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角下的協商民主初探

◎黃 列

（黃列，民革江蘇省委會宣傳處處長，民革中央理論研究與學習委員會委員/責編 盧淼）

當今世界，全球化現象打破了地域界限，使民族國家的疆界日漸模糊淡化，使地方、國家和全球事務不斷發生互動。這樣，全球政治過程必然受到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對傳統民主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因為現代民主理論主要是以單個國家為參照系來揭示民主的本質及其實現形式的，或者說只是以國家為基本依托來探討如何推進民主發展問題的。傳統民主機制已經無力解決許多國際性問題，在世界政治層面建立健全新的民主機制不僅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務，而且是一項必要的理論工程。

一、全球化對民主的影響

如果把民主當作 “人民統治”這個最經典的表述來理解，那么全球化在 “人民”和 “統治”兩方面都對民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全球化給 “人民統治”的民主本質出了個大難題，人民是一國之內的人民，還是所有利益攸關國家的人民？如果只考慮一國之內人民的意志，那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有重大影響的決策是合理的嗎？它符合人類的理性原則、公正原則嗎？按照協商民主理論的解釋，只考慮局部利益、片面需求、自私志趣的政治決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進而也是缺乏合法性依據的。顯然民主主體問題在全球化條件下必須重新思考。

人民和領土、主權一樣，是民族國家的三要素之一，但隨著新移民人數逐年增加，跨國公司人員的全球流動，越來越多的公民出現了新的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一些國際環保主義者甚至聲稱自己是 “全球公民”，傳統民主思想顯然無法適應這種新變化、新情況。

就 “統治”而言，我們姑且避開是民眾直接參與治理還是精英階層實施間接統治等一系列政治爭議問題，有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就是全球化動搖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任何國家想要脫離全球化影響而完全獨立自主地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是非常困難的。眾所周知，經濟全球化將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誰也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經濟的影響之外，經濟如此，政治、軍事、社會、文化也不例外。特別是國際法的施行，其對主權國家統治的干預可謂 “冠冕堂皇”、“理直氣壯”。當然，國際法的判決未必有強制執行的最終能力，但其政治影響和道義力量是任何國家也不能不加以重視而得以獨善其身的。

可見，全球化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是確信無疑的。一般地說，支持全球化的人認為它對民主化具有推動作用，而另一些人認為全球化也會損害民主化進程。比如，曾因發表 “歷史的終結”而 “聲名大噪”的福山就認為全球化使市場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廣泛發展，促進了自由民主的原則和結構被全人類普遍接受。盡管這樣的結論下得有點過早，但不可否認的是全球化確實對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推廣作用。不過全球化對民主的負面沖擊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它使經濟政治權力被少數跨國公司所壟斷，一些國際性的政治機構和政治制度明顯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造成了像世界貿易組織這一類的國際組織嚴重的民主赤字。正如英國著名學者安德魯·海伍德在他的 《政治學》著作中所說：“全球化的支持者認為它推動了民主，促進了繁榮與發展，拓展了選擇與機會的范圍。反對者則聲稱，它須對日益不平等、公司逃避民主控制的能力增強以及環境破壞負責”。

二、世界政治離不開協商民主

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為標志，傳統的社會國家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F代國家因有了主權使國與國關系脫離自然狀態進入政治狀態，比如：人們試圖用外交來化解矛盾，通過建立國際組織，謀求全球治理，盡力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不過由于國家主權之上不存在更高政治權威，使得這種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系又處于缺失穩定秩序的無政府狀態，國際政治變成沒有裁判的游戲。即使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雖然在處理國際問題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終究不能解決全球治理的根本問題 （即和平、發展、合作等問題），甚至變成了被幾個大國、強國操縱的政治博弈工具；跨國公司永遠只考慮謀取暴利而不太愿意照顧其他國家的民生疾苦；一些國際組織甚至追求自身特殊利益而不優先考慮世界利益因而毫無公正可言，這些國際組織不僅未能構建一個良好的國際秩序，反而在削弱國家主權的同時解構國家、解構世界。過去國家以地域疆界方式橫向瓜分世界，現在國際組織以行業領域方式縱向瓜分世界，世界進入了一個部落化的分裂紛亂狀態。正如當代著名哲學家趙汀陽在 《壞世界研究》中所說：“跨國組織不會把世界組織起來而只會把世界搞亂?！?/p>

可見，處理國與國政治關系既不能使用原有國家治理的方式，也不能使用上文提及的效果不佳的國際治理方式，只能在國家和國際之上尋找世界層面的政治治理方式，這就將人們的視角引向了世界政治這一新的政治存在。世界政治就是全人類總體或整體的政治問題，它雖然也涉及國際政治問題，但又不限于國際政治。世界政治以世界整體的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為思考對象，以創造和保護世界共同利益為目標，力求建立一個世界利益優先的民主政治制度?？梢?，國家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公正，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安全，而世界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創建世界政治制度。這一世界政治制度必須做到：第一，優先促進各國共享利益，使得各國無法置身世界政治之外，因為如果脫離了世界政治體系就會失去公共利益，而這種利益比其獨享利益大得多；第二，各國互相依存，利益上存在榮辱與共的和諧結構；第三，文化互相兼容，在此基礎上創造普世價值。

世界政治的根本任務就是創造新的世界權力的管理機制以保證世界秩序穩定和普遍合作，這種管理機制實質上就是實行世界民主。世界民主雖然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但不會取代民族國家層面的民主，也不是作為地方和國家民主政治的必要補充。作為世界政治層面的民主制度，它既促進或影響民族國家的民主發展，有時又對民族國家主權進行必要的限制或制約。世界民主政治相對于國家民主政治和國際民主政治而言它的位階更高，因此它不僅在理論上具有一定的優先性、先驗性，而且它的功能機制在各層級間具有一致性和傳遞性。

世界民主采用協商的形式最為合適、最有成效，因為協商民主與世界政治在功能理念上具有相當的關聯性、契合性，用協商的辦法解決國際性分歧最現實可行。正如澳大利亞著名學者約翰·S·德雷澤克在 《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中所說：“老的民主模式總是認為，應用民主模式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明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邊界，與之相對，協商和交往卻能夠對付流動的邊界以及跨界產品的生產……我們現在能夠期待民主的政治互動的特征會產生普遍的觀點，而不用擔心它是否局限于特定的領土實體中”。

眾所周知，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推進的，現行的大多國際規則也是西方國家制定、確立的，這就為一些強國和跨國組織干涉別國內政、推行霸權主義提供了支持。國際社會發展中國家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十分嚴重，國際上各種分歧也非常深刻，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公認的價值標準 （猶如自然法的價值原則）來界定是非，這種普世價值以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社會正義為圭臬。這實際上與協商民主推崇的公共理性高度契合，協商民主堅持認為人們必然具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識或理性價值，這也是人們能夠協商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則。根據這種全球公共理性，世界民主制度中對各方面的權利、義務可以作出明確規定。

雖然當世界性的核心問題爭執不休時必須在區域或全球層面上訴諸票決機制，但協商民主理論傾向于投票前的理性協商必不可少，其價值功能也許比單純的票決機制更可圈可點。關于協商民主在一定條件下比選舉民主更有意義，學術界的論述很多，這里不再贅述。如今，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已經建立了一國一票的票決民主機制，但這種票決方式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是非常嚴重的，如一個3萬人口的國家和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在重大國際決策中權力相等顯然是有爭議的 （現在許多民族國家在國內也倡導按人口比例分配民意代表名額），它既不符合西方理論界推崇的世界主義關于 “道德關懷的終極單元是個人”的承諾，也不符合西方許多人認為 “人權”高于 “主權”的價值觀念。漢娜·阿倫特說過：“尊重人的尊嚴意味著承認所有人都是主體，都是一個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痹僬?，為了一個國際決策舉行世界范圍的全民公決不僅成本巨大，而且現實條件下不具可操作性。就像按人口比例分配決策權力勢必造成人口大國和人口小國的矛盾一樣，如果按經濟實力比例分配權力首先就會引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嚴重分歧?？梢娔壳斑x舉民主機制在推行世界民主方面不太現實，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也許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協商、對話和談判。如此一來，世界民主既增強了協商要素，又強調了理性基礎上的決策合法性。

三、發展世界協商民主的中國道路

盡管在過去幾十年中，多邊主義和國際政治秩序的發展已經為世界民主打下了基礎，但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而言，還必須用建構主義的方法來開辟世界協商民主的發展道路，而且在努力推進世界民主的過程中，同樣要加強國內民主政治和國際民主政治建設。

首先，深化對世界民主理論的研究，為世界政治發展貢獻出更多的知識產品。要從中國和平崛起和建立世界政治的戰略高度深入研究世界民主問題，充分吸收像康德 “永久和平”等西方理論界的一些合理的理論觀點，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中 “協和萬邦”、天下兼治的思想精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又具有國際權威性的世界協商民主理論體系。

其次，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競爭力，擴大世界協商民主的正能量。推進世界協商民主實際上就是從世界政治的最高層面建立公正的國際關系的行為準則，就是規約法，這就要求有一種正面的力量能主導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主導權說到底是實力的體現，只有我國綜合國力增強了，才能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治理中承接更多的擔當，進而維護國家主權，逐步實現國際權力的平穩轉移，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建設。當然，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與西方發達國家政治不盡相同，按照美國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的 “民主世系”理論的說法，在推進世界民主過程中，還得克服東西方文明差異的隔閡，我們將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改進教育方式，大力發展公民社會組織，加強對非傳統安全的研究和防范。全球化對傳統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產生了一定的沖擊，我們要將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增強國民民族主義意識和國際主義意識。要有意識地培養跨國性的公民社會組織，促進公共外交健康發展，使中國的聲音既能通過政府又能通過非政府組織表達出來。當然，發展公民社會組織是一把雙刃劍，如果處理不妥公民社會組織也會成為政府的對立面。全球化時代使國家安全的內涵發生很大變化，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經濟安全、信息安全、人才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等應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特別是推動國際民主政治的發展要與國家安全、民族團結相統一，防止西方一些敵對勢力借民主之名在中國進行顛覆、破壞和分裂活動。

第四，從全球范圍和國際層面深化和拓展我國協商民主政治，增加世界協商民主的中國元素。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出要促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賦予了協商民主廣泛、多層發展的新的時代內涵。廣泛之義就應該包含港澳臺和海外等全球范圍，多層之義就應該包含民族國家之上的國際層面、世界層面。對中國而言，世界協商民主正是在這種全球范圍和世界層面擴展和深化了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因中西方政治制度之差異而忌言將中國協商民主的基本要義傳播于世。要充分發揮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積極作用，利用中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有利地位，把中國式協商民主平臺拓展延伸到海外，促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推進世界協商民主健康發展貢獻中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