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正義》編纂考

[摘 要]《五經正義》的編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經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唐初統治者重視儒學，《五經正義》的編纂是唐初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唐初經義繁雜，《五經正義》編纂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統一經義?！段褰浾x》由唐初著名學者孔穎達主持編纂，歷經初撰、修訂以及最后定稿三個階段，耗時十四年，代表了唐初學者的主流認識，也是唐初經學宗尚的集中反映?！段褰浾x》是在南北朝隋代經典義疏的基礎上成書的，其中既有對前人舊疏的襲用，也有對前人舊疏的刪節、剪裁以及駁正。

[關鍵詞]《五經正義》；編纂；成書

唐初孔穎達等奉敕編纂《五經正義》，既是對兩漢、魏晉、南北朝經學成果的一次總結，又是對南北朝經典義疏的整理，在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即對《五經正義》的纂修背景、過程以及特點進行考察。

一、《五經正義》纂修背景

《五經正義》的編纂是唐初文化政策和經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唐初統治者重視經學鞏固統治秩序的功能。唐高祖建國伊始，即于義寧三年（618年）五月興辦學校：“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并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钡搅宋涞略辏?19年），又“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秘書外省別立小學”[1]唐太宗更是早在即位前就“銳意經籍，于秦府開文學館”。即位后，于貞觀二年（628年）詔“停以周公為先圣，始立孔子廟堂于國學，以宣父為先圣，顏子為先師?！辈ⅰ按笳魈煜氯迨?，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并進一步擴大學校規模：“于國學增筑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云會京師?！盵1]這一系列措施，促進了唐初經學的發展。

除興辦學校，大力開展經學教育之外，唐太宗還兩次下詔表彰前代經學家。貞觀十四年（640年）下詔表彰皇侃、熊安生、劉炫等南北朝隋代之經師：“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后生?？稍L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盵1]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下詔令將左丘明等二十一名前代經師配享廟堂。[1]經過這一系列措施，一度形成了“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的局面。

《五經正義》的編纂也是唐初經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南北朝時期，南北經學宗尚不同，經義歧異多門。到了隋代，雖然劉焯、劉炫初步統一了南北經義，經學北并于南的局面已經形成，但是經義歧異的局面并沒有消失：“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盵2]此外，隋代的經典義疏多有疏失，需要在統一經義的過程中加以修訂。因此在南北朝隋唐義疏的基礎上編纂新疏，統一經義，就成為唐初經學的突出任務。

唐初統一經義，是以統一《五經》文本為先導的?！段褰洝肺谋玖鱾骷染?，文字多有脫訛，加上不同經學流派和師授的文本也多彼此互異，這對統一經義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阻礙。于是唐太宗敕令著名學者顏師古編纂《五經定本》，以校定《五經》之文字。貞觀七年（633年）“十一月丁丑，頒新定《五經》”[1]。但顏師古的《五經定本》頒行伊始，即受到了諸儒質疑：“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盵1]可見，唐初經義歧異現象仍然十分突出，因此統一經義的工作，就更加迫切。貞觀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1]。所謂“儒學多門”指唐初經學派別眾多，“章句繁雜”則指唐初所流行的前代義疏不僅彼此互異而且多有疏失?？梢?，《五經正義》編纂的直接目的就是統一經義。

二、《五經正義》纂修的過程

《五經正義》的編纂主要經過了三個階段。

貞觀十二年（638年）到貞觀十六年（642年）是《五經正義》的初撰階段?！短茣吩疲骸柏懹^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名曰‘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盵3]據《舊唐書·孔穎達傳》，孔穎達于本年就任國子祭酒之職?？追f達以國子祭酒主持這項“國家文化工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據《舊唐書·孔穎達傳》的記載，與孔穎達同時受詔的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但《五經正義》各經序言中卻沒有提及上述諸人，當是顏師古等人“后來可能另委公干，實際并未參與或很少參與《五經正義》的撰定工作”[4]之故。因此，《五經正義》的編纂主要是在孔穎達一人主持下進行的。

貞觀十六年到貞觀十七年（643年）是《五經正義》的修訂階段。由于時間倉促，《五經正義》的初稿尚存在許多問題，《新唐書·儒林傳》：

《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5]

按：這條材料學者或有誤解。鄧國光的《孔穎達〈五經正義〉“體用義”研究——經學義理營構的思想史考察》據馬嘉運早年曾出家，推斷馬嘉運攻駁《五經正義》“事實是儒、佛的思想相角”[6]。然而《舊唐書》明言馬嘉運“專精儒業，尤善論難”，“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1]，是則馬嘉運攻駁《五經正義》主要是針對《五經正義》內容之前后抵牾，與唐初佛、儒之爭論無關。

唐高宗永徽二年到四年是《五經正義》的刊定階段：“永徽二年（651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尚書左仆射于志寧、右仆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盵5]永徽四年（653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盵1]至此，耗時十六年，歷經兩朝，《五經正義》才最終完成，頒行于天下。

《五經正義》是集體編纂的產物，是唐初學者的共同的成果。主持編纂工作的孔穎達（1），早在隋代就在儒林中享有盛譽，在唐初更與大儒顏師古齊名，他能主持《五經正義》的編纂，不僅是由他擔任國子祭酒的官位所決定的，更是由他在隋唐儒林中的聲望所決定的。

《五經正義》代表了唐初儒者的主流認識，也是唐初經學宗尚的集中反映。隋代經學北并于南的局面已經形成，南學所宗的《周易》王弼注、《尚書》偽《孔傳》、《左傳》杜注已經壓倒北學所宗的《周易》、《尚書》鄭玄注、《左傳》服注，因此盡管主持編纂《五經正義》的孔穎達早年治《尚書》鄭玄注、《左傳》服注，但在注本的選擇上，仍然不能不采用南學所宗的偽《孔傳》和杜注。唐初，《公羊》、《谷梁》二傳進一步衰落，已經很少有專門研治者，《正義》以《左傳》為主，正是唐初《春秋》學學風的反映。

三、《五經正義》的編纂特點

如上文所述，唐初編纂《五經正義》的目的在于統一經義，而不在于另撰新疏?！段褰浾x》主要是在南北朝、隋代舊疏基礎上，加以改編修訂而成的，這一點在《五經正義》各經序言中即有明確的反映?！段褰浾x》中除了《周易正義》沒有明言以某一家舊疏為底本外，其余四經均說明了纂修所依據的底本。至于《周易正義》，沒有選取前人舊疏為底本，則是由于前人舊疏多引佛學、玄學解經之故?！吨芤渍x序》首先肯定江南學者之《周易》舊疏要超出北方學者，而后批評道：“其江南義疏，十有余家，皆辭尚玄虛，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為教于孔門?！盵7]按：所謂“住內”、“住外”、“就能”、“就所”均為佛學術語，“江南義疏”多以佛學術語解經，故孔穎達等以為其“義涉于釋氏”；所謂“玄虛”，當指江南之《周易》舊疏受玄學影響較深，多引《老》、《莊》解經。因此雖然不能排除《周易正義》曾參考了前人舊疏，但從整體上看，《周易正義》當為孔穎達等所自撰。

《尚書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主要以劉炫的舊疏為底本，具體情況則有所不同。在《尚書正義序》中，孔穎達等對劉炫“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的情況十分不滿，故廣泛引用前代舊說（即所謂“舊聞”），“存其是而去其非”來糾正劉炫的偏失。同時，在文字上對劉炫之義疏進行刪節、補充和加工潤色，以“刪其煩而增其簡”[7]。因此，《尚書正義》雖然以劉炫的義疏為底本，但是不僅在文字上對劉炫的義疏進行了較大的改編，而且加入了許多前人經說?！睹娬x》則以劉炫與另一位隋代學者劉焯的義疏為底本，僅就二劉之義疏“刪其所煩，增其所簡”，并沒有言及以其他舊疏補充二劉義疏之不足?？追f達等對二劉義疏中詳略不當以及“輕鄙前達”[7]即有意與前人立異的學風最為不滿，《毛詩正義》中所刪削的大多當是二劉義疏中的上述內容?！洞呵镒髠髡x》則以劉炫的《述議》為底本，同時參考了沈文阿、蘇寬兩家舊疏，并著重糾正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的偏失。（可加一段，《正義》對《述議》如何取舍的內容）

《禮記正義》則以南朝學者皇侃的舊疏為底本，并參考了北朝學者熊安生之義疏。而通過現存的《禮記子本疏義》殘卷與《禮記正義》的比勘也可以考察《禮記正義》對皇疏的取舍情況（可具體舉幾例）：一方面，《禮記正義》對《殘卷》文字基本襲用而僅作個別文字改動或少量刪節之情況比較普遍。另一方面，《殘卷》解經，文辭較為繁冗，《禮記正義》則為簡潔起見，對《殘卷》文字多加刪削、剪裁。此外，《禮記正義》中還有不取《殘卷》之說，甚至攻駁《殘卷》觀點之處?？梢?，《禮記正義》絕非簡單照抄皇疏之原文，而是既有基本襲用原文之處，也有對皇疏原文加以刪削、剪裁之處，更有不取皇疏之說乃至駁正其誤之處。

如上文所述，除《周易正義》外，其余四經《正義》的編纂特點大致相同，因此《尚書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對底本的處理情況也應當與《禮記正義》相近?？梢?，孔穎達等纂修《五經正義》，大多是先選擇一家或二家義疏為主要底本，然后進行“刪定”。這種刪定既包含了對底本的刪節、補充、潤色，也包括了對底本偏失的糾正。

總之，唐初纂修《五經正義》目的本不在自創新疏，而在于整理舊疏?？追f達等纂修《五經正義》，一方面對舊疏內容多有襲取、繼承，另一方面也往往對舊疏加以改編、剪裁，并糾正了舊疏的許多疏失。

參考文獻：

[1]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3]王溥.《唐會要》[M].《四庫全書》本。

[4]姜廣輝.《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6]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二輯[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7]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作者簡介：姜寧，1980年生，男，漢族，遼寧省沈陽市，講師，教師，研究方向：經學史及歷史文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