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淵源 垂裕后昆

陳沫吾：陸象山教人首在做人，他說過：“某這令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绷钭鸫笕嗽趺纯创@個說法？其一生致力于學問有什么變化？

蒙默：先父很推崇這句話，也多次講這句話。凡到他家來問學的年青人，差不多都要先講這句話。做學問首先就是要學做人。他說理學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行實踐的。所以港臺的新儒家又把儒學叫做“人學”。

他老人家做學問有幾變，為什么有幾變好像還說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就是有些可能是與當時社會的需要有關系。

他開始的時候是在中文系教經學。他當時寫的書就有《經學抉原》跟《古史甄微》?！豆攀氛缥ⅰ肥鞘穼W系的了，這個就在史學系去教。到后來大家都不講經學了，好多大學都沒有這個課，他就專門教史學，也就不大寫經學文章了。到晚年搞四川史，我想無非是他住在成都，找他請教的人多半愛談四川史。比如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家佑、李復華就經常愛來找他，還有省文史研究館的一些老朋友，他們也搞四川史，所以他也談四川史。而且他有些講法還得到別人的推崇重視，所以西康省的通志館，在抗戰期間聘他為編纂，修《西康通志》，他當然要搞川康歷史?？箲饎倮?，四川省通志館成立，又聘他為編纂，他更要摸摸這些東西了。我想他之所以搞四川史，恐怕與這些社會上的需要有關系。后來他在晚年寫的四川史方面的東西比較多。在他文集里面，除了《論山海經》《巴蜀史的問題》，另外在《古族甄微》《古地甄微》里面也有不少，估算一下恐怕有十多二十篇。

至于晚年研究越史問題，是一個越南綜合大學的老師寫信來請教先父和徐中舒、鄧少琴先生，說是云南大學方國瑜先生向他推薦的。先父一看問題很多，不少是奇談怪論，并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崇高利益，而且出自“兄弟國家”之口，這不能不辨?！对绞穮部肌肪瓦@樣開始寫的，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寫，原來分的問題比較多，共有二十個題目，后來我把它歸納成十二個題目。中間有一部分我還把它刪掉了。因為他寫那陣，我們正在搞抗美援越，他給越南說了一些好話。后來我整理的時候已經是1981年，我們跟越南打起來了，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分刪掉了。

老人家之研究佛學以及研究道教，并皆事出偶然，而咸有所得，皆有撰述。特別是對道教的研究，他發掘出一個“重玄學派”。這個重玄理論可以說是道教理論上從修煉方術到思辨哲理的一個飛躍，第一次給道教提出了一個宗教哲學。他很感興趣，一連搞了四五年，積稿多達百余萬字，發表者不到三分之一。他對在五十歲以后能開拓這樣一個新的學術局面，感到相當自慰。但在1949年以后不得不中途停止。他的一部道書作品在臺灣被翻印。他提出的這個重玄理論，在東洋學界也繼續得到研究，但都是在他提出的三十年后了?！拔母铩焙?，大陸對道教的研究才漸漸興起，他老人家的作品才引起重視，榮獲學術界稱為“重玄學研究開創者”、“樹立了利用敦煌道教經卷的崇高典范”、“二十世紀中國卓立不茍的國學大師，特有道家風骨的現代學者”的美譽。但這已在他老人家逝世將近三十年的時候了。

陳沫吾：《越史叢考》是令尊的絕筆之作，您能否具體地談談他是如何完成該著述的嗎？

蒙默：“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家就被抄了。幸好紅衛兵只把先父寫的書稿抱走了尺多高一摞，另外的東西都沒動，一張封條就把屋子封了。

?；始t衛兵垮了，造反紅衛兵說他們不管，我們就自行啟封。被抄走的稿子，“文化大革命”后沒找到。有部分道教稿子，先父在其它道教文章中曾談到的一些稿子，存稿中沒有，可能就是弄丟失了。老人家寫《越史叢考》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拔母铩遍_始后，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天天到系上的“牛棚”參加學習或勞動，除了《毛選》和《毛主席語錄》必帶外，后來有些時候他也把稿子帶到那兒去寫。下班回家后，他當然就搞他的，我從來不問，因為他那個時候的心情，我好問什么呢？那個時候像我們這些“黑五類”出身的，天天都得到系上，有時還要跟著到處跑。只有時他學習完了，我這邊事情也完了，就陪他一路回家去，路上說幾句，也只能安慰他一下子，話都不敢多說，生怕有別人聽到了。我那陣子有好多話也不敢說。

造反派掌權過后的目標是揪所謂的“走資派”，老爺子這些人算是“死老虎”了，所以后來也沒太管，但學習還是要到的。1967年春天以后，他身體漸漸不好，到醫院檢查，得了食道癌，而且是晚期。醫生說年紀大不能手術了，好在他那本書稿在5月份基本上已寫完，只是還沒有進行最后的修改。雖然得了重病， 天天還要參加學習，后來實在不行了，醫院出證明才沒參加。

陳沫吾：令尊大人長期研究經史，據說他的研究方法與同時學者多不相同，您對他這種做學問的方法有何見解？

蒙默：先君子對六經文本的看法可以說是接受了古學家的看法。他認為六經就是古文獻，從孔子以后把六經作為教材來教學生，《論語》上就有不少孔子教弟子學《詩》、學《禮》的教言。隨著儒家思想慢慢成熟，對于教材，符合他們自己思想的就教下去，不符合他們思想的小者就修改，問題大的就不用了。如孟子就講過“血流漂杵”（《 尚書·武成》語）這話靠不住，漢儒經書《尚書》中的二十九篇里就沒有這一篇。先父說“刪詩書，定禮樂”這個事情肯定是有，但說是孔子刪訂則不一定，應該是后來儒家做的這個事情。這看法比較客觀。古人傳下來的東西，那些跟當時儒家講的政治理論不相符合的，當然就只好不講了。所以《尚書》原來有百篇到后來就只有二十九篇了。古學家重點不在講理想，他們不托古改制，當成古文獻來講，這是史學的辦法。

今學是哲學、經學型，古學是史學，這是漢代經學的兩大派，先父直至晚年都是這樣看和認識的，當然最早是廖季平先生提出的，是符合漢代經學實況的。所以，現在我們講經學首先就要把概念弄清楚，不能認為研究六經就是講經學，這是不準確的，因為你如果把它當成古文獻和史料學來研究，這就是史學，而不是經學。所以，他老人家并不同意用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觀點來講經學。同時，他又認為，經學重點不在六經，應該在傳記、師說。傳記、師說是后代儒家根據經典來發揮講它自己的東西。這些東西常常是前進了的，是更符合時代要求的。他的遺稿有一篇里面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他講經學的一個重要看法。因為講經學只講對六經文字的解釋，沒有多大意義，一定要闡釋六經的微言大義，這才是思想。這才反映他們當時的思想。漢人的講法不同，代表今學家的思想；魏晉六朝講法不同，這是魏晉六朝的思想；宋人的講法又不同，便屬于宋學。這樣才能說明經學的發展演變。只是專注重講六經文字，那只是把經典當史料，只是周代以上的史料，范圍也比較有限；根據史料來發揮你自己的思想，就大不一樣了。老人家很注重傳記，就是因為這個。他這個“傳記”也包括了一部分后人所謂的經，比如《禮記》，它本就是傳記，《公羊傳》《穀梁傳》，《易經》的《十翼》這些都是傳記。經就是說畫卦那些，《春秋》可以說是經，《儀禮》也是經，《大戴記》《小戴記》就都是傳記。

陳沫吾：新中國成立后，令尊大人在治學方法方面應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自己也曾說宋明理學與唯物論有相同之處，您能談談令尊的治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嗎？

蒙默：要說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深一些呢，當然是新中國成立過后。他早年在重慶教中學時，和惲代英在一起，關系比較好，肯定還是接觸到馬列主義的東西，但是那時也只是當成一種學說或一種理論，跟新中國成立過后把它當成經典、指導思想來看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真正說在他思想上發生一些變化，那還是新中國成立過后。新中國成立前他也看過如米丁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但當時在他思想上并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起了影響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他給張表方寫的那封信里說得很清楚。

他畢竟還是在舊社會生活的時間比較長，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他接受起來就不像年青人接受得那么容易。而且他一定要在思想上通得過才能接受，一定要過濾。他曾說郭沫若你有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我蒙文通有我蒙文通的馬列主義，實際上就是說我有我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也可以說他接受了些，只是各人理解不同。理學是他自認入得最深的學問，很早他就跟我談過，但是他寫那個《理學札記》，是一直到他去世后我清理他抽屜里頭的東西才看到的，他以前就沒給我看。上個世紀50年代那個時候，學者們對理學這東西主要是批判，認為盡是唯心主義，根本沒有哪個來闡發、弘揚。所以，1962年時哲學系準備請他去講理學，我極力反對，我說你講不好這個東西。實際上，用馬列主義來對照他所講的，有些東西還是合理的。但是我不懂他那一套，我只曉得當時的理學是批判對象，所以我極力阻止他去講。而且到現在為止，我對他那個《理學札記》還是不懂，因為我沒下過功夫。

先父曾說理學這東西，他之所以懂得一點，那是從艱苦中得來的，是慢慢體會得來的，要消化了才能夠懂得。他說并不是你看了就懂了：字字都認識，句句話都講得，但實際它說的什么意思你就沒懂得，這個要下狠功夫才行。他說為學這個理學，有時真搞得廢寢忘食，一個道理沒想通飯都不想吃，覺也睡不好。我就沒下過這個功夫。我整理他的這部分稿子只是照抄而已。我把他老人家的東西整理完后，倒是想慢慢讀點理學的東西。因為他講的史學、民族、古地理、道家方面的東西我還是基本懂得的，只是他講佛學、理學的東西我不懂，說不出個道道兒。

陳沫吾：當談論西南區域史，尤其是四川地區史，您是這方面的權威專家。您曾參與編寫過《四川古代史稿》，您的專長是否得到了令尊的指點呢？

蒙默： “文化大革命”前我基本沒上課，作先君子的科研助手；“文化大革命”后我主要教兩門課，一是古代史，二是西南民族。我的科研重點也是研究西南民族。原因一是先君子叫我整理他的如《莊蹻王滇辨》、《山海經》這些文稿，花過一些功夫；二是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與四川民族研究所要聯合研究涼山彝族的奴隸社會，正好頭年省博物館在涼山辦了文物考古訓練班，我去講過民族，效果還比較好，后來北京各家來川研究涼山彝族，省民委要求川大歷史系派人參加，系上就派我去了，于是我就借調去研究涼山彝族。這工作引發了我對民族研究的興趣，所以后來我科研方向也就定在西南民族上。

研究民族這個問題我受先君子影響很大，他所寫《古史甄微》《周秦少數民族研究》《巴蜀史的問題》都是民族史作品，在學界頗有影響。他說講民族與講地方史不一樣，兩者既有聯系也有區別，而且區別比較大。地方史是把這塊地方的什么事情都搞清楚；研究民族史就不局限于某地方了，民族是流動的，你要跟著走。它從哪兒來、到哪里去，要把這個脈絡弄清楚，不能局限在一個地方來講民族。所以，我后來講西南民族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講民族源流的多。有些人把民族史跟地方史分不開，不懂得它們之間的區別。比如以前講彝族的歷史，有人就把邛都夷講成彝族的先民，未弄清楚彝族是后來才到涼山的。邛都夷是最早在涼山居住的，與涼山地區的大石墓、石板墓可能是有關系的。涼山彝族是火葬，和當地的古墓葬沒有關系。

我研究西南民族，一要用文獻，二要用考古資料，三要用本民族的傳說。不能認為民族傳說都靠不住，傳說中有相當多的東西是很有意義的，盡管當中有神話存在，但也有它真實的一面。這些看法，我深受他老人家的影響。先君子講《山海經》基本上就是堅持這個看法?！渡胶＝洝肥巧裨?，但是有它的歷史根據。先君子講四川史，他就認為《蜀王本紀》的說法比其他文獻講四川的情況可靠。他指出《蜀王本紀》畢竟是四川人講四川的傳說，姑且不管他是不是揚雄作的，但是，至少是四川人的傳說。四川人傳說的四川的情況總比外人講的四川的情況要可靠。

我研究涼山的情況，遵循了先君子的這種看法。我覺得他這個看法還是比較妥當的，不能采取虛無疑古的態度，一有不可靠的東西就把它丟開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從諸子講起，那之前的他認為都靠不住。當然疑古并不是胡適首先提出來的，顧頡剛顯然是受到他這些東西的影響。

陳沫吾：蒙老，令尊大人是治史尚通，在史學研究中，他說過“做學問要抓大問題”?，F在的史學工作者以治專史為能事，您是如何看待這兩種研究歷史的治學方法？“抓大”對現在史學題目盛行“尚小”有多大借鑒意義？

蒙默：從他老人家寫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考察某個問題時基本上是要上下聯系起來看，而且有時是把它放大來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他提倡搞通史，但說老實話，古代史誰又把它都搞得通呢？真正要全部把它搞通了才算搞通史的話……恐怕不能這樣講。只要有通史的眼光，不局限在一點上看問題就行，我是這樣體會的。一個問題要追它的來源、發展、沒落，聯系起來看問題。所以，老人家又講要有研究斷代的基礎，才能有比較。沒有這個基礎就無法比較。所以，他雖主張要通，但也很重視專（斷代），這是基礎。

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個話應該理解為要多讀書。先君子跟我說這個話倒不止一次。他說讀書要讀寬廣一些，眼光要放寬些，不能夠讀得太窄了；搞歷史也不能夠局限就歷史研究歷史，文學史、美術史都可以看看，從中可以啟發你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而且，他講道教、佛教這些東西互相有關系，有影響。他有篇文章講宋代的商稅和都市，就是從宋代的商稅、都市問題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這兩個問題看起來是比較小也比較具體，但小的問題涉及到大的自然經濟問題。他還有個講法，一些人的學問就像幾何里頭的點、線、面，有的像幾何的體。他說要做大學問就要像體那個樣子。當然，他還沒有認可哪位大學問家夠這個體的資格，但是，夠這個面的資格的還是有的。也就是說做學問要有個寬廣的眼光，不能太局限了，點點滴滴的。

陳沫吾：令尊在專史上尤重宋史。他在《中國史學史》講稿中曾表示，觀一斷代史要注重社會的向心力。他認為社會有動靜交互之勢，這是否體現出他對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呢？

蒙默：他當時寫《中國史學史》的時候，是受所看到的一本美國作品《新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影響。他也喊我看這本書，認為寫得不錯。這本書的觀點，我回憶好像是用社會心理學來理解歷史。特別是他寫的《宋史敘言》，大概就是受那本書的影響。但是社會心理學是不是提到動靜呢，我不記得，可能動靜這個是他的看法。但是這個東西后來他并沒有更多地講，更多的還是講劉鑒泉先生講的那個用“風氣”“世風”來考察歷史的發展變化。他認為劉先生這個講法很好。 他老承認歷史發展是有規律性的，他在《中國史學史》中曾說到這點。他說：“史學，非徒識廢興、觀成敗之往跡也，又將以明古今之變易，稽發展之程序；不明乎此，則就一道以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惑也?！彼衷f過，就西方史料以成立之歷史法則只能是西方歷史法則，不能即謂為世界法則，似未可遽以之適用于東方歷史；治東方史者，應不憚于就國史以創立東方法則。但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的看法，新中國成立后他還是很努力學習歷史唯物主義的。

陳沫吾：培養史學家，家學淵源有人認為非常重要，請談談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

蒙默：我認為家學淵源不是非常重要，只能說是有影響。比如我們家有七姊妹，我大姐讀大學就是學歷史的，畢業后還當了研究生，但后來她只能去教中學。這主要還是跟自己的學習有關系。

陳沫吾：您認為令尊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精神應該如何發揚？

蒙默：首先，要接受一個東西，一定是經過自己的思考認可后才會真正接受。他老人家和李源澄先生都教我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做學問，首先要好學，另外要深思：不僅要善于思考，而且要深入地思考；不僅要懂得人家講的意思在哪里，而且要理解到人家“立言之意”在哪里，這才能達到心知其意。老人家在治學上接受任何東西，都是有選擇的，有他自己的思考。對廖季平先生，他是很推崇的，但他只接受廖老一變時的觀點，而且還不是全面接受。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要思，要把老師講的想通，想通了才算數，不能說是某人說的，就信他的了。讀古人的東西也是這樣子，要讀懂他的“立言之意”。

他老又常說：學問總是要不斷發展的，首先是要向老師學習，學習主要是學個方法，要把老師的好方法真正學到手，能運用；進一步，還要能超越老師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方法；這樣，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進。學生總得超過老師，不然，學術便不能發展，不能前進。

還有，一個人的學問也是不斷進步的，這在先君子身上體現得很明顯。老人家的學問就是在不斷變化前進的。比如他講經學，他對經學的看法，一直到最后他寫《孔子和今文學》，用來與他以前的經學文稿比較，不難看出是有明顯的發展和變化的。他講理學也是這樣，中年和晚年的講法是很不同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有所揚棄，有些東西他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的。要敢于否定自己，敢于改變舊學，學問才能不斷地前進。

陳沫吾：蒙老，感謝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訪，并為讀者提供那么多鮮為人知的信息。春節將至，我在此祝福您身體康健，新春快樂！

作者單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