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方志轉型的視角：梁啟超與方志學新論

曾榮

近代方志轉型的視角：梁啟超與方志學新論

曾榮

梁啟超首倡“方志學”，其背景是近代方志發生重大轉型。本文首先梳理梁啟超方志學理論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旨在探索梁氏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考察方志學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轉型時期方志學理論構建的歷史脈絡與淵源流變。以近代方志轉型的視角，探析近代方志學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發展變化，對于當今方志學理論建設和方志學學科構建也具有重要意義。

梁啟超 方志學 近代方志轉型 專門學問 獨立學科

現代學術研究意義上的方志學研究，是從民國時期開始的。梁啟超、李泰棻、傅振倫等人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方志學，取得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成果。當把梁啟超與方志學聯系起來，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于1924年在《東方雜志》發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而在《〈固安文獻志〉序》（1928）中，梁啟超把方志學納入近代方志轉型的視野之中，強調體例創新在方志轉型中的重要作用。

關于梁啟超的方志學思想，在《說方志》《〈龍游縣志〉序》等文章中，梁氏曾以不同的篇幅討論方志轉型，闡述其對方志學的獨到見解。而受梁氏方志學思想的啟迪，李泰棻、傅振倫等人在學術著作中，不僅承襲梁氏方志轉型的研究思路，而且從“編纂之學”與“分科治學”的角度，對近代方志學理論作了新的詮釋。

關于梁啟超與方志學，前人已從方志編纂學、方志發展史等角度作了大量研究，這為本文提供了基礎。但把握特定人物的思維行為方式，不宜將研究對象與特定歷史的時空背景分割開來，而應當本著歷時演化的線索予以考察。有意思的是，當把梁啟超發表有關方志的著述，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從而以一種歷時性的眼光，來考察梁氏方志學理論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則可以深入理解近代方志轉型視域下的方志學思想，達到認知上的創獲。本文則以歷時性的眼光，考察梁啟超方志學思想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旨在窺探梁氏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考察方志學的研究理路，厘清近代方志轉型時期方志學理論體系構建的歷史脈絡與淵源流變。

一、梁啟超與“方志學”概念的提出

早在1897年，梁啟超分別撰寫《〈日本國志〉后序》和《讀〈日本書目志〉書后》，闡述志書對國人文化知識的開發和普及作用。當時正值戊戌變法前夕，舉國上下呼吁變革圖強，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不遺余力地向國人輸入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在此背景下，康有為于1896編寫《日本書目志》，旨在向國人介紹未譯出的各類西學圖書。梁啟超對此舉大為推崇，認為“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矣?！盵1]而當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再版時，梁氏親自撰序，盛贊該書使國人知“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2]。

如果說梁氏上述兩文尚未就方志展開專門論述，那么當1920年代他由政壇轉入文壇，尤其是擔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后，則對包括“方志學”在內的學術文化重新予以審視。

1924年春，在清華講學的梁啟超將其講義的一部分，以《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為題，委托時任商務印書館監理的張元濟在《東方雜志》發表[3]。在《方志學》篇中，梁氏對清代方志作了全面評價，并且闡述了他對方志與國史的獨到見解，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方志與國史在材料甄別、人才選取等方面，亦有諸多相似之處。需要強調的是，梁氏還從方志編纂的角度，借用章學誠的方志編纂理論，闡釋“方志學”學術構建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注意方志之編纂方法，實自乾隆中葉始?！倍聦W誠將方志的概念由“地理書”改造成“一方之全史”，將方志的功用擴展為“專以供國史取材”，進而提出設立“志科”“保存資料”等富有創造精神的建議，達到了構建“方志學”理論體系的高度[4]。

同年，梁啟超撰寫《說方志》，以進化史觀的眼光，審視歷代方志的發展與變革。他認為，“觀各書門類及提要所詳，則方志內容及作者對于方志的觀念之嬗變，皆略可推見。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跡遺書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意現代風俗掌故經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須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雖緣作者之識見才力好尚，詳細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時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內容日趨復雜，可斷言也”?？梢?，梁啟超將方志編纂視為一項“專門技術”，認為“內容門類之區分，由繁而趨于簡，其所敘述范圍，則由檢而日擴于豐，此方志進化之大凡也”。從而得出方志“編纂方法亦代有進化”的結論[5]。

不過，梁啟超雖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中推崇章學誠的方志編纂理論，認為“‘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但實際情況卻前后變化甚大。1925年11月18日，梁啟超在《〈龍游縣志〉序》里，首先開列章學誠修志的三項弊?。汉鲆曋玖纤鸭?、嫉視史實考證和受舊史觀念束縛；與此同時，他稱贊《龍游縣志》主纂余紹宋“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純采科學家最嚴正之態度，剖析力極敏，組織力極強，故能駕馭其所得之正確資料”。

梁啟超治學廣博，且善于總結反思，常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自詡，而其關于章學誠方志理論認識上的巨大反差，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近代以來，西方科學技術輸入中國，推動了傳統方志的近代轉型，具體表現在西方社會學思想、分科治學理念對傳統修志的指導，以及近代科技手段、科學方法在修志中的應用等。在此背景下，志書的編纂宗旨、體例、篇目、內容、技術手段等鼎故革新，表現出與舊志截然不同的編纂理念[6]。因此，當梁啟超將《龍游縣志》與章學誠所編志書進行比較時，發現該志不僅具有體例、內容、文辭、史料、圖表應用等十大優點，而且還有效地借用西方社會學原理，來探析中國社會文化歷史的變遷，顯示了該志“在方志學中其地位”[7]。

顯然，梳理梁啟超方志學思想變化的脈絡及其成因，比起用方志學的概念來人為編織其方志學思想和主張，更有助于研究事實，說明問題。循著近代方志轉型的研究思路，梁啟超對“方志學”概念重新予以審視。1926年10月，梁啟超為白眉初編纂的《中華民國省區全志》寫《新書介紹》時，表達了對文獻資料的特殊關照，稱其“從事考究中國地理，或用公文征求各省區官府之報告，或用表格隨時隨地地征求私人之調查，更遍考古籍，以溯淵源，復搜羅時賢著述，名人游記，尤肆力檢查中外報章雜志，又參考中西文之各種典籍，以其觀察之正確”[8]。由此他認為，將方志文獻合理地應用于修志，既提升志書質量，又彰顯方志在史料留存上的重要價值。而在1928年秋，梁啟超關于方志探討的最后一篇文章《〈固安文獻志〉序》中，梁氏不僅關注志料的取材，盛贊“其書取材豐而核”，而且注重方志體例的創新，認為該志“在方志中獨創新體，不朽之業也”[9]?？梢哉f，梁啟超晚年對方志學認識的重大轉變，正好印證了近代方志轉型這個重大時代背景，凸顯近代中國知識制度變革背景下社會歷史的巨大變遷。

二、淵源流變：“專門學問”與“獨立學科”

學界關于方志學的論著為數甚多，可是，究竟什么是方志學，哪些人可以算作近代中國的方志學家，方志學本質若何？淵源何處？產生了哪些發展與流變？各方說法分別甚大。就此而言，近代中國的方志學家及方志學可以大體分為三類：其一，自稱；其二，他指；其三，后認。

自稱如李泰棻、傅振倫、王葆心，他們高舉方志學的大旗，并且旗幟鮮明地以構建方志學為己任。他指如章學誠，章本人從未以方志學相標榜，而近代學人卻紛紛推許其為方志學的代表。后認則是后來學人綜述歷代方志發展變化的淵源脈絡或撰寫方志史著作時，用自己定義的方志學概念來指認的方志學家及其方志學說，范圍相當寬泛。頗值得玩味的是，梁啟超首先提出“方志學”概念，并且指認章學誠為方志學創始人，而梁氏本人后來又被他人稱許為方志學家。本文則依照時間和邏輯順序，勾勒自稱與他指的歷史脈絡，旨在審視歷史范疇的“方志學”，窺探近代方志轉型視域下方志學的淵源流變。

1924年梁啟超發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認為地方志在內容門類上由繁趨簡，記載范圍上則由簡而入豐，并且提出編纂地方志，“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須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即把編纂地方志視為一項專門性工作[10]。

方志學篳路藍縷之際，首先提出這一概念的梁啟超并非獨行者。梁啟超創“方志學”概念，源于1920年代他在清華講學之際，打算編一部對清代學術做系統梳理的講義。無獨有偶，李泰棻也早有編寫方志學著作的想法。1935年由他編寫的第一部方志學專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1]。在《方志學》一書中，李泰棻“討論要點凡四：（一）方志之性質，（二）舊志之偏枯，（三）方志主張，（四）方志編法”。需要說明的是，李氏對《武功縣志》《朝邑縣志》《吳郡志》等在內的七種舊志進行批判，詳述章學誠修志的六個“不當”，目標直指章氏修志“志例之駁議”。顯然，李泰棻以近代方志轉型的理念，批判地繼承前人修志思想，對方志本質有了新的認識，無怪乎當時有書評稱：“方志之本質安在，迄今罕有論述；有之，自李泰棻之《方志學》始”[12]。瞿宣穎在評論李氏《方志學》時，亦不無贊嘆地說，“李君這部書，還是講方志學的第一部完整著作”[13]。

然而，瞿宣穎說的“方志學”究竟是后人所說具有條理系統的方志學學科，還是指方志編纂之學？顯然，這個問題涉及方志學的歷史淵源，其探討將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學的淵源流變。對此，梁園東在評論李氏《方志學》時表示，“專論方志編纂，此書尚為創作。讀者可以藉此略知昔日地方志之大略，志書之體裁內容，及應有之編纂方法”。顯然在梁氏看來，李泰棻所論“方志學”屬“方志編纂”范疇[14]。

事實上，中國過去的學術素來不重分科，即不以學為單位劃分學術門類。晚清民國以來，西方“分科”概念輸入中國，影響到當時的學界，尤其是青年學子，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等人“都以分科治學為科學，并且基于那一時代人們對科學的崇拜，相信分科治學是以學為本，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天下公理”[15]。而在引進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概念的同時，國人對自身學術分科的認知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受此影響，近代學人致力于方志學理論構建時，十分注重“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建設。1935年12月，傅振倫的《中國方志學通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以篇章形式系統闡述方志的名稱、種類、起源、發展、性質、功用、價值、地位等，為構建方志學科學體系進行了初步嘗試[16]。王葆心也于1936年撰成《方志學發微》，該書“導源篇”從地理學、史學、經學、文學各個學科角度考察方志學的歷史淵源[17]。1938年，甘鵬云的《方志商》（崇雅堂聚珍版）刊行，該著從修志實踐出發，系統論述了修志的相關問題，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修志理論與方法。同年，黎錦熙開始編寫《方志今議》，對編纂《城固縣志》的經驗作了系統總結，并將其提升為具有指導意義的修志理論[18]。

在修志實踐中，時人往往強調“科學方法”的應用。1932年8月，時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主持編纂《廣東通志》。他在《廣東通志館期成計劃書》指出：“此次纂修，則全為改造，對于舊志，不獨改正其錯誤，增補其缺漏，要在合乎近代精神，運科學之方法以求古今變遷演進之文化”[19]。1946年，浙江通志館館長余紹宋在《浙江省通志館館刊》的引言中開宗明義地表示：“本刊旨在闡揚本省文獻，補助新志纂修，與報導館務工作，亦欲使人所不甚重視之方志學，得以配合科學之整理方法而發揚光大之?！盵20]次年，莊為璣在《方志學的研究與改造》中，亦從“新編”“分編”和“合編”的編纂視角出發，提出用科學方法改造“方志學”的主張[21]。吳宗慈在《論今日之方志學》中，不僅強調要用科學的方法搜集、考證和排比史料，以提高志書的科學性，并且首次對“方志學”概念作了界定，認為“研究此匯記之史跡，應采用如何方法，乃適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學”[22]。

隨著近代學術研究“專業化”的盛行，在“分科治學”理念的關照下，方志學亦趨向于成為一門“獨立學科”。1924年，梁啟超所作《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原為清華授課的講稿。而瞿宣穎于1930年為南開大學學生講述方志概要時，亦著手編撰《方志考稿》，相關內容還曾在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講授。傅振倫也曾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授中國地方志科目，編有講義。1945年，顧頡剛在復旦大學專門開設“方志實習課”，教授學生研習地方志[23]。這些努力和實踐，既是受“分科治學”影響的結果，又是使方志學成為“獨立學科”的初步嘗試。

三、小結

綜而論之，以近代方志轉型的視角，考察“方志學”提出的歷史淵源，探索這一概念因時因境產生流變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歷史面相：

其一，梁啟超“方志學”概念是在近代方志轉型的背景下提出的。近代中國知識制度發生重大轉型，影響到志書編修，其體例、結構和內容等均發生重大變革，由此推動了近代方志的轉型。而以歷時性的眼光，考察梁啟超方志學思想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探索梁氏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研究方志學的治學理路，有助于厘清近代方志轉型時期方志學理論構建的歷史脈絡，把握方志學學科體系形成的淵源流變。

其二，近代方志學概念依時因境產生流變。循著時空演化的線索，考察近代方志學概念的本義可以發現，淵源于“編纂之學”的方志學理論，在近代方志轉型背景下，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均有了新的變化。而受西學影響，“分科治學”大行其道，這無疑推動了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形成。隨著大學教育的專業化發展，“分科教學”與“分科治學”理念不斷深化，由此構建方志學“獨立學科”的呼聲日益高漲。與此同時，方志學概念的內涵外延不斷豐富完善的歷史進程也仍在繼續。

其三，近代方志學大致經歷從形成“專門學問”到構建“獨立學科”的歷史發展過程。1990年傅振倫為黃葦《方志學》一書撰序稱：“清乾隆、嘉慶年間，章學誠、洪亮吉、孫星衍輩，于治史之外，又及方志之學，對方志源流及其利弊得失和纂修諸事進行深入探索，在理論上多有闡發，使方志學逐步形成一種專門學問。一九二四年，梁啟超總結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成績，乃正式確定方志學是一門獨立學科?！盵24]由此高度概括方志學概念從形成“專門學問”到構建“獨立學科”的歷史趨向。

誠然，一切概念往往后出，“方志學”概念亦然，今人不察，慣用自己定義的方志學概念來指認方志學家及其方志學說，其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誤視前人所述“方志之學”為“方志學”（即將前人所述本意為方志編纂的“編纂之學”錯解為具有條理系統的“方志學”學科），以此解讀思想學術與歷史文化，無異于緣木求魚。只有厘清方志學理論構建的歷史脈絡，把握方志學學科體系形成的淵源流變，才是探究“方志學”的正途軌轍。循此研究思路，也就不難理解傅振倫上述關于“專門學問”與“獨立學科”概念的真正內涵了。

總之，梁啟超“方志學”概念的提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僅極大地提升了方志的價值和編修方志的意義，而且奠定了方志學理論體系的根基，推動了近代以來方志編纂實踐。探索近代方志轉型時期方志學理論構建的歷史脈絡，理清近代方志學概念依時因境產生流變的歷史淵源，對于當今方志學理論建設和方志學學科構建也具有重要意義。

[1]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后.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8.

[2]梁啟超.《日本國志》后序.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27.

[3]梁啟超.致張菊生(1924年4月23日).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049.

[4]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581—4588.

[5][10]梁啟超.說方志.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79,4280,4280.

[6]民國通志館與近代方志轉型.北京地方志,2013, (2).

[7]梁啟超.《龍游縣志》序.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335.

[8]梁啟超.新書介紹：中華民國省區全志.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26,第2卷第2期).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004.

[9]賈廷琳等.固安文獻志.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11]李泰棻.方志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2]高邁.書評：方志學.出版周刊.第128號.1935.

[13]瞿兌之.讀李氏方志學.禹貢,1935,(第3卷第6期).

[14]梁園東.讀書提要：方志學.人文月刊,1935,(第6卷第9期).

[15]桑兵.分科的學史與分科的歷史.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

[16]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17]王葆心.方志學發微.武漢: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1.

[18]有意思的是，甘氏《方志商》和黎氏《方志今議》還被岳麓書社于1984年以《方志學兩種》為書名公開出版。用后來分科的觀念看待中國固有學術，由此可見一斑。（參見：《方志學兩種》，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版。）

[19]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通志館期成計劃書.檔案號,20-001-74-070～074.

[20]余紹宋.本刊第二卷引言.浙江省通志館館刊, 1946,(第1卷第5期).

[21]莊為璣.方志學的研究與改造.讀書通訊,1947, (146).

[22]吳宗慈.論今日之方志學.江西文物,1942,(第2卷第2期).江西師范大學歷史系.江西省地方史志資料選輯(第1輯).1985.未刊.

[23]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5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550.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321.

[24]黃葦等.方志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1.

曾 榮 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副研究員 歷史學博士

（責編 樊 譽）

※ 本文為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通志館與近代方志轉型”（項目批準號：13CZS042）的階段成果。文章相關內容曾提交2013年10月召開的“兩岸四地方志文獻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