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隸書碑刻書風的變化及原因分析

潘耀

[摘 要]隨著隸書在漢代的成熟，漢碑也呈現出逐漸增多的趨勢，并且不同時期隸書碑刻的風格各異。從濟寧現存的漢碑中可以看出漢代隸書碑刻書風的變化經歷了西漢前期帶有篆書遺韻的古拙、渾穆，西漢中期至東漢初的質樸無華和東漢中期以后的莊重嚴整并伴有藻飾之風三個階段。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多與不同時期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風氣有關。

[關鍵詞]濟寧漢碑；隸書碑刻；書風；變化；原因

一般認為，隸書作為一種書體自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到秦朝時有了一定的發展，演變為后世所稱的古隸。（1）但是，漢代以前隸書的使用并不廣泛，在秦朝的地位也遠在官方通用文字小篆之下。隸書真正崛起并取代小篆成為通用文字是在兩漢時期，主要是因其簡單易書而適應了西漢以來社會發展的需要。漢代逐漸成熟的隸書在我國書法史上扮演了承上啟下的角色，“它上承古篆遺緒，與小篆并轡，下開魏晉草、楷、行書新脈，實為中國書法藝術之基石”[1]116。

漢代文字書寫的載體沿襲了此前的竹簡、木牘、帛書、碑碣、摩崖刻石、金屬器等。但在諸多載體中，保存下來數量最多的是碑碣刻石，特別是東漢時期“刻石頌德，遍于郡邑，風氣極盛?！盵2]214由于隸書在漢代成為通用的書體，再加上隸書在石質載體上攜刻起來靈活隨意，所以漢代碑刻中又以隸書碑刻為主；目前，現存漢代碑刻中分布廣泛，影響較大，保存較好的也多以這類碑刻為主。

山東為齊魯故地、禮儀之邦，碑碣文獻眾多且歷史悠久，在西周時以齊魯為中心就已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區的齊整剛正的書法流派。清代葉昌熾曾云：“欲訪先秦漢魏諸碑，當游齊魯?！盵3]32山東的漢碑又主要分布在以濟寧為中心的地區，以致有“天下漢碑半濟寧”的說法。濟寧素有“孔孟之鄉”之稱，既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又是西周至兩漢時期魯國國都所在地。所以作為儒家思想重要載體的碑刻在濟寧保存較多。濟寧現存漢碑目前又主要保存于濟寧市博物館、曲阜孔廟、孟廟、鄒城市博物館、嘉祥武氏祠和金鄉文館所等地。西漢時期的刻石數量較少，東漢時的碑石不僅數量逐漸增多，碑文的字數也急劇增加，至恒帝、靈帝時期（公元146年—公元189年）達到兩漢時期的鼎盛。在這種大的背景下，濟寧現存漢碑中以東漢時期的居多，西漢的較少。西漢時期的碑刻雖然數量稀少，但也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碑刻，如《魯靈光殿址刻石》（公元前149年）、《五鳳二年刻石》（公元前56年）、《居攝兩墳壇刻石》（公元7年）。濟寧漢碑中的東漢碑刻又多出于東漢中后期，因大多莊重典雅、布白勻整而趨于整飭繁麗被稱為“廟堂漢碑”（2）。具有代表性的如被稱為“孔廟三碑”的《乙瑛碑》（公元153年）、《禮器碑》（公元156年）和《史晨碑》（公元169年）。由于濟寧漢碑在存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現存數量眾多且類型齊全，所以根據濟寧所存漢碑，我們足以洞悉兩漢隸書碑刻書風的變化情況。

對兩漢時期隸書碑刻書風變化的分析，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以政治范疇上的西漢和東漢來分別看待，而應將兩漢作為一個整體從不同階段的特征上分析。遍覽濟寧各地所存漢碑，從書法風格上我們可將兩漢時期的碑刻書風分為三個階段③：西漢中期以前的古拙渾穆、沉厚不揚并略帶篆意；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的樸實無華但漸趨生動灑脫；東漢中期以后的莊重嚴整、拘謹典雅而略顯裝飾。

西漢前期的刻石本來就少，而又處于由篆書向隸書的轉變階段，所以隸書刻石更是少之又少。濟寧現存漢碑中屬于這一時期的當屬曲阜孔廟內的《魯靈光殿遺址刻石》。這塊刻石在書法風格上最大的特點是書體帶有濃重的篆意，字體的態勢剛出現由篆書的縱勢向隸書的橫勢轉化，開始趨于扁平。[4]32因此，也有人將其列為篆書刻石，但我們需要認識到這一時期隸書碑刻在字體結構等方面雖不及東漢時期成熟了的漢隸，但與秦及以前的篆書相比確實發生了筆勢和結構上的變化，只不過保留了重重的篆意而已。從刻石的字體上我們可以看出其古拙渾穆之氣，在布白上雖然粗糙、簡率，毫無波挑可言，但是與秦篆的整齊肅穆迥然不同。所以丁文雋先生在《書法經論》中指出：“漢初尊儒重道，致尚寬厚，故書法亦多渾厚樸茂之氣，與秦之一味嚴刻者不同耳?！盵5]31

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的隸書碑刻書風在前一時期的基礎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是兩漢隸書碑刻的第二個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碑刻的數量有所增加，但與東漢中后期相比仍然顯得較為稀少。濟寧目前現存這一時期的碑刻也不太多，但有一些卻是這一階段的典型代表，如《五鳳二年刻石》、《萊子侯刻石》（公元16年）?！段屮P二年刻石》是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所刻，為典型的西漢中后期碑刻。碑刻雖只有寥寥十三字，但個個字體質樸、雍容灑脫，整體布局自然，完全符合這一時期的隸書書風。方朔在《枕經堂金石書畫提跋》中對其的評價是：“字凡十三，無一字不成高古，以視東漢諸碑，有如登泰岱而觀傲崍諸峰，直足俯視睥睨也?！盵6]119

《萊子侯刻石》也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碑刻，為新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所刻，現藏于鄒城市博物館。從整體上看，刻石用刀犀利，結字方峻，在書法風格上自然樸拙，無波磔，也無修飾之跡。碑刻的珍貴程度且不說，單就其頗類漢代金文風采的字體結構就可以看出樸實無華之風。從上述兩塊碑刻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碑刻書風一方面以樸實為主的同時已然出現了提按分明、形態撩人的生動筆畫，另一方面在書體結構上仍然波磔不明，保留了大量的篆書行構，但隸書成分已得到鮮明的體現。

在漢碑中數量最多的莫過于東漢中期以后的碑刻，特別是桓靈之際刻碑之風大興，一時碑碣云集。濟寧的漢碑中數量最多的也是這一時期的碑刻，且碑刻上隸書書體已達到了成熟的地步。典型代表如上面提及的“孔廟三碑”，此外還有位于濟寧市博物館的《景君碑》（公元143年）、《魯峻碑》（公元173年）、《鄭固碑》（公元158年）等，位于曲阜孔廟的《孔宙碑》（公元164年）、《孔彪碑》（公元171年）、《熹平殘碑》（公元173年）等。上述碑刻中有很多是漢隸成熟時期的作品，所以有人甚至指出“作為書法概念的漢碑，一般是指桓靈之際能夠體現‘漢隸書法特點的碑刻”[7]53。

這一時期，隸書碑刻的總體風格是端凝典雅、莊重嚴整，帶有鐘鼓肅穆的廟堂氣息。這種風格不是從前一階段的書風中突變而來，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演變而至，在轉變的過程中不免會在一些碑刻上留下烙印。如立于漢順帝漢安二年（公元143年）的《景君碑》字體縱長，筆力瘦硬，仍部分帶有篆意。由此可以看出已處于東漢中期的《景君碑》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前一階段碑刻書風的特征。此后，隸書碑刻逐漸趨向端莊典雅，典型代表是堪稱“漢碑中第一”的《禮器碑》。全碑風格統一，結體嚴謹，于端莊雅麗中透出雄健剛強的特征，在平正中充滿奇特之氣。這也說明了漢碑尚沒有完全進入拘謹整飭、法度嚴謹的軌道。但接下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隸書碑刻自然而然地進入平正端莊、矩度森然的境地。如《乙瑛碑》字體端莊凝重，方正沉厚，波磔分明，筆法十分規范?！妒烦勘酚霉P精細工整，結體嚴謹，講究對稱平衡，布白勻整至極，以致于方朔在評《史晨碑》時稱：“書法則肅括宏深，沉古遒厚，結構與意度皆備，洵為廟堂之品，八分正宗也”[8]136?！犊字姹沸形凝R整，“波撇并出，無一字不飛動，無一字不規矩，得平整舒展之美”[9]104。所以從上述幾碑的風格中我們不難發現，此時的隸書碑刻已然是具有廟堂肅穆氣象，平整端莊型的漢碑。

兩漢隸書碑刻書風的變化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如官方所倡導的隸書體的逐漸流行；書寫過程中個性的釋放；“人的生命過程，運動過程在書法作品里開始找到了線條的對應”[10]29等等。但在眾多原因中，筆者認為不同時期的社會意識、社會風氣等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才是導致不同階段書風變化的根本原因。

西漢前期古拙渾穆、沉厚不揚書風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漢承秦制，在書提上沿用了秦代的古隸，而古隸在很大程度上是小篆的變體，所以這一階段隸書的篆意很濃。另一方面，西漢初年統治階級為恢復生產奉行黃老之道，實行無為而治，從上到下節約之風盛行。這種社會風氣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在碑刻上一是刻石數量少，二是碑刻不加修飾，簡潔古樸。

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隸書碑刻書風逐漸樸實無華并且在點畫上呈現出生動灑脫的跡象。出現這種變化的社會原因主要是漢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天人感應學說在意識形態上占據了統治地位。天人感應論對六經加以解釋后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西漢中后期以后特別是東漢前期讖緯思想風靡一時。反映在碑刻上即逐漸出現略以裝飾的波尾，字體時常出現垂直、橫掃的氣勢。

東漢中期以后的書風急劇轉化，由端莊典雅到平正嚴謹，再到正襟危坐并最終走向停勻板滯，這同樣與當時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風氣分不開。一方面，東漢中期以后，作為統治階級支柱的豪強地主勢力空前膨脹，以豪強、官僚為主的府主、舉主與其故吏、門生、弟子形成了一個個具有君臣紐帶關系的利益集團。門生故吏、弟子等為盡忠于其府主、舉主而立碑頌德成為當時的普遍現象?！都配洝分芯陀邢嚓P記載：“漢公卿卒，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11]93。濟寧漢碑中最具代表性的此類碑刻有《景君碑》、《魯峻碑》。另一方面，東漢中后期形成了士子重名節、重聲譽的風氣，因此也多出現被征辟（舉孝廉）的情況，社會上極力稱頌這類人的操行與才干，刻碑頌揚就成為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如位于濟寧博物館的《武榮碑》就是為稱頌當時頗具操行的士子武榮所立。上述社會風氣下所立碑刻的內容多溢美浮夸，書風力求端莊平正，以反映所頌之人的品行。同時也正是在這種社會意識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漢隸最終趨向板滯僵化，失去了其特有的風姿和生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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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文雋.書法精論[M].北京：中國書店，1983.

[6][8]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提跋.劉正成.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C].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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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楊守敬.學書邇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10]陳振濂.書法史學教程[M].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4.

[11]歐陽修.集古錄跋[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注釋：

（1）古隸是在小篆的基礎上，筆畫削繁就簡、化圓為方，使方折簡化；結構上突破了小篆的象形而逐漸筆畫化（洪丕謨.點擊中國書法[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48.）。

（2）見周平，夏時的《隸書的絕唱——論山東廟堂漢碑》（懷化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一文。

（3）目前，對兩漢時期隸書碑刻書風的分期存在多種不同的觀點，如黃惇先生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書法史》（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中將兩漢的隸書碑刻分為西漢至東漢初期和東漢中后期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