漬之以學

劉一甫

在我的收藏品中有一件東西是有特殊意義的——這是1937年秋天，我1歲半時用毛筆胡亂涂抹的一張箋紙。我的父親、著名書法家劉孟伉在箋紙一旁寫下如下一段話：“丁丑九月二十一日，藟兒弄筆之始。具此姿性而漬之以學，即藝術專家有何難到？存之以驗其成?！边@張箋紙父親生前從未示人，連我也不知有此物。我是在父親去世多年后，從父親遺留的一本書中發現的。我之所以覺得它珍貴，倒不是因為它是我的“弄筆之始”，而是因為它明確記錄著老人家關于藝術的一個重要觀點，也是他自己走過的藝術道路的真實寫照。

老人家的這個觀點就是一個人要想成為真正的藝術家，除了必須具備一定的“姿性”外，不可或缺的便是“漬之以學”四個字。我理解這四個字有兩層意思，一是內容，二是方法；“學”說的是內容，“漬”說的方法。其中“學”又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所從事的藝術門類如書法、篆刻等專門技藝，二是指廣義的學識乃至人生的修養。我想結合我父親的藝術經歷對此略作說明。

首先說“學”。關于技藝的學習，老人家歷來強調要打好基礎。他5歲入塾，12歲左右，他的堂兄、晚清進士劉貞安在讀到這個比他小20多歲的小弟弟的一封信后，稱贊“其筆畫之雋健，頗有帖意”，足見他少時受到過良好的基礎訓練。他15歲時，到貞安先生任所，在后者親自教誨下繼續學習，這便使這種基礎訓練得到進一步加強。貞安先生主張“字宜多寫楷書，并宜寫小楷”，并告誡他“雖米趙大手皆從小楷下手，勿以其煩難而憚為之”。我們可以從老人家的楷書作品看出，他在這方面的確是下了很深的功夫的。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劉貞安傳》（小楷石刻）、40年代的《蒟園文集》（蠅頭小楷）、60年代的前后《出師表》、《隆中對》（大楷，成都武侯祠收藏）、《心經》（大楷，成都文殊院收藏）以及《平江公路紀念碑碑文》（大楷，碑在平武縣，今尚存）等，其境界絕非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他對基礎訓練的重視不僅限于少年初學時，而是終生都堅持。晚年時，他也常反復書寫千字文大楷，還要加以圈點，足見其一以貫之的認真態度。

在堅實的基礎上吸納百家之長以形成自己的風格，這大概是所有成功的真正的藝術大師的共同經驗，老人家也不例外。僅以他對黃山谷的萬州《西山碑》的學習研究為例。20世紀30年代中期，鑒于西山碑原刻已嚴重風化剝蝕，他收集了許多該碑善本拓片，各取其長，補其缺損，親手鉤勒，請高手鐫刻，制成一完整的木質《西山碑》。此物現保存在萬州，成為當地珍貴的藝術藏品。60年代，在他的書房兼辦公室內，長期張掛著一幅藍拓《西山碑》，常見他凝神觀摩。他曾對我說：你看黃書幾乎每個字都有很夸張的筆畫，但每個字的重心卻都很清楚，看似很險，實則很平穩，并以此來說明《書譜》中關于險絕與平正的論述。正是這種對他人之長的虛心吸納，我們才能看到镕鑄百家而又個性鮮明的劉孟伉書法。

“學”的第二個內容是指廣義的學識乃至人生的修養，亦即通常所說的“字外功”。對于書法藝術來說，我以為還特別指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學習，因為中國書法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深厚土壤中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它不是舶來品。老人家青少年時下過10年“十三經”、10年文字學的功夫。貞安先生在他初投其門下時，即認為他“資質雖好，而對于學問仍似無大頭緒，惟令讀經史，以厚其本根”。愚以為所謂“本根”，不僅是文史典籍中豐富的文學、歷史、哲學、政治諸方面的知識，更為重要的是貫穿其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修養。貞安先生要求他“動心忍性，蓄能待時，細事躬親，勉為其不屑然者，藉以歷練人性物理”，并說這是不可忽視的“大學格致之功”，強調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學習，并非泥古。老人家在這種學習中形成的憂國憂民的思想，使他時刻關注人民的疾苦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探索之后，他終于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選擇了革命，在一些動搖者退出中共組織時，毅然加入了黨的組織。而在此后的“工作和掙扎中，對革命的認識和意志，一貫是想要做到一個明確與堅定的保持者”（劉孟伉《自傳》語）。他有一方閑章，文曰“與時偕行”，換句時髦的話，就是“與時俱進”之意。這充分表明深厚的傳統文化思想并未使他遭到禁錮，反而是這種文化思想的精華使他與時代潮流相結合，而在這種結合中，形成了他鮮明獨特的個性風格；這種個性風格與其藝術相融合，才讓我們看到了既有深厚的傳統功力，又風格獨具的劉孟伉書法。

“漬”是講方法。我特別覺得這個“漬”字用得非常準確。老人家不用“積”字，雖然這兩個字的形音義都十分相近?！胺e”是“積累”，但它不包含過程的長短與具體的方法?！皾n”則不同，它是一點一滴地積累，是慢慢地浸潤，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蹴而就。如前所述，老人家非常強調打好基礎。他有很好的楷書功底，寫隸書也同樣下了很多功夫。貞安先生擅長漢隸，在其指導下，他開始臨寫漢隸，一段時間后就受到貞安先生的稱贊，認為“甚有似古處”。他臨寫過多種漢碑，尤精于《張遷碑》，達到了能夠背臨的程度。由于他廣采博收，融會貫通，其隸書不囿于一碑一帖，而是吸取諸碑精華，自成一格，即使不署名，也能一眼看出是他的手筆。1985年夏，我第一次游白帝城，一走近大門，抬頭看見“白帝廟”三個隸書大字，盡管沒有署名，我立刻斷定是老人家所書；回到萬縣，告訴了余仲九老師，后經余老師查詢，確認是1958年所書。他即使背臨《張遷碑》，也不是筆畫和結體的機械模仿，而是力求得其神韻。要達到這種境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1964年，他指導一批青年教師學習書法。一開始，他就教他們描紅，并親自為他們用土紅寫范字。當時我也在場，老人家指著我對他們說：他現在能寫得光生點，就是小時候多寫了幾年紅模。的確如此，我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一直在老人家親自指導下描紅，是同齡孩子中描紅時間最長的。那時，每天放學回家，便看著他給我寫范字，第二天帶到學校去填寫，老師圈閱后，再拿回家交給老人家審查。他寫的時候并不多講，只是叫我在一旁看他寫。平時他寫字，我也常為他磨墨牽紙，默默地看他寫。天長日久，耳濡目染，連他寫字時的神情，至今也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我以為，這也是一種“漬”。雖然后來我并未走上藝術之路，沒能“驗其成”，而是成了教書先生，但兒時的這種“漬”，卻是我終生受用不盡的。而這只是要求把字寫“光生”點，至于更高層次的書法藝術，以及廣義上的“學”，則是勿庸贅言的了。

老人家說“藝術家有何難到”，這個“不難”的前提就是除了一定的資質外，必須“漬之以學”。因此，要想成為真正的藝術家，談何容易！我總以為，我們今日之藝術界，不是“家”太少，而是“家”太多、太濫。連一個乳臭未干的孩童，進了幾天書法班，抓住幾個字，臨寫幾個月，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可以送一個“小書法家”的稱號。這個“家”太廉價了！成為這種“家”確實不難。但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僅不能造就出真正的藝術家，反而敗壞了藝術本身，還可能毀了那些資質不錯的孩子，甚至敗壞了社會風氣。還是讓我們摒棄一切浮躁，從一點一滴踏踏實實做起。只要堅持不懈地“漬之以學”，一定會造就出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