玉器出自墓葬內的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可能是不同地域原因所致。

內蒙古境內的其他出土地點還有：克什克騰旗石板山[13]，巴林左旗葛家營子[14]、尖山子[15]，巴林右旗羊場[16]、查日斯臺[17]、蘇達勒[18]，林西縣南沙窩子[19]，寧城縣打虎石水庫[20]，翁牛特旗海金山[21]、三星他拉[22]、黃谷屯[23]、五分地鄉南窩鋪[24]，以及敖漢旗境內的一些地點[25]。

（四）

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遺址，地處科爾沁沙地的腹地，是一處保存較為完整的大型史前聚落。2010年至2012年歷經三次發掘[26]，揭露面積5700余平方米。哈民忙哈遺址所揭示遺存的獨特文化面貌與周鄰地區已發現命名的新石器文化均不相同，根據對其文化內涵的認識，發掘者將哈民遺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命名為“哈民文化”。由于該遺址發現并出有紅山文化晚期的陶器及彩陶片，故其年代大體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年至5000年。哈民遺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璧、雙連璧、勾云形玉佩、玉鉞、玉錛、圓形玉飾等，其中玉璧、雙連璧、勾云形玉佩與紅山文化的同類器形十分接近，這對研究哈民文化與周鄰地區同時期文化的關系有所裨益。

（五）

哈克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圍是內蒙古東北部的呼倫貝爾地區，距今約為6000～5500年，生產生活工具以細石器為主，同時也出現了少量的玉器制品。1985年陳巴爾虎旗東烏珠爾蘇木一座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清理出土1件玉璧，原置于墓主人下頜骨下方，同墓還出有1件玉片[27]。1999年，海拉爾區哈克鎮團結新村的一處墓葬出土7件玉器，有玉璧2件、玉環1件、玉斧2件、玉錛1件、綠松石珠1件[28]，此為呼倫貝爾地區出土新石器時代玉器數量最多的一個地點。2001年，當地牧民在鄂溫克旗輝河支流發現一件人面形玉飾[29]。后經專業人員現場調查，確認該地點為一處哈克文化墓葬。

（六）

扎魯特旗南寶力皋吐墓地，位于科爾沁沙地北緣與大興安嶺南麓草原的交錯地帶。從2006年至2008年連續發掘3年，揭露面積總計1萬多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95座，出土各類遺物1500余件，是迄今為止中國東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遺物最為豐富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群[30]。南寶力皋吐墓地所在的科爾沁沙地是東北地區各種史前文化相互摩擦與融合的敏感地帶，其文化面貌顯示出文化交匯地帶復雜多樣的特征，體現了對同時期周邊考古學文化極大的包容性，主要有小河沿文化、偏堡子類型、小拉哈一期遺存的文化因素。但抹光深腹筒形罐和形態各異的動物造型陶器群，構成了南寶力皋吐墓地特有的文化特征，可能代表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即南寶力皋吐類型[31]。墓地出有玉璧、玉牙璧、玉璜、玉環、玉斧、玉錛、玉珠、玉墜飾、綠松石墜飾等。從器形、工藝、質料等方面分析，這批玉器同紅山文化玉器系統疏遠，而與黑吉地區的史前文化、呼倫貝爾的哈克文化甚至更北的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32]出土玉器聯系密切。

（七）

目前所知小河沿文化玉器發現數量甚少：2007年發掘的赤峰市哈啦海溝墓地，文化性質比較單一，所發掘的51座墓葬和1個祭祀坑皆屬于小河沿文化遺存，其中10座墓出土了玉器，有玉鐲、玉璧共15件[33]。1977年翁牛特旗大南溝墓地出土綠松石珠和玉管各1件[34]。傳統觀點認為小河沿文化是由紅山文化發展而來的，但就現有材料而言，小河沿文化玉器自身的獨特性較強，應當不全是對紅山文化的單純承繼，很可能較多吸收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

（八）

夏家店下層文化是一支活動于中國北方的早期青銅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000至前1500年。內蒙古東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分布密集，出土玉器較多。

敖漢旗大甸子遺址，經過1974年、1976年至1977年、1983年三次發掘，揭露面積達到1萬余平方米，共發掘墓葬804座，是目前唯一一處保存完好且經過有計劃大面積發掘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35]。其中共49座墓隨葬玉器，包括玉璧5件、玉環4件、玉玦10件、瓦溝紋玉鐲1件、瓦溝紋曲面牌飾1件、有領環形臂飾1件、玉牙璧1件、馬蹄形玉箍1件、勾云形玉佩2件、玉斧7件、玉鉞1件、玉鳥1件、玉蟬1件、玉龜1件、玉鉤形器1件、矩形墜2件、弧形墜5件、直條形墜6件、彎條形墜2件、圓柱形墜3件、楔形墜2件、松石珠332枚、瑪瑙珠213枚、玉珠36枚。從形制和工藝上看，大甸子玉器有著復雜的文化內涵，主要淵源于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而大甸子玉器與紅山文化玉器的共性尤其突出，體現了兩者間較為密切的傳承關系。由于該墓地保存相當完整，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較為明確，且體質人類學鑒定工作較細，從而為研究夏家店下層文化用玉制度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二道井子遺址位于赤峰市郊，2009年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面積5200平方米，清理城墻、環壕、院落、房屋、道路、窖穴、灰坑、墓葬等遺跡305處，是目前面積最大、保存最好、發現房址最多的的一處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中有玉斧、玉鑿、玉璧等出土[36]。

二

內蒙古境內東周秦漢時期遺存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包括鄂爾多斯市和烏海市全境，以及巴彥淖爾市、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和烏蘭察布市的陰山以南地區。此地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交互發生和沖擊碰撞的區域，同時還是歷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必爭之地。由于文化的交融摩擦，內蒙古中南部此期墓葬形制、埋葬習俗和隨葬品在文化因素的構成上，往往既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色，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可謂該地區自身的獨特文化特征，出土玉器所反映的面貌與此大體一致。內蒙古出土的東周秦漢玉器數量較少，多工藝粗糙、質地不佳，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玉璧、玉龍佩、觿、舞人、劍具、竅塞等，均為中原漢朝流行的器類；二為瑪瑙、水晶、琥珀、綠松石、琉璃等質地的環、珠飾，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

1988年鄂爾多斯市碾房渠戰國金銀器窖藏出土了包金瑪瑙飾13件、瑪瑙環2件、瑪瑙和綠松石質的珠飾794件[37]。

土城子古城遺址，位于和林格爾縣盛樂經濟園區內，古城外圍的墓葬區，自1997年至2013年前后十余次大面積勘探和考古發掘，共清理東周墓葬上千座，出有玉璧、玉龍佩、玉沖牙、玉環、瑪瑙環、玉璧芯等[38]。

2011年在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鄉大堡山清理戰國晚期墓葬51座。其中7座出土玉器，有玉環、瑪瑙環、水晶珠等[39]。

2011年在和林格爾縣新店子鎮東頭號清理戰國中晚期墓葬43座，出土陶器、銅器、鐵器、玉器、石器等90余件，玉器以瑪瑙環和玉璧為主[40]。

1969年察右后旗趙家房村漢代匈奴墓群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綠松石、瑪瑙、琥珀、碧玉、水晶質地的圓珠、管狀珠和玉環等裝飾品[41]。

準格爾旗西溝畔遺址是內蒙古地區較有代表性的漢代匈奴墓地之一。自1979年至1980年先后經過兩次發掘，共清理墓葬11座。僅4號墓出有玉器，該墓為豎穴土坑墓，呈南北向，頭向北，墓主可能為女性；其頭部兩側、頸部、腰部附近出有鋃金玉耳飾1對、瑪瑙珠23件、水晶珠34件、琥珀珠20件、琉璃珠155件、舞人5件（砂巖質）、龍螭紋出廓璧形飾18件（砂巖質）、螭紋璧形飾3件（砂巖質）、雙龍首璜6件（砂巖質）、龍紋觽14件（砂巖質）[42]。原報告認為西溝畔4號墓年代為西漢初期，但考察玉石器的器類、紋飾以及雕琢工藝風格，該墓的年代似應在西漢晚期或東漢時期。所出鋃金玉耳飾一對，兩件形制大體相若，均為金耳環、玉佩兩部分組成：金耳環呈長方形，正面有金片焊成的鹿形，鹿體原嵌有綠松石，具有濃厚的北方草原風格，背面焊有金鉤，下端有鈕，與玉佩相連。玉佩為橢圓形，上窄下寬，表面主體部分，以鏤雕工藝琢出，其中一件為螭紋，另一為龍鳳紋，細部以“游絲毛雕”技法刻劃，線紋細微遒勁、斷續相連；無論螭、龍鳳的造型還是雕琢技法都屬于典型的中原漢王朝玉器作風。這對耳飾將匈奴文化與中原傳統集聚一身，彌足珍貴，是漢匈文化融合的珍貴見證。

1993年在磴口縣納林套海、沙金套海漢墓中出土了玉環、玉劍璏、玉蟬和玉竅塞等物[43]。

上述發現為我們研究北方游牧民族的裝飾品及其與中原王朝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視角。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是玉文化發展的低潮階段，內蒙古考古發現玉器較少。1976年在巴彥淖爾烏拉特前旗額爾登寶拉格鄉陳二壕村發掘了一座唐代中晚期墓葬。此墓為仿木結構的穹廬頂單室磚室墓，內有尸骨四具，一男三女。墓中出土唐三彩瓷盂、白瓷碗、唾盂、銅鏡及象牙和少量玉器，其中一件玉梳背，表面雕刻鴛鴦花草紋，屬于唐代玉雕的標準器物[44]。

三

遼是契丹族于公元10世紀在北方地區建立的一個封建王朝。作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本身并無用玉傳統，但在政權建立之后，統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接受高度發達的中原先進文化，故唐宋以來的用玉習俗得以傳承延續。此外，隨著對周邊政權的戰爭掠奪和納貢饋贈、榷場交易及民間貿易，中原制玉技術和豐富的玉石材料就有了流入遼境的機會。遼地工匠結合契丹民族風俗和游牧生活特點，充分發揮個人聰明才智，巧妙構思。以上應是遼代玉器發展迅速、數量頗豐、工藝精美的主要原因。

建立遼朝的契丹人長期生息于潢河（西拉木倫河）、土河（老哈河）流域，今內蒙古赤峰是契丹人成長的搖籃。遼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的五京，赤峰市獨占其二，即上京臨潢府（今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寧城縣）。內蒙古東南部地區始終是遼朝的統治重心，故此地出土遼代玉器較多，尤以赤峰市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敖漢旗和通遼奈曼旗數量為最。

2000年敖漢旗薩力巴鄉水泉村的一座遼代早期墓葬被盜，后追繳回了一批文物，玉器包括：樂伎紋玉帶飾1套9件，瑪瑙骨朵1件，瑪瑙杯1件，以及少量水晶、瑪瑙質地的管、珠形飾品[45]。其中樂伎紋玉帶飾最引人注目，鉈尾上刻兩人，高大者跳胡騰舞，另一為身材較小的跪者，作獻寶狀；其余8件玉銙上的人皆為半盤坐，分別做飲酒、吹笙、打拍板、吹長笛、彈琵琶、擊毛員鼓、擊雞婁鼓、吹觱篥狀。所刻人物紋皆為大眼、大鼻、大口，身著緊身短衣和尖靴的胡人形象，人物的腳和腰以上都有飄帶繚繞，盤坐者座下鋪有地毯，衣褶多用彎曲的細長陰刻線表現，胡人的造型與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玉帶非常接近。這組玉帶飾較好地體現了遼代玉帶飾制作的成就和唐、遼兩朝玉器的傳承關系，可謂遼代早期玉器中的精品。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陵位于巴林左旗林東鎮西。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此進行調查，于山南一陪葬墓北部的落葉堆中采集一件玉人[46]。該器為青玉質。形近三角形，外鼓而內凹，并在三角各留有一個系線的鈕，底部居中鉆有一孔。雕成一屈膝而坐的老翁，頭頂巾帽，身穿闊袖長袍，腰中的束帶結有雙紐。老翁臉形豐圓，袒左半身，右手舉一大碗，肘下靠一甕。高4厘米、厚0.3厘米。

1992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蘇木朝克圖山一座大型遼墓被盜。同年，對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47]。經確認墓主人為遼東丹國左相，名耶律羽之，乃遼太祖阿保機之堂兄，身份極其顯赫。其墓規模宏大，結構精細考究，隨葬品非常精美，在工藝和造型上都極具特色，雖已遭盜掘，仍有大量金銀器、絲織品出土；但所見玉器甚少，且皆為帶飾與瓔珞之散件，僅有白玉帶銙2件以及瑪瑙、水晶質地的管珠飾若干。這種少見陪葬玉器且玉器類型簡單的現象應為遼代早期遺存之共同特點。

遼穆宗九年駙馬贈衛國王墓位于赤峰市大營子村，于1954年進行發掘[48]。該墓早年被盜，但仍殘存較多珍貴文物。出土玉器較少，有用瑪瑙裝飾的馬具2套、玉餅2件以及若干瑪瑙質地的瓔珞散件，反映了遼代早期玉器之特色。

1970年在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鄉發掘了一座中等形制的契丹貴族合葬墓[49]。該墓年代在遼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墓葬未經盜擾，木槨的八個壁面和券頂布滿彩繪，內容豐富，出土時顏色鮮艷奪目。同出的玉器有一套完整的白玉蹀躞帶和一件迄今出土資料中年代最早的玉飛天。這件玉飛天為青玉質，單面片雕、透雕而成。器身略呈三角形。頭頂平帽，臉形男相，身著短袖衣、長腿褲，袒上身，彩帛飄飛，雙手胸前捧物。飄然之態優美，制作精致，小巧玲瓏。長5.2厘米。

1986年在奈曼旗青龍山鎮發掘了一處遼代墓地。其中3號墓是一座典型的遼代中期契丹貴族合葬墓。從墓志上看，墓女主人是遼景宗第二子秦晉國王耶律隆慶之女，為正妃蕭氏所生，曾初封太平公主，進封為越國公主，死后又被追封為陳國公主；墓男主人為陳國公主駙馬蕭紹矩，是遼圣宗仁德皇后之兄。二者生前位極尊榮，死后又特加厚葬，陪葬文物頗豐，大多為金銀、琥珀、玉石等貴重材料制作，其中純金制品有1365.75克，純銀制品達5723.7克，琥珀制品達2101件，軟玉、瑪瑙、琥珀、水晶器有：工具形組玉佩1組、動物形組玉佩1組、龍鳳魚形組玉佩1組、包括雙魚玉佩2組、交頸鴻雁形玉佩1件、交頸鴛鴦形玉佩1件、魚形盒玉佩2件、螺形盒玉佩1件、龍鳳紋盒形玉佩1件、玉銙絲鞓蹀躞帶1條、玉銙銀帶1條、瑪瑙碗1件、瑪瑙盅2件、水晶耳杯1件、系鏈水晶杯3件、“風”字形玉硯2件、玉水盂1件、玉臂鞲1件、玉柄銀錐1件、玉柄銀刀1件、玉馬具279件、水晶串珠152枚、管形瑪瑙飾品14件[50]。該墓是迄今為止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葬，其中出土玉器種類豐富、制作精美，可代表遼代玉器的最高水平。由于出自紀年墓，有確切年代可考，陳國公主墓出土玉器成為鑒定遼代玉器的標準器。

遼慶州白塔，名釋迦佛舍利塔，位于巴林右旗索布日噶蘇木。塔建于遼興宗重熙十六至十八年，清代曾有過改修。由于年久失修，殘破嚴重，1988年至1992年對慶州白塔進行了保護、搶救性維修。施工期間，于塔剎內發現一批重要的遼代佛教文物，其中有琥珀舍利瓶、水晶杯各一件[51]。前者為色澤棕紅略透亮的琥珀制成?？谘嘏c卵圓底呈對稱五瓣蓮紋刻飾，表壁亦分五瓣，器蓋上有蒂鈕。高9厘米、腹徑4厘米。后者為水晶質。小圈足，杯口呈四瓣橢圓海棠花形，內底呈卵圓坑狀。橫向一側雕飾一龜首，自器腹下向上伸頸仰出；另一側雕飾一外寬內窄、尾端漫圓的鶴尾狀手柄?？傞L5.5厘米、寬3.7厘米、高1.9厘米。

1959年寧城縣小劉仗子遼代晚期墓群出土了白玉帶飾16件、竹節形玉握2件、白玉三角形飾片6件，以及玉質、琥珀珠若干[52]。白玉帶飾，皆作厚0.5厘米、長5.5厘米的扁片狀，上有小孔，孔內殘存鐵絲，其中7件為長方形，上刻花瓣紋，邊緣隨花瓣而呈波浪狀；5件長方形一端鈍圓；3件為橢圓形，1件圓形中穿方孔；這套菊花紋玉帶為遼玉帶飾的創新造型，對古代服飾研究有著重要價值。兩件竹節形玉握，長5.5厘米、厚2.4厘米，作兩根半面竹筒并排狀，每竹各有三節，出土時分別握于墓主人之雙手之中。此類手中握玉的葬俗，本期已較為罕見。

1978年在巴林右旗白音漢公社發現一處遼代窖藏，清理出的文物以銀器為主，銅器、瓷器和玉器的數量亦較為可觀，這是現知唯一有玉器出土的遼代窖藏。所出玉器有白玉熊、白瑪瑙杯、菊花瑪瑙杯等[53]。其中白玉熊，長6.8厘米、高3.8厘米，白玉質。扁片臥熊狀，細工浮雕，凹圓點狀眼，小耳尖嘴，短尾長鬃，腿部彎曲，頭部枕在右前腿上，鬃毛、尾毛皆為褐色石皮表現，造型栩栩如生，為遼代玉器巧雕之精品。

四

由于金元時期墓葬遠不及遼代豐富，出土文物也相對少很多。內蒙地區金元玉器的考古發現極少，零星見于中南部地區：

1975年四子王旗紅格爾地區金代墓地5號墓出土玉石鏤雕帽頂1件[54]。

1986年敖漢旗新地鄉英鳳溝金代墓地1號墓出土白玉鏤雕花鳥形玉佩2件[55]。

1958年在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鄉清理元集寧路古城時，發現墓葬40座，清理了其中27座，這批墓葬年代在元代早期，出土龜形綬帶玉佩和侍女紋玉片各1件[56]。

1986年達茂旗明水元代墓地出土青玉人形帶飾1套5件[57]。

1992年察右中旗廣益隆元代古城遺址出土玉花、玉鳥、玉環各1件[58]。

這些考古出土品為我們了解、研究這一時期的玉器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五

內蒙古地區出土的明清兩代玉器主要有：玉制器皿如盤、碟、耳杯等，玉帶飾如帶鉤、帶扣、帶板，以及各類玉佩飾和鼻煙壺等，雕琢之精美、構思之巧妙，集前朝之大成。其中各類工藝精湛的玉鼻煙壺是清代玉器中具有蒙古族特色的重要器類。

綜上所述，內蒙古地區制玉、用玉歷史悠久，成就巨大。從距今約8000年前興隆洼遺址出土的玉玦開始，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逐步走向了輝煌。全區出土的歷代玉器，斑斕璀璨，琳瑯滿目，尤其史前時期和遼代玉器，是中國玉文化發展歷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開展古代玉器研究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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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哲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文物學會 會員

（責編 高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