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敵進我進”軍事方針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樊少華

[摘 要]“敵進我進”的軍事方針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已經產生，但是它的運用卻經歷了曲折復雜的過程?？箲鸨l后，尤其是敵后抗戰最困難時期，由自發到自覺，該方針得到充分運用，并臻于成熟。

[關鍵詞]敵進我進；軍事方針；形成發展；歷史過程

一、抗戰爆發前，紅軍對“敵進我進”軍事方針的運用

“敵進我進”的軍事方針，古已有之。遠有戰國時代“圍魏救趙”和古羅馬大西庇阿擊敗迦太基漢尼拔的故事，近有第四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運用“敵進我進”釜底抽薪的戰法，偷渡蘇伊士運河一舉扭轉戰局的經典戰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上，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執行過“敵進我進”的軍事方針。1928年12月，以何健為總指揮的國民黨軍開始對井岡山根據地實施第三次“會剿”。為了打破“會剿”和解決給養問題，紅軍決定兵分兩路，由彭德懷率一部留在井岡山，在內線堅持斗爭。由毛澤東、朱德等率主力南下贛南，運用“圍魏救趙”的方式，從外線打擊敵人，配合內線部隊粉碎敵人“會剿”。然而，由于敵我兩軍實力過于懸殊，井岡山陣地丟失；南下部隊由于人地生疏，也迭遭失利。但是，戰史上首次的“敵進我進”，起到了保存紅軍有生力量的作用。

第三次“圍剿”紅軍失敗后，蔣介石調整了戰術。從1932年5月起，集中兵力先后對紅軍鄂豫皖根據地和湘鄂西根據地進行“圍剿”，對中央蘇區暫取守勢。根據新的形勢，毛澤東主張：“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御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薄霸诂F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包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盵1]據此，毛澤東提出中央紅軍主力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閩浙贛邊發展，在贛江以東、長江以南和五嶺以北的廣大地區建立新蘇區，吸引進入中央蘇區及進攻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的敵軍回援而殲滅之，從而使中央蘇區得以鞏固和發展。但毛澤東這些來自實踐的正確主張當時卻未被采納。

在第五次反“圍剿”時，針對國民黨軍隊的“碉堡主義”，劉伯承提出了事實上的“敵進我進”的戰術。他談到：“敵人碉堡構成的封鎖線，可以相當限制我們大兵團進行機動，然而，我們游擊隊確實可以自由出其碉堡封鎖線的間隙，而入其后方交通線上，實行穿插。有些地區游擊隊就應該留在封鎖線外，向敵人的深遠后方，特別是向其策源地開展游擊戰爭，耗散其兵力，破壞其糧彈運輸，乃至造成地方暴動，就更有戰略上的意義?！盵2]然而，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劉伯承“敵進我進”的思想未能付諸實踐。福建事變發生后，毛澤東也向中央提出類似的建議，同樣未被采納。

1935年初，粟裕將“敵進我進”的理論付諸了實踐。為了從戰略上配合中央紅軍的轉移，粟裕奉命帶領只有四五百人的挺進師，進軍浙西南，開展游擊戰爭。那時全國革命處于低潮，他們遠離紅軍主力，孤軍深入國民黨軍腹地，面對的是幾十倍于己的強敵的圍攻，挺進師運用事實上的“敵進我進”的戰術，避免與敵正面交鋒，生存并堅持了下來。

二、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對“敵進我進”軍事方針的運用

由于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軍侵華初期攻城掠地，進展迅速，廣袤的華北淪為敵后。但日軍的占領區，尤其是廣大農村，并不鞏固。孫子曰：“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蔽尹h逐漸認識到華北敵后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八路軍迅速向華北挺進，從戰略上“敵進我進”。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對八路軍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為了打破“囚籠”，八路軍在實戰中逐漸摸索出了“敵進我進”的戰術。1940年4月21日，劉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做的《黨軍建設問題》的發言中談到：“現在對‘囚籠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處？現在就是‘敵進我進，打磨盤應摸敵人的屁股?！边@樣，“敵進我進”作為八路軍的作戰方針就被明確地提出來了。當然，正如聶榮臻所言：“到‘敵后之敵后有個發展過程，開始，還是處于行動但不是很自覺的狀態?！?/p>

百團大戰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此后，日軍調集更強的兵力，采取更殘酷的手段對付八路軍。尤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決心即使一時解決不了“中國事變”，也要力爭解決“華北事變”，將華北建設成為穩固的“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為此，他們將“治安肅正”進一步發展為“治安強化運動”。自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軍在華北地區連續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加緊“掃蕩”；在游擊區建立偽軍，進行“蠶食”；在占領區內實行保甲制度，調查戶口，擴充偽軍，以鎮壓抗日力量。日軍還強迫民眾到處挖封鎖溝，筑封鎖墻，將根據地分割呈格子網狀。華北根據地軍民積極進行艱苦的“三反”（反“掃蕩”、反“封鎖”和反“蠶食”）斗爭，然經艱難奮戰，始終擺脫不了被動局面。根據地日益縮小，而日軍的進攻則日甚一日。

面對嚴峻的形勢，八路軍中的有識之士，開始思考破敵之策。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方法往往是同時產生的。在晉察冀，聶榮臻經反復考慮，認識到只有向“敵后的敵后”發展，文章才能做活，敵后抗戰才有出路。羅榮桓，在山東實行“翻邊戰術”，即“你打到我這邊來，我翻到你那邊去”。晉綏軍區根據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向敵人擠地盤”的口號。這些都與劉伯承早在1940年就提出的“敵進我進”方針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實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確的認識反過來又促進實踐的發展。1942年，八路軍各根據地先后貫徹“敵進我進”方針，收到明顯效果。實踐證明，“敵進我進”方針是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正確方針。因而，中共中央和各軍區先后召開會議，正式將該方針確定下來，并推而廣之。自此之后，直至抗戰結束，敵后抗戰的局面日益改觀，八路軍不僅生存下來，而且逐漸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271。

[2]劉伯承.劉伯承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