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學：馮天瑜《中華文化史》的學術創新

周萌+董亞薇

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歷史學者們十分關注的領域，傳統意義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有社會史研究的方法、哲學詮釋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史的研究方法。馮天瑜在《中華文化史》中引入生態學的概念，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出發對文化史進行研究，可以說是視角獨到，另辟蹊徑。

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適及內在聯系。作為文化生態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文化生態”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體憑以從事文化創造、文化傳播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背景和條件，文化生態本身又構成一種文化成分?；谖幕鷳B學的理論，人類與文化生態是雙向同構的關系，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因而要研究人類文化，就必須要對人類的生態環境進行研究。人類各民族的生態環境是自然場（指人的生存發展所依托的自然界）和社會場（指人在生存發展過程中結成的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整合，可以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三個層次進行剖析。由于“文化生態環境”是自然場和社會場有機組合而成，所以要把握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及其發展歷程必須首先了解這個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對其進行綜合的、動態的考察。同時，由于種族、環境和時代的不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特征，因此文化生態分為地理環境、所從事的的物質生產方式、所建立的社會組織這三個層次。

一

在開篇中作者對文化作了界定，認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導論P12）引入文化生態學這一概念后，在通過文化生態學進行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作者把文化分為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四個層次。根據以上界定和分層，《中華文化史》的上編中華文化生態集中對物態文化層和制度文化層進行了研究，下編中華文化歷程則對行為文化層和心態文化層進行了考查。就這樣作者把對文化生態的研究和對文化自身的研究有機結合，實現了學術上的突破和創新。

《中華文化史》的上編集中體現了全書的學術創新，主要是基于文化生態學視角下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這些文化“外結構”的考查，著重考查文化的外化過程。在上編中華文化生態中，結合文化生態學的基本概念，作者認為中華文化生態環境是一種區別于開放性的海洋環境的半封閉的大陸—海岸型地理環境；是一種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家庭手工業與小農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并輔之以周邊的游牧經濟；是一種與古代希臘、羅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軍事獨裁制，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封建領主制以及印度種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國同構的宗法—專制社會（2）（P13）。在界定了中華文化的生態環境之后，作者在上編中對地理環境、所從事的的物質生產方式、所建立的社會組織這三個層次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第二章介紹了文化生態中地理環境這個層次，表明半封閉的大河大陸型的地理環境對中華文化的發生和傳播的影響。通過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作者創新性的回答了地理與文化關系的問題，即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使中華文化較完整的保留民族傳統能夠源遠流長，一脈相承。同時也導致中國人形成自我中心主義的觀念。第三章對中華民族所從事的物質生產方式的分析中，體現出農耕與游牧這兩種經濟類型對中華農業文明的形成產生的影響。第四章則對中華文化依托的社會結構進行介紹，并對中華文化的社會組織形式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在整個上編中，作者重視考查地理、經濟、社會會結構這些文化生態因素的綜合功能，處處體現出中華文化與特殊的中華生態環境之間保持的動態的滲透的關系。

下編中華文化歷程則是在文化生態學視角下對文化自身結構即文化“內結構”進行考察，時間自上古時代到近代共計十二章，對不同時期的文化特征進行了詳細介紹，著重研究文化的內化過程。

二

把文化態學引入到對文化史的研究是《中華文化史》在學術上的一大創新和特色。在對文化史的研究過程中，作者創造性的通過對文化生態的考查，闡釋了中華文化產生的特殊背景，從而更好地解釋中華文化發生發展的特殊性。盡管文化生態學是《中華文化史》的學術創新，但全書在行文過程中并沒有簡單的局限于對文化生態的考察，而是內外兼顧，既注重文化生態這一文化產生的大背景，又注重文化自身這一核心因素。把對中華文化生態研究和對中華文化自身研究相結合，把文化的“內結構”和“外結構”相統一，這樣一來就極大地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突破了傳統文化史研究中只對文化自身進行考察而忽視對文化產生的特殊背景進行考察的局限。同時，作者吸收不同學說的特點，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觀點。運用比較史學研究方法將古今中外進行廣泛的對照，同時又從文化史學的角度對文化大系展開論述，以唯物史觀對中華精神進行評估。

由于文化一詞概念的多樣性，文化史的寫作十分不易。在這里根據歐洲學者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當中對于文化和文明的區分，第一，我們把“文化”看成是民族之間表現出差異性的東西，它時時表現著一個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的那些東西，表現著人類的普遍行為和成就。換句話說，就是“文化”使各個民族不一樣，“文明”使各個民族越來越接近。第二，我們把“文化”看成一種不必特意傳授，由于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而把“文明”看成一種需要學習才能獲得的東西，因而它總是和“有教養”、“有知識”等詞語相連。第三，在某種意義上，各個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變的，它表現出來一種對外來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終在運動的、前進的，表現著殖民和擴張的傾向。也就是說“文化”與傳統有關，表現著過去對現在如影隨形的影響，而“文明”與未來有關，表示著將來普遍的趨勢和方向（3）。馮天瑜的《中華文化史》中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也展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闡釋。然而作為一部文化通史的著作，本書也略有缺憾，集中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對文化自身的考察及文化“內結構”的考察中，作者在資料選取上更多地還是運用了精英文化的史料，對涉及普通大眾的文化的資料選用較少。一般來說在社會中精英的上層的文化可能更接近于埃利亞斯所說的動態的向前看的“文明”，而大眾的普世的文化則更接近于靜態的向后看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中對社會基層文化內容著墨較少可能導致在對文化的闡述上有失全面。第二，在對中華文化歷程的介紹中，時間空間跨度很廣，內容也包羅萬象取材廣博，但是不同部分的內容似乎更像是一種專題式的介紹，整體的線索不夠明確。例如，下編中對不同時期文化的研究，雖然對巫祝文化、儒家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都進行了專門的細致的闡釋，但是文化整體發展的脈絡并不清晰。瑕不掩瑜，《中華文化史》一書中采用了文化生態學、社會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解讀和闡釋中華文化發生、發展演變的歷程，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我們學習和研究思想文化史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鑒。

三

在《中華文化史》一書當中，作者不是單獨從哲學、藝術、文學、思想等方面對思想文化史進行研究，而是文化生態學的理論整體引進到思想文化文化史當中，把對思想文化的考察同思想文化產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相結合，這樣就把思想文化史看做一個綜合的過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所認為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人類思想文化演變的的結果。這一理論創新有助于擴大思想文化史的視野，有助于更深層次的把握千百年來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之間的“變”與“不變”。同時把文化生態學引入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拓展了思想文化史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生態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內容被引入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形成文化生態學，這一理論的應用打破了不同學科之間的藩籬，證明自然科學的理論可以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有機結合并產生新的學術成果，因而馮天瑜《中華文化史》運用文化生態學進行的學術創新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確實是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的。

參考文獻：

[1]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2]秦力：宏大·圓通·灑脫—讀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著《中華文化史》，湖北社會科學，1991年第5期。

[3]潘伯祥：《中華文化史》讀后感，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4]王武子：文化史學的理論透視—讀《中華文化史》，江漢論壇，1992年第8期.

[5]田雨：喜讀《中華文化史》，中華文化評論，1991年第6期。

注釋：

（1）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導論第12頁。

（2）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3頁。

（3）（德）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