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美貿易現狀

陳瑋

摘要：中國和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令人注目的兩大經濟體，他們的發展影響著世界經濟體的前景以及經濟格局，顯然，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長期以來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及政府的密切關注。近年來，中美貿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國整體對外貿易順差不斷上升、美國整體貿易對外逆差不斷攀升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間的貿易結構是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上升為顯著特征的。這一貿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國政府界、商界和學界的極大關注，進行了許多的政策性討論，提出了爭議極強的論點。這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但卻帶來了極大的政策性誤導，值得我們在理論上進行相關研究，為我們自己的對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關鍵詞：中美貿易；貿易順差；經濟外部失衡

美國自1971年出現二戰結束以后第一次對外貿易逆差后，其貿易逆差的總趨勢是不斷擴大，但是呈一定的周期性變化。近年來，隨著所謂“新經濟”的發展，美國的貿易逆差再次大幅增加，并且出現了新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美國進口品的價格大幅下降。這使得美國經濟從貿易逆差中得益匪淺。而美國有些人士所擔心的某些產業因進口大幅增加而受到沖擊、從而就業會減少的情況卻沒有出現。因此，貿易逆差對美國幾乎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而美國作為中國的對外貿易的主要出口對象，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外貿順差也在逐年攀升，這一方面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也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導致外部經濟失衡，具體也表現為人民幣匯率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問題增長。對美貿易作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同時，也帶來了如以上的一系列經濟問題。

總的說來，學術界對于中美貿易格局的成因有四個非常流行的理論解釋。 下面我們將對其進行一一列出分析。

第一個解釋不妨稱為匯率論，可能是最流行的觀點，它認為中國對美國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是由于人民幣匯率人為地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所引起的，而人民幣匯率的壓低導致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形成了非自然的競爭優勢，因此導致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匯率論的推論自然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是中美貿易恢復平衡的根本性前提。

第二個理論是儲蓄論，它認為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中美兩個經濟體儲蓄率的不同所導致的。這是美國的宏觀經濟儲蓄率近年來不斷下降，而中國經濟的儲蓄率不斷上升的結果，因為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國的貿易順差的本質就是儲蓄過剩，逆差就是儲蓄不足。

第三個理論是結構論。它認為，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世界貿易格局變化的結果。具體說來，它認為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許多產品以前是由第三國生產的，以前是統計在美國對該國的貿易逆差，而現在這些產品由中國生產，由此產生的逆差算在了中國經濟這邊。尤其有意思的是，這些產品往往是最后的組裝在中國完成，所以中國的出口量乃至于中國的貿易順差被大大夸大了。Feenstra， Hai，Woo， Yao （1999） 比較早的提出了結構論和儲蓄論，以此解釋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他們文章并沒有對兩者的重要性和解釋力給出定量的檢驗。

第四個理論可以稱為重商論，它認為中方在對國際市場出口，包括對美國出口，有大量的政策的鼓勵和制度的激勵，人為地導致大量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相反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受到了種種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阻力非常大，致使兩國貿易不平衡。 這一觀點最近由一位美國學者提出，在美國比較流行。 我們的觀察是這一理論雖然由美國學者總結提出，但是在美國政界的流行程度遠遠超出在學界的認同度。很顯然四種理論的政策含義和推論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必要仔細分析。 以下我們將一一剖析這些理論的解釋力，最后討論相應的政策含義。

一、匯率論

我們的基本結論認為這兩種觀點從經驗分析角度上來考慮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我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關于這一理論，盡管政策界討論很多，可系統深入的經驗分析卻是少而又少。我們查找了最近十年來國內外的有關文獻，直接討論中美貿易的文章是非常少的。Chou （2000）是少有的比較系統地分析美中貿易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學術論文。該文發現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的波動（具體說來是條件方差）對于中國對美國出口具有負面效應。也就是說當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對美元波動很大的時候，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相應減少。 必須注意的是這一分析并沒有提出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或名義匯率的匯值本身對中美貿易的格局有任何影響，它只是分析了匯率的波動性。該文的政策含義當然是不明確的，因為政策制定者不應該人為地擴大匯率的波動性以此來減少出口。匯率波動性的增加對出口的減少應該說是一個福利減少的結果，因為匯率波動增加導致了出口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出口商的福利下降，對于進口商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張曙光（2005）、盧向前和戴國強（2005）的文章分析的是中國對整體外國貿易格局的問題。兩篇文章都是以中國對世界的貿易，而不是中美貿易為對象的。盧向前和戴國強用協整向量自回歸方法對 1994- 2003 年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加權實際匯率波動與中國進出口之間的長期關系進行檢驗。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影響顯著，Marshall- Lerner 條件成立，并存在 J 曲線效應。同時張曙光測度了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函數和進出口函數及其匯率彈性，估算了不同幅度匯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和出口貿易減少的數量，以及由此帶來的 GDP 和就業人數減少的規模。其中他們發現匯率升值對進出口額具有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在三個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七個季度以后近于消失。他們的發現從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幣匯值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 但張曙光（2005）的文章尚未考慮人民幣以及出口貿易額時間序列的單位根問題，而同期盧向前和戴國強（2005）的文章注意到了單位根問題。在時間序列出現單位根時，簡單的最小二乘法回歸是不合適的，它的結果是沒有一致性的（inconsistent，即，回歸結果不會隨著樣本的增加而收斂）。

筆者最近對于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對于中美貿易的影響做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經驗分析（詳見李稻葵，李丹寧，2006）。 我們收集了 1980- 2004 年中美貿易的宏觀數據。經過仔細地時間序列調整，發現匯率、進出口額等都具有單位根，因此必須進行相應的時間序列處理，具體說來，必須對相關變量進行差分。 計量分析的結果表明，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變化對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的變化都沒有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而影響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一個正統計上顯著的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占中國經濟的規模。

總之，從現有的計量經濟分析來看，沒有證據表明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問題與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有直接的相關性。

二、重商論

對于第二種觀點，即中國的貿易體制和政策導致了中美貿易順差。比較系統的經驗分析是困難的。因為這些政策性、體制性的數據難以測量和收集。但我們可以從一個簡單的方法加以檢驗。如果說中國經濟對于出口有相當的鼓勵作用，對于進口又有相當的限制作用的話，這種政策對于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應具有普遍效應。我們可以對照來看中國對日本及中國對韓國的貿易結構轉變。

過去 20 年來，并沒有出現中美貿易那樣大規模的變動。如果中國確實實行重商主義，我們會預期中國對日本及韓國等國也出現像對美國那樣的大規模順差，但事實相反，中國對日本在 2002 年由順差變為逆差并持續增大，而中國對韓國的逆差從 1991 年起一直在擴大。因此很難支持中國的貿易政策和體制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有影響。

三、結構論

從中國角度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中國的貿易結構逐步從出口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轉向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及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出口加工制成品的貿易。推動這一貿易格局變化的一個重大因素是不斷涌入中國境內的來自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主要進行綠地投資，直接拉動了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而中國經濟的崛起，尤其是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不斷吸引外國制造商把生產能力逐步轉移到中國，從而把出口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生產加工能力不斷向中國轉移。這是從中國角度來看中國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從美國角度來看，過去十幾年來面對日本經濟出口的挑戰，從 80 年代中開始，美國經濟不斷轉型，逐步由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和研發行業，其生產制造設施和生產制造能力也轉移到各新興工業化國家，尤其是中國，這也是美國自身經濟結構改變的一個基本特征。中國經濟制造業的不斷上升及美國經濟結構調整，造成了美國本土向研發和服務業集中，生產加工能力日益依賴于外國制造業來提供，而這種生產加工能力進一步集中到中國，這樣的基本格局逐步成形。所以這是影響中美貿易發展的第一個因素。如何定量地分析上述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呢？我們最近的一篇研究提出了一套方法（詳見李稻葵和李丹寧，2006）。 基本思想如下。 為了討論世界貿易格局對中美貿易的影響，不妨把中國與美國一起稱為 A，把世界其它國家稱為 B。的確在 1990 年和 2000 年間 B 對 A 的貿易余額產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假如 1990 到 2000 年間，B 與 A 的貿易結構沒有改變，那么2000 年 B 對 A 的貿易余額在中美之間的分配應該和 1990 年 B對 A的余額在中美間的分配一致。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假想的 2000 年中美之間的貿易余額，這一貿易余額保留了1990 年的世界貿易結構。 2000 年實際的中美貿易余額與這個假想的貿易余額的差距，就是 1990 年到 2000 年間由于世界貿易余額的變化所帶來的部分。對 2000 年到 2005 年間的貿易余額變化情況，我們采用同樣的方法進行分析。同時我們利用中美各自的對外貿易余額變化趨勢，將中美貿易余額變化中由儲蓄變化解釋的部分進一步細分為中方因素和美方因素。

四、儲蓄論

其它情況不變，兩國之間儲蓄率的變化會導致兩國貿易余額的變化。儲蓄率上升的國家相對儲蓄率下降的國家的貿易余額會上升。 中國宏觀經濟的儲蓄率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上升階段，到了 90 年代中期，又提升到一個更新的層次。中國儲蓄率的上升有其深刻的經濟和制度原因。中國的人口結構非常年輕，大量的年輕人處于儲蓄階段。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非?？?，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而民眾的消費尚未完全跟上收入水平提升的變化，消費相對滯后，這也造成儲蓄率不斷上升。而中國企業尚未面臨嚴格的公司治理體制的約束，造成大量的企業自留資金沒有通過紅利的形式分配出去，這也造成企業的儲蓄率不斷上升。另外經常提到的由于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喪失其相對重要性，也促使民眾不斷地提高儲蓄以求自保。美國的情況與中國經濟恰恰相反。 美國的證券市場、地產市場不斷高漲產生巨大的財富效應，由于民眾已經擁有的資產組合不斷升值導致消費上升。財富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是紙面效應，而消費是實際效應，所以紙面財富上升導致實際消費上升，實際消費上升導致儲蓄率下降，所以美國經濟處于一個低儲蓄率的周期。同時美國經濟隨著早年嬰兒出生潮步入老年階段也使得美國消費上升儲蓄下降。

我們可以沿用以上的分析方法，定量地分析由于中美兩國相對儲蓄的變化所導致的貿易余額的變化。 事實上，從 1990 到2005 年，上述方法所討論的世界貿易格局的變化所不能解釋的中美貿易余額的變化，恰恰是兩國儲蓄的變化所帶來的，因為，這是兩國各自總體對外貿易余額的變化所帶來的。所以總體說來，我們可以看到，1990 年至 2000 年由于貿易結構發生方向性變化，中國對其它國家貿易順差變為逆差，因此中美貿易余額變化的 43.7%由世界貿易結構所帶來的。而 2000 年至2005 年間，由于美國儲蓄率大幅降低，因此中美貿易余額變化的95.45%由中美儲蓄差所帶來的，美方因素則占總體的 78.11%?；谝陨系姆治?，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不能簡單地歸咎于中國獨特的貿易政策和貿易結構，也不能簡單歸咎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化。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不可能對中美貿易的格局產生根本性影響，而中國貿易深度的影響也不能產生根本性影響。但必須看到中美貿易不平衡已經上升到超越經濟領域的政治問題。中國政府也許要站在國際關系更高層次上把握和調整這一問題。

五、簡短的政策討論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有五個方面的政策方向可以探討，從而緩解中美貿易順差加大帶來的政治壓力。

第一，要充分意識到中美貿易的政治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輿論造成的，而輿論又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學術層面的討論所左右的。 輿論的制高點必須占領。從輿論上化解針對中國出口的壓力，對外輿論工作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對美和對外的宣傳工作，要從理論上、學術上向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府官員說明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余額實際上的影響是非常小的。 雙方貿易不平衡的根源是世界貿易格局的變化，其次是雙方儲蓄率差距的加大所帶來的影響。

第二，既然貿易結構是影響中美貿易余額的重要因素，可以考慮適當協調出口企業的國別結構。應該意識到中美貿易不平衡會產生一系列國際貿易的影響。要通過政府政策來宣傳和引導中國出口企業來建立貿易政策風險的意識，開辟新的出口貿易市場，避免過分集中于美國或其它單個國家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

第三，由于中國宏觀經濟儲蓄率上升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那么要從降低中國宏觀經濟的儲蓄率入手。而中國宏觀經濟的儲蓄率不僅取決于家庭儲蓄（短期內政府對于家庭儲蓄率影響力有限），更主要的是企業儲蓄（企業儲蓄往往和投資是緊密相聯的）。 企業儲蓄的來源是留成利潤和未分配資金。所以加強公司治理水平，強制企業分紅，包括國有企業分紅（上繳利潤），變得極為重要。

第四，給定美國經濟儲蓄率目前處于比較低的階段，其未來未來儲蓄一定會上升，因此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反美國經濟周期運作，即，適當地提前滿足中國經濟對于美國產品和資本品的需求。 如鼓勵中國的大型公司提前從美國進口機器設備，而由此產生的匯率風險可以通過國家?？畹男问浇o予補助。 這是一種化解政治風險的運作，因為其目的是為了減少美國在經濟周期之間的貿易逆差的波動，緩解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壓力。

第五，繼續調整中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尤其要控制生產能力的過度增長和不合理變化。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導致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不僅造成中國經濟的浪費，也給未來的中國金融體系造成巨大的負擔，為今后經濟的衰退埋下苦果。而且生產能力的過度增加也導致國際政治影響，導致了短期內對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出口盲目地上升。

參考文獻：

[1]張曙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 收益分析》，載《經濟研究》，2005 年第 5 期 。

[2]盧向前、戴國強：《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 2003》，載《經濟研究》，2005 年第 5 期。

[3]李稻葵、李丹寧：《中美貿易余額要素分析：匯率、儲蓄與世界貿易結構》，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討論稿。

[4]張斌：《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釘住美元還是一攬子貨幣》，載《國際經濟評論》，2003 年第 1-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