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生態產業的理論詮釋與制度構建

任洪濤

（重慶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0044）

生態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對生態資源的消耗和依賴日益增強。然而，我國有限的生態資源現狀與人們日益膨脹的資源需求之間隱藏著矛盾和沖突。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其供給上的非競爭性與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及由此而來的外部性，使得生態資源在供給和維護上缺乏照顧。生態產業的發展和建設，使得生態資源總量越來越多，人們由此享受的生態利益程度逐步提高。生態產業是人類從消極的環境保護到積極的生態建設下應運而生的，也是人類從預警性的環境運動發展到自覺的社會行動的過程。

一、生態產業概述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物質短缺的時代已經過去，但生態資源短缺的時代已經到來，生態惡化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生態資源的短缺造成社會成員難以切實的享有生態利益。生態產業要求把產業發展建立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基礎上，以實現生態與經濟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是生態利益正向供給最主要的方式。生態利益的有效供給取決于生態利益的價值實現。生態產業充分實現了生態利益的商品化，為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提供了新的平臺。為此，對生態產業制度的理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一）生態產業概念

到目前為止，“生態產業”的概念在國內外尚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其產業邊界和產業內容目前也無統一的定論。人們對生態產業概念的抽象和提煉始于產業學的發展和研究。1969年，美國學者艾爾斯（R.U.Ayres）在研究物質材料流動時，首創性的提出“產業代謝”概念，在此基礎上，艾爾斯于1972年提出更具劃時代意義的“產業生態”概念。［1］美國國家科學院與貝爾實驗室于1991年共同組織了首次“產業生態學”論壇，并對產業生態學的概念、內涵、應用前景等作出系統性的報告和研究。貝爾實驗室的C.Kumar 認為，產業生態學是對產業活動及其產品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跨學科研究。［2］

國內關于生態產業的概念也尚無定論，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毛德華、郭瑞芝認為，“所謂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基于生態系統承載力、具有高效的經濟過程及和諧的生態功能的網絡型進化型產業”。［3］王如松認為，“生態產業是指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在社會生產活動中應用生態工程的方法，突出了整體預防、生態效率、環境戰略、全生命周期等重要概念，模擬自然生態系統，建立的一種高效的產業體系?！保?］陳效蘭認為，“生態產業是依據產業生態學原理、循環經濟理論及五律協同原理組織起來的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并具有較高的自然、社會、經濟、技術和環境等五律協同的產業”。［5］她把生態產業劃分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信息業、生態服務業。實際上，生態經濟覆蓋所有產業經濟部門，可以將其視為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生態化，因此在生態產業體系的構建中也可以應用通常的產業分類方法而不僅僅只是少數幾個行業和部門。李周認為，“生態產業在宏觀層次上可以制定生態產業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確立國家發展目標和企業行為規范；在中觀層次上可以建設生態產業園區，打造企業或產業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態化的平臺；在微觀層次上可以展開生態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的管理，使每項任務都細化為具體的行動”。［6］彭宗波認為，“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基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在社會生產活動中應用于生態工程的方法，突出了整體預防、生態效率、環境戰略、全生命周期等重要概念，模擬自然生態系統，建立的一種高效的產業體系”。［7］他用系統和整體的觀點來組合產業內部結構，使所有物質再循環中得到持久利用，從而使生產活動對生態與環境的負面影響持續減少，因此從根本上把生態產業與傳統產業區別開來。劉建波等認為，“生態產業是以生態學基本原理為指導，以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的規律為依據，以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為目標，以生物為勞動對象，以農業自然資源為勞動資料，以生物科學為勞動手段，從事生產活動的產業經濟部門”。［8］

上述學者對生態產業的定義大多局限于產業學和經濟學的視角，本文著重于法學視角來闡述生態產業的概念和內涵。生態產業是一個組合詞，理解生態產業的涵義，勢必要準確把握生態和產業兩個方面?！吧鷳B”一詞，來源于生態學，“指的是自然界多種多樣的生物群落之間及其與非生物群落環境之間的所有關系”。［9］產業又稱為行業，指一個經濟體中，有效運用資金與勞力，從事生產經濟物品（不論是物品還是服務）的各種行業。①該定義來源于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結合生態與產業兩者，可將生態產業定義為社會成員利用生態學原理，立足于可再生資源的持續利用和永續發展，從事的與生態環境、社會效益協調發展的經濟活動模式。生態產業是生態與經濟的緊密聯動、相互促進及相互作用形成的。一方面，經濟活動中生態比重日漸加大，形成了廣泛的經濟生態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中經濟現象日益明顯，形成了廣泛的生態經濟化。生態產業涉及兩個過程，一個是生態產業的生產過程，即將生態產業作為能夠制造出滿足人類物質和精神需求產品的生產活動，要求生產主體對生產工藝實行嚴格的控制與管理，在產品的制造過程中實現資源的低消耗、環境的零污染及生態的零破壞；另一個是生態產業的消費過程，即將生態產業作為一種產品或服務，社會成員提供者利用先進的生態技術和管理優勢，為人類提供更為環保、安全和永續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人們對生態利益的無限追求。生態產業是一種充分體現資源價值和生態價值的產業，兼顧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

（二）生態產業特征

生態產業是把經濟建設融于生態建設之中，在生態恢復和環境重建中發展經濟產業，在發展經濟產業的過程中實現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功能。生態產業作為一個跨專業、跨領域、跨地域，與其他經濟部門相互交叉又相互滲透的綜合性新興產業，具有如下顯著特點。

1.生態產業具有正外部性。生態產業具有正外部性是由其提供的生態產品或生態服務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的。外部性是指社會主體在其權利義務之外，給社會造成的某種影響，包括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項經濟活動會給社會上其他成員帶來好處，但他自己卻不能由此得到補償［10］，比如城市公園的建設提升了周邊地區的房價，但卻沒有得到周邊地區的經濟補償；負外部性是指行為主體的行為損害了相關人的利益或是使其成本加大，［11］比如印染廠排出的污水對周圍居民和環境的侵害。生態產業作為準公共物品，它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即社會成員不用承擔生態成本，也可以自動享受到因公共物品帶來的正外部效應。

生態產業因具有正外部性而與其他產業不同。生態產業的主要目標是創造環境效益，而其他產業的主要目標是創造經濟效益，附帶產生社會效益。由于人們很難估算出環境效益的經濟價值，且只有通過不同環境的對比才可以對其感知。因此，人們往往會理所當然的認為，周圍的生態環境是自然生成，從而任由環境污染持續下去，對環保問題也是漠不關心，最終形成了很多環境災難。生態產業的正外部屬性進一步演化成生態環境的“公地悲劇”。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中作為理性的經濟人，都有“免費搭車”的傾向，而且消費者往往無需支付對價便可享受生態環境的利益。另外，企業對生態產業也有抵觸心理，生態產業意味著企業為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提高生產成本，而享受因生態環境帶來益處的社會成員卻沒有給予企業一定的補償。消費者和企業都因生態產業的正外部性缺乏發展生態產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2.生態產業具有前瞻性。生態產業具有前瞻性，體現了產業運營的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一方面，生態產業是以保護生態為前提繼而發展社會經濟。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看，近代社會的經濟繁榮始于工業文明時代，然而這一時期的發展特征是以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和過度開采資源為代價換取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過去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工業文明對環境、生態造成的破壞比以前幾千年農業文明造成破壞的總和還要嚴重得多。生態產業要求人們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必須注意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并將不可避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限制在其自凈能力范圍內，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生態產業在生產過程中，要求人們盡量選用綠色無污染的生產資料作為開發利用的對象。比如，選擇水能、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資源，而對煤、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能源有限度的使用。生態產業還倡導使用綠色無污染的生產工具，即使用那些最適合在自然狀態下無污染并能夠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工具，從事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

另一方面，生態產業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重要實踐內容。生態產業主張經濟的適度增長，堅持開發生態資源與保護生態環境相結合的模式，即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注重維護生態修復，使生態修復的速度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是一種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方式。生態產業不是只顧眼前的利益，用“掠奪”的方式促進經濟暫時的“繁榮”，而是以“可持續”為核心的方式保持其健康、持續、協調發展。生態產業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更反映了人與人和諧的社會關系。生態產業注重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即物盡其用，地盡其力、人盡其才，實現資源的循環再生，使整個區域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態勢。生態產業以生態資源的可持續使用為重點，最終反映的是人的可持續性發展的能力。

3.生態產業具有綜合性。生態產業具有綜合性，體現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高度融合。生態產業在實現經濟利益的同時更注重對生態利益的提供，不會因注重個別企業和個別地區的經濟發展而忽視人類整體的生態效益。生態環境在生態產業的運行下處于一種良性循環的生態狀態，人與自然已形成一種共同體。恩格斯曾說：“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血、肉和頭腦都又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保?2］生態產業把生態環境從一個被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對象提升為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伙伴。生態生產力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理念。生態產業兼顧了社會、經濟和環境三者的整體性效益。這種發展方式不僅重視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協調，更注重人類生活品質的提高。

生態產業的綜合性還體現在其是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物質保障和技術基礎。生態產業以外的生產部門，其生產過程是獲取生態資源并通過加工生態資源使之成為生活資料或生產資料。這種模式是使大量的生態資源發生物質形態轉變以滿足人類需要，對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漠不關心。然而，生態產業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向和社會成員消費觀念和方式的轉變，是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物質保障和技術基礎。一方面，生態產業通過提供有利于人類健康的優質環境提高人類生活質量，通過保護生物多樣性等途徑增進社會效益，通過衡平生態資源的代內和代際的公平利用，提高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益；另一方面，生態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技術和生產力提高的基礎上的，技術創新不斷的改進了生態產品或服務的質量，顯著增強了生態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強烈影響了生態企業的發展前景。

二、構建生態產業制度之動因分析

生態產業作為生態資源供給的重要方式，其興起和發展不僅是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共同作用，還是人類探索生態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的重要舉措。生態產業是人類社會探索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是在遵循物質循環和能量循環的理念下，破解資源耗竭與環境惡化的重要實踐。

（一）生態產業制度是解決生態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

生態資源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最為重要的資源之一，對其產權的界定勢必關系到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所有權是生態產權的核心，我國生態產權依照法律規定是比較明確的，哪些屬于國有，哪些屬于集體所有或個人所有基本已經界定清楚。但在生態產權的實際運作中卻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原因如同國有企業產權失效一樣，強制性的公共產權必然導致從人人皆有變成人人皆無。以森林資源為例，我國森林資源管理是以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形式為基礎。國有形式是國家對森林資源一種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權通過國家興辦的實體（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占有來體現和代表，即“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多級占有”的產權管理模式；我國森林資源的公有產權形成產權不規則的破裂。［13］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產權經營模式下，受益權人（國有林業經營單位）實際占有和使用森林資源，卻很難受到所有權主體的權利約束，為了單位和行業的經濟利益，最終對森林資源的生態利益置若罔聞。生態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它幫助人們形成與其他人進行生態資源交易時的合理預期，應當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和道德規范得以表達。然而，我國生態產權的配置卻屢屢出現效率不佳和失靈的現象。

生態產業不僅涉及經濟利潤問題，而且還涉及生態資源如何合理配置和如何保護生態環境的問題。生態產業制度嚴格的說是在生態產權制度的完善中逐步發展而來的。為切實解決我國生態產權“公地悲劇”的問題，僅靠政府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靠市場的力量，打破傳統“公有”—“公用”—“公營”的生態資源運行范式，引入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參與生態產權的經營和競爭，最終形成多元化和市場化的生態產業模式。生態產業天生的功能除了追求生態性的經濟利潤外，便是實現了生態資源的產業化經營。這種模式要求在較大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將生態資源以市場為導向在不同行業之間進行高效合理的配置，并按產業組織形式進行經營管理。以森林生態產品為出售商品的企業為例，保證森林植被帶來的凈化水源、美化環境、固碳等功能的持續增長，才是該企業的生存之本?？傊?，生態產業已成為一個社會生態資源利用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標志。

（二）生態產業制度是保障生態利益有效供給的重要方式

生態利益進入人類視野以來，人類已不僅僅關注社會的經濟發展，而是整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全面發展。生態利益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在生態環境中獲取的維持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益處，其包含經濟價值和生態功能兩種利益形態。［14］生態資源蘊含著生態利益，且多以森林、草地、湖泊、海洋等自然形態存在，面臨著供需矛盾和合理開發利用的問題。由于歷史、立法、管理體制等因素的影響，生態資源在我國不同地區、不同主體間的分配和實現過程中，存在著不公平與不合理之處。以森林資源為例，我國森林東北、西南地區多，其他地區少，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四川、云南、西藏六省區的森林面積、蓄積量分別占全國的51.40%和70.00%，而華北、西北地區的森林資源較少，尤其是新疆、青海兩省區的森林覆蓋率不足5%，其中新疆只有2.94%。［15］因地理環境原因造成的森林資源分布不均無法從法律和政策的層面加以調整，但城鄉之間的人為因素造成生態資源的分布不均則更為嚴重。工業革命在造成人與人分割的同時，也造成了地理概念上的分割傾向，工業相對集中便發展為城市領地，市民也最先享受到工業文明的成果。［16］工業欠發達地區多發展成農業經濟為主的鄉村，且分布森林、草地、湖泊、海洋等較為豐富的生態資源。

生態產業是化解我國生態利益供給矛盾的有效方式。人類由最初的采集、狩獵經濟過渡到種植業、游牧經濟，再到當今的工業生產經濟；隨著人口增長與生態資源短缺矛盾的加劇，產業結構和技術升級的要求也愈發的強烈。生態產業是以市場手段對生態資源進行配置，將生態利益提供者與需求者進行緊密的聯系，最大程度的衡平人們對生態利益的動態需求。以森林生態服務為例，林業企業借助市場機制來實現森林的碳匯、生態旅游、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生態服務功能的價值，以此獲取相應的經濟補償。隨著集體林權制度的改革，越來越多的林農和其他林業經營主體踐行林業生態價值的理念，重視對森林的生態旅游和生態產品的經營。人類對生態利益的追求和要求是分層次的，最低需求是保障人體的基本健康；當健康需求達到標準的時候，便會追求環境優美等更高層次的需求。人類需求的發展變化與生態利益的有限性有著不可避免的沖突。然而，生態產業是按生態經濟原理和知識經濟規律組織起來的具有高效經濟過程及和諧生態功能的產業，是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有效提供生態利益的一種高級階段。

（三）生態產業制度是提供生態環境有效修復的重要途徑

生態修復是指在人工主導下生態環境破壞方對生態環境本身予以修復，并且對由此帶來的生態環境受損方環境權益以及生存和發展權予以賠償和補償的行為。［17］生態修復實質上是一種生態建設，是對受損的生態系統一定程度的恢復和修養，以期生態系統的再次平衡。盡管相關法律法規中規定①在生態修復的全國性專門立法出臺之前，其可以依據的法律法規主要是礦山、地質環境保護類和土地管理類的法律、法規或規章?！兜V產資源補償費征收管理規定》（1994）對礦產資源開發補償問題有詳細規定；《礦產資源法》（1996）第32 條對土地資源環境的保護以及復墾等問題有所規定；《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在第42 條對塌陷地的復墾有所規定，第47 條對土地征收補償有所規定；《土地復墾條例》（2011）對土地復墾有詳細規定。生態環境的破壞者負有生態修復的義務，然而生態修復的效果還是不盡人意。因為在生態修復過程中，生態修復者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如生態用地的補償成本、生態建設的種苗成本、生態建設的人工成本及生態建設的維護成本等。以礦山企業的復墾現狀為例，2010年低碳發展與土地復墾政策法律國際研討會上，發布的《低碳發展與土地復墾政策法律研究報告》稱：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因礦產資源開發等生產建設活動，挖損、塌陷、占壓等人為因素造成的破壞廢棄土地約達2 億畝，約占中國耕地的10%以上，土地復墾率不到15%，有些地方甚至不到1%。［18］由此可知，生態修復不但是對生態環境惡化的事后救濟手段，而且是保障民眾切實享有生態利益的重要基礎。

生態產業是生態修復有效實施的重要保障。根據生態學原理，生態修復主要依靠自然力恢復和人工調控兩種方式進行。然而，我國自然環境的脆弱性和獨特性，以及巨大的人口壓力，使得生態環境破壞區僅依靠“自我”的修生養息，生態資源緊缺的現實和修復所需要的時間都使得該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對于人工調控方式而言，生態產業是生態修復中的市場化措施，為調動市場主體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起到了激勵作用。生態產業是在資源耗竭和環境惡化的外在壓力下萌發而來。提供生態服務的企業為實現資源利用方式的變革，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逐步形成了生態修復的專業化和精細化。以北京門頭溝國家生態修復示范基地為例，該地從產業復合生態系統角度，突破傳統產業限制，建立了自然生態修復示范產業、人文生態修復主導產業和經濟生態修復引導產業三位一體的產業網絡模式，［19］起到了良好的生態修復示范效果?？傊?，生態產業是人類開始對經濟活動與資源承載力、環境容量的制約關系的科學思辨，也是市場主體參與生態建設的科學實踐。

三、構建生態產業制度的激勵措施

資源與環境的破壞是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重大弊端，為解決這一癥結，我國政府提出的發展生態產業模式是作為探索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必然結果。生態產業不僅涉及經濟發展問題，而且還涉及到社會資源如何配置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它不僅涉及到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還涉及到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雖然我國在實施生態產業發展方面已經取得的了可喜的成績，但還有諸多不足，惟有立足國情、在政府、企業和市場層面構建出與生態產業相契合的激勵機制，才能夠真正實現生態利益供給的平衡。

（一）自然資源物權制度

自然資源是人類生存繁衍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生態環境中影響最為廣泛的生態要素之一。自然資源物權是指權利人為滿足其權益需要，對自然資源依法或依授權所享有的直接支配與排除妨礙的權利［20］。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為解決生態資源不同利益形態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自然資源物權制度保障生態資源實現的秩序價值。生態資源包括自然資源，都是具有稀缺性的，而人類對生態資源的需求又是無限的，人類必須借助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的定紛止爭功能，對自然資源的歸屬進行劃分，避免對生態資源的爭奪和沖突，保障對生態資源有序的開發和利用。另一方面，自然資源物權制度保障生態資源實現的效率價值。我國日益嚴重的生態資源形勢，要求我們合理利用生態資源，實現物盡其用的價值目標。自然資源物權制度歸根到底是以有效利用資源、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的增加社會財富為目的。

生態資源承載了社會公益與個體私益、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當代利益與后代人利益等多元利益，為確保眾多利益形態的實現，有必要對自然資源物權制度作進一步的完善。一方面，遵循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生態資源的根基，生態環境很有可能因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而產生不利影響。另外，生態資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可再生資源，其稀缺性和有限性更為明顯。因此，我們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完善自然資源物權制度，堅持經濟建設和生態保護并舉的發展戰略。另一方面，完善自然資源用益物權。我國自然資源用益物權權能僅包括獲取自然資源的準入權和獲取自然資源產品的收取權，缺乏實質意義上的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權。筆者認為，擁有經營管理權的權利人除了享有正常經營自然資源的權利之外，還應當享有決定在自然資源使用的模式和提升自然資源效用方式的權利。比如，漁民制定了一個區域計劃，限制捕魚作業的一定區域，這就是行使自然資源的管理權。［21］自然資源行政管理部門通過下放一部分管理權和專屬權給權利人，不但為權利人的長期投資和建設生態環境提供了充足的動力，最終也為自然資源的綠色開發、合理投資、合理管理養護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財政金融制度

國家對生態產業的資金扶持主要分為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國家的財政措施主要是指稅收，通過增加或減少政府的支出，對有效需求進行控制，從而影響總需求與總供給的關系，使總需求保持在對供給的適當拉動范圍內，既不形成過度刺激而使經濟過熱，也不形成需求不足而抑制經濟增長。［22］一方面，稅收優惠。稅收管理部門在一定時期，對生態產業企業給予減征或免征增值稅的優惠政策，對其新開發研制的“綠色產品”一般采取緩征所得稅的政策。例如，政府出臺的對于低排放、低污染的汽車實行購置稅減免政策，在汽車使用稅方面，也實行相應的減免政策，以鼓勵企業單位和個人盡量購買清潔能源車輛。另一方面，財政補貼。政府對從事生態產業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成長優惠期，特別是生態產業企業因新產品的研發或為進入國際市場而出現暫時的虧損，均給予相應的財政補貼。另外，對于生態環境問題嚴重、急需進行污染治理的地區，政府會盡可能給予他們特定的環境污染控制規劃資助，這一資助遠高于其他地區的政府資助。

金融措施也是國家對生態產業扶持的重要手段。在生態建設過程中，資金投入是生態產業發展的基礎和命脈。對生態企業而言，融資成為生態建設成敗的關鍵，主要涉及銀行、證券、保險三個領域。一方面，國家通過商業銀行和其他投資銀行為生態產業項目進行融資，對其貸款實行政策擔保、貼息、延期還款等優惠政策；鼓勵生態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或債券直接融資，包括在境外上市融資；吸收外資，促進以出口為導向的生態企業的發展，并為其外向型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強化“綠色金融”理念，大力發展“綠色消費”信貸，鼓勵信用消費生態產業生產的“綠色產品”。另外，創建生態產業投資基金。國外政府為促進本國生態產業的發展，大都設立專門的基金予以支持。我國也有必要建立生態產業發展基金，可采用一些創新的財政支持方式，比如開征生態稅、發行“綠化”彩票、收取企業排污費等有效手段，全方位籌集資金，對生態產業的項目和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入。

（三）生態購買制度

生態購買是指政府創建生態銀行、生態產品市場和生態購買機構組織，適時收購生態建設的成果，讓生態建設者適時收回成本和投資，用于改善生活和擴大再生產；幫助將“產品生態”轉化為“商品生態”，通過生態買賣和“生態購買”，確?！吧鷳B致富”。［23］筆者認為，生態購買的主體不應僅限于政府，應擴大到所有社會主體。生態購買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改變生態建設中出現的“只有生態效益，沒有經濟效益”的尷尬現實。生態企業的本質是為了在經濟活動中賺取利潤，并不因為其提供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而改變。只要對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有所需求的主體，均可通過市場交易行為，以等額價值換取生態利益。生態購買本實質上是將生態利益商品化、價值化、貨幣化，將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以引導政府和其他市場主體的力量參與生態建設和生態產業，是生態建設和經濟發展“雙贏”的實現機制。生態購買制度建立后，生態建設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引導市場主體將勞動力、資金、其他資源用于生態建設，經過長期的投資和建設，形成生態性的規模效益。

生態購買制度是對于生態利益供給機制理論與實踐的反思和改進，其需要在購買的主體、客體、價格及交易平臺等方面做出進一步的規范。以森林生態服務為例，在生態購買的主體方面，森林的生態服務或產品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因此，政府應當作為生態購買的主要主體，但也不排斥其他市場主體因生態利益需求而成為購買者。在生態購買的客體方面，森林具有涵養水源、凈化空氣、固土保肥、美化環境、生物多樣性維護、降低碳排放等服務或功能，其最終體現的是生態利益。因此，凡是可以實現生態效應的產品、服務或其他附屬資源均可成為生態購買的對象。在生態購買的價格方面，森林生態服務供給價格是生態購買中的核心問題，其不僅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也受到社會主體對生態需求程度及資金承受能力的限制。任何一種定價方式可能對生態服務或產品的價值都不能做出科學的評估，但定價標準的確定應當至少保證生態服務或產品的提供者能夠收回直接投入成本。在生態購買的交易平臺方面，政府應建立森林生態服務或產品的交易市場，利用電視、網絡、報紙等媒體及時發布并更新生態交易信息，將買賣雙方交易成本最小化，盡快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生態購買市場。

四、結語

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功能體現了公益與私益的集合，應當被法律承認和肯定，成為環境法的法益。生態利益是環境法調整的基礎，也是環境法調整的對象。我國地區與群體發展的巨大差異，要求以生態利益為基礎，通過制度手段最終實現有效供給的協調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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