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業發展綜述

梁玉振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的棉紡織業得以迅速發展。本文試圖從一戰時期我國棉紡織業發展現狀、得以發展的原因及影響入手，對近年來中國大陸、港臺及海外地區對一戰與中國棉紡織業發展關系的研究做一個較為全面的綜述，在肯定成就的同時，并嘗試找出當前研究的不足。

[關鍵詞]一戰；中國棉紡織業；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正處于初創階段、發展嚴重滯緩的中國棉紡織工業帶來了意外的機遇。1914-1922年，中國棉紡織工業在產業規模、市場份額、地域分布等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顯著的發展，不但結束了多年的蕭條局面，而且為其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突出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于19世紀60年代初發端于繅絲業和毛紡織業。棉紡織工業雖然到19世紀末期才誕生于東南沿海，發展迅速，并發展成為近代紡織工業的主導部門，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棉紡織工業發展史不僅是經濟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樣不可或缺。它代表一段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著中國傳統的封建經濟和新興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及變化趨勢。重新審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現今近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一部棉紡織工業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縮影，個中不僅有創業的艱辛，蕭條時期的慘淡經營，也有高速發展帶來的卓越成就和喜悅一一其典型性是不言而喻的。

自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機械棉紡織業的蓬勃發展，棉紡織史的研究工作日益展開。主要著作有方顯廷的《中國之棉紡織業》，葉量的《中國紡織產銷志》，全國寶《中國棉業問題》等。1949年以后，學術研究更迅速地走上正規。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學術思想日漸解放，百家爭鳴的氣氛不斷濃厚，早期研究角度比較保守、經濟理論基礎薄弱的情況也在逐漸改善。不僅研究著述的經濟理論基礎增強，研究范圍也更加廣泛。嚴中平的《中國棉紡織史稿》、周秀鶯的《第一次世界人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鄭友擺的《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杜詢誠《日本對舊中國的投資》、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嚴中平編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姚賢鎬《中國對外貿易史資料》等都是棉紡織史研究中的代表性著述。不定期刊物《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資料匯編》和紡織專業著述《中國近代紡織史》的出版，更表明了紡織史研究的專業性在不斷加深。

一戰時期，我國棉紡織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王艷慧在《一戰期間中國民營工業的發展研究》中對一戰期間我們棉紡織業的發展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文章說，大戰爆發以前，中國的棉紡織品市場主要被英國產品所占領，大戰爆發以后，英國因忙于戰爭，向中國出口的棉紗數量明顯減少。民營棉紡織生產的外部壓力明顯有所減輕，并出現了較大的發展。這一時期，在空前豐厚的高額利潤刺激下，出現了民營資本創建新紡織廠的熱潮，紗錠、布機等生產設備的增長非常迅猛。1914-1922年民營資本共創建新廠44家，擁有的紗錠數由1914年的503104枚增加到1922年的1632074枚，擁有的布機數在同期內由2566臺增至7817臺，都增加了兩倍以上。而同期內民營紗廠的紗錠與布機占全國紡織業的比重，也各自從52.62%增至66.24%，從51.39%增至61.73%，分別都有大幅度上升，發展速度可謂空前。[1]

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后中國棉紡織業發展的原因，彭紅英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原因》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包括棉紡織業在內的中國民族工業在20世紀20年代得以發展的原因，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洋貨進口的劇烈下降是主要原因之一，具體到紡織業來說，1915年到1918年我國的面紗進口總量從2685528擔下降到1131631擔，從而創造了民族資本紡織廠產品暢銷和獲得厚利的好機會。此外，針對棉紡織業建廠高潮發生在一戰結束后的原因也做了論述，文章認為，一方面，新建規模較大的新廠需要相當時日；另一方面，歐戰期間，英美紡織及其的生產也受到限制，且運輸也極困難，所以紡織廠建廠高潮是1921-1922年。[2]張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中認為，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人戰爆發。中國棉紡織工業在戰爭的炮聲中開始了新紀元。一戰發生以后，英國棉制品不能繼續東來。中國和遠東其它地區及東南亞各地原本由英國占據的機制細棉紗布市場隨之出現了空白。一向以發展海外市場為主要目標的日、印兩國棉紡織業遂逐步轉向爭取這一新市場。由于兩國棉紡織業本身水平有限，無法同時控制新、舊市場，因而不得不減少粗棉制品的生產和出口，于是給生產20支以下粗紗為主的中國棉紡織工業讓出了很人一部分產品市場。[3]孫長斌在《一戰時期中國經濟變化與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長》中認為，一戰的爆發使得歐洲列強在華投資整體下降，為民族資本的增長創造了發展空間。一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德國失去了全部的對外投資。歐洲列強在華投資的整體下降，造成中國國內的投資需求出現了新的發展空間，為民族資產階級擴大自身投資領域和份額創造了條件。[4]此外，嚴國海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民族企業發展的宏觀環境》中提到，一戰之后，尤其是“五四”時期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民族企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棉紡織業尤為突出。期間，華商紗長盈利迅速提高，如民族資本集團榮家申新一廠，1916年至1922年7年間，所獲純利共287萬余兩。[5]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棉紡織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京都大學森時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業的黃金時期》說，中華民國時期的中國棉紡織業，就紗錠而言，在1930年代超過了500萬錠，列意大利之后，排名世界第九位，到1927年，中國機紗出口量超過進口量，由機紗絕對進口國成為出口國。[6]史建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十年間中國手工業的轉型》中指出，1914年一戰爆發后，中國現代機器紡織工業進入黃金時代，農村手工紡紗業隨著機制紗的推廣漸漸衰退，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機。[7]

歐美日以及臺灣學術界對近代棉紡織史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臺灣學者趙岡的《中國棉業史》是此類研究的代表作。而歐美日憑借良好的經濟、學術基礎，很早就已開始涉及中國棉紡織業的研究，多年來出版了人批的論文和專著。比較而言，日本在資料收集整理上的成績比較卓著，而歐美在經濟理論上的運用更勝一籌。主要有褪口弘的《日本對華投資》、（美）雷麥的《外人在華投資》、（法）白吉爾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等。這些文章著作的內容幾乎涉及中國棉紡織工業史的各個方面，代表了該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

綜合來看，國內外對棉紡織史的研究成果是很突出的，研究的領域不斷拓寬，新經濟理論被人膽嘗試引用，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不斷深入。但另一方面，學術研究的不足之處仍然存在。特別是國內，對棉紡織業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觀層面，缺乏從微觀層面對如棉紡織專業這類微觀問題進行研究，現有的研究成果多流于表面，部分研究成果缺乏具體的經濟數據支撐。而對第一次世界人戰時期棉紡織工業的研究仍側重于其局限性，而對其發展情況失于關注。而國外的學術研究雖然綜合成果卓著，但在一戰時期中國棉紡織工業發展的問題上過分強調外力的作用，忽視了對內因的挖掘。筆者認為，從時間上來看，一戰時期是近代棉紡織工業成長過程中一個承前啟后的轉折期，具有許多獨特之處，應該受到更進一步的重視和研究；從研究對象上，棉紡織工業的研究也不應被包括于民國經濟史、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等專題的研究之中，這樣難免有礙于對棉紡織工業自身發展軌跡的把握—棉紡織工業突出地位的取得實非偶然，而是社會、經濟、歷史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梢哉J為，近代中國具備了發展棉紡織工業的比較優勢，然而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這種優勢的研究尚待深入。

參考文獻：

[1]王艷慧：“一戰期間中國民營工業的發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大學，2008年。

[2]彭紅英：《20世紀2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原因》，《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第19卷，第3期。

[3]張靚：“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碩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04年。、

[4]孫長斌：《一戰時期中國經濟變化與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長》，《江蘇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

[5]嚴國海：《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民族企業發展的宏觀環境》，《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0年6月，第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