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史、明史研究及點校本《明史》修訂

摘 要：明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一，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前人對明史作了許多研究，成果豐碩，但繼續研究仍有空間。當前，明史研究面臨進一步大發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獻的整理工作，特別是搞好《明史》點校本修訂工作，十分必要。

關鍵詞：明史;明史研究;《明史》點校本;修訂

作者簡介：南炳文，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項目：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之子項目《明史》修訂工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明實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3&ZD090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1-0144-08

筆者自1962年開始立志重點學習明史。至今已有50多個年頭，由一個毛頭小伙子新兵變成了一個年過古稀的老兵。在開展點校本《明史》修訂工作的今天，談一下自己學習明史的感受，雖多舊話，但由之引起共同進行《明史》初校本修訂工作的合作伙伴的思考，或許對大家加深關于這項修訂工作重大意義的認識，并將之搞好，有所幫助。

一、明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一

提起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皆稱漢唐。而明代也應為盛世之一。其故有八：

1. 疆域遼闊

西北約至哈密以東，西南至西藏，南至南海，越南一度納入版圖，東南至釣魚島（嘉靖時陳侃著《使琉球錄》明載釣魚島在中國海域之內），東北至黑龍江入?？冢ㄌ亓郑?，北至大漠。此為清代疆域的進一步擴大和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 近三百年間政局大體穩定

明朝凡16帝277年。其間盡管發生過一些戰爭：明初的統一戰爭;統治集團內部戰爭（靖難之役、平定正德初寧夏安化王朱寘鐇與正德后期寧王朱宸濠反亂）;農民起義（永樂時唐賽兒起義、正德時劉六劉七起義、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與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對付韃靼、瓦剌、女真）;對外戰爭（抗擊倭寇與驅逐西方殖民者騷擾沿海），但總的來看，和平環境占主體，政局穩定。

政局穩定的原因很多，而其中重要者在于有一套完整的、適用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如對分封制度的改進，使藩王不再有成為政治上不穩定因素的可能;政權機構的職能有分割又有制約（司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兵權：兵部與五軍都督府），使文官武將不易發動叛亂，一旦發生也易于平息而不易擴大。由之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治國經驗的豐富。

3. 生產力有所提高

農業：較多進行了綜合經營，地利利用充分;引進新品種：甘薯、玉米、煙草;經濟作物棉花廣泛種植。

手工業和礦冶業：紡織業出現結構復雜的花機，能織出復雜的新花樣;陶瓷業制成斗彩、五彩等新品種，印刷業發明套印、饾版、拱花新工藝;采礦業發明竹竿排瓦斯;鋼鐵業上用帶活塞、活門的大風箱，提高了冶煉溫度。

4. 商品經濟空前繁榮

明中葉以后，在發展程度達到新水平的農業和手工業中，商品生產比重增加：如河南棉花多歸商販;商路貫穿東西南北，商人用書《天下路程圖引》等大量出現。兩京之外，運河沿岸、各地交通中心、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城市和市鎮大量出現;資本雄厚的徽商、晉商，足跡遍布各地。

5. 出現了與商品經濟繁榮相適應的思潮

包括反對孔孟說教、主張思想自由;反對夫權、主張男女平等、否定舊禮教;鼓吹工商皆本，肯定追求私利的思想。

6. 對傳統學術、科學技術知識進行了大總結

永樂時的《永樂大典》共22 211卷，3.7億字，在保存總結古代文獻上意義重大。后期的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總結了明代、明代以前的醫藥學、農業、手工業知識，甚至也收進了一些西方新傳入的科學技術。

7. 航?；顒涌涨鞍l達

永樂至宣德年間以鄭和為首的船隊七下西洋，空前擴大了中國船隊的遠洋航行范圍。

8. 世界上最大經濟體，國力強盛

眾所周知，15至16世紀是世界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的時期。首先是中國的鄭和七次航海于印度洋，而后是西歐人搞環球航行，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由此帶來了一個新時代。此前，世界各國間雖有漂洋過海的洲際遠距離相互交往，但非經常性的，大陸間一直沒實現順暢通航，而這時由于航海知識和技能的進步（如地球圓形的地學知識和天文定位知識的掌控等）使得洲際的交往從此成為常態，通航相對順暢起來，地球村之形成開始逐漸實現。在這種背景下，此后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不再僅看其所在的地區，而是要從全球的角度來衡量。在此后至明朝滅亡止，中國從這個角度來衡量，也是強盛的。其時雖沒有精確的經濟總量統計數字，而學術界公認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時西班牙在南美洲開采的白銀，作為貨幣流行世界各地，而進入中國的即占1/3，即在經濟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的地位，反映了中國產品制造的強大競爭力。其時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進行征服活動，一個個國家為其所征服，而在中國他們卻只能騷擾于沿海，其武力不能伸展至中國的內地。其時西方殖民者的傳教士作為急先鋒，進入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但在其他國家傳教士傳教的手段是強迫的方式，迫使當地人一切遵從歐洲的習慣和辦法行事，甚至強力集中兒童，使之與外界隔絕，完全按歐洲樣式生活，說話改用歐洲語言。而對中國，則是改歐化當地人為自己主動中國化：學中國語，穿中國衣，讀中國書，力求與中國人打成一片，甚至通過傳授西方科技以獲得中國人好感，用中國儒家經典的語言翻譯基督教著作。為何如此委曲求全，不言而喻，中國實力太大，其不得不如此。如此等等，說明當時的中國確實是國力強盛的。

八個方面反映了明代確實處于盛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一。不容置疑，這是一個值得中國人驕傲、自豪的時代。研究這樣的時代，必然會增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和愛國心。這個研究顯然是有意義的。

二、明代歷史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明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時上上下下之人共同建成“盛世”的作為，對于后人來說，留下了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當有許多條。而這里只講一條，以見一斑。這一條即重視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武器裝備。一個國家，不可窮兵黷武，那樣會勞民傷財。但因境外存在其他勢力，其利益與本國不可能永遠一致，一旦其與本國的利益產生矛盾，發生武裝沖突的可能難免產生。因此為了民族與國家的利益和安全，本國雖不應主動向境外用兵，但要重視增強自己的武備，重視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武器裝備而擁有之，是十分必要的。明朝對境外勢力采取的是睦鄰政策，只有在對方威脅己方的情況下才采取武裝對抗的措施。這是明太祖用祖訓的方式為整個明朝定下的方針大計。在《皇明祖訓》中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其中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逼鋾r所定的在普通情況下的“不征”之國，有朝鮮等十五國之多。[1]（祖訓首章）可見明朝的對外政策，一方面是睦鄰，但另一方面也注意有備。為了有備而無患，明朝凡見到境外的先進武器，即予引進。其時處于冷兵器向熱兵器過渡時期，熱兵器的新品種，即為先進的武器裝備。因此明朝所注重學習、引進者，即為熱兵器的新品種。中國在明朝以前已有火器，如南宋時有突火槍，元時有銅火銃，但數量少、威力不大。明時大力發展軍事裝備，其中主要手段為引進。早在明初永樂時，從交阯得其“火器法”，即“立營肄習”，遂形成了一個單獨的兵種，稱為“神機營”。[2]（卷89）成化以后（1465—1487），特別是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以后，西方的火器傳到東方，明朝又大力引進西方的火器，諸如鳥槍、連珠佛郎機炮、大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西洋大炮等，皆為引進、仿制的西方火器。這時引進的火器，逐步加上和改進了照門、準星等裝置，射擊的準確性大有提高，威力大有增強。誠然，當時引進的西方火器，“規制則是，質料則非，煉鑄點放，未嘗盡得其法”[3]（卷483，李之藻《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疏》）。但畢竟在緊緊追趕著世界先進武器的發展步伐。前述當時中國在西方殖民者東來之時能夠御敵于沿海一帶，使中國不致如美洲、東南亞一些國家那樣淪入亡國、成為殖民地的處境，其原因當然很多，其時明朝因注意引進國外先進的火器使國力相當強盛當為重要的一個原因。對比一下清朝的情況，這一點即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清朝入關后的很長時期內放棄了對當時作為先進武器的西方火器以及新出現的大型戰船的引進。其時，正是歐洲火器大發展的時期，如槍炮內膛加上螺旋紋線，使命中率大大提高，口徑加大，炮彈種類加多;其戰船體積龐大而且堅固。但清朝在這些方面毫無作為，一方面其對漢族軍隊不予信任，對其兵器嚴加限制，不肯為之引進西方先進武器裝備，另一方面其目光短淺，錯誤地迷信滿洲八旗騎射，以為憑之可以橫行天下無敵手，將之與滿語當成了固守的“根本”即命根子，不重視用西方先進武器裝備代替其已屬于落后于時代的冷兵器騎射之術。[4]這使其國防力量遠遠低于西方。在鴉片戰爭前夕，清朝水師兵船最大者“僅寬二丈余，長11丈2尺，安炮不過十門”，鴉片戰爭中急速改進后，也不過最高水平者船長12丈，寬2丈余，安炮20～30余門。而這時英艦大者長32丈余，寬6丈余，船上火炮一般多達170位，且口徑大，炮彈種類多。兩者相較，差距甚大。清朝在鴉片戰爭中遭到慘敗，這一武器陳舊因素實為不可忽視者。言念及此，當更可看出明朝重視學習、引進外國的先進武器裝備，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正面經驗。

明朝雖然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盛世”之一，但在其存在期間也產生過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民族、外交等多層面的種種問題，并且各種問題積累起來，終于使其大廈崩壞、一命歸西，給后人留下許多教訓。這里亦只講一條，以見一斑。這一條是在商品經濟發展興盛的條件下，必須重視反貪，否則就會導致亡國之禍。

如前所述，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繁榮起來。商品經濟的繁盛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是“盛世”的表現。它既能活躍經濟生活，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要，又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商品經濟的繁盛也有負面的影響。貧富分化由此產生、加劇。急劇富裕起來的人，以金錢為基礎，生活放縱，奢侈腐化。富人的表現，不能不刺激其他社會成員，其結果往往造成全社會瘋狂追逐金錢的畸形狀況。明中葉以后的情形正是如此。有人用“金令司天、錢神卓地”[5]（P76下）來形容當時的中國社會。許多文藝作品描寫了其時金錢財富的威力。時人朱載堉所撰《醒世詞》中《山坡羊·錢是好漢》稱：“世間人睜眼觀見，論英雄錢是好漢。有了他諸般趁意，沒了他寸步也難。拐子有錢，走歪步合款。啞巴有錢，打手勢好看?！盵6]（P77）時人薛論道所撰《林石逸興》卷五《沉醉東風·題錢》稱：“有你時人人見喜，有你時事事出奇，有你時坐上席，有你時居高位。有一朝運去時移，垂首縮肩雨內雞，想從前交情有幾？”[6]（P97）于是追逐金錢成了人們的重要活動，人們連做夢也離不開這一內容。朱載堉撰《醒世詞》中《山坡羊·做好夢》稱：“正三更，我做個好夢。我夢見銀共錢無邊無岸，霎是間蓋高樓起大廈?？υ?，我也方便。些須出幾股本錢，置地土，買下莊院，干監生，成門鄉宦，眾親友，齊來瞧看。我家下騾馬成群，喜地歡天。我的銀錢，被那不材的妻兒，把我一足蹬散！我的銀錢，再想做這好夢難上又難?！盵6]（P74）為了金錢，人們甚至背信棄義、胡作非為。時人薛論道的上述民歌中稱：“人為你名虧行損，人為你斷義辜恩，人為你失孝廉，人為你忘忠信。細思量多少不仁，銅臭明知是禍根，一個個將他務本?！盵6]（P97）

當時現實生活與文藝作品所描寫的完全相同。明代中期以后，直至明朝滅亡，整個社會充斥著形形色色瘋狂追逐金銀的犯罪行為。今天能夠看到的使用假貨幣、碰瓷、丟包、騙婚、色騙、下藥、以殘疾兒童行乞、冒充高官子弟等各種坑騙行為，在明代中后期即已盛行。為了提醒人們避免上當，當時甚至有人編寫出了揭露誆騙竊奪手法的專門書籍（張應俞《杜騙新書》即其一種）。當時在為商旅外出提供方便而編寫的旅行指南類書籍中，也不會忘記寫進防范誆騙竊奪的注意點（如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黃汴《一統路程圖記》）。

明代中后期社會上瘋狂追逐金錢的現象也廣泛存在于官場。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無不貪污受賄，而且數量大得驚人。明神宗是皇帝中貪財的代表人物。眾所周知，為了搜刮錢財，他向許多地方派出了礦監稅使。當時全國每年進京的正常賦稅，總額約白銀1461萬兩，而礦監稅使由于為皇帝搜刮私財每年向百姓搜刮白銀達1710萬兩。[7]（第十五章第三節）嚴嵩是高級官吏中貪財的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一年（1552）南京御史王宗茂揭發其受賄行徑：“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盵2]（卷210，《王宗茂傳》）六年后刑部主事張翀再次揭發：“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其家人。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盵2]（卷210，《張翀傳》）一般官吏同樣普遍貪污，崇禎元年（1628）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在一個奏疏中說：“今之世局，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乎？何者？彼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所聞見，一督撫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并佐貳之求缺，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今日之勢，欲求人之獨為君子，已必不能?！盵8]（卷89）即使是皇宮中的太監，亦同樣大肆貪污。萬歷時人沈德符在其筆記中記載說：“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窗槅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珰猶未滿志也。蓋內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與夫匠頭之破冒，及至實充經費所余亦無多矣?！盵9]（卷19）當時的武將也大肆貪污，如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檢討汪偉上言指出“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余”，至其時“總不過三萬”，但“兵虧而餉不減”。[8]（卷99）為何如此？顯然是京營武將將多余的部分，即軍餉的2/3以上中飽私囊了。貪官如此之多，必然加重人民的負擔。明末有所謂三餉加派，而且數量甚巨。據記載崇禎四年（1631）遼餉總數達到白銀1029.9602萬兩1，崇禎十年（1637）開征剿餉，總數為280萬兩白銀[2]（卷252，《楊嗣昌傳》），開始于崇禎十二年（1639）的練餉，總數為730萬兩白銀2。加重的賦稅主要由土地負擔，導致當時許多地方土地價格嚴重下滑，甚至送人卻無人肯收。如現存的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荒年志碑》記載，當地時價不屬昂貴而處一般的米麥之價格與土地價格相比，一斗可買地五畝以上?！堵膱@叢話》記載，明中期田價值銀“五十余兩至百兩”，崇禎末“咸以無田為幸，每畝只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10]（卷1）。情況達到這種地步，百姓自然生活不下去，明末李自成起義之所以受歡迎，明朝之所以歸于滅亡，此當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明朝在商品經濟繁盛的情況下，沒有認真注意和對待其負面作用，沒能解決好由此而發展起來的官吏大肆貪污的問題，最終導致其政權之崩潰。這一教訓，是十分慘痛的。

明代歷史留給后人的經驗以及教訓，對于后人都是十分寶貴的啟示，效法其經驗，吸取其教訓對于后人都是十分重要的。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研究明史意義重大。

三、前人研究成果豐碩，繼續研究仍有空間

自明朝建立起，明史研究之事就已在中國開始進行起來。明朝前期主要是按照中國的傳統，由官方撰寫實錄，另有少量私人撰寫的部頭不大的關于特定史實的史書，實錄這種編年體本朝大事記的撰寫，一直繼續到明朝滅亡之前。明朝中期以后私人修撰本朝史的風氣有所發展，其依據主要是官修的實錄及其他官私文件，而鑒于官修史書多忌諱，私人所修與自己本身有某種關系的史書多曲筆美化，于是提倡辨明真偽，力求合乎真相。及至晚期，官府曾修紀傳體的本朝史，但未成功，半途中輟，私人所修者則有多部問世，這時因鑒于國家衰象叢生，時局危殆，私人所編修的本朝史書，多有以經世致用為指導思想之作。

進入清朝后，關于明代史書的修撰繼續與時局關系甚大。清初，忠于明朝的遺民為表達對故國的懷念，或撰寫明朝的全史，或記錄南明抗清事跡，而這時的清朝官方，為了籠絡內地的知識分子，也為了繼承新朝為前朝修撰紀傳體正史的傳統，組織了大部頭的后來成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的編撰。這部書系統地敘述了明代歷史的方方面面。但為了清朝的統治核心即滿洲貴族的面子，將其祖先即女真人臣服于明朝的歷史完全掩蓋，未予敘述。清朝中期以后，隨著清朝控制力的削弱，私人撰寫明史者或有對官修《明史》之錯誤進行修正者，但政治立場不敢脫離清朝一方，官修《明史》仍為其基本依據。清末反清高潮大起，于是撰寫南明史成為反清人士反滿、排滿、推翻清朝的宣傳工具。

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30余年，這時由于矛盾復雜，明史研究甚具特色。一為積極鼓吹民族革命思想，繼續宣傳南明抗清事跡。二為針對日本之侵我東北和散布“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謬論，大力研究明代對東北的經營以及倭寇對明朝的騷擾。三為隨西方近代思想和馬列主義的傳入，用進化論和馬列主義理論研究明史之風氣興盛起來，研究范圍突破了以帝王為主的束縛，關于元明之際的政治變動、明代社會各階級、明代社會經濟、明代農民起義、鄭和下西洋、中歐關系等著述先后出現，成為研究的熱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文革”之前，明史的研究范圍更為擴大，其中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土地制度、賦役制度、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農民起義、民族問題、中外交往等研究尤多?？傮w呈現出空前興盛的狀態，而因受時局的影響，通過研究明史為新中國的成立作歷史論證的論著占據主流，視野仍嫌不夠廣泛。另外在“文革”前夕極左思想漸趨嚴重，對有關知識分子、清官等問題的研究，其結論和傾向越來越脫離歷史實際。這些是不能令人滿意之處。至于“文革”十年間，正常的明史研究更被終止，所發表的有關明史的文章基本為服務于“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影射文字，搞所謂“評法批儒”，大講農民起義隊伍中的路線斗爭，等等，明代歷史的真相橫遭歪曲。

改革開放以后，明史研究進入了真正的春天，達到了大繁榮、大發展。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論著發表數量空前增多，每年論文在300篇左右;二是解放思想，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前提下，大膽利用、借鑒國外同行有益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法、比較法等，令人目不暇接;三是研究的領域大大擴展，或因應現實的需要，或效法國外同行的獨特角度，或根據個人的偏好，或發揚傳統的取向，真正實現了研究無禁區，各隨所便;四是研究達到新深度。資料的發掘更為充分，論述的詳盡程度超越往昔。

以上是關于國內的研究狀況。在國外和我國港臺地區，由于各種需要和學者的努力，明史研究的成績也值得注意。我國港臺地區有許多大家和學者，對明史研究作出了很多貢獻，香港如趙令揚、馬楚堅等，臺灣如黃彰健、呂士朋、徐泓、張哲郎、林麗月、朱鴻、張璉等，皆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國外，日本研究成績卓著者有清水泰次、仁井田升、內藤虎次郎、和田清、山根幸夫、西鳩定生、田中正俊、巖見宏、谷光隆、石原道博、森正夫、濱島敦俊、小野和子、夫馬進、岸本美緒、吉尾寬、松浦章、佐藤文俊、淺井紀、川越泰博等。韓國有吳金成等。新加坡有李焯然等。西方各國卓有成就者以華人為主，如何炳棣（美國）、黃仁宇（美國）、陳學霖（美國）、姜永琳（美國）、柳存仁（澳大利亞）、李晟文（加拿大）、馬驪（法國）等。非華人者，如范德（美國）、泰勒（美國）、司徒琳（美國）、戴高樂（加拿大）、傅吾康（德國）等。

回顧迄今為止的中外明史研究，真可謂成果豐碩、前進不息，但后人仍有繼續努力的必要。從哲學上講，真理或真相是客觀存在的，人可以去認識它，但其認識是有局限的，可以逐步加深，但永遠不可能完全掌握，換言之，人的認識即使是正確的，也永遠只能是相對的。明史研究不可能脫離這一規律。明朝是一個時間較長的時代，問題相當復雜。過去的研究雖涉及了許多領域，但尚有許多領域未曾涉及。另外，已經研究的領域，也會有研究不充分、偏頗甚至有錯誤之處。這除了與時間、人力有限相關外，與信息不暢通、一般研究者在利用資料上存在不便、有力用不上也有關系，還與學術、社會的現實狀況尚未使學者想及或充分重視有關，甚至與研究者的主觀意圖有關。關于學術、社會的現實狀況的影響，可舉明代在北方邊境屯田的例子。最初學者對這一歷史問題關注的僅為解決軍糧的便利，完全是肯定的評論，但最近因人類過度使用自然資源而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問題產生了，由此對這一歷史問題的研究，遂在生態環境方面的影響作出了觀照，對其評價作出了新的調整。這一例子會使大家看清，明史上的其他問題需要用新角度重新審視者也當不少。關于研究者主觀意圖的影響，在前文關于明史研究發展歷程的敘述中已經敘及，這里再作補充?？膳e20世紀30—40年代國民黨御用文人關于明末農民起義的研究。當時蔣介石不顧嚴重的民族危機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所謂理論，為此而牽強附會地引來明末的歷史作為所謂根據，于1933年7月聲稱“當明末之時，一面陜西、山西的土匪猖獗，他沒有先去剿清，因之滿清入關”，“明朝之亡國不是亡于滿清，而是亡于匪亂?，F在我們的國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11]蔣介石的這些言論傳出后，其御用文人紛紛效法，如在同年12月出版的《汗血月刊》上即有人發表文章，對明末農民起義大加討伐、誣蔑，用以影射攻擊共產黨人，甚至赤裸裸地說：“自九一八以來，暴日進逼于外，共匪猖獗于內，與明末外有滿清的侵擾，內有流寇的紛亂，國家是同樣地陷在風雨飄搖的境地?！边@樣的研究，顯然是對歷史的歪曲，掩蓋了真相。出于錯誤目的者會對歷史進行歪曲;意圖正確者有時也會在作出貢獻的同時，因故出現偏差。如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進步史學家，對于明代歷史的研究無疑貢獻巨大，對闡述當時的歷史本質、進程真相和歷史地位，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或因感情用事，出于對革命者的愛戴，和對居于統治地位的反動派的憎恨，發展至見當權者即反，而不分好壞，見與當權者作對的“盜賊”即給予起義者的桂冠，不管其是真正的起義者，還是不擇手段謀求個人私利之人或野心家。這顯然也不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歷史的“真相”。

總之，明史繼續研究的空間仍舊很大，甚至是不可窮盡的，需要今人和后人繼續努力。

四、迎接明史研究的新局面，做好《明史》點校本修訂工作

當前，明史研究面臨進一步大發展的大好局面，其原因有四。

1. 全國上下重視文化建設，具有龐大的明史研究隊伍。在現代化建設中，從上到下，都認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在抓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大抓精神文明建設，大力總結中華民族歷代的文明成果，大力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加強對明代歷史的研究，正是這一總結和發揚的內容之一。國家支持的中國明史學會已有20多年的歷史，國家各級社科研究規劃中都有明代歷史研究的項目列入其中，明史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僅參加中國明史學會的專攻明史的副教授以上會員即達三百多人，各地參加其他學會但研究內容與明代歷史有關的專家學者更是不計其數。

2. 國際交流廣泛。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外國研究中國歷史者日漸增多，其中專門研究明史者不在少數，這些人常來中國訪問、進修、參加有關會議，特別是兩年一度的中國明史學會年會，更有數量甚多的世界各國明史學者前來與會，互相交流，彼此啟發。中國的明史學者出國訪問、講學、交流亦不斷增多。

3. 信息空前暢通，研究資料大量出版。過去由于資料分存各地，研究者利用不便，嚴重妨礙研究工作的開展?，F在有了互聯網，許多資料一點即在眼前。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出版事業大發展，許多原來分存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臺北、中國其他省市以及海外日本、美國等國難得一見的歷史文獻資料化身千萬，進入國內各大學和各城市的圖書館中，研究者可以方便地進行閱讀。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正是研究明代歷史所需要者，其數量遠遠超過與中國古代其他朝代相關者。近年來出版的僅卷帙浩大的叢書有《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未收書叢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叢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歷代日記叢鈔》、《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叢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臺灣成文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書店等出版《中國地方志集成》、《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國家圖書館藏明代孤本方志選》、《鄉土志抄稿本選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明代傳記叢刊》等。這些叢書中除單收有關明代者外，其余的也是所收多半或很大部分屬于與明代歷史有關者。

4. 明史研究后繼有人。明史研究的繼續發展，寄希望于廣大的青年后生?，F在各大學當中，不僅有數量頗多專攻明史方向的博士、碩士，而且許多大學生，包括歷史院系和其他院系的，皆對明史研究抱有強烈的興趣。明史研究有龐大的隊伍，有閱讀方便的資料，再加上全國上下的支持和國際交流的啟發，其進一步發展的局面，必到無疑。

對于未來明史研究應如何繼續進行，筆者主要有十點建議，包括不忘資治，重視資生，關注區域，眼觀全球，注意正誤，大力立新，宏微并重，雅俗共行，急用先上，重在求真。以上十點的內涵，研究明史的學者當皆十分了解，筆者不用贅為展開敘述，而在此特別加以強調者，乃為希望將有關明代歷史的古籍文獻之整理，充分重視起來，對于其中最重要者，尤其要首先著手進行。由于種種原因，有關明代歷史的古籍文獻，在整理前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便閱讀，甚至文字訛誤、史實記載有誤等缺陷，只有將之加以整理，才能將這些缺陷克服，為明史研究的順利進行，提供條件。這是一件不可或缺的鋪路之作。由于現行的考核機制有不完備之處等原因，進行古籍整理的工作常遭受歧視的不公平待遇，挫傷了整理者的積極性。面對這種狀況，學者們常常不愿從事古籍整理之事，尤其不愿從事耗時、費力、功效不顯著的深度古籍整理之事。這是十分有害的。為了學術的發展，明史工作者應該重視有關明代歷史的古籍文獻整理工作，尤其應該重視這些古籍的深度整理工作?！睹魇贰肥顷P于明代歷史的古籍文獻中最為重要者之一，當前進行的《明史》點校本?？庇浶抻喒ぷ?，是對這一最為重要的關于明代歷史的古籍文獻所開展的再一次深度整理之舉，更應竭盡所能，堅決搞好。

做好《明史》點校本?？毙抻喒ぷ鞯年P鍵，在于遵循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鄭天挺先生領導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諸位先生對《明史》進行初校時規定和執行的?？敝T原則及具體辦法。鄭先生等在點?！睹魇贰窌r所規定的諸原則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把重點放在“校史”上，即主要工作為利用本校和他校的辦法，將《明史》中的史實失誤（包括時間、地點、人名、史事等內容之失誤），尋找出來，加以改正或指出。至于利用萬斯同《明史》、王鴻緒《明史稿》等《明史》擬稿作比校，以改正《明史》的文字失誤，即進行“校文”，只是修訂工作中的很小部分，且即使這部分工作中，除“校文”外，“校史”的成分也很大。這與“二十四史”中的其他各史多數以“校文”為主有所不同?！睹魇贰分栽谛？敝兄饕觥靶Ｊ贰钡墓ぷ?，乃是因為其書之祖本即殿本尚存于世，其他各本皆是依殿本而翻版，在發現因版本不同而造成文字不同時，只能以殿本為正，不需作什么考證、推敲，換言之，《明史》不需作本書的版本校，在文字上以殿本為準即可。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明史》中在史實方面存有若干失誤，而與明代歷代相關的文獻存在甚多，爬梳與明代歷史相關的文獻，可以發現《明史》存在的史實失誤，于是為了使《明史》記事更為準確，提高其價值，就應該在注意?？蔽淖值耐瑫r，更多地關注利用與明代歷史相關的文獻存在甚多的條件，對《明史》從事以“校史”為內容的?？惫ぷ?。至于“二十四史”的其他各史，一因其本身存在許多版本，無所謂祖本以定于一，二因他校的資料數量有限，難以據之將其記載的大部分內容考辨出真相，少部分可加考辨者亦往往以所據資料不充分難于得出定論，故而多數史書只好從事以“校文”為主的?？惫ぷ?。由此可知，鄭天挺先生等在點?！睹魇贰窌r所規定的原則，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也是可行而行之有效的。有鑒于此，參加這項修訂工作的各位伙伴在這次修訂中，一定要完全依從鄭先生等所規定的原則。依從這些原則，再加上辛勤不懈的努力，這次修訂工作一定能取得預定的成功。

[1] 《皇明祖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2]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4] 馬書珂：《軍事技術發展縱橫史略》，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88.

[5] 《鳳寧徽》，載《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九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 路工：《明代歌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59.

[7] 南炳文：《明史》，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 談遷：《國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10] 錢泳：《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 張其盷：《黨史概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

[責任編輯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