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譯介觀的初步形成

黃勇生

摘 要： 《新潮》的翻譯文學較為明顯地體現出了五四時期翻譯文學旨趣的轉變及新的譯介觀的形成，那就是：在翻譯方法上主張白話直譯、在作品選擇上突出名著意識、在社會功用上注重作品的現實意義?！缎鲁薄贩g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值得充分重視。

關鍵詞： 白話直譯 名著意識 現實意義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外來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無疑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文學的翻譯實現的。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步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無疑是在五四時期，當時，由于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需要，以及新聞出版業與新式教育的迅速發展，翻譯文學呈現出波瀾壯闊的局面，譯者隊伍不斷擴大，發表陣地星羅棋布，讀者群遍布社會各個階層，翻譯質量更是不斷提高，中國的翻譯文學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五四時期的知名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評論》、《國民》、《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等，翻譯文學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小說月報》、《文學周報》、《晨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文藝性雜志與報紙副刊，翻譯文學所占的比重更大。新潮社成立之初，只有社員21人，后隨著隊伍的不斷擴大，增至三十多人，其中孫伏園、潘家洵、趙承易等都是文學革命初期著名的翻譯家，再兼《新青年》同人沈性仁等的支持及供稿，《新潮》一直擁有相當強的翻譯力量。在《新潮》月刊上，翻譯文學始終占有相當比重，自一卷2號起至三卷1號，《新潮》一共發表了20部（篇）翻譯文學作品，包括小說10篇，戲劇9部和詩歌一首。這些作品的發表刊期、文體及原作者、譯者如下：

一卷2號：《推霞》（戲?。?，蘇特曼（德國）著，宋春舫譯。

一卷3號：《一個病的城里》、《私刑》（小說），高爾基（前蘇聯）著，沈性仁譯。

一卷3號：《扇誤》（戲劇，今通譯為《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王爾德（英國）著，潘家洵譯。

一卷4號：《關不住了》（詩歌），莎拉·替斯代爾（美國）著，胡適譯。

一卷5號：《群鬼》（戲?。?，易卜生（挪威）著，潘家洵譯。

二卷1號：《華倫夫人的職業》（戲?。?，蕭伯納著，潘家洵譯。

二卷2號：《爐火光里》（小說），Margaret Thomson（美國）著，潘家洵譯；《啞妻》（戲?。?，法朗士（法國）著，沈性仁譯。

二卷3號：《格蘭莫爾的火》（小說），Robert Herrick（國籍不詳）著，潘家洵譯；《白黎愛與梅立?！罚☉騽。?，梅德林（比利時，今通譯為梅特林克）著，趙承易譯。

二卷4號：《高加索之囚人》（小說），托爾斯泰（俄國）著，孫伏園譯。

《陋巷》（戲劇，今通譯為《鰥夫的房產》），蕭伯納（英國）著，潘家洵譯。

二卷5號：《老乳母》（小說），彌里珍那（俄國）著，周作人譯；《呆子伊凡的故事》（寓言），托爾斯泰（俄國）著，潘家洵譯；《福利慈欣》（戲?。?，蘇特曼（德國）著，潘家洵譯。

三卷1號：《自私的巨人》（童話），王爾德（英國）著，穆敬熙譯；《薔薇花》（小說），千家無磨（日本）著，周作人譯；《熱狂的小孩們》（小說），千家無磨（日本）著，周作人譯；《暗中》（戲?。?，西爾雪般（猶太作家，國籍不詳）著，孫伏園譯。

從這20部翻譯文學的取向和內容看，《新潮》的翻譯文學較為明顯地體現出了五四時期翻譯文學旨趣的轉變及新的譯介觀的形成，那就是：在翻譯方法上主張白話直譯、在作品選擇上突出名著意識、在社會功用上注重作品的現實意義。

五四時期，譯介觀的轉變是從對林譯小說的反思開始的。在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上，林紓無疑占有重要位置，林譯小說大約有180多種，其中不乏經典名著，如《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堂·吉訶德》、《哈姆雷特》等。但不可否認，在當時文學界普遍重趣味、重娛樂的價值取向的影響下，林譯小說更重消遣，注意符合市民的趣味，在林譯小說中，言情、冒險、偵探等通俗小說占有更大比重。而且，林紓不懂外文，很多情況下采用的是意譯，有時近乎刪改，淺近的文言翻譯多有文不達意的地方，所有這些到了五四時期都遭到了新文學提倡者的深刻質疑和反思。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現在中國所譯的西洋文學書，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辈⑴辛旨偅骸坝霉盼淖g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又如林琴南把蕭士比亞的戲曲，譯成了記敘體的古文！這真是蕭士比亞的大罪人，……”他所擬出的翻譯西洋文學名著的辦法包括：“（1）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2）全用白話韻文之戲曲，也都譯為白話散文”[1]等。

胡適的這些主張對傅斯年、羅家倫等《新潮》同人產生了深刻影響。羅家倫在發表于1919年1月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中即展開了對林紓的批判：“歐洲近來做好小說都是白話，他們的妙處盡在白話：因為人類相知，白話的用處最大?！鼇砹窒壬沧g了幾種Tolstyoy（即托爾斯泰——引者注）的小說，并且也把‘大文豪的頭銜送他；但是，他也不問?！笪暮赖念^銜是從何種文字里得來！他譯了一本《社會聲影錄》，竟把俄國鄉間窮得沒有飯吃的農人夫婦，也架上‘幸托上帝之靈，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調來。諸君！假如鄉間窮得沒有飯吃的農民，說話都會帶古文的腔調，那——也不做《社會聲影錄》了！日本人譯西洋小說用東京白話，芮恩施博士還稱贊他。林先生！請你想一想看，這是小說，不是中學校的林選古文讀本呢！”[2]在同一文中，羅家倫還主張：“譯外國小說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不可更改原來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國的意思?！奔粗鲝堉弊g。

隨后，傅斯年在《譯書感言》中作了進一步響應：“專就譯文學一部分而論，也是如此；‘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這是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一條提議?！搅爽F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斷不能拿他來代表現代的活潑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閡，白話比較稍近些。要想直譯，非用白話不可，要想和原來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白話文學一條道理，在現在可說是‘天經地義，翻譯自然算里頭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脫這‘天經地義?！盵3]

胡適、羅家倫、傅斯年的文章無一例外地對林譯小說不用白話翻譯展開了猛烈的批評。事實上，這只是林譯小說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林譯小說在新文學提倡者的眼中之所以顯得如此不堪還有著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在他們眼中，林譯小說是取悅市民心理、供其消遣的舊文學觀的延續，是把外國文學當做娛樂品看待的。在他們看來，文學創作和翻譯不能只為消遣，而應“有所為”，發揮服務社會的功用。

羅家倫說得很清楚：“現在我還有四條意見，要對中國譯外國小說的人說。無論他是與人對譯也好，或是自己獨人翻譯也好，或是譯完再請人改也好，都一律包括在內。㈠最要緊的就是選擇材料。我方才說小說是要改良社會的，所以取的異國，總要可以借鑒，合于這個宗旨的為妙。所以Canon poyle（柯南·道爾——引者注）一派的小說不可譯。我方才又說小說是要寫出‘人類的天性，使人類互相了解的；現在我們所要了解的是世界現在的人類，不是已經死盡了的人類；所以Scott（司各特——引者注）一派中古式的小說可以不譯，不必問他的文筆像中國太史公不像呢！現在歐洲的近世小說，都比以前的高妙。取材不必限于英美，就是俄法等國也都可以。如Tolstyoy（托爾斯泰——引者注）、Moupassant（莫泊?！咦ⅲ┩鳫·G·Wells（威爾斯——引者注）等人的小說尤以多譯為是?！盵2]

羅家倫強調翻譯作品“最要緊的就是選擇材料”，“小說是要改良社會的，所以取的異國，總要可以借鑒，合于這個宗旨的為妙”，林譯小說恰恰在這點上與新文學產生了嚴重分歧。林譯小說多譯外國通俗文學作品，所選取的作家，如司各特、柯南·道爾等多為新文學提倡者們所不齒，而且林譯小說有意把外國作品的書名譯成帶有驚險、或刺激意味的字眼，如把《堂·吉訶德》譯為《魔俠傳》，《哈姆雷特》譯作《鬼詔》，《大衛·科波菲爾》譯作《塊肉余生述》，《奧立佛·退斯特》譯作《賊史》，《威尼斯商人》譯作《肉券》等，取悅讀者的商業傾向十分明顯。所有這些，都與羅家倫所說的“小說是要改良社會的”格格不入，林譯小說由此遭到新文學提倡者們的猛烈攻擊就不足為奇。

在批判林紓的同時，新文學的提倡者們還對文學翻譯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的主張，除了上文已述的外，以傅斯年在《譯書感言》中所提出的最為詳細。傅斯年提出了8條建議，其中包括“采用直譯的筆法?！?、“用白話?！?、“先譯和人生密切相關的書；關系越切，越要先譯?！?、“先譯最近的書。因為后來的書，是修正前者而發；前人的好處，他包括了，前人的壞處，他改過了。我們只需求得最后最精的結果，所以要先譯最近的書?！?、“同類書中，先譯最易發生效力的一種?！?、“同類著作中，先譯第一流的一個人?！盵3]，等等。

這八條建設的一個共通之處便是注重譯介作品的選擇，突出其社會功用，用傅斯年的話說，便是“對于中國人最有用的”。茅盾后來也強調了同樣的觀念：“我們翻譯一件作品除主觀的強烈愛好心而外，是否還有‘適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時弊等等觀念作動機？……我覺得翻譯家若果深惡自身所居的社會的腐敗，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國文學作品來抗議，來刺激將死的人心，也是極應該而有益的事?！盵4]可以說，新文學的提倡者們正是在對林譯小說的不斷質疑與反思中，選擇了與林譯小說分道揚鑣的道路，他們不再選譯外國通俗文學作品，轉而選譯嚴肅小說，在作品的選取上突出“名著意識”，且這種名家名作要用以改良中國社會，達到“足救時弊”的目的，體現出了全新的譯介觀，這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上是一場空前的變革。

從《新潮》的翻譯實踐看，譯者們注重譯介作品的社會功用的良苦用心是顯而易見的。羅家倫說：“著者固須審慎，但是譯的原本，也要審慎的采擇，不是西洋隨便什么書都可以譯的?！盵5]潘家洵對徐彥之勸其翻譯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爭斗》一劇回信說，他想先譯德國劇作家霍普特曼的《織工們》。因為《爭斗》的主題是勞、資雙方的對立沖突，這在工業不發達的中國不普遍，“與中國目下的情形不相切合”，而后者“里面所寫的工人的苦況，很和中國勞動社會的情形相合，并且同時也討論到資本和勞動這一個問題”，所以“想把他譯出來”。對于這一提議，徐彥之馬上回信，心悅誠服地表示贊同：“你要先譯Hauptmann（即霍普特曼——引者注）的‘The Weavers（即《織工們》——引者注）和你舉出要先譯他的理由我都贊成的沒有話說了。原來我勸你譯‘Strife（即《爭斗》——引者注）那出戲的意思，我只見到他本身文藝上的價值，和他在西洋社會上的影響，卻沒念到他是否與中國現在的情勢相合。你竟顧到了這一層，足證所見比我更進一步。你雖是學文學的人，卻又注意在社會上的生活，這是中國文學界的一個革命的進步。你要先譯那最與中國現在社會有關系的，這又是文學精神上的經濟：的確該講的。我于文學為門外漢，不敢多談了！”（潘家洵致徐彥之的信及徐彥之的復信，見《新潮》1919年二卷2號通信欄）

名家名作，尤其是19世紀中期以后具有強烈現實意義及社會批判力量的西方文學作品被首先介紹。從《新潮》的譯介選擇看，譯者們翻譯了易卜生、高爾基、梅特林克、法朗士、蕭伯納、托爾斯泰、蘇特曼等眾多著名作家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的一個共同特點便是對社會有著很強的批判色彩和啟蒙意義。比如高爾基的《一個病的城里》和《私刑》，小說描繪了俄國底層勞動人民生活的痛苦及醞釀中的反抗；蕭伯納的《陋巷》、《華倫夫人的職業》揭露了中產階級的虛偽和金錢萬能的丑惡；梅特林克的《白黎愛與梅立?！房隙饲嗄耆说膽賽圩杂膳c個性解放；易卜生的《群鬼》、蘇特曼的《福利慈欣》、法朗士的《啞妻》、王爾德的《扇誤》等則揭開了資產階級家庭虛偽道德溫情脈脈的面紗。這些作品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相切，也與五四時期思想啟蒙和文化啟蒙的時代風潮十分契合，很能代表當時翻譯文學的價值取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趙承易翻譯的《白黎愛和梅立?！?，這是梅特林克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在現代翻譯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意義。

即便是一些不知名作家的作品，《新潮》的譯者們在選擇上也煞費苦心。潘家洵在《新潮》二卷2號上翻譯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女學生Margaret Thomson創作的小說《爐火光里》，在小說的題記上，他特地寫道：“（小說）寫一個迷信宗教、古板頑固的舊家庭，父母兒女互相親愛，感情極厚，只是各人的見解因為時代年齡的關系各不相同，所以在那和煦安樂的爐火光里就發生了個問題，這件事很可以叫人深思。中國的家庭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待決的問題，將來在爐火光里像這一類的事情還正不知道有多少，大家何妨預先研究研究，討論討論，定個態度對付他，免得臨時沒有主意呢?！痹诙?號，他又翻譯了Robert Herrick創作的《格蘭莫爾的火》。小說描寫一個建筑家在造一家大旅館時，包攬工程的人偷工減料，他假裝沒看見。完工后沒幾天，一場大火把旅館燒成一堆廢墟，著火情景恰巧被路過的建筑家看在眼中，良心備受譴責。潘家洵在題記中寫道：“看這篇小說的人不要當作自己在那里看火，要當作自己就是那建筑家在那里看火。因為自己在那里看火不過是湊個熱鬧，至多做個搖首嘆息，不負責任的旁觀者罷了，沒有什么大意思。若能設身處地替那個建筑家去嘗嘗那良心責備的滋味，那才見出有意思呢?！弊掷镄虚g，已是唯恐讀者不了解其中的社會意義，要親自出來解釋一番。

《新潮》還翻譯了一些童話、寓言和專事描寫兒童的作品，如托爾斯泰的《呆子伊凡的故事》、王爾德的《自私的巨人》和日本作家千家無磨的《薔薇花》、《熱狂的小孩們》等。

兒童文學的翻譯在五四時期盛況空前并不是偶然的。安徒生、格林、王爾德等人的童話，拉封丹、萊辛、克雷洛夫等人的寓言，卡羅爾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記》、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等兒童文學名著被大批譯介到中國，都是因為同一個原因，那便是：五四時期因為“人”的發現而意識到了“兒童”的獨特性和寶貴性，魯迅在《狂人日記》里發出的“救救孩子”的呼聲便是最好證明。

作為《人的文學》的作者，同時也是《新潮》月刊的第三任主編的周作人于1920年10月26日在北京孔德學校作了題為《兒童的文學》的講演，正式提出了“兒童文學”的現代概念。指出：“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盵6]他身體力行，親自翻譯了兩篇兒童文學作品并發表在《新潮》上。這表明，譯者們已將兒童作為一個“人”來看待，而充分認識到兒童對于未來社會的意義，恰恰是譯者們高瞻遠矚、注重作品現實意義的更深層次的表現。

《新潮》上發表的唯一一首詩歌翻譯作品是由美國意象派作家莎拉·替斯代爾創作、胡適翻譯的《關不住了》。這首原載于1918年《新青年》第6卷第3號，并由《新潮》一卷4號轉載的作品對于胡適而言具在里程碑式的意義。胡適早期創作的白話詩，如其所言，更像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7]，“還有許多小腳鞋樣”[8]。正在通過這首詩的翻譯，在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胡適意識到了必須“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做長短不一的詩”，把“詩的散文化”與“詩的白話化”統一起來，才能跳出舊詩詞的范圍，實現“詩體的大解放”。故而，他親昵地把這首詩稱作他“‘新詩成立的紀元”[7]，在其詩歌創作生涯中具有非比尋常的特殊意義。

從總體上看，《新潮》的翻譯文學作品質量是較高的。譯者們精通外語，文筆流暢，很好地體現了原著的特色和風貌，其中，尤以潘家洵的譯本最為人稱道。他所翻譯的肖伯納、王爾德和易卜生的作品直至今天看來依然是翻譯文學的典范之作，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和審美價值。當然，《新潮》的部分翻譯文學作品也出現了微小瑕疵。比如宋春舫翻譯的《推霞》，譯本采用了文言翻譯，與《新潮》主張的“白話直譯”不符。譯本半文半白，語言晦澀，加大了讀者理解的難度，在當時就遭到了魯迅的批評：“《推霞》實在不敢恭維”（魯迅：《對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見》，見《新潮》1919年一卷5號通信欄）。不過在今天看來，這些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

回顧《新潮》的翻譯文學，再放眼五四，我們不能否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翻譯文學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僅就語言的運用而言，白話在文學表達上的可行性，首先是在翻譯文學上取得成功后，再由現代作家落實在文學創作中的。如果再顧及外國文學對現代作家的深刻影響，以及翻譯文學與創作文學共同承擔了社會批判和思想啟蒙的歷史使命，那么，我們再不考慮翻譯文學的影響和作用，不強調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互動與關聯，便是閉門造車了。故而，黃修已先生指出：“客觀地說，翻譯外國文學如不列入中國新文學史中，為一個重要方面，至少也應作為新文學發展的重要背景，給予應有的介紹?！盵9]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對翻譯文學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予以足夠重視。這種重視當然也適用于《新潮》的翻譯文學，尤其是當這些作品顯現出五四時期譯介觀的深刻變革時，這種重視便更凸顯了其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J].新青年，1918，4（4）.

[2]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J].新潮，1919，1（1）.

[3]傅斯年.譯書感言[J].新潮，1919，1（3）.

[4]茅盾.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N].文學旬刊，1922，8（1）：2.

[5]羅家倫.答熊子真書[J].新潮，1920，2（4）.

[6]周作人.兒童的文學[J].新青年，1920，8（4）.

[7]胡適.嘗試集·再版自序[M].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84.

[8]胡適.嘗試集·四版自序[M].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1.

[9]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47.

基金項目：樂山師范學院科研啟動項目（S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