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洋涇浜英語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狀況

劉葉華

[摘 要]近代上海開埠后，大量外國人來到此地，由于語言不通等障礙，為外國人服務的買辦群體逐漸興起。初期這些人促使洋涇浜英語的產生，并以之作為與外國人溝通的主要工具。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上海外語人才的增多，洋涇浜英語在買辦階層中的影響力減弱。而另一方面洋涇浜英語已經滲透到了整個社會，成為這個特殊的華洋雜處社會的一部分。

[關鍵詞]近代上海；洋涇浜英語；買辦；滲透

《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被開辟為通商口岸，外國人紛紛來到此地開展貿易。由于語言交流等障礙，外國人需要雇傭當地人作為通事、買辦，為其進行代理。最初，這些當地人迫于與外國人交流的困難，創造性地使用了一種非正規的洋涇浜英語，這種語言一時間成為中外交流的主要工具。從洋涇浜英語的形成、使用情況及最后的衰落，我們可以看出上近代上海社會的一些問題。

目前已經對洋涇浜英語進行研究的主要是一些語言學方面的著作，以歷史學角度所做的探討則較少。季壓西、陳偉民所著《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主要從語言學角度出發對洋涇浜英語的形成、特點及學習方法做了闡述。周振鶴在《隨無涯之旅》中，對當時上海洋涇浜英語的使用情況進行了一些闡述，其新作《中國洋涇浜英語的形成》則從語言學的角度探討洋涇浜英語的形成與傳播。周毅的博士論文《晚晴洋涇浜英語及其影響史》從語言學角度對洋涇浜英語的源流及影響進行了考證，也涉及洋涇浜語與上海通事的關系。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一些反映近代上海社會面貌的史料，力圖對洋涇浜英語在買辦及其他社會群體中的影響力，從歷史學的角度做一些揭示。

一、洋涇浜英語及其形成

“洋涇浜”一詞本為地名，是上?？h城北面的一條小渠。1845年12月9日，上海道宮慕久與英國領事巴富爾簽訂了《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曉諭”上海人：“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于英國商人，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1）1849年4月6日，上海道臺麟桂批準了法國領事敏體尼建立上海法租界的請求，并以“曉諭”的方式公布上海法租界的范圍：“本道臺會同法國領事敏體尼勘定上海北門外一處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諸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注明界址……”。（2）自此洋涇浜成為英法租界與其他地塊的一條分界線。一時，西方商人、外交官和傳教士紛至沓來，許多露天通事、華商、跑街經常在洋涇浜兩側與洋人接洽生意，買賣貨物，因此這一帶成為“西人通商總集”。（3）后來“洋涇浜”成為超越地理概念的名詞，泛指“十里洋場”。這里的中國人為與洋人溝通，使用一種以中國方法英國字音拼合而成的蹩腳的Pidgin英語，并附加各種手勢來與洋人溝通。久而久之，這種Pidgin英語依靠約定俗稱被固定下來，形成了另一種混合英語。人們根據“洋涇浜”這一新含義，賦予上海誕生的新Pidgin英語以“洋涇浜英語”之稱。（4）這種洋涇浜英語往往以漢語文字拼合英語讀音，不講究語法，沒有性、數、格之分，本質上是一種不正規的英語。

這里提到的Pidgin英語并非上海所特有。Pidgin指的是語言接觸產生的一種極端結果，大航海時代以來中國沿海地區因語言接觸產生過林林總總的洋涇浜語。而上海洋涇浜英語的形成受到廣東Pidgin英語的直接影響（5）。廣州有著悠久的對外貿易傳統，早在明朝便有英國人來此尋求貿易；清朝早期政府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廣州是政府規定的4個通商口岸之一，乾隆年間又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外國商人云集此地。當地人出于貿易的需要，用盡量簡單的英語單詞與漢語的語法來與外國商人交談，由此產生了最初的Pidgin英語。（6）給外國人在華開展商務等活動提供翻譯和中介活動的通事是Pidgin英語的主要使用者。

上海被開放為通商口岸后，其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在19世紀50年代取代廣州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中心。隨著貿易的擴大，中國人與外國人語言交流的機會驟增。最初，不少廣東人來到上海擔任起通事、買辦等角色，也將廣東的Pidgin英語傳播到了上海。如咸豐末年出版的《英話注解》一書所說：“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貿易昌盛，而以上海為大宗。初通之際，通事者仍系粵人居多”（7）。而在上海逐漸接替廣州的對外貿易中心地位后，江浙一帶人充任買辦、通事者逐漸增加起來，如葉澄衷、朱葆三、王一亭、虞洽卿等都是浙江籍人。（8）然而粵語與吳語差異很大，江浙人發現原有的廣東英語“所注均非滬音，我邑人之欲習者，終以未易學步為憾”（9），廣東英語不再適合條約時期特別是上海開埠后的形勢變化。于是Pidgin英語在充分傳播的同時，也越來越多地融合了上海的方言特色。并逐漸與廣東英語脫鉤。隨著上海Pidgin英語日趨成熟，人們開始把這種與廣東英語有淵源關系卻又有別于廣東英語的混合語成為“洋涇浜英語”。（10）

二、買辦中的洋涇浜英語使用情況

買辦制度濫觴于18世紀中期，是應外國人來華經商的需要而產生的。廣州貿易時期的買辦、通事都是行商制度下的產物，并非外商自由雇傭而是由中國官方派遣。上海的買辦產生于條約時期，其性質已經發生變化，主要體現在官方色彩消失，為外商服務的內容和范圍也有所變化。而且這一時期的買辦也不再受制于通事，其重要性和地位逐漸超過通事，成為中外貿易的主角。（11）他們集合代理人、翻譯、掮客、和顧問于一身。（12）盡管對于買辦性質和職能的界定，學界尚存在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為外國人排除語言障礙成為買辦必須從事的工作。而掌握外語也是外商選擇買辦的基本條件。即使英語不能達到精通的程度，至少也要會說洋涇浜英語。如果一個買辦說自己不會說英語，外國人是不會相信的。（13）

上海在1845年開埠后對外語人才的需求量便迅速增長。而此時多數有身份和有知識的上海人對洋人及洋語仍抱有輕蔑和仇視的態度，學習英語的風氣尚未開啟。（14）也正因為此，無論是官方的廣方言館、洋人的教會學堂，還是民間的英語培訓班，其興起、流行都不早于19世紀60年代。而這些可提供英語培訓的的機構在產生后，其作用的顯現也需要一定時間。在開埠初期相當長的時間內，大部分買辦的外語技能僅限于洋涇浜英語，這也成為其開創事業的基礎。所以當時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今滬北一帶之通事，口與西人交接所重在語而不考究，敷衍了事，不講別琴語（15）者百不得一……”（16）

到了19世紀60至80年代，隨著相當數量域外移民的進入和租界的建立，上海人有了更多的機會接觸域外的物質文明、風俗禮儀和精神文化，對域外文化的興趣日益增長，態度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17）英語開始被視為了解西方文明的鑰匙。官方同文館和廣方言館的建立，都透露出官方對外語教學的重視。而隨著中外交往的擴大和貿易的發展，翻譯中介人員的需求也大大擴展，掌握外語的人可以充任買辦，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這也推動了上海的英語學習熱潮興起。正如《申報》中一篇文章所云：凡在通商口岸或以經商為事，或以工藝糊口，皆須與西國商人往來晉接，茍非嫻習西國語言文字，則遇事多動捍格，勢不能攸往咸宜。于是家有子弟者，欲其有所成就，除令出就外傅肄習中國書籍外，必使之兼習西國語言文字，俾他日可藉此以自立。上海為通商大埠，客籍之寄居者最多，有志西學者亦較多于他處。（18）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上海，各種學習外語的途徑已經出現，除了官方辦的廣方言館，還有外國人創辦的教會學堂，以及形形色色的外語培訓班。廣方言館和教會學堂提供的都是正規而高標準的外語教育，能教授的人數十分有限且學費高昂，在此培養體系下完成學習也需花費多年，這些對于大量抱著成為買辦之類實用目的、希望能快速獲取財富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可即的。外語培訓班的誕生正好填補了這塊巨大的市場空白，而這類機構中有些教授的就是洋涇浜英語。葛元煦在《滬游雜記》記載：“上海中外交易，初皆不知英語，非通事不可。近則各行棧皆有一人能說英語，蓋邇年設有英語文字之館，入館者每日講習一時許即止，月奉修金無多，穎悟幼童半載即能通曉?！保?9）相比正規外語學習需要耗費多年精力，這種洋涇浜語的學習明顯簡單快捷。甚至遲至1942年，《申報》中還記載了當時有善洋涇浜英語者做公館教師的現象。（20）

然而許多買辦出身學徒等社會下層，即使是社會上數量眾多、水平良莠不齊的英語培訓班對他們來說也異常奢侈。根據當時報紙上刊登的招生廣告可知，各機構收費標準不一：黃夢仙夜校每月收銀2元，已自稱“修金格外相宜”；著名的英華書館收費是每月銀5兩；英國人布茂林所辦的上海同文館學費則視教學難度不同而有所差別，分別為每月五、六、七元……這樣的收費在當時應該是相當高的，當時普通工人的工資，如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不過每月8元，讓他們花費工資的四分之一甚至大部分去學習外語，不大可能。（21）所以即使在“外語熱”興起的年代，民間口授的洋涇浜英語仍是不少買辦唯一可獲取的外語技能。這一時期有幾位后來功成名就的大買辦，如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等使用的都是洋涇浜英語，甚至就是依靠洋涇浜英語起家的，他們的傳奇經歷可找到明確記載。后來擔任上?？偵虝L、全國商業聯合會會長等職的朱葆三于1862年來到上海，14歲的他在一家協記五金店當學徒。他發現凡是那些操著洋涇浜英語，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收入總是比普通人高一些，于是想掌握這門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規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語培訓班，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到隔壁店鋪伙計在念英語，毅然將自己的月規錢全部給了這個人，每天晚上和此人學一小時英語。后來憑借著掌握的洋涇浜英語為協記成交了幾筆洋商生意，被老板破格提升為協記經理，由此邁向了將事業不斷做大的第一步。（22）葉澄衷出身浙江鎮海的貧苦農家，1854年到上海法租界一家雜貨鋪當學徒，他頭腦靈活，記性好，在江面上經常同外輪水手、雜工打交道，盤會了一口“洋涇浜”。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幫助一個洋人，也是一位經營五金商品的洋行大班拿回了遺失的包，并能用洋涇浜英語和這位外國人交流。后來葉澄衷在這位洋人的幫助下投身五金業，繼而把事業不斷做大。（23）虞洽卿則是利用洋涇浜英語發跡的另一個典型例子，1885年，15歲的他來到上海在一家顏料店做學徒，立志做一名出人頭地的買辦。他知道要和洋人打交道就得學會說洋話，經多方打聽知道洋人辦的青年會給華人青年教授英文，便報了名，每天堅持聽課學習，終于能講一口洋涇浜英語。后來正是憑借洋涇浜英語，他幫助一個在駐滬使領館工作的英國人找回遺產通知函，而在這位英國人的保薦下，虞洽卿終于做到了買辦。（24）

上述幾位大買辦發跡的時間都在19世紀后半期，此時能提供正規外語教育的廣方言館，尤其是教會學堂、大學都處在發展中，并經歷著一個被中國人接受的過程。它們培養出的外語高水平的學生不少都成為買辦，雖然只掌握洋涇浜英語的買辦尚能占據一席之地，買辦群體的總體趨勢是外語水平和文化素質不斷提高。近代買辦很多呈家族分布，第一代買辦英語水平往往不高，但從自身職業中體會到外語所能帶來的機遇和財富，再加上經濟條件的改善，往往會把自己的后代送入教會學堂學習外語和西學，希望他們繼承自己的事業。例如朱葆三的兒子朱子奎就畢業于著名的圣約翰大學，后擔任三井銀行華經理。（25）又如麥加利洋行買辦席正甫早期接受私塾教育，而其家族第三代中席德炯畢業于美國麻省理工，席德熙就讀于復旦大學，其他席姓子弟也多進入新式學校。他們選擇的專業多側重金融、工商管理、法律，明顯帶有繼承父輩衣缽之意。（26）

在對近代上海發揮重大影響的教會大學中，圣約翰大學創辦于1879年，東吳大學和滬江大學分別成立于1901和1908年，不少買辦畢業于這幾所大學。除此之外還有大量買辦曾就讀于基督教會創辦的其他各類學校，如青年會中學、清心書院、麥倫書院、中西書院等。（27）隨著精通英語且具備一定西學知識的買辦逐漸增多，只掌握蹩腳洋涇浜英語者市場自然越來越小，20世紀后再未出現有明確記載的依賴洋涇浜英語起家的傳奇式的買辦。而20世紀初《申報》刊載的一些文章也可側面印證洋涇浜英語所能給人帶來的就業機遇大不如前。1911年《申報》上有某人作打油詩《過渡》，描述了社會上不同的人轉變身份的途徑，“小流氓至洋行小鬼或西崽之過渡，學洋涇浜話”。（28）這里的小鬼與西崽一般指的是給洋人做仆役打雜的中國人。（29）總之其地位遠不及為洋人完成復雜工作、獲得高額收入買辦。1934年的一篇有文章討論英語學習的方法，提及“讀書一定不能取巧，《英文百日通》不是真的“通”了英文，是叫你學點洋涇浜英語，學會了也只能做西崽……”。（30）言語間流露對洋涇浜英語的鄙視，也說明此時這種不正規的英語只能適用于一些簡單的、地位不高的工作。

三、洋涇浜英語廣泛滲透于社會

盡管上海開埠之初的幾十年內，洋涇浜英語的主要使用者是通事和買辦群體，作為他們中大多數賴以立足的職業技能而存在。但由于來上海定居與活動的洋人數量眾多，隨著時間的推移，洋涇浜英語在上海社會的影響力漸趨擴大，為社會中各種群體所接受和使用。

19世紀下半期，掌握洋涇浜英語即是中國人受雇于租界公董局等外國人機構的必要條件。租界內的洋人機構往往會在報紙上刊登招聘啟示，在條件中寫明“需諳熟別琴語”。而無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所開的商鋪、餐館等場所，由于常與外國人接觸，員工往往會學一些洋涇浜英語。例如西崽一詞在《漢語大詞典》中的解釋便是“舊時指在洋行或西式餐館等行業中服役的中國人，限于男性，待遇鄙視的意思”，這種“西崽”一般掌握洋涇浜語，且往往因崇洋媚外被人詬病。又如1939年時還有這樣的記載：“不要看不起那般年輕的店員們，洋涇浜英語刮刮叫，當他們同洋人做起交易來，那種流利的會話，差不多的大學生們望塵莫及哩?！保?1）這里描寫的是一個交易市場內的情景。

仆役、黃包車夫、乞丐等等社會最底層群體，由于生活在上海這樣的華洋雜處社會中，一般都能說一些洋涇浜英語?！白龅臅r間長了，洋人家里的保姆也慢慢會說幾句洋涇浜英語……雖然聽著有點奇怪，卻也方便了洋人和女傭的交流和溝通?！保?2）甚至乞丐也會學會一些洋涇浜英語以方便向洋人行乞：“還有一種乞兒，既不沿街募化，也不橋面拉車，專門鵠立在各大百貨公司和各銀行門口，瞧見西婦出們，他就立正行了一個深鞠躬，口中‘密斯長‘密斯短一陣嘮叨。得了錢逡巡而去。這種乞兒居然能說幾句洋涇浜話，能夠在西人面前用一些兒功夫?！保?3）遲至新中國成立前的20世紀40年代，此類對洋涇浜英語的記載仍十分普遍。

洋涇浜英語與標準的英語存在巨大差異，對外國人來說要想與操此語者交流并非易事。然而又由于洋涇浜英語在近代上海已根深蒂固，來華的外國人要想與當地人交流，竟然也不得不學習洋涇浜語。1894年以后，在面向洋人的，以英文撰寫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洋涇浜英語被放在了第一章，可見洋涇浜英語已成為來滬外國人的必備知識。（34）當時的外國報刊對洋涇浜英語也多有報道，1915年英國竟然有報紙發文，對在華英商提出了警告，認為他們不能只滿足于洋涇浜英語而應該學習漢語：“……茍欲得中國正確知識，惟有語言一途以入耳。居俄國或法國者，必習俄語或法語，然后始可無困難。奈何英人之居于中國通商口岸者，僅解所謂洋涇浜英語者據自以為滿足耶……”（35）出現這種現象正因為洋涇浜英語是在中國人與外國人接觸中，應實際需要而產生的，能為雙方提供一種相對易于掌握的交流語言。

四、結語

近代上海是中國與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舞臺，這一華洋雜處的社會中產生了許多特殊的產物，洋涇浜英語正是其中的一種，其在雙方難以溝通的情況下提供了一種相對便捷的手段。這種特殊的語言首先被與外國人接觸最多的通事、買辦等群體掌握，成為他們發展事業的必要手段，而這些洋涇浜英語的受益者反過來也在推動上海社會英語的學習。

隨著中外接觸的深入進行，從19世紀晚期開始，上海的外語學習快速發展、外語人才大量增加，此時的洋涇浜英語在不同人群中的影響力開始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一方面是買辦一類階層，其事業主要圍繞外國人進行，需要完成復雜工作，對外語水平的要求高，洋涇浜英語在其中呈漸衰趨勢，并隨著大量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外語人才加入而最終被廢棄。另一方面是廣大社會底層群體，由于英語在上海社會用途廣泛、影響力大，而這些人又不可能接受正規英語教育，在洋涇浜英語廣泛傳播的情況下便往往力圖掌握之。也可以說洋涇浜英語早已成為近代上海社會習俗的一部分，每個身處其中的人都不可抗拒其影響。

注釋：

（1）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7.

（2）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17.

（3）（清）王韜著，《瀛壖雜志甕牗馀談》，長沙：岳麓書社，1988，183

（4）季壓西、陳偉民，《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257.

（5）周振鶴，《中國洋涇浜英語的形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6）季壓西、陳偉民，《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252.

（7）周振鶴，《隨無涯之旅》，三聯書店，2007，189。

（8）[美]郝延平著、李榮昌等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64.

（9）周振鶴，《隨無涯之旅》，三聯書店，2007，204.

（10）季壓西、陳偉民，《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256—257.

（11）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0，。

（12）【美】霍塞著，紀明譯，《出賣的上海灘》，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228—229.

（13）[美]郝延平著、李榮昌等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梁》，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188—189.

（14）周毅，《近代交往中的上海通事群體》，《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15）洋涇浜英語也稱別琴語，此名稱來源于Pidgin的音譯。

（16）《別琴竹枝詞并序》，《申報》，1873年3月3日。

（17）上海市檔案館編，馬長林主編，《租界里的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104.

（18）《論西國學堂教習華童之善》，《申報》1894年2月2日。

（19）葛元煦、黃式權、池志澂著，鄭祖安、胡珠生標點，《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4.

（20）《改行年》，《申報》1942年3月10日。

（21）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207—212.

（22）易繼蒼，《浙江籍買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14—115。

（23）方舟，《靠著洋涇浜起家的葉澄衷（1840—1899）》，《上海商業》，2002年第8期。

（24）暮長嘯，《上海巨商演義》，廣州出版社，1988年版，317.

（25）馬學強，張秀莉，《出入于東西之間——近代上海買辦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94.

（26）馬學強，張秀莉，《出入于東西之間——近代上海買辦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81.

（27）馬學強，《試論近代上海買辦的教育背景》，《史林》，2004年04期。

（28）《過渡（續）》，《申報》，1911年9月9日。

（29）胡振奮，《“西崽”考》，《上海師大學報》，1994年第2期。

（30）《讀書方法的討論（3）》，《申報》，1934年3月14日。

（31）《投機市場速寫》，《申報》1939年9月27日。

（32）（清）魏源撰，陳華等點校注釋，《海國圖志》百卷本，1998，192.轉引自.季壓西、陳偉民，《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289.

（33）郁慕狹著，《上海鱗爪》，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104.

（34）季壓西、陳偉民，《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296.

（35）《英報警告在華英商之言論》，《申報》，191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