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雙字聽覺詞高頻首字通達中的字形激活

陳栩茜，李昀恒，張積家

(1.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心理應用研究中心，廣東廣州510631;2.中國人民大學心理系，北京100872)

一、引 言

詞匯的視覺認知是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大量研究探討了視覺詞的識別過程，獲得了豐碩的成果［1—3］。詞匯的聽覺認知研究進展得相對緩慢。已有研究多關注聽覺詞的語義通達過程。然而，在聽覺詞的識別中，是否存在語音激活對詞形激活的反饋作用?共振模型認為，在詞匯識別中，詞形激活可以影響語音激活，語音激活亦影響詞形激活。詞形和語音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周而復始的共振關系［4—5］。共振模型顛覆了傳統的看法。傳統的觀點認為，詞匯識別是一個由形至音的單向過程，一個語音是否只對應于一個詞形，不會影響詞匯識別的速度［6］。

共振模型得到反饋一致性效應(feedback consistent effect)的支持［7—9］。在共振模型中，如果一個詞形只對應于一個語音，屬于正向反饋一致;如果一個語音只對應于一個詞形，屬于反向反饋一致［8］。人們發現，反饋一致與否影響詞匯判斷的速度。與拼讀一致的詞相比，拼讀不一致的詞的判斷速度明顯慢些［8］。陳栩茜、張積家和李昀恒(2013)將這一結論推廣到高頻漢字的詞匯通達過程。他們發現，在高頻同音字通達的過程中，語音對字形有激活作用。但是，只有包含典型部件的字形得到了激活，包含非典型部件的漢字字形的激活較少［10］。然而，在漢字詞聽覺加工中語音對字形的激活作用，仍然存在幾個問題:(1)在陳栩茜等人(2013)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字形激活是否與實驗采用的跨通道詞匯判斷任務有關?對比以往的研究，所采用的實驗材料均為拼音文字。由于拼音文字的發音及構詞特點，被試可以直接對聽覺詞的真假作出判斷。但是，漢語單字存在著大量的同音字，對漢語單字研究無法直接借用在拼音文字研究中使用的范式。因此，在陳栩茜等人的研究中，被試要對聽覺字啟動條件下的視覺字進行詞匯判斷。這就有可能是由于任務的字形判斷導向，使被試在快速加工聽覺字時首先加工了視覺字的字形，即字形激活有可能是受任務特性影響。(2)如果在漢語聽覺詞加工中確實存在著語音對于字形的激活作用，那么，非典型部件的同音字在何種條件下會出現類似的字形激活?即，由聽覺字引發的字形之間的競爭的適用范圍如何?是僅局限于典型部件的同音字，還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也適用于其他類型的漢字?

此外，語境在漢語聽覺詞提取時的作用如何?對語境在聽覺詞識別中的作用，一直以來就存在著獨立模型和交互作用模型的爭論。獨立模型認為，人們需要通過單詞的聲學形態信息以辨認單詞，繼而將這些信息整合成一定的句法的和語義的表征［11］。交互作用模型強調，詞匯識別受語境影響。在交互作用模型中，兩個有代表性的模型是交股模型(Cohort Model，亦稱詞群激活模型)和軌跡模型(TRACE模型)。交股模型認為，語境或聲音的信息可以降低詞首的競爭，并促使保留唯一的候選詞，從而完成詞匯的通達［12—13］。當人們聽到一個聽覺詞時，會有大量的備選詞同時被激活。這些備選詞之間產生了競爭。它們與輸入詞的相似程度以及先前出現的頻率將決定哪一個備選詞會勝出［14］。但是，交股模型因為過分強調詞匯識別的順序性而受到了質疑。與之相對，同為交互作用模型之一的軌跡模型［15］并不強調聽覺詞匯通達的時序性，而更注重聽覺輸入與心理詞典匹配的整體效應。言語知覺研究主要關注詞匯節點之間的激活與競爭［16］。Collins和Loftus(1975)指出，當一個概念被加工時，就會在該概念結點產生激活，然后沿著該概念結點的連線向四周擴散，先擴散到與之直接相連的結點，再擴散到其他結點［17］。McClelland和Rumelheart(1986)認為，知覺或模式識別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共同決定［18］。知覺再認有多個水平，如特征水平、字母水平和單詞水平。同一水平和不同水平的結點之間存在著聯結，聯結既包括興奮性的聯系，也包括抑制性的聯系。初級水平的結點可以激活或抑制高級水平的結點，高級水平的結點也可以反過來激活或抑制初級水平的結點。在漢語詞匯通達中，語境的作用并不完全符合交互作用模型的觀點。有研究指出，語音和語境之間存在著動態的相互作用［19—20］。這些觀點都從不同的方面解釋了聽覺詞匯識別中的一些現象，并肯定了語境在詞匯認知中的作用［21］。然而，這些理論仍然存在著缺陷:(1)這些模型是基于音義一一對應的，因而不適宜于直接解釋一音對應多義的同音詞現象［22］;(2)雖然 McClelland 和 Rumelheart(1986)提到在聽覺加工中知覺的多個水平的激活，但是，對于聽覺詞加工中的字形激活，仍然未有系統的研究。在同音字的詞條選擇中，語境是否影響字形的激活?

綜上所述，為了更好地探究在漢語聽覺詞識別中字形激活的普遍性，有必要在保留跨通道啟動范式的前提下，盡量降低任務引導可能帶來的影響。實驗采用漢語雙字詞為材料，控制視—聽材料中的首字字形關系，以考察雙字詞中首字字形的激活?；具壿嬍?在對雙字詞進行詞匯判斷時，被試需要提取相應的構詞法信息，從而降低構字法規則在整個任務中的影響。若此時不存在語音對于字形的激活反饋作用，則反應不會受啟動刺激中的目標關鍵字與視覺刺激中的目標關鍵字的字形關系的影響。同時，研究將控制語境的熟悉度(實驗1為高熟悉度語境，實驗2為低熟悉度語境)，探討語境在字形激活中的作用。

二、實驗1 高熟悉語境下高頻首字通達中語音對字形激活的影響

實驗1以熟悉度高的漢語詞(下稱高熟悉詞或高熟悉語境)①由于實驗需要，以被試評定的熟悉度分數作為區分高熟悉詞和低熟悉詞的標準，而非詞頻表中的詞頻。為聽覺詞，采用跨通道干擾下的詞匯判斷任務，探討漢語高熟悉詞通達過程中高頻首字的字形激活的可能性。此外，參考已有研究［23—24］和本研究的目的，選取 － 150ms、0ms 和150ms三種SOA(SOA=－150ms是指視覺詞先于聽覺詞150ms出現;SOA=0ms是指視覺詞和聽覺詞同時出現;SOA=150ms是指視覺詞晚于聽覺詞150ms出現)，考察聽覺字通達中字形激活的時間進程。

(一)方法

1.被試 54名大學本科生，男生24名，女生30名，年齡為19±0.5歲，普通話標準，聽力正常，視力正?；虺C正后正常。

2.設計 2(聽覺詞和視覺詞的首字關系:形似/無關)×3(SOA水平:－150ms/0ms/150ms)混合設計。視覺詞和聽覺詞的首字關系(下稱首字關系)為被試間變量①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所采用的語音材料相同，為了考察首字形似和首字無關條件下產生的干擾量及兩者間的差異，同時為了避免練習效應，實驗1參考陳栩茜等人(2013)研究中所采用的實驗設計，對首字關系采用被試間設計，并利用對視—聽一致詞的反應作為基線，平衡被試可能存在的反應速度上的差異(實驗2同)。，SOA為被試內變量。所有被試還要接受基線任務，即對與語音刺激一致的視—聽一致詞進行詞匯判斷(下稱視—聽一致條件)，以便更好地比較不同的首字關系與語音之間的干擾量，而且平衡被試可能存在的反應速度上的差異?；€任務的SOA設置與兩類首字關系的SOA設置一致。因變量是被試詞匯判斷的反應時和錯誤率。

3.材料 包括2種語音和4類文字。語音材料包括聽覺詞和聽覺填充詞，都以高頻字作為首字構成的雙字詞。所有語音只對應一種詞形，沒有同音詞。視覺材料包括:(1)視—聽一致詞。與聽覺詞對應的詞。(2)首字形似詞。首字為高頻字，且與聽覺詞的首字語音無關、字形相似。(3)首字無關詞。首字為高頻字，且與聽覺詞的首字語音無關、字形不同。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經被試評定均為高熟悉詞。(4)填充假詞。將聽覺填充詞的首字和末字的位置對換構成假詞。在實驗中，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對應聽覺詞，填充假詞對應聽覺填充詞。具體篩選過程如下。

首先，從《現代漢語常用字表》［25］中的2 500個常用漢字中篩選出同音字語音189個。編制語音聯想問卷，讓被試根據拼音盡可能多地寫出同音漢字，最終獲得有4個以上同音字且同音字頻數均高于10(15個被試)的語音66個。剔除多音字并查閱《現代漢語頻率詞典》［26］后，從66個語音的聯想漢字中選取字頻介于0.02168～0.39002之間(M=0.13，SD=0.09)可以作為雙字詞首字且構詞數大于3的高頻字(聽覺詞首字)30個。為避免研究結果受構字方式或部件典型性影響，在選取漢字時盡量避免單一標準，30個高頻漢字包含了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半包圍結構、獨體字等結構的漢字。根據被試的語音聯想結果，只有4個高頻漢字屬于典型部件同音字，其他均屬于非典型部件同音字。從《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選擇以聽覺詞首字構詞的常用雙字詞(聽覺詞)30個。若語音首字為第三聲，還需要避免聽覺詞首字在口語中變調的情況(例如，在口語中，“主體”中的主［zhu3］讀作［zhu2］，不作為聽覺詞)。所有聽覺詞不存在發音相同、詞形不同的同音詞。編制5點熟悉性量表(1為非常不熟悉，5為非常熟悉)，20名未參加語音聯想測試的大學生對語音詞進行熟悉度評定。結果表明，語音詞的熟悉度較高(M=4.20)。

在篩選視覺材料時，聽覺詞對應的視覺詞作為視—聽一致詞(視覺呈現)。另選取30個形似字和30個無關字。形似字與視—聽一致詞首字的語音不同，字形相似;無關字與視—聽一致詞首字的發音不相同，字形也不相似。為了避免被試形成策略，字形相似字的獲得方式多樣，主要通過改變視—聽一致詞首字的筆畫、聲旁或形旁獲得。其中，8個材料通過減少或改變視—聽一致詞首字中的1～3個筆畫數得到，8個材料與視—聽一致詞首字之間存在形旁差異，其余14個為聲旁差異。視—聽一致詞首字與首字形似詞首字擁有共同的漢字結構(獨體、左右、半包圍等)。改變時，盡可能保留視—聽一致詞首字的主要字形結構。最終的相似程度以被試的主觀評定為準。對形似字和無關字的熟悉度及其與聽覺詞首字的形似度進行5點評定(熟悉度:1=非常不熟悉，5=非常熟悉;形似度:1=相似度極低，5=相似度極高)。結果表明，形似字和無關字的熟悉度較高(M形似字=4.00，M無關字=3.97)，差異不顯著，t(29)=0.19，p＞0.05。形似字與視—聽一致詞首字的字形相似度較高(M=3.88)，無關字與視—聽一致詞首字字形的相似度低(M=2.25)，兩者差異顯著，t(29)=7.54，p＜0.001。

以形似字和無關字為首字構詞，最終獲得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各30個，30名被試采用5點量表(1為非常不熟悉，5為非常熟悉)評定。結果表明，兩類詞均為高熟悉詞，與視—聽一致詞的熟悉性差異不顯著，F(2，58)=1.21，p＞0.05。為了平衡“是”反應和“否”反應比例，匹配了60個真詞作為聽覺填充詞，并通過改變聽覺填充詞的首字和末字的位置關系制成填充假詞60個(舉例見表1)。所有語音材料(聽覺詞30個，聽覺填充詞60個，共90個刺激)均為標準男聲，音節長度不超過1 200ms。文字為宋體初號，通過字圖轉換工具軟件制作成534×267的bmp格式。

表1 實驗1的材料舉例及其分組

4.程序 采用E－prime編程，視覺材料呈現在計算機屏幕的中央，語音材料通過耳機來呈現。被試頭戴耳機，端坐在計算機前，兩手食指分別放在F鍵和J鍵上。要求被試盡量快而準地判斷屏幕上出現的漢語雙字詞是否為真詞。計算機自動記錄被試的反應時和反應的正誤。計時單位為ms，誤差為±1ms。實驗的基本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實驗1的基本流程圖舉例

對應于三種SOA水平，將所有實驗材料隨機分為ABC三類，每組包含聽覺詞10個、聽覺填充詞20個及其對應的文字材料40個(首字形似組接受的文字材料包括視—聽一致詞和首字形似詞各10個，填充詞20個;首字無關組接受的文字材料包括視—聽一致詞和首字無關詞各10個，填充詞20個)。每個被試共完成120個試次。為了平衡材料效應，18名被試完成的A類材料對應的SOA為－150ms，B類材料對應的SOA為0ms，C類材料對應的SOA為150ms;18名被試完成的B類材料對應的SOA為 －150ms，C類材料對應的 SOA為0ms，A類材料對應的SOA為150ms;其余的18名被試完成的C類材料對應的SOA為－150ms，A類材料對應的SOA為0ms，B組材料對應的SOA為150ms。此外，為了避免材料的呈現順序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材料以偽隨機方式呈現:相同或相近的讀音試次之間至少有3個其他的語音試次，對應于同一語音下的兩類視覺詞，半數的視—聽一致詞先于首字形似詞(或首字無關詞)呈現，半數的視—聽一致詞的呈現順序相反。半數被試對真詞按“F”鍵反應，對假詞按“J”鍵反應，半數被試的按鍵方式相反。被試作出按鍵反應后，自動進入下一次試驗。若被試在3 000ms之內未作出反應，則自動進入下一次試驗，并記錄為錯誤反應。

(二)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時刪去錯誤率高于50%的被試4名(1名為首字形似組被試，3名為首字無關組被試)，刪去錯誤反應和M±2.5SD之外的數據，占全部數據的0.60%。結果見表2。雖然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匹配了熟悉度，但為了避免在被試之間存在反應速度的差異，兩組被試均完成對視—聽一致詞的反應(基線)，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的反應與基線相減以后，獲得反應時差和錯誤率差，作為干擾量的指標。結果見圖2和圖3。

表2 實驗1中對各類視覺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圖2 各種條件下的反應時差(ms)

圖3 各種條件下的錯誤率差(%)

反應時差的2×3混合設計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96)=6.58，p＜0.05。LSD多重比較顯示，SOA=－150ms時，視聽干擾量最小，與SOA=0ms和SOA=150ms時的視聽干擾量差異分別為76ms和61ms，p＜0.05;SOA=0ms和SOA=150ms時視聽干擾量差異不顯著，p＞0.05。首字關系的主效應顯著，F(1，48)=26.82，p＜0.001。首字形似詞條件下視聽干擾量(M=208ms)顯著大于首字無關詞條件下視聽干擾量(M=68ms)。首字關系和SOA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2，96)=1.92，p＞0.05。

錯誤率差的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96)=4.15，p＜0.05。LSD 多重比較顯示，SOA=150ms時對視覺詞判斷錯誤率差最小，與SOA=0ms和SOA=－150ms時判斷錯誤率差的差異分別為 4.7% 和 3.7%，p＜0.05;SOA=－150ms和SOA=0ms時的詞匯判斷錯誤率差的差異不顯著，p＞0.05。首字關系的主效應顯著，F(1，48)=10.71，p＜0.001。首字形似詞與視—聽一致詞的判斷錯誤率差(M=14.0%)顯著大于首字無關詞與視—聽一致詞的判斷錯誤率差(M=2.2%)。首字關系和 SOA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2，96)=1.15，p＞0.05。

為進一步考察聽覺詞對漢語雙字詞首字的字形激活的影響，對首字形似組被試的數據進行2(視覺詞類別: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3(SOA水平:－150ms/0ms/150ms)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反應時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50)=77.55，p＜0.001。LSD 多重比較顯示，SOA=－150ms時反應時(M=538ms)最短，SOA=0ms時反應時(M=746ms)次之，SOA=150ms時反應時(M=757ms)最長。除了在SOA=0ms和SOA=150ms時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差異為11ms，p＞0.05)外，其他各SOA水平兩兩之間的反應時差異均顯著，p＜0.05。視覺詞類別的主效應顯著，F(1，25)=100.46，p＜0.001，對視—聽一致詞的反應時(M=577ms)顯著短于對首字形似詞的反應時(M=785ms)。視覺詞類別和SOA的交互作用顯著，F(2，50)=7.45，p＜0.01。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各SOA水平下對首字形似詞的反應時均顯著長于對視—聽一致詞，p＜0.05。但是，隨著SOA變化，反應時的差異量不同:在SOA=－150ms時差異量(54ms)最小;在SOA=0ms時差異量(234ms)次之;當 SOA=150ms時差異量(247ms)最大。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邊緣顯著，F(2，50)=2.96，p=0.06，在SOA=0ms和SOA=150ms水平下的錯誤率差異顯著，p＜0.05，其他水平兩兩之間的錯誤率差異均不顯著，p＞0.05。視覺詞類別的主效應顯著，F(1，25)=70.50，p＜0.001，首字形似詞的錯誤率(M=15.13%)顯著高于視—聽一致詞的錯誤率(M=1.2%)。視覺詞類別和SOA的交互作用顯著，F(2，50)=3.27，p＜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各SOA水平下對首字形似詞的錯誤率均顯著高于對視—聽一致詞，p＜0.05。但是，隨著SOA變化，差異量不同:在SOA=0ms時差異量(10.7%)最小;在SOA=－150ms時差異量(13.1%)次之;當SOA=150ms時差異量(18%)最大。

(三)討論

實驗1發現，與首字無關詞比，首字形似詞與視—聽一致詞之間的反應時差更大，錯誤率差更高。這表明，漢語雙字詞首字的字形在聽覺詞加工時得到了激活，并且同與之形似的視覺詞的首字產生了干擾，因而在對首字形似詞進行詞匯判斷時，反應時延長，錯誤率增加。此外，這種視聽之間的干擾量隨著SOA變化而變化。SOA=－150ms是指視覺詞先于聽覺詞150ms出現。因此，被試在加工視覺詞時，受到了來自聽覺詞首字字形激活的干擾。即，在高熟悉詞條件下，在聽覺詞加工早期，首字字形已經得到激活。SOA=0ms是指視覺詞與聽覺詞同時出現，在這一條件下，視聽之間的字形干擾量進一步增加，說明隨著聽覺詞加工時間延長，聽覺詞首字的字形激活量進一步增加。當聽覺詞先于視覺詞150ms出現時(SOA=150ms)，視聽之間干擾量并未進一步增加。即，高熟悉詞首字的字形激活在聽覺加工的中期(SOA=0ms條件下)已經基本完成。

三、實驗2 低熟悉語境下高頻首字通達中語音對字形激活的影響

(一)方法

1.被試 大學本科生60名，男生22名，女生36名，平均年齡為19±0.75歲，普通話標準，聽力正常，視力正?；虺C正后正常，未參加實驗1。

2.設計 與實驗1相同。

3.材料 聽覺詞首字、首字形似詞、首字無關詞以及填充詞與實驗1相同。以聽覺詞首字為首字，構成30個聽覺詞，聽覺詞對應的視覺呈現材料為視—聽一致詞。20名不參與正式實驗的大學本科生采用5點量表(1為非常不熟悉，5為非常熟悉)進行評定，視—聽一致詞的熟悉性均在3以下(M=2.58)，且與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的熟悉性差異顯著，F(2，58)=128.1，p＜0.001。配對 t檢驗表明，視—聽一致詞與首字形似詞的平均熟悉度差異顯著，t(29)=14.81，p＜0.001;與首字無關詞的平均熟悉度差異也顯著，t(29)=15.17，p＜0.001。最終獲得聽覺詞30個，聽覺填充詞60個，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各30個，填充假詞60個。其中，聽覺詞和視—聽一致詞為低熟悉材料，其他材料均為高熟悉材料。語音材料制作和文字圖片轉換與實驗1相同。各種類型的實驗材料的舉例見表3。

4.程序 與實驗1相同。

表3 實驗2的材料舉例及其分組

(二)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時刪去錯誤率高于50%的被試4名(首字形似組和首字無關組各2人)，刪去錯誤反應和M±2.5 SD以外的數據，占全部數據的0.70%。結果見表4。統計方式與實驗1同。將對視—聽一致詞的反應時作為基線，將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的反應與基線相減后，獲得反應時差和錯誤率差(干擾量)。結果見圖4和圖5。

表4 實驗2中對各類視覺詞判斷的平均反應時(ms)和平均錯誤率(%)

圖4 各種條件下的反應時差(ms)

圖5 各種條件下的錯誤率差(%)

反應時差的2×3混合設計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112)=27.28，p＜0.001。LSD多重比較顯示，當SOA=－150ms時，視聽干擾量(M=－188ms)最小，與SOA=0ms和SOA=150ms時的詞匯判斷反應干擾量(M0ms=－65ms，M150ms= －0.6ms)的差異分別為 123ms和186ms，差異顯著，p＜0.001;SOA=0ms和 SOA=150ms時詞匯判斷反應干擾量的差異為64ms，差異顯著，p＜0.05。首字關系的主效應顯著，F(1，56)=26.25，p＜0.001。首字形似詞的視聽干擾量(M=11ms)顯著大于首字無關詞的視聽干擾量(M=－180ms)。首字關系和SOA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2，112)=1.55，p＞0.05。

錯誤率差的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112)=6.13，p＜0.05。LSD 多重比較顯示，SOA=－150 ms時錯誤率差(M= －8.1%)顯著大于SOA=150ms時錯誤率差(M=－2.4%)，p＜0.01;SOA=0ms時錯誤率差(M= －2.2%)的差異邊緣顯著，p=0.07;SOA=0ms時和 SOA=150ms時錯誤率差異顯著，p＜0.05。首字關系的主效應顯著，F(1，56)=47.33，p＜0.001。首字形似詞與視—聽一致詞的錯誤率差(M=7.2%)顯著大于首字無關詞與視—聽一致詞的判斷錯誤率差(M=－1.3%)。首字關系和SOA的交互作用顯著，F(2，112)=4.24，p＜0.05。進一步分析表明，首字形似詞在不同SOA條件下錯誤率差的差異不顯著，F(2，56)=1.14，p＞0.05。首字無關詞在不同SOA水平下錯誤率差的差異顯著，F(2，56)=15.19，p＜0.001。

對實驗2中的首字形似組被試進行2(視覺詞類別:視—聽一致詞/首字形似詞)×3(SOA水平:－150ms/0ms/150ms)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反應時的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顯著，F(2，56)=6.40，p＜0.01。LSD 多重比較顯示，SOA=－150ms時，對視覺詞的詞匯判斷反應時(M=777ms)最短，與SOA=0ms和SOA=150ms時詞匯判斷反應時(M0ms=889ms，M150ms=858ms)的差異分別為 113ms和 81ms，差異顯著，p＜0.05;在SOA=0ms和SOA=150ms時詞匯判斷反應時的差異為31ms，差異顯著，p＜0.05。視覺詞類別的主效應不顯著，F(1，28)=0.15，p＞0.05。視覺詞類別和SOA的交互作用顯著，F(2，56)=6.48，p＜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只有在SOA=150ms時，對首字形似詞的反應時顯著慢于對視—聽一致詞的反應時，F(1，28)=4.49，p＜0.05，在其他條件下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p＞0.05。錯誤率的方差分析表明，SOA的主效應不顯著，F(2，56)=0.59，p＞0.05。視覺詞類別的主效應顯著，F(1，28)=9.58，p＜0.01，首字形似詞的錯誤率顯著高于視—聽一致詞。視覺詞類別和SOA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2，56)=1.14，p＞0.05。

(三)討論

實驗2采用的聽覺詞、視—聽一致詞的首字與實驗1的聽覺詞的首字相同，均為高頻首字，但實驗2的聽覺詞整詞為低熟悉詞，首字無關詞與首字形似詞與實驗1的材料完全相同，均為高頻雙字詞。結果發現，對視—聽一致詞的詞匯判斷反應時顯著慢于對視覺首字無關詞，首字無關詞的干擾量為負數。即，雖然聽覺詞與視—聽一致詞完全一致，但由于兩者的頻率都非常低，降低了聽覺詞的啟動效應。視覺詞的詞匯判斷反應時受詞頻影響。從另一角度看，對聽覺詞的加工也受詞頻影響，高頻聽覺詞的加工(實驗1)比低頻聽覺詞的加工(實驗2)快。同時，整詞的詞頻對雙字詞首字字形通達的進程也有影響。與實驗1類似，在實驗2中，SOA=－150ms時也出現聽覺詞首字和視覺詞(首字形似詞)首字的字形之間的干擾。然而，對比實驗1的結果，在實驗2中，在SOA=0ms時，聽覺詞首字的字形加工并未完成，因而在SOA=150ms條件下，視聽干擾量仍然有顯著增加。這表明，聽覺詞的高頻首字的字形在低熟悉語境下(實驗2)的激活完成得比高熟悉語境下(實驗1)晚。

四、綜合討論

實驗1和實驗2表明，對高熟悉詞，高頻首字的字形在整詞加工早期即完成通達;對低熟悉詞，高頻首字的字形通達完成得晚。聽覺詞的高頻首字的字形激活受語境熟悉度影響。事后分析表明，雙字詞高頻首字在兩種熟悉度語境下的激活進程是相似的。

(一)關于在不同熟悉度語境下聽覺詞首字字形的激活進程

激活共振模型［5］認為，詞匯聽覺加工中存在語音對詞形的反饋激活，語音和詞形的關系影響詞形激活的速度:當語音只對應于一種詞形時，語音對詞形的激活速度快;當語音對應于多個詞形時，語音對詞形的激活速度慢，并以此來說明在聽覺加工中存在詞形的激活。然而，這一模型更多地適用于在拼音語言中在詞匯聽覺加工中的字形激活，難以說明在同音字數量巨大的漢字詞聽覺加工中的詞條的最終選擇。因此，必須考慮在漢語聽覺字加工中的語境因素。本研究采用三種SOA(－150ms/0ms/150ms)考察三個問題:(1)漢字字形能否在聽覺詞加工中自動激活?(2)如果在聽覺詞加工中存在字形激活，激活的時間進程如何?(3)字形激活進程是否受到語境熟悉度高低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無論在何種SOA條件下，在何種語境(高熟悉vs.低熟悉)下，被試對首字形似詞的詞匯判斷時間均顯著長于對首字無關詞的詞匯判斷時間。這表明，當漢語使用者在加工與聽覺詞的首字形似的視覺詞時，視覺詞首字的字形加工受到來自聽覺詞首字的字形加工的干擾。漢語使用者抑制這一干擾的難度較大，因此，完成詞匯判斷的時間就較長。與之相對，當視覺詞首字的字形和聽覺詞首字的字形無關時，在詞匯判斷中對干擾刺激(聽覺詞首字的字形)的抑制難度就小，詞匯判斷需要的時間就短。因此，實驗1和實驗2表明，聽覺詞首字的字形在聽覺詞加工中存在著自動激活。

實驗結果還顯示，無論是在高熟悉語境還是在低熟悉語境下，在SOA=－150ms時，與首字無關詞比，首字形似詞已顯示出詞匯判斷的反應劣勢，這意味著在視覺首字和聽覺首字的字形激活之間已經形成了干擾?？梢酝普?，漢語聽覺詞的高頻首字的字形在聽覺詞加工的早期就已經激活。然而，受語境熟悉度差異的影響，漢語聽覺詞的高頻首字的字形激活完成時間有不同。事后分析表明，在高熟悉語境下(實驗1)，與SOA=0ms(視覺詞與聽覺詞同時出現)時比，SOA=150ms(聽覺詞先于視覺詞150ms出現)時聽覺詞首字對首字形似詞首字的干擾量并未有顯著增加;與之相對，在實驗2中，SOA=150ms時視聽干擾量顯著大于SOA=0ms時?？梢?，較之于低熟悉語境，在高熟悉語境下，聽覺詞的高頻首字字形激活完成得更早。然而，語境熟悉度的高低只影響聽覺詞首字字形激活的完成時間，并不妨礙漢語聽覺詞的高頻首字字形的最終通達。

(二)關于在實驗2中視—聽一致條件的反應劣勢

一般而言，啟動刺激和目標刺激完全相同，可以導致“重復效應”(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此時，人們對目標刺激加工會出現易化，表現在行為上，重復通常會導致反應正確率的提高和反應時的縮短［27—28］，可以促進任務完成。在本研究中，視—聽一致條件即屬于這種啟動刺激與目標刺激完全相同的情況。然而，在實驗2中，卻出現了對視—聽一致詞的詞匯判斷反應時與首字形似詞(SOA=－150ms/0ms)的詞匯判斷反應時差異不顯著，且顯著長于首字無關詞(SOA=－150ms/0ms/150ms)的詞匯判斷反應時的結果。即，視—聽一致并未提高詞匯判斷的速度。原因何在?在實驗2中，視—聽一致詞的熟悉度較首字形似詞和首字無關詞的熟悉度低，而三者的啟動刺激相同，均為熟悉度較低的聽覺詞(與視—聽一致詞為相同的詞)?？梢?，負的干擾量產生主要是由于視覺詞的熟悉度低導致的。這一結果符合已有對視覺詞詞匯判斷研究的結果。即，熟悉度是影響心理詞典建構和詞匯識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9—30］。因而，在視覺加工早期，對高熟悉詞的詞匯判斷要顯著快于對低熟悉詞的詞匯判斷。

在實驗2中，在視—聽一致條件下的反應劣勢在SOA=150ms時對首字形似詞的詞匯判斷中消失。從反應時結果(表4)看，這種劣勢消失主要源于在視—聽一致條件下的反應時降低?？梢?，隨著聽覺詞呈現時間的延長，被試對聽覺詞的各項特征的激活進一步完成，促進了對視—聽一致詞的信息提取。這一結果進一步證明了在熟悉度低的語境下聽覺詞首字字形激活的完成時間較長。

(三)關于漢語聽覺詞加工的動力系統模型

各種語言信息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的網絡，影響詞匯通達的過程，這就是詞匯識別過程中的動力系統(dynamic system)［10］。在漢字詞的聽覺加工中，這種動力系統尤為重要。與拼音文字中普遍存在的形—音轉換規則不同，漢字是與意義匹配而不是與聲音匹配，因而不存在一致的形—音轉換規則。在拼音文字里，表音的字母是單詞的重要組成部分，音素和字母對應，而漢字的基本書寫單元是單字，每一個單字對應于一個音節。因而，拼音文字要求對音素做精細加工，漢字則是在音節水平上的加工占優勢［31］。同時，漢字中同音字多，同音不同調的字也很多。在漢字詞的聽覺加工中，如果缺乏語境的作用，往往容易形成同音詞匯歧義，使詞義無法最終獲得通達［20］。因而，漢字的加工過程和加工策略與拼音文字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適合于解釋拼音文字識別的模型并不總是適用于解釋漢字識別過程。為此，有必要建立一個適合漢字聽覺加工的動力系統模型(見圖6)，以揭示漢語同音字的詞條選擇過程。

圖6 漢語同音字聽覺加工中的詞條選擇模型

從圖6可見，當人們聽到一個單字的讀音時，首先會對其詞位表征(lexeme representation)進行分析，并激活一定的詞條表征(lemma representation)，具體而言，就是漢字同音字詞條的激活。激活量的大小受同音字家族中漢字頻率的影響。此時，人們仍然無法據此對詞條作出最終判斷。如果進一步獲得語境的信息(context)，同音字家族中的目標字的字形即可以激活，從而為進一步的加工提供信息。即，詞位表征、詞條表征和語境信息三者構成了漢字詞聽覺加工的動力系統，它們共同影響著聽覺詞首字的字形激活。

五、結 論

(1)在漢語雙字詞的聽覺加工中，高頻首字的字形受到語音的激活。

(2)語境在雙字詞的高頻首字的字形激活中有重要作用。高頻首字的字形激活時間受語境(雙字詞的熟悉度)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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