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地整理的委托代理關系研究

曾艷+楊鋼橋+吳詩嫚

摘要

農地整理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率，是優化配置土地資源的重要手段，但我國的農地整理效率亟待提高。在農地整理項目實施中，村組干部是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共同代理人。本文運用共同代理模型從理論上進行推演，認為在委托人利益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委托代理雙方利益達到次優均衡;而當委托人利益目標發生背離時，共同代理人的行為出現偏差，農地整理項目的效率降低。并通過多元定序變量回歸分析，基于湖北省調查數據證明該理論推導。研究結果顯示，影響農民評價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主要因素是農民身份、項目的規劃設計與施工質量、農民的農地整理參與程度及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結果說明，地方政府與農民在農地整理中的利益目標不一致，屬于異質的委托人，且兩者地位懸殊，地方政府屬于強勢委托人，而農民則是弱勢委托人。作為共同代理人的村組干部在利益抉擇中會選擇與強勢的地方政府合作，并進行利益合謀，最終導致農地整理工程質量低下。研究結論如下：①打破現有農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關系，促使地方政府轉變職能，強化其代理服務意識，與農民組成利益一致的同質委托人，避免共同代理人與強勢委托人的利益共謀，從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②構建完善的農民參與體系，激發農民的參與熱情，并將農民的有效參與作為農地整理后評價的重要指標，促進地方政府履行應有職責。③建立健全農地整理項目的社會監督制度，尤其是強化項目區農民的社會監督力量，有利于顯化代理人投入和行為，減少道德風險，提高農地整理效率。

關鍵詞農地整理;地方政府;村干部;委托代理;共同代理

中圖分類號F30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5）01-011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6

農地整理作為協調人地關系，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在保護耕地資源、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優化農用地結構、保障糧食和生態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01-2010年，中國通過農地整理共增加耕地266.50萬hm2，提高農地產出率10%-20%，為國家耕地總量動態平衡與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1]。近年來，雖然農地整理實踐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應當看到農地整理過程中因缺乏有效的農戶參與，項目實施效果遠低于農民的期望，可見農地整理項目的實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制度目標。而要探尋制度實施中目標偏離的原因，就必須將制度所涉及的行為主體遵守制度規則的機理作為分析的中心[2]。為此，有必要分析農地整理過程中各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揭示農地整理有效實施的內在機理。

當前，我國絕大多數農村的村民委員會處于雙重代理狀態，村委會的成員即村干部實際上就成為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共同代理人，接受他們的委托。村民作為委托主體是出自法律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可以支持和組織村民進行實際的經濟活動，這為村干部接受村民委托行使社會經濟管理職能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在農地整理中，村干部又必須接受地方政府的領導，全過程協調項目的實施，因而村干部與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基于行政管理層面。這兩種委托代理關系雖然出自不同的體系，但從委托代理理論角度審視，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三者組成一個非均勢型的利益共同體。由于地方政府對村干部存在政治與經濟資源制約，使得在這利益共同體中，地方政府與村干部之間的利益鏈條更為強勢，加之村干部相較于農民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更加弱化了村干部與農民之間的利益鏈條，農民的利益受損在所難免。在農地整理中，這主要表現為村干部一味迎合地方政府，對項目實施中的只重形象不顧質量的“面子工程”置若罔聞，未能充分履行應有的監督和協調職責，導致部分項目工程質量低下，農民對此反響強烈。

1農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效率分析

根據Bernheim和Whinston等[3-6]的定義，當個人（代理人）的行為選擇影響的不是一個，而是多個參與人（委托人），且這些委托人對各種可能的偏好是相互沖突的，這種情形稱為“共同代理”[7]。共同代理模型研究經歷了從理論到現實的過程，模型的假設條件逐步放松， 從完全信息[5]到不完全信息[8]，從委托人任務同質性[5]到異質性[9]， 從靜態[10]到動態[11]，模型朝著更貼近現實的方向推進[7]。本文運用Avinash·K·Dixit[12]總結的共同代理模型框架，分析農地整理中地方政府與農民利益目標一致的理想狀態下村干部的行為選擇;并以此作為參照系，闡明在實際項目實施中，強勢的地方政府因其目標與農民的目標發生背離，導致村干部的行為出現偏差，農地整理項目的效率降低。

農地整理本質上是一種農村準公共物品。從理想狀態而言，地方政府與農民的農地整理目標是一致的，即優化土地利用布局，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發展。村干部作為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唯一代理人，協調兩者關系，組織和管理好農地整理相關事務，為農民根本利益服務。而農民與地方政府共同作為村干部的委托人，向代理人提供一個聯合的激勵機制[13]。

1.1模型假設

在Dixit的研究框架基礎上，考慮兩個風險中性的委托人，即地方政府A和農民B，他們從產出x中獲益，且委托人都能觀測到相同的產出x。在實踐中，產出表現為農地整理成果。代理人即村干部控制一個m維向量t，向量t代表的是投入，主要表現為村干部在農地整理中所投入的時間、勞動和資金等。由向量t得到m維產出向量x，用模型表示x為投入與誤差項之和，即：

x=t+ε（1）

其中，向量ε是呈正態分布，均值為0，對角方差矩陣為Ω。假設兩個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則他們的收益函數是線性的。記b′jx為第j個委托人的收益函數（j=1，2）。令b為b1與b2之和，則委托人的總收益為b′x。在此模型中考慮委托人的總數等于任務數，且每一個委托人只能從一種任務中獲益，則向量bj的第j個值是正的，其他部分的值都為0。從農地整理項目的現實效果出發，產出對地方政府和村民總體上是有益的，故b遠大于0。代理人的效用函數總是風險厭惡型的：

u（ω）=-exp（-rω）（2）

其中，r﹥0，ω等于農地整理收益減去投入成本的二次型1/2t′Ct。假定矩陣C是正定矩陣，使得投入的邊際成本隨著其他投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Γ為矩陣C的逆矩陣。

曾艷等：農地整理的委托代理關系研究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年第1期

1.2委托人同質誘生高效率：次優納什均衡

在理想狀態的農地整理中，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利益目標一致，兩個委托人向代理人提供一個總的激勵機制，則代理人相當于只接受了一個委托人的任務。假設代理人的投入是不可觀測的，當產出是x時，委托人向代理人支付α′x+β。則代理人的期望效用為：

u=-exp-rα′x+β-12t′Ct

=-exp-rα′t+12r2α′Ωα-rβ+12rt′Ct（3）

令y=α′t+β-12rα′Ωα-12t′Ct（4）

則（3）式可寫成u=-exp（-ry）。根據確定性等價收入定義，可將y作為代理人的確定性等價收入，因此代理人的決策就是將確定性等價收入y最大化。將（4）式對投入t求一階導，得：

α-Ct=0

即t=Γα（5）

在存在兩個委托人的情況下，可以證明Γ對角線上的元素為正值，非對角線元素為負值。因此，α中任何一個元素增大會導致代理人對這個元素的投入增加，從而減少對其他元素的投入。因此，式（5）即為代理人的決策行為。將（5）式帶入（4）式，得到：

y=12α′Γα-12rα′Ωα+β（6）

地方政府與農民組成的聯合委托人的收入期望值為：

E[b′x-α′x-β]=（b-a）′t-β=（b-a）′Γα-β（7）

委托人最優激勵機制α的取值必須使委托代理雙方的總收益R最大，即（6）式與（7）式之和最大，兩式相加，得：

R=b′Γα-12α′（Γ+rΩ）α（8）

將（8）式對α求一階導，可以得到代理人的參與約束條件：

Γb-（Γ+rΩ）α=0

兩邊同乘以C，得：

b=α+rCΩα（9）

不難證明，當代理人的投入可觀測時，委托人的收益和代理人的等價收入之和為b′t-1/2t′Ct>R，達到最大值，理論上屬于最優狀況。但是現實中，委托人無法觀測到代理人的投入，只有在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前提下，選擇最優激勵機制，達到自身收益最大，從而滿足共同代理中的激勵相容約束。在此模型中，地方政府和農民組成的聯合委托人，在農地整理中的目標一致，但是對村干部的投入卻無法觀測，屬于Dixit所分析的次優情況。由于政治市場比經濟市場更多地被交易成本所困擾，因此，它的運轉更沒有效率[12]。農地整理中，村干部的投入無法觀測，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問題，增加農地整理的交易成本。但是，在委托人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利益一致，即使村干部出現道德風險問題，也能夠較好地發揮作用，使得委托代理雙方利益達到次優狀態。

1.3委托人異質：低效率均衡

農地整理的目的是補充耕地數量、提高耕地質量、改善生態環境，從而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推進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在實踐中，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推動農地整理的重要激勵手段，通過增減掛鉤引導資金、聚合資源投向農村，開展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不僅能有效促進耕地保護、推動節約集約用地，而且已成為新農村建設和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手段，為開展農地整理注入了新動力[14]。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基于以地生財的慣性思維和利益短視，地方政府總是希望用農村建設用地置換出更多的城鎮建設用地，從而滿足城鎮擴張用地需求，增加土地財政收入，為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抹上濃重的一筆。在利益驅使下，農地整理目標不可避免地偏離原有軌道。本應當作為城鄉統籌手段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成了地方政府的追逐目標，而惠及子孫后代的農地整理反而被地方政府忽略，大量質量低下的“路邊工程”應運而生?？拷返霓r地整理工程設施較齊全，質量尚可，但遠離公路較偏遠的農地整理工程設施質量差，不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存在安全隱患，農戶對此頗有怨言。課題組的調研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調研區域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不滿意的比率高達71.4%。而針對該群體進一步的調研中發現，其中83.3%的農民認為造成工程質量低下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政績，要求建設路邊亮點工程和形象工程，未能從長遠利益考慮，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與此相對應的是，農地整理項目區的農民卻期冀通過增加耕地面積、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耕地質量以獲得較高的農業收入。這與國家推行的農地整理目標相吻合，也是農民參與農地整理的動力與目標所在。

當地方政府與農民的目標發生背離時，基于理性選擇的村干部就處于利益抉擇境地。雖然中國自1988年開始實施村民自治制度，但地方政府受制于政績考核體制，有激勵去控制村干部，而且擁有一定的公權力，相對于基層農民而言處于強勢地位[13]。相較之下，村干部必然傾向于與地方政府合作，甚至有可能與其形成合謀格局。從共同代理角度看，地方政府和農民是實力迥異的兩個委托人，對村干部的委托任務目標有差異，甚至存在沖突。面對力量懸殊的兩個委托人，代理人會將更多的時間與努力用來完成強勢委托人交付的任務，而忽視弱勢委托人的利益，致使共同代理整體效率降低。

根據Dixit模型，假設強勢委托人A為地方政府，弱勢委托人B為農民。由于兩個委托人目標背離，不再聯合，各自選擇一種線性激勵機制α′jx+βj（其中，j=1表示地方政府，j=2表示農民），故代理人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激勵機制，并力圖在這兩者間尋求平衡，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次優情況一樣，代理人的投入仍然不可觀測，因此，代理人的決策使得其確定性等價收入最大化的一階條件仍是t=Γα。

如果村干部單獨與農民發生委托代理關系，村干部的選擇為t=Γα2，其確定性等價收入的計算與（4）式類似，即為：

12α′2Γα2-12rα′2Ωα2+β2

=12α′2（Γ-rΩ）α2+β2（10）

這時如果再將地方政府考慮進來，則代理人的確定性等價收入為：

12（α1+α2）′（Γ-rΩ）（α1+α2）+（β1+β2）（11）

可見，村干部作為共同代理人，由于地方政府的參與比單獨為農民代理獲得額外收益，其值可以通過（10）、（11）兩式相減得到：

α′2（Γ-rΩ）α2+12α′1（Γ-rΩ）α1+β1（12）

委托人A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為：

b1t-α1t-β1=（b1-α1）′Γ（α1+α2）-β1（13）

若地方政府與村干部之間不存在合謀，則地方政府的收益為b1Γα2。但在合謀的情況下，處于強勢的地方政府希望得到盡可能多的收益。此時，地方政府比不合謀情況下可得到的收益差額為：

b′1Γα1-α′1Γα1-α2Γα1-β1（14）

將（12）、（14）兩式聯合，即為地方政府與村干部合謀而產生的額外收益之和R0。

R0=b1Γα1+rα′2Ωα1-12α′1（Γ+rΩ）α1（15）

由于地方政府與農民在農地整理中的目標背離，兩個委托人的激勵機制也不同，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在農民選擇α2既定的條件下確定其系數α1，使得額外收益之和R0達到最大。即將（15）式對α1求一階導數，得R0最大化條件為：

Γb1-rΩα2-（Γ+rΩ）α1=0（16）

將（16）式兩邊同時乘以C，得：

b1=α1+rCΩ（α1+α2）（17）

此為地方政府的邊際收益。同理可得農民的邊際收益為：

b2=α2+rCΩ（α1+α2）（18）

將（17）、（18）兩式相加，可得到委托人總體激勵機制的均衡條件為：

b=α+2rCΩα（19）

從（17）、（18）兩式可知，地方政府和農民存在實力差異，從而兩個委托人之間的邊際收益也不盡相同。顯然，強勢的地方政府提供給村干部的邊際激勵α1大于農民所能提供的邊際激勵α2，因此b1>b2，即村干部為地方政府帶來的邊際收益高于他給農民帶來的邊際收益。由此證明，即當代理人面對實力存在差異的委托人所提供的激勵機制時，理性的代理人為獲得更多收益，將更多的時間和努力用于完成強勢委托人交付的任務，致使弱勢委托人所交付的任務被忽略，甚至其利益受到侵害。

同時，將（19）式與（9）式比較可知，不管委托人是同質還是異質的，兩個委托人的總體邊際收益b與其提供給代理人的邊際激勵α并不相等，這說明在兩種狀態下的納什均衡都不是最優均衡，委托代理雙方的收益總和也未能達到最大。但是，異質的委托人由于缺乏合作，使得代理人的風險增加，與委托人同質的次優情況相比，b與α的差值擴大了一倍，激勵機制的效果更差。因此，委托人異質會導致共同代理的效率更低下，存在進一步改進的空間。由于在共同代理模型中只有在代理人投入可觀測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最優均衡，但在實踐中委托人難以觀測到代理人的投入，最優均衡只能成為理論上的理想狀態，能達到次優均衡的委托人同質條件下的共同代理就成為實踐追逐目標。而在農地整理中地方政府與農民的利益目標一致，使共同代理達到次優均衡能夠成為現實。

2實證分析

2.1研究區域概況

為了對農地整理中村干部的共同代理行為進行驗證，并了解農地整理中存在的問題，2013年1月中旬本課題組選擇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區和漢川市、荊州市監利縣、仙桃市作為研究區域。其中，孝感市的孝南區和漢川市屬于崗前平原工程模式區，農地整理主要目標是合理調整農地結構，建立田、林、路、渠配套的生態農業基地，增加種植面積，削弱旱災影響，解決漫崗邊緣因坡面來水而可能造成的洪澇災害問題，并加強防護林網建設，保護農村生態環境。而仙桃市和監利縣屬于水網圩田工程模式區，其目標是提高現有農田的建設標準，改造中低產田，減少沼澤、洼地等零星閑散地，解決長江及漢水兩岸局部高河灘地的缺水問題和湖積地帶地勢低洼處的漬澇問題，并加大排灌水網及相關水工建筑物的建設力度，疏通河道以增強區域排澇泄洪能力，完善農田林網建設和改善沿江平原的生態環境。調查依據典型抽樣原則，在每個縣（市、區）選擇2-3個農地整理項目區，共12個農地整理項目區作為樣本，并在上述項目區內隨機抽取18個鄉鎮的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回問卷380份，其中有效問卷359份，有效率達到94.5%，符合計量分析要求。

2.2指標選擇及數據預處理

農民是農地的直接使用者，能夠真實客觀地感受到農地質量及耕作條件的改變，對項目區內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非?？陀^，因此本文將其設定為模型的因變量。在調查中發現，當前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關注最集中的就是項目規劃設計與施工建設兩個階段。本文將影響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評價的主要因素設定為項目規劃設計質量、項目施工單位職責履行情況、項目監理單位職責履行情況。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農民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標不一致，導致村干部與地方政府合謀，其代理行為可能背離農民的利益目標。在此狀態下，農民與地方政府、村干部在農地整理中的利益矛盾凸顯，農民對地方政府持有懷疑態度，而地方政府也對農民參與農地整理缺乏主動性與積極性，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為此，模型自變量還應該加上農民身份、農戶承包地面積、農民參與農地整理情況、農民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經數據預處理后的變量共有8個離散型變量和1個連續型變量，并根據這9個變量的不同特征構造變量水平（見表1）。

2.3模型選擇及計量結果

由于因變量是定序變量，農民個體之間的差異及對農地整理政策理解不同，因此在既定的情形中農民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有自己獨特的理解，標記為Z。如果兩種情形非常相似，則農民的選擇也應該非常相似，因此，Z是連續的，假設它的取值是任意的，則Z為隱變量[15]。假設在人的心理活動中對某種事物有自己一定的判斷標準，或稱為閾值（記為Ck）。當隱含的判定標準落在某兩個相信的閾值之間時，則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具體為：

B=1ifZ

2ifC1≤Z

3ifC2≤Z

4ifC3≤Z

5ifC4

對于自變量如何影響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可以合理地假設：所有自變量都是通過農民自己的理解（Z）來影響的。由于Z是一個取值任意的連續型變量，因此Z和自變量Wi間的關系為：

Z=β0+βi×Wi+ε

表1變量說明及賦值

Tab.1Variables and assignments

變量

類型

Variable

type

變量名稱

Variable name

變量

代碼

Variable

code

變量賦值

Variable

assignment

因變量

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評價

Q

1=非常滿意;2=比較滿意;3=一般;4=比較不滿意;5=非常不滿意

自

變

量

規劃設計質量

W1

0=好;1=差

項目施工單位職責履行情況

W2

0=盡職盡責;1=未盡職責

項目監理單位職責履行情況

W3

0=盡職盡責;1=未盡職責

農民身份

W4

0=村組干部;1=普通村民

承包地面積

W5

連續型變量

農民參與農地整理情況

W6

1=完全未參與;2=少量參與;3=一般性參與;4=大量參與;5=全部參與

農民對鄉鎮政府的信任程度

W7

1=很不信任;2=較不信任;3=一般;4=較信任;5=很信任

農民對縣政府的信任程度

W8

1=很不信任;2=較不信任;3=一般;4=較信任;5=很信任

那么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k（1≤k≤5）可能性為：

P（B≤k）=P（Z≤Ck）

=P（β0+βi×Wi+ε≤Ck）

=P{ε≤（Ck-β0）-βi×Wi}

=Fε（αk-βi×Wi）

其中，Ck為閾值;αk=Ck-β0;Fε（t）=P（ε

P（B≤k）=Φ（αk-βi×Wi）

考慮模型整體的顯著性，即希望所考慮的解釋性變量中至少有一個解釋性變量與因變量明顯相關。因此，原假設為：

H0=β1j=β2j=…=β8j=0

可以通過似然比檢驗比較以下兩個模型：

空模型Φ-1{P（B≤k）}=β0

全模型Φ-1{P（B≤k）}=β0-β1iWi-β2iWi-…-β8iWi

將兩個模型做方差分析，廣義似然比檢驗P≈0，說明本模型整體高度顯著，即意味著所考慮的8個自變量中至少有一個對因變量有顯著性影響。通過對每一因素的顯著性分析即可得出對因變量有影響的因素。

考慮到自變量之間若存在相關性，會產生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自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進行檢測，即進行多重共線性檢測。運用Stata11.1進行檢測[16]，結果顯示如表2所示，所有自變量的VIF值都小于10，說明數據并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多重共線性檢測結果

Tab.2Testing results of the multicollinearity

變量

Variable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方差膨脹

因子VIF

1.16

1.22

1.37

1.34

1.07

1.29

2.23

2.24

進一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定序變量Logisitic回歸分析，全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全模型回歸結果整體顯著（P≈0）， 說明自變量對因變量有顯著的解釋能力。

2.4計量結果分析

倘若以95%的顯著性水平為界，所有因子中，農民身份、項目施工單位職責履行情況、農民參與農地整理情況、農民對鄉鎮政府的信任程度、農民對縣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規劃設計質量這六個因子是顯著的，說明影響農民評價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主要因素是農民身份、項目的規劃設計與施工質量、農民的農地整理參與程度及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項目監理單位履職情況、承包地面積兩個因素對農民的農地整理工程質量評價并沒有顯著影響。

（1）承包地面積（W5）的影響在模型中并不顯著，說明同一項目區的農民對農地整理質量的評價基本一致，并不會因為自己擁有承包地的多寡而存在偏見，即農民對農地整理質量的評價普遍客觀真實，反映實際情況。項目監理單位履職情況（W3）在模型中為不顯著因素，與農民對項目監理的了解密切相關。調研發現大部分農民不清楚項目監理單位的存在，甚至不知道監理的職責范圍，對項目監理單位履職情況的評價差異不大，故該因素在模型中體現為不顯著因素。但由此得以啟示，目前農地整理項目的施工監督主要表現為施工監理單位的監督，項目區內的農民難以實現其監督權。

（2）項目施工單位職責履行情況（W2）是影響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評價的主要因素，且變量的回歸系數為

正數。也就是說，當施工單位未盡到應有職責時，農民對

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不滿意程度增加，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朝“不滿意”方向增加1.032 034個logit單位。在調研中，課題組就農地整理施工問題與農民進行訪談，農民普遍認為：一方面，農地整理資金被截留，導致項目施工單位偷工減料，施工質量未達到設計標準;另一方面，項目施工單位在地方政府授意下大量建設路邊“形象工程”，致使偏遠地區的項目建設資金缺乏，質量低下，甚至留下“半拉子工程”。規劃設計質量（W1）也是影響農民評價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主要因素，回歸系數也為正數。當農地整理項目區的規劃設計質量較好，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朝著“滿意”方向增加1.582 746個logit單位。農民對規劃設計質量的評判主要通過經驗判斷，如規劃設計符合農業機械化耕作，農業生產條件較農地整理之前有所改進，符合當地耕作要求，農民則會認為該項目區的規劃設計是良好的。

（3）農民參與農地整理項目情況（W6）是影響農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評價的顯著因素，且回歸系數為負數，即隨著農民參與程度增加，對工程質量的滿意程度上升。雖然樣本中91.3%的村干部不同程度地參與農地整理項目，但是因為樣本元素中普通農民占多數，且普通農民中只有53.3%的人低程度參與農地整理，因此該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仍然非常顯著。進一步的調研發現，沒有農民全過程參與農地整理，即使是村干部，也只有34.5%的人參與了大部分的農地整理過程。由于農民的參與率低，且參與程度不夠，項目從立項、規劃設計、施工到后期管護很多方面都不符合農民的現實使用需求，未能有效提高農業綜合生產率，致使農民對農地整理的希冀落空。

（4）農民身份（W4）是模型的顯著性因素，且回歸系數為正數。說明在同一個項目區內，村組干部與普通村民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判存在顯著差異。與普通村民相比較，村組干部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評價朝著“滿意”方向增加0.641 332 8個logit單位。即村組干部對工程質量的滿意度整體高于普通農民的滿意度。雖然農地整理項目實施實行項目法人制度，但地方政府在項目實施中占據主導作用，村組干部也在工程施工中起著協調作用，兩者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利益共同體?；诰S護共同利益目標，村組干部對工程質量的描述必然從主觀上更“滿意”。而普通農民更能夠從實際使用效果方面客觀評價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由此印證，理性選擇的村組干部在利益抉擇中會選擇與地方政府合作，并維護其共同利益。

（5）W7、W8兩個變量都是描述農民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回歸結果顯示兩者都是模型的顯著性影響因子，尤其是對鄉鎮政府的信任程度，其顯著性水平接近99%。之所以存在略微差異，一是因為農民本身對各級地方政府認知不同，從而對縣政府和鄉鎮政府的信任存在客觀差異;二是因為鄉鎮政府作為基層政府機構，與農民關系更為緊密，農民普遍認為在農地整理中鄉鎮政府應該比縣政府承擔更多的管理責任。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都為負數，說明隨著農民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增加，對農地整理工程質量的滿意程度逐漸提高。針對這兩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明，普通農民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較低，而村組干部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對要高很多。根據調研數據，將中間選項“一般”忽略，則農戶對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如表4所示。對縣政府的信任程度顯示，村委會干部中有18.2%的人持不信任態度，45.5%的人持信任態度;而與之相對應的是，42.6%的普通村民不信任縣政府，只有12.8%的普通村民表示信任縣政府。對鄉鎮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呈現相同的規律，村組干部中信任者所占比例遠高于普通農民。

表3全模型回歸結果

Tab.3Whole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Q

回歸系數

Coef.

標準誤差

Std. Err.

z

顯著性概率

P>|z|

[95%置信區間]

[95% Conf. Interval]

W1

1.582 746

0.239 647

6.60

0.000

1.113 047

2.052 445

W2

1.032 034

0.255 782

4.03

0.000

0.530 711

1.533 358

W3

0.198 753

0.240 236

0.83

0.408

-0.272 101

0.669 607

W4

0.641 333

0.313 885

2.04

0.041

0.026 130

1.256 536

W5

0.008 866

0.012 463

0.71

0.477

-0.015 562

0.033 293

W6

-0.469 631

0.153 543

-3.06

0.002

-0.770 569

-0.168 692

W7

-0.405 012

0.159 911

-2.53

0.011

-0.718 432

-0.091 592

W8

-0.358 244

0.175 027

-2.05

0.041

-0.701 291

-0.015 198

注：LR chi2（8）=168.13Log likelihood=-420.049 3

Number of obs=359Prob>chi2=0.000 0Pseudo R2=0.166 8

表4農民對地方政府信任程度

Tab.4Farmers trus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項目

Item

縣政府County government

鄉鎮政府 Town government

不信任Distrust

信任Trust

不信任Distrust

信任Trust

村組干部（%）

18.2

45.5

27.3

40.0

普通村民（%）

42.6

12.8

57.0

9.2

一言以蔽之，村組干部較普通村民更信任地方政府。由此驗證前文推論，當兩個異質的委托人（地方政府、農民）的利益目標不一致時，共同代理人村干部存在與強勢委托人（地方政府）合謀的沖動，其行為必將偏袒強勢委托人，這就不難理解村委會干部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較高。當弱勢的委托人農民發現地方政府與村干部的合謀行為后，必將產生抵觸心理，對地方政府施政產生質疑，并將農地整理工程質量低下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其合謀行為。

3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模型分析和實證研究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是導致共同代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農地整理中處于強勢地位的地方政府如果所追求的不是滿足農民利益的目標， 則將直接導致共同代理效率的降低。但在制度設計和立法理論上，政府應當是民眾的代理人[16]，所以關鍵在于推動地方政府真正成為農民的代理人。在地方政府成為農民的代理人之后，原有的共同代理模式得到改進，地方政府與農民便成為利益一致的同質委托人，村干部作為雙方的共同代理人接受委托人的聯合任務，而且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其強勢地位促使村干部為農民利益服務。

基于上述結論與改革思路，本文嘗試從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1）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強化其服務代理意識，明確地方政府在農地整理的角色是提供高效公共物品的服務者[17]，同時改變現有政績考核體系，凸顯地方政府的服務職責，使地方政府徹底以村民的長遠利益為目標，消除所謂的異質性委托人之間的任務替代性，避免共同代理人與強勢委托人的利益共謀，從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

（2）構建完善的農民參與體系，設置科學合理的參與制度，激發農民的參與熱情，并將農民的有效參與作為農地整理后評價的重要指標，促進地方政府履行應有職責。

（3）由于農地整理中代理人的投入在現實中是難以觀測到的，只能依靠項目完工后的效益來判斷地方政府、村委會和施工單位的行為來衡量項目帶給農民的收益或者損失，而這種事后評判機制無法避免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應建立健全農地整理項目的社會監督制度，尤其是強化項目區農民的社會監督力量，有利于顯化代理人投入和行為，減少道德風險，提高農地整理效率。

（編輯：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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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of Land Consolidation

ZENG Yan1，2YANG Gangqiao1WU Shiman1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bu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In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village officials are common agent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this paper， a coagent model theoretically deduces that agency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will reach a suboptimal equilibrium in a premise of the consistent principals interests; while the principal interest objectiv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a common agent behavior devi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reduc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Hubei Province， the inference is confirmed by means of multiple sequencing 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farmer identity，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common ag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strong cli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crave for interest collusion， on account of the position dispar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principal，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resulting in poor quality of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existing common agency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roke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strength of its agent consciousness. Meanwhile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who share common interest， turn into homogeneous principals in order to avoid complicity with strong principal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gency. ②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built to stimulate farmers enthusiasm，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should be a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③ A sound so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social supervision of farmers in the project area， which is conducive to clarity the agent inputs， to reduce moral hazar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Key wordsland consolidation; local government; village cadres; principalagent; common agency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bu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In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village officials are common agent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this paper， a coagent model theoretically deduces that agency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will reach a suboptimal equilibrium in a premise of the consistent principals interests; while the principal interest objectiv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a common agent behavior devi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reduc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Hubei Province， the inference is confirmed by means of multiple sequencing 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farmer identity，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common ag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strong cli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crave for interest collusion， on account of the position dispar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principal，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resulting in poor quality of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existing common agency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roke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strength of its agent consciousness. Meanwhile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who share common interest， turn into homogeneous principals in order to avoid complicity with strong principal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gency. ②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built to stimulate farmers enthusiasm，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should be a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③ A sound so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social supervision of farmers in the project area， which is conducive to clarity the agent inputs， to reduce moral hazar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Key wordsland consolidation; local government; village cadres; principalagent; common agency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2.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bu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In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village officials are common agent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this paper， a coagent model theoretically deduces that agency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will reach a suboptimal equilibrium in a premise of the consistent principals interests; while the principal interest objectiv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a common agent behavior deviatio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reduc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Hubei Province， the inference is confirmed by means of multiple sequencing 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s farmer identity，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i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ults demonstrates that common ag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strong cli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crave for interest collusion， on account of the position disparity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principal，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resulting in poor quality of th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existing common agency relationship should be broke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strength of its agent consciousness. Meanwhile Local government and farmers， who share common interest， turn into homogeneous principals in order to avoid complicity with strong principal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gency. ②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farmer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built to stimulate farmers enthusiasm，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of farmers should be a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land consolidation to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to fulfill its responsibilities. ③ A sound so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particular to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social supervision of farmers in the project area， which is conducive to clarity the agent inputs， to reduce moral hazar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nd consolidation.

Key wordsland consolidation; local government; village cadres; principalagent; common ag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