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近現代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周志永++楊楨

[摘 要]近現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發展很快，在文化、社會、國家、經濟及教育等專題方面均有了明顯的進展，研究者還在個案、綜合及理論研究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這些研究極大的改變了近現代江南家族史研究薄弱的情況。但在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應該對其發展歷程進行回顧，反思研究中的不足，以求將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近現代；江南；家族史；發展歷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尤其是明清階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關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為了避免研究者舊話重說，做重復勞動，進行學術史的回顧是十分必要的。有關江南家族的學術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語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1）一文用相當大的篇幅詳細介紹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況，并提出了許多令人深思的理論方法及研究視角。但鑒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爭新的現狀，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來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綜述，并提出些淺陋的看法。

一、專題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與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誕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過來促進了江南地區的文化繁榮，故從文化方面來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徐茂明《清代徽蘇兩地的家族遷徙與文化互動——以蘇州大阜潘氏為例》（2）從區域比較的視角來分析徽州與蘇州間的文化互動，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蘇州取得成功后通過在徽州建宗祠、編宗譜、立義莊、修祖墓等活動將宗族意識重新輸回故里。作者認為在兩地的互動中，徽商的資本像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強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態保證了徽州的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卻擴大了徽蘇兩地間的差距。蕭曉陽、羅時進《常州莊氏之學與近代疑古思潮之發生》（3）認為常州莊氏治學思想被劉逢路與宋翔鳳繼承，進而影響到后來的魏源及王闿運，使經學的疑古思潮大興。邱巍《吳興錢家——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與傳承》（4）通過對近代浙江吳興錢氏的三代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者認為近代文化家族的傳承、斷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種社會自主機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會組織結構、教育體制、學術體制、代際意識等諸方面的巨大變化。馬學強《江南席家與掃葉山房》（5）利用了碑刻、家譜、檔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種資料，從江南席氏家族的變遷與文化傳承這一角度，對掃葉山房的興起與發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讀；并認為席家與掃葉山房的結緣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深含著文化內涵。該文依循著民間出版機構的演變來探討家族文化與人文傳承，不僅視角新穎，而且分析的條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陳玉蘭《江南文化世家的發展歷程與研究趨勢》（6）認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雖然起步遲、起點低，然而借助中國文化中心歷史上的三次南遷的波瀾，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并后來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則需要在個案、區域、斷代、專題、綜合及理論研究等六個方面來取得突破。

對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還有沈潛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傳承》（7）及茆萌的《略論鎮江鮑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詩人詩作》（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會史及文學史等方面占有著重要的地位，還成為了眾多博士與碩士的論文選題。（9）

社會、國家與家族：晚清民初是社會的大轉折時期，因此，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研究江南家族，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之一。徐茂明針對家族的轉型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著（10），《士紳的堅守與權變——清代蘇州潘氏家族的家風與心態研究》以心態史為研究視角，探討了潘氏家族科舉與經商迭相為用的二元價值觀與講究實用的家學傳統的形成過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與積福密切相連的因果報應觀，反映了清上層士紳的行為方式和源自社會生活的倫理道德?！稄臓钤业皆菏恐摇蕴K州大阜潘氏為例》認為近代社會的巨變使蘇州世家大族的組織結構日漸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內在的精神文脈卻是薪盡火傳，代代相承。張建華、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紳家族的“中西觀”——以蘇州東山莫厘王氏為中心》認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匯的過程中，莫釐王氏的“中體西用觀”隨著時勢的發展而漸變，但作為傳統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觀”很難突破時代的步伐而領先于潮流?！睹髑逡詠硖K州文化世族與社會變遷》對晚清時段也多有涉及，該書利用區域比較法、心態分析法與統計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紹了蘇州文化世族與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作者認為蘇州文化世族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內含維持家族長盛不衰的精神；從長時段的視野考察社會變遷是該書的一大特色，在理論方法與研究視角等方面該書也多有創新。

徐茂明還有一系列以國家、地方與家族的關系為視角的論文（11），其中《國家與地方關系中的士紳家族——以晚清江南減賦為中心》以晚清蘇州潘氏在江南減賦中的作用為例，探討了在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家族、家族與家族間復雜的關系網絡中，士紳家族積聚并使用社會資本的過程；并指出這是晚清國家與地方關系轉換的過程，是江南士紳力量復蘇的標志，更是清代皇權與紳權關系的轉折點。唐力行《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12）比較了蘇州與徽州兩地的宗族社會與生活的多個方面，包括家庭與宗族結構、家族遷徙、婦女與經濟生活、基層社會控制方式、社會保障、民間信仰及風尚習俗等，這種經過全面比較，詳細考證與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會團練中的作用——以武進惲氏宗族為個例》（13）指出團練是一種來源于保甲的基層社會控制組織，它反映出國家與地方互生互動的復雜關系；而連接國家與地方的橋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會團練中主要發揮了組織聯絡、籌措經費、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災賑及社會改良事業中的家族血緣群體——以唐氏無錫東門支為例》（14）揭示了無錫唐氏東門支從事近代賑災及社會改良事業的歷史脈絡，并指出這種賑災的家族效應，是家族文化傳統長期培植的結果。承載、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進鄭陸橋姚家頭姚氏家史》（15）則是通過口述資料敘述了常州武進姚氏的社會生活，并對“小地主”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這種關注平凡家族的視角更貼近大眾文化的研究。

葉舟《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與城市：以清代常州為中心》（16）從遷居、城鎮化的角度指出，由于遷居模式的不同，各宗族各分支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大差別。該文為探尋家族的遷徙與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渡虾ＬK南宗族的現代轉型》（17）指出在陌生的城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緣和地緣關系，血緣、地緣關系以及由此而來的宗族認同、家鄉認同仍是他們之間的重要紐帶。但同時作者也指出只要營造合適的環境，推進社會進步，提高人民整體素質，在一定條件下宗族是有可能通過改造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

關于家族與社會變遷、家族與地方關系的研究還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詳述。（18）

家族與經濟：家族的繁衍與發展離不開經濟的支撐，同時商人家族又是經濟發展與繁榮的推動者。尤其是晚清以來，政治的劇變帶來了新的經濟格局，國外勢力怎樣利用中國傳統的商業網絡來拓展生意，國內傳統的商人家族又如何在社會激蕩的晚清民初變革求新，贏得新的生存空間，這些都是家族史與經濟史家們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家族與經濟的關系亦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之一。

洞庭席氏作為一個綿延幾個世紀的經商大族，歷經了多次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對研究晚清以來家族與經濟間的關系有獨特的價值。馬學強對江南席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傳》不僅利用了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席家譜系圖牒等文本資料，作者還對海內外近百位席氏后人做了采訪；使得書中席家69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跡更加真實可信，同時也使該書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督舷遥褐袊粋€經商大族的變遷》分析了席氏的人際網絡和社會關系，并指出他們利用婚姻相互滲透，構成更加廣泛的買辦集團；此外，該書還很好的處理好了席家普通大眾與核心人物間的關系?！对谏虾５纳睢獏R豐銀行買辦席正甫后人的回憶》（20）以采訪散居在蘇州、上海、杭州及海外席氏后人的口述資料為基礎，闡述了席氏族人在上海的各種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易惠莉探討了上海沙船主王氏家族十九世紀五代人的變化，并指出在傳統的政治經濟環境下，牟利成為從事商業經營的唯一目的，而一旦經商成功，商人就將資金轉移到商業以外的領域；種種的因素致使中國傳統商業經營家族延續的短暫性。（21）劉錦的博士論文以商人家族史為切入點，從經濟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視角，對近代上海船商進行的深入的研究。（22）曾京京指出在近代新舊并存的背景下，近代家族一方面堅守傳統的家族觀念，另一方面則依托時代潮流打造家族事業的內部環境。（23）

義莊族田（又稱義田）是維持宗族運行的經濟基礎，最早的義莊在蘇州發源，江南又被認為是義田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因而關于族田的研究一直是持續的熱點之一。王志龍指出近代蘇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遞減，再向東部稍增；并倡導將祠田與義田的比較研究作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24）王瑞芳利用大量的檔案史料，指出建國初期蘇南族田普遍存在，而以強大政治威懾力為后盾的土地改革，不僅沒收了族田，也摧毀了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25）張少筠對近代蘇南族田的保護政策進行了專門的研究。（26）李學如、陳勇指出近代義莊由個體收租逐步走向聯合租棧形式，反映了社會動蕩的加劇和主佃矛盾的激化趨勢。（27）湯可可指出清末義莊的功能、組織和運作機制發生的局部變異，體現了宗族內部傳統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紳力量的上升；抗戰前后義莊和族益會呈現出公益性、民主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但土地改革打斷了義莊的轉型，并且在根本上鏟除了義莊存在的基礎。（28）

家族與教育：教育是家族發展與興盛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從教育史來切入來研究家族史，是近些年研究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蔣明宏以無錫的家族為中心，發表了一系列的有關教育的論文（29）?！锻砬逄K南家族書院的分化與多元類型——近代蘇南家族書院研究之一》指出在晚清的社會、教育的轉型時期，傳統的家族書院在單一“應舉——經學型”模式的基礎上，逐漸分化出國學專修、綜合改良、家族教化等不同類型的近代書院?！督曇爸械奶K南家族教育——以無錫為中心》探討了以工商家族為主導的蘇南家族教育的近代歷程及其特點；并指出無錫家族教育轉型的成功關鍵在于轉型的時間早、開放程度高及以實學實用為目標?！肚宕K南家族的歷史教學法芻議》對晚清家族歷史教育中的教學方法做了探討，并分析了教學方法變革的原因及內涵。蔣明宏、曾佳佳《清代蘇南家訓及其特色初探》指出在近代蘇南家訓更強調“各業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家訓的規制功能逐漸讓位于化育功能，并把愛國意識和近代文明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張雁、蔣明宏《晚清蘇南家族蒙學課程的變遷及其特點》認為蒙學課程變遷的特點是人文化與實用性并重，多元化與社會性加強，開放性與靈活性能相長。

徐茂明《西學東漸與近代蘇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轉向》（30）認為廢科舉后，蘇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轉向除受西學傳入的影響外，還受蘇州社會與文化世族實學傳統的影響；同時作者也指這種轉向，使得文化世族內部的宗族觀念開始淡化，隨著職業的分化宗族組織也遭到了破壞，這些都是文化世族教育轉向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結果。陳燕華、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習業教育初探——以無錫為例》（31）認為近代江南地區工業的發達與該地區家族習業教育是分不開的。陳勇、李學如《近代蘇南義莊的家族教育》（32）采用了眾多家譜、檔案及碑刻等史料，利用統計分析的方法詳細分析了蘇南多個義莊對家族教育資助的情況；該文指出近代義莊對習業的重視，凸顯出其務實進取的教育觀，反映了義莊注重對子弟的因材施教，也表明了工商皆本的職業觀念得到普遍認可；該文不僅論證詳實，而且觀點多有創新。李學如、曹化芝《近代蘇南義莊家族的習業教育》（33）則亦是重申在社會變遷時期義莊對習業教育的重視。

孫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與地域文學發展關系探論——以嘉興文學家族為中心的考察》（34）認為嘉興文學家族內部的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學特色的形成和發展，在家族情感關懷和精神力量的雙重作用下，形成了家族教育中的身份自覺意識和門輝耀族的追求。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與社會事業》（35）認為莊氏族譜中的家訓族規對族人起到了不小的教化作用。賈學政《近代私塾教育與宗族社會》（36）認為，以往從宏觀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國教育體系改革在學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現象時，歸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經費投入缺口等原因，卻沒有把中國封建社會地主——士紳統治體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勢力與之相聯系，這也就忽視了清末民初中國鄉村社會權力真空的填補者在鄉村教化領域中的巨大影響力。馬學強《江南家族辦學的近代傳承——從胡雨人到胡敦復》（37）仔細考察了胡家的辦學史，并分析了從傳統到現代，胡氏家族辦學過程中諸多的“變”與“不變”。

家族婚姻和女性研究：婚姻網絡是家族社會交往及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與途徑，因此從婚姻方面切入家族史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視角。馬學強認為洞庭席氏因職業差異，居住區域不同，或移或遷，或經商或為官等不同特點，決定了這個家族婚姻圈的復雜性；作者認為從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視出來的不僅是姻緣本身的問題，還與該家族經營網絡的形成與發展有密切聯系；通過對該家族成員婚配情況的分析，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窺探傳統江南社會的內部結構，以及在向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出現的新特點。（38）羅時進則從家族婚姻對文學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39）在文化興盛的江南地區，家族中的女性也是一個較特殊的群體，蔣明宏利用十幾種家族譜牒、檔案及方志等文獻，以教育史為視角來探討清代蘇南的女性，并指出她們在家族子弟教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并從這種“文教聯姻”的現象中，窺見出蘇南重文興教的文化內涵、開放流動的社會內涵、開明進步的歷史內涵、家族制度的特色內涵。（40）

二、家族通史中的江南地區

除了專門對江南家族史研究的論著外，還有許多從整體上或多區域研究家族的論著，這些論著中不乏有涉及江南家族的研究，其所提出的理論范式及研究方法對江南家族的研究亦有借鑒意義。

馮爾康是研究家族較早的學者之一，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4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利用了眾多的江南等地的家譜及檔案文獻，從家族演變史這個側面窺探中國近三百年社會的轉型；作者指出前近代家族的物質形態是祠堂、祠產及族譜，其中族譜尤為重要，它不僅是家族存在的表現形式之一，更是家族歷史、家族觀念及家族文化的載體；并認為家族是具有自治因素的團體，只不過古代并未有自治的概念而已；而這種自治組織在近三百年中，正從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長制，向現代社會團體方向變革。

錢杭是當代中國宗族制度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之一，早在1994年他便出版了《中國宗族制度新探》（42），該書在宗族研究的方法上做出重大改變，并重新詮釋了宗族制度的定義。近些年錢杭關于宗族領域的研究更是多有創新，完成了一系列論著（43）?！蹲谧褰嬤^程中的血緣與世系》認為宗族是個“建構”的過程，其客觀依據、基本邏輯、核心理念及價值標準，是建立并維系一條完整悠久的父系世系，而非所謂的“純潔”的父系血緣?！丁白濉迸c“前宗族時代”——兼論“宗族”概念的二元結構》則指出“宗族”概念是個“宗”與“族”各有前提條件、各有發展過程、各有歷史特征的二元結構；“族”是“宗”整合與統領的對象，在邏輯上，前者應先于后者而存在?！吨袊谧迨费芯咳腴T》從宗族的定義、結構、規模、制度、譜牒、祠堂及喪服制度等方面來展開，并在最后附上了宗族研究的入門書目及基礎文獻。該書所提出的眾多問題，對剛進入宗族研究領域的初學者來講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蹲谧宓氖老祵W研究》強調從世系學方面來研究宗族，并提出“前宗族”與“后宗族”的概念。該書觀點新穎，是宗族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44）不僅利用了家譜、年譜、筆記及地方志等資料，還使用了少有人注意的“硃卷”；作者從經濟基礎、人文環境、日常生活及社會流動等方面對清代科舉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科舉家族”的概念。林濟《長江流域的宗族與宗族生活》（45）將蘇州宗族形式與長江流域農業社會的宗族形式作比較，認為農業社會的宗族聚族而居，理性文化發育程度較低，宗族往往形成對家庭的干涉；而蘇州以市鎮為中心，宗族關系不以地緣為基礎，個體家庭獨立性較強；但蘇州宗族以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來吸引族人，以文化精神上的血統觀達到聚族目標的方式有著更強的凝聚力。黨明德、何成《中國家族教育》（46）敘述了家族教育的歷史演變過程及近代家族教育的改革，還以顧頡剛為個案說明顧的成材與家鄉的熏陶有直接的關系；該書跨度時間長，涉及地域廣，論點新穎，但在論及顧頡剛與家族教育的關系時，所舉的例子多是章太炎、錢玄同及胡適等人對顧頡剛的影響，用這種師承關系顯然難以支撐作者提出的“學術大家成功的典范是家族教育成功的典型”的結論；文中少量有關顧頡剛家族的資料也是轉引自他人的著作，卻對顧頡剛本人的回憶等第一手資料有所忽視；這些瑕疵也可能是因事例較多、篇幅較大，才有所疏漏。

三、對目前晚清以來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反思

縱觀近十年江南家族的研究，晚清與民國的時段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研究的課題多是專題性研究與典型個案相結合。但從這些家族史研究的專題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學，這不僅與研究者的興趣有關，更與現實社會的發展密切相聯。

正如有學者所言：“20世紀對宗族問題的認識首先是與給傳統社會定性和解決現實社會革命道路的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保?7）在處于學習西方、尋求自強的20世紀初，宗族研究領域對宗族持否定態度的成果一直占有主流。新中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確立，使探討社會形態、社會性質成為史學研究的風尚；此時，宗法制度與社會形態的關系成為家族史研究的重點。20世紀60年代開展對“族權”的批判，強調階級斗爭，使宗族研究受到嚴重的影響，乃致停頓。20世紀80年代初，宗族史研究進入新的時期，但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仍是當時的時代背景，由此那時產生了許多與封建制度相關的著作。稍后，社會史在史學界興起，從社會史角度來探討宗族成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方法，至今方興未艾。一些研究以家族的個案為切入點，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至今不衰。新時期由于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家族與經濟間的關系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有關家族與商業、義莊的救濟功能、族田的地位等研究成果顯著。后來國家提倡文化建設，并伴著新文化史在史學領域的興起，家族與文化的關系成為家族史研究的熱潮。隨著當代改革的不斷深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加快，中國正進入一個新的轉型時期。因此，有關家族的轉型問題，城市化、現代化問題是目前及以后研究的重點。

回顧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歷程，可清晰的看到研究的課題在不斷的擴展，論題與內容也日益的深入，可以說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在與時俱進。然而相對于江南家族在全國的地位及其所蘊含的文獻，近代江南家族的研究仍很大的深化空間。第一，在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時，不能簡單的將家族的變化與轉型籠統的歸結于是近代化的結果，而需要進行“范式轉換”。夏明方在反思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時，指出像當年在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過程中存在著一種“泛萌芽化”現象一樣，在江南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也出現了一股“泛近代化”現象；舉凡政治、宗族、文化、教育乃至社會性別等方面均打上近代化的烙印。（48）在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時我們也應該警惕這種“泛近代化”的使用，而應注重運用環境史、生態史的方法，以不斷變化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為出發點，通過深入探討環境變遷、市場變遷、人口壓力等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來分析家族在社會中的變遷。第二，在家族的研究當中不僅要注意個案研究，而且要把握好家族中核心人物與普通大眾的關系；不能將家族史研究變成幾個核心人物的傳記集合，在敘述家族中某個核心人物時，也應該從家族的視角來探討他的個人事跡與交際網絡。隨著家族史中個案研究的越來越多，這種以核心人物為部分，簡單堆砌組成的整體，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家族研究，因為它不能反映家族作為整體的某些變遷及特性，所以在進行家族個案研究時，切記處理好家族這個整體與核心人物這些關鍵部分的關系。第三，針對近現代家族組織機構性質、構成形式、社會功能及演變的過程與方向等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國正處與社會改革時期，而家族組織也正扮演著與以往不同的角色，類似家族組織的同姓自治團體也在不斷的增加；這些不同的組織之間有何差別，又有哪些人來參加這樣的機構，它們存在的現實意義又有哪些。這些研究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家族的歷史與現實，把握家族的現代轉型均有重要的意義。第三，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歷經戰爭不斷、災荒頻發，沿海地區更是遭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近代人口流動、遷徙的規模和性質相比明清時期有著明顯的不同。然而近些年對這方面的研究卻為數不多，葉舟從蘇南家族大規模整體性的遷入上海為例，從城市化、現代化的視角來探討家族變遷的方法，為我們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提供了新的研究范例，這種方法值得以后研究者的重視與學習。第四，對于某些舊有的論題，我們也應加強注意，因為論題的內容和角度發生了變化，結論就有了新的認識。如蘇南宗族的義莊在建國初期就有學者關注，然而近來陳勇等人卻從習業的角度來分析義莊的教育功能，不能不說是舊題中翻出新意。

此外，信仰、娛樂、倫理等方面與家族的關系也是研究者應注意的問題。當然，江南家族史若要有根本的突破，理論方法的創新與材料的進一步挖掘是最為迫切的任務。相信因江南在歷史變遷和現實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定會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江南的家族研究也定會日新日美。

注釋：

（1）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載自王家范主編《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406。常建華教授雖然撰有《二十世紀中國宗族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國以來宗族研究綜述》，《安徽史學》2009年第3期等文，但因其視野開闊對江南地區關注不足，故筆者認為仍有必要對晚清以來的江南家族史研究進行梳理。

（2）徐茂明：《清代徽蘇兩地的家族遷徙與文化互動——以蘇州大阜潘氏為例》，《史林》2004年第2期。

（3）蕭曉陽、羅時進：《常州莊氏之學與近代疑古思潮之發生》，《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4）邱?。骸秴桥d錢氏：近代學術文化家族的斷裂與傳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5）馬學強：《江南席家與掃葉山房》，《史林》2009年第6期。

（6）梅新林、陳玉蘭：《江南文化世家的發展歷程與研究趨勢》，《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7）沈潛：《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傳承》，《江南社會歷史評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期。

（8）茆萌：《略論鎮江鮑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詩人詩作》，《江蘇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9）丁小明：《清代江南藝文家族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楊昇：《長洲文氏家族文學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趙偉：《常熟瞿氏家族藏書與江南地域社會》，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劉旭錦：《清中葉錢塘梁氏文化代際傳承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朱平：《清代常州錢氏家族詩歌研究》，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10）徐茂明：《士紳的堅守與權變：清代蘇州潘氏家族的家風與心態研究》，《史學月刊》2003年第10期；《從狀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蘇州大阜潘氏為例》，載《傳統文化研究》第12輯，群言出版社2004年；張建華、徐茂明：《清末民初江南士紳家族的“中西觀”——以蘇州東山莫厘王氏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明清以來蘇州文化世族與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11）徐茂明：《由<大阜潘氏支譜>看國家主流意識對家族記憶的型塑》，“近世江南文化：器物與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9月；《區域與國家多維互動中的江南望族——以蘇州大阜潘氏為例》，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后研究工作報告，2006年；《國家與地方關系中的士紳家族——以晚清江南減賦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2）唐力行：《蘇州與徽州——16—20世紀兩地互動與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13）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會團練中的作用——以武進惲氏宗族為個例》，《科技資訊》2006年第9期。

（14）曹京京：《近代災賑及社會改良事業中的家族血緣群體——以唐氏無錫東門支為例》，《中國農史》2007年第1期。

（15）承載、姚浦：《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武進鄭陸橋姚家頭姚氏家史》，《史林》2007年增刊。

（16）葉舟：《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與城市：以清代常州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

（17）葉舟：《上海蘇南宗族的現代轉型》，《東方早報》2012年8月21日，第13版。

（18）李鎧光：《郁氏宗族與清末民初的上海社會》，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陳加林：《吳趨汪氏與近代蘇州社會》，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張建華：《從江南科舉世家到近代科技名門》，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饒玲一：《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變化及與地方之關系》，《史林》2005年第2期；以上文章請參見徐茂明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19）早在上世紀末馬學強便開始關注洞庭商人，并著有《鉆天洞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其后有《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傳》，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江南席家：中國一個經商大族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20）馬學強：《在上海的生活——匯豐銀行買辦席正甫后人的回憶》，《史林》2004年增刊。

（21）易惠利：《從沙船業主到官紳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紳商家族史衍變的個案研究》，《學術月刊》2005年第4期。

（22）劉錦：《上海船商：19世紀家族史》，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23）曾京京：《近代風云際會中的宗族組織——鎮江陶氏家族研究》，《中國農史》2003年第2期。

（24）王志龍：《近代蘇南族田分布研究——以上?？h、吳縣和高淳縣為核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5）王瑞芳：《沒收族田與封建宗族制度的解體——以建國初年的蘇南土改為中心的考察》，《江海學刊》2006年第5期。

（26）張少筠：《近代蘇南宗族族田保護措施研究》，《中國農史》2009年第3期。

（27）李學如、陳勇：《近代的義莊及其租佃制度——蘇南義莊為中心的考察》，《理論學刊》2013年第6期。

（28）湯可可：《近代無錫義莊的轉型變遷》，《江南社會歷史評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期。

（29）蔣明宏：《晚清蘇南家族書院的分化與多元類型——近代蘇南家族書院研究之一》，《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近代化視野中的蘇南家族教育——以無錫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3期；《清代蘇南家族的歷史教學法芻議》，《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2期；蔣明宏、陳芳：《無錫榮氏家族教育傳統及其近代轉型》，《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蔣明宏、曾佳佳：《清代蘇南家訓及其特色初探》，《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4期；張雁、蔣明宏：《晚清蘇南家族蒙學課程的變遷及特點》，《江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30）徐茂明：《西學東漸與近代蘇州文化世族的教育轉向》，載《互動與轉型：江南文化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陳燕華、田良臣：《近代江南家族習業教育初探——以無錫為例》，《民辦教育研究》2008年第3期。

（32）陳勇、李學如：《近代蘇南義莊的家族教育》，《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3）李學如、曹化芝：《近代蘇南義莊家族的習業教育》，《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5期。

（34）孫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與地域文學發展關系談論——以嘉興文學家族為中心的考察》，《蘇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35）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與社會事業》，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36）賈學政：《近代私塾教育與宗族社會》，《理論月刊》2005年第3期。

（37）馬學強：《江南家族辦學的近代傳承》，《江南社會歷史評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5期。

（38）馬學強：《16至20世紀中葉民間文獻中有關家族婚姻狀況的研究——對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史林》2005年第5期。

（39）羅時進：《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婭網絡與文學創造力生成》，2007年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術大會論文。

（40）蔣明宏：《清代蘇南女性在家族教育中的作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

（41）馮爾康：《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國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42）錢杭：《中國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華書局1994年版。

（43）錢杭：《宗族建構過程中的血緣與世系》，《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族”與“前宗族時代”——兼論“宗族”概念的二元結構》，《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中國宗族史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宗族的傳統建構與現代轉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宗族的世系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44）張杰：《清代科舉家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45）林濟：《長江流域的宗族與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6）黨德明、何成主編：《中國家族教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7）常建華：《二十世紀的中國宗族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8）夏明芳：《老問題與新方法：與時俱進的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