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新殖民理論”〔*〕——兼論非洲“結構調整計劃”

○周志發

(浙江師范大學 非洲研究院，浙江 金華 321004)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西方被視為普世價值觀。但為什么新自由主義以及附著在自由主義哲學基礎之上的自由民主，卻無法規避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9月，美國民眾發起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該運動是美國社會各階層對金融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嚴正抗議?！霸诿绹?，1%的人擁有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薄?〕面對這場長達半年有余、聲勢浩大的民眾抗議浪潮，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什么通過“一人一票、普選、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旨在保護民眾的權利，但最終美國民眾卻發現華盛頓政客只是為1%的人服務?或者說，以新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立國的美國，是如何做到經過多數人的“同意”，最終只是為少數人服務?民主有助于減少貧富差距，為什么事實上美國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主無法真正服務于民生?〔2〕上述問題亟待從理論層面加以回答。

面對這場百年罕見的金融危機，現有的解釋有:過度消費論、監管失敗論、結構失衡論和經濟周期論等，〔3〕而大衛·科茨(David Kotz)等學者認為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體制危機?！?〕杜梅內爾(Gérard Duménil)和列維(Dominique Lévy)經過仔細重組數據后總結說，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旨在重新恢復階級權力的計劃:美國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從1978年占國民收入的2%上升至1999年的6%。而行政總裁與工人的平均收入比率則從1970年的30:1上升至2000年的將近500:1?！?〕這些數據對比，分明揭示出新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性:從理論層面講，哈耶克(F.A.Hayek)等提出的新自由主義學說，認為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是“文明的核心價值”，強調私有制有利于保護個人自由，反對政府直接干預經濟，“個人可以自由地追求私人的目的和愿望，肯定不會有人有意識地利用政府權力來阻擾他的行動?！薄?〕但在實踐層面，維護個人尊嚴和自由的新自由主義，卻成了資產階級的幫兇。

該如何解決這次金融危機?迄今為止，美國政府除了重新回歸被遺棄的凱恩斯主義，似乎別無選擇。凱恩斯主義曾經拯救了處于“大蕭條”的美國，但它并沒有放棄自由主義公共哲學的基本前提和原則，只是與傳統放任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有所區別?！?〕所以說，西方學術界遠未從理論層面反思新自由主義。那么，新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理論存在何種缺陷，該如何進行重建呢?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我希望，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要讓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那些在‘市場命令’下毫無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計劃都必須經受審查?！薄?〕但哈貝馬斯沒有從理論層面說明“如何不要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新自由主義倡導“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與全球化”，均是圍繞增進個人自由來論證的。只要“自由”有機會成為理論的核心，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就有“死灰復燃”的本錢、重歸舞臺的機遇。所以說，建構新的權利范式，取代以“自由”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已是當務之急，否則未來某一天“擺鐘”重新擺回新自由主義，全球將再度重演危機。為此，本文首先簡述基于中國改革開放法制實踐“試錯條例”，建構的新權利范式“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其次，基于新權利范式，重新解讀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內涵，指出其在創新領域是個侵犯人權的理論;第三，基于新權利范式，重新審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如何從20世紀80年代伊始完成對黑非洲的“第二次殖民”。

一、新權利范式: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

陳云、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試錯原則。胡錦濤同志、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深圳市(2006年7月)、上海市(2013年4月)和廣東順德(2013年5月)，推出“試錯條例”，將“摸著石頭過河”漸進試錯“法制化”。其中廣東順德首次將“試錯權”法制化?！?〕那么，試錯權與生命權、自由權等權利之間是什么關系呢?為此，我們需要通過做“思想實驗”:將科學方法“試錯法”融入蒙昧狀態的人類活動。人類的觀念——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在試錯實踐形成，并在今后的試錯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從這個意義上講，試錯權是“母權”，生命權、自由權等觀念是“子權”。生命權、自由權得到保障是擁有“平等試錯權”的個體彼此“相互賦權”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新權利范式“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用來解釋社會和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個人的子權能否在一個社會中得到有效保護，關鍵在于個人是否掌握了母權試錯權。人類發展到民主社會，意味著試錯權為民所有，而不是被少數人占有。

考慮到不同個體試錯能力的差異，效率高的社會需要思考“個體如何合理地行使試錯權”?？捎谩癆BC模型”加以解釋?！?0〕ABC三人面對同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何種解決的方式最優呢?ABC三人都認同“試錯法”是解決創新領域問題的唯一方法?？梢坏┰囧e，就需要花費ABC三人的公共資源，甚至會影響個人自由乃至生命。商議的結果是，ABC投票選擇C，將試錯權讓渡給天賦較高的C，讓C代表三人試錯，但C必須允許AB監督、批評，否則C可能會利用試錯權輕易地為自己謀利益。這也體現“相互賦權論”的思想:C之公共領域試錯權為AB所賦，AB之監督權、批評權等權利為C所賦，否則C擁有公共領域的試錯權是非法的。從“ABC”模型之中可進一步說明試錯權的母權特性:一旦它被讓渡給精英，人民就必須獲得一系列的權利，否則不足以彌補喪失試錯權所帶來的損失。這是一種權利換權利的方式:試錯權是“一”，部分讓渡之后人民必須換回來“多”:教育權、自由權、監督權等系列權利。綜上所述，基于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漸進試錯原則和法治實踐“試錯條例”，批判并重建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了新權利范式“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取代以“自由”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權利范式?！?1〕

二、新權利范式與新自由主義范式“對話”

哈耶克將“自由”界定為“社會中他人的強制被盡可能地減少到最小限度”，〔12〕或者說“不受他人武斷意志的支配”?！?3〕說得更加直白一點，“自由”是指人們按照自己的決定和計劃去行動的可能性?！?4〕如果我們認同“試錯法”是普遍的，那么，“人們按照自己的決定和計劃去行動”的意思是說，個人按照自己的決定和計劃進行試錯活動，而無他人強制，此種狀態被視為“自由”。此處哈耶克所說的“自由”，對應“思想實驗”中蒙昧時期人類的“試錯活動或實踐”。不受他人“強制”說的是個人擁有試錯權，而不是根據別人為實現其意圖所設定的強制條件去試錯。反之，個人喪失試錯權，用哈耶克的話是個人喪失“自由”。將哈耶克的“自由權”替換成“試錯權”，進而用新權利范式“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重新詮釋新自由主義內涵?！?5〕這一過程是“向新自由主義基本的概念框架挑戰”，〔16〕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新權利范式是否較之更具解釋力和簡潔性。下面從四個方面加以闡述:

第一，新權利范式認為，哈耶克無法解釋放棄“自由”換取權利與利益的現象。哈耶克認為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是“文明的核心價值”，但哈耶克卻擔心有人并不珍惜“自由”，甚至放棄“自由”:“很可能有人并不珍惜我們所說的‘自由’，不知道自己能從‘自由’之中獲得巨大好處，還想放棄‘自由’以換取其他好處;更有可能的是，有人覺得按自己的計劃和決定來行事，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是一個負擔?！薄?7〕新權利范式如何解釋哈耶克的擔憂呢?在現代社會，擁有試錯權的個人，可能因為自身的試錯能力較低，于是他愿意把母權試錯權讓渡給試錯能力較強的個人行使——“有人覺得按自己的計劃和決定來行事，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是一個負擔”，并從中獲得相應的權利和利益。在哈耶克的思想體系中，“自由權”雖然處于核心地位，但它不是母權，更無法用之換“權利”，因其缺乏相互賦權的思想。

第二，新權利范式認為，哈耶克試圖澄清人們對“自由”認識的誤區時，缺乏層次性和簡潔性。哈耶克注意到，“曾有過無數的人投票贊成暴君，從而使自己失去獨立性……能夠選擇政府并不等于確?！杂伞??！薄?8〕由此哈耶克得出結論:人民同意的政治制度不一定是“自由”的政治制度?！?9〕新權利范式贊同哈耶克的觀點，但卻給出迥乎不同的解釋過程:投票是將某些創新領域的試錯權讓渡給政治精英，等于說將哈耶克的“自由權”讓渡出去了——哈耶克顯然認為“自由”是不能讓渡的。新權利范式并不擔心把試錯權讓渡出去，而是關心獲得母權的政治精英是否對民眾賦權和賦利，比如賦予民眾批評權、言論自由權和相應的福利等。政府同意保留民眾在某些領域的試錯權，即保護了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由權”。哈耶克反對“自由即力量”的觀念:“‘我們實現愿望沒有障礙’，或者更通俗地說，‘沒有外在障礙’。這和把自己視作能為所欲為的力量，其實是一樣的?！薄?0〕如果將“自由”轉化為試錯實踐的話，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把試錯實踐理解為“我們實現愿望沒有障礙”，或者是“沒有外在障礙”，更不可能把自己視作能為所欲為的力量。而且，這種試錯實踐有可能以生命權和財產權等子權作為代價。

第三，新權利范式認為，哈耶克對“再分配”認識的缺陷，源于他對“自由”內涵的誤解。哈耶克反對再分配的理由之一是，經濟不平等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通過財富再分配來縮小不平等乃至消滅貧窮，從短期看改善赤貧者的處境，但長期來看，再分配延緩了整個國家的發展速度，甚至還會阻礙落后者或貧困者的進步;〔21〕其次，哈耶克認為，正是崇尚個人“自由”，所以會造成人與人在許多方面不平等，進而反對再分配:“經濟上的不平等盡管是一種弊端，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憑借有區別的強制和特權對其進行糾正?！薄?2〕在新權利范式下，哈耶克的個人“自由權”對應于“試錯權”。個人即使擁有“平等”的試錯權，但因試錯能力“不同等”，導致其保護或贏得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子權的能力“不平等”。所以，新權利范式認同:“平等對不同等的人會不平等?！薄?3〕

與哈耶克不同的是，新權利范式贊同再分配，因為代表多數人的AB將公共領域的試錯權讓渡給代表少數人的C，目的是從中獲得權利、利益或共同負擔損失。在最初擬定的方案中，AB為了鼓勵C探索，有可能愿意接受較低的收益。之后，C可能贏得較為豐厚的利益，這種利益可能遠遠超越最初的設想，以至于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在這種情景下，讓渡試錯權的AB覺得需要對獲益特別大的群體C加重稅收用于公共事務，同時不至于傷害其積極性。這是遵從“試錯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社會的一種常態?！?4〕

哈耶克之所以反對再分配，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尚未認識到“自由權(對應試錯權)”是一種母權，是可讓渡的;另一方面，哈耶克認為，個人行使“自由權”之時，即使在公共領域也是不需要別人同意的，否則無“自由”可言?！叭绻麄€人在做他能做的大多數事時，還需要別人同意，這便無‘自由’可言?！薄?5〕但在新權利范式下，自由權被替換為母權試錯權，該權利在公共領域是需要他者授權。這種“相互賦權”的思想是哈耶克理論體系中所缺失的。哈耶克為了反對國內再分配，還提出反例“國家間再分配”的缺失:“如果說多數人對少數人享受的好處擁有權利這一點已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得到承認，那么就沒有理由說明這項原則為什么就不應跨越現存國家的邊界呢?！薄?6〕在新權利范式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雖然是私人占有，但生產是社會化的，所以代表少數人的C如果拒絕“再分配”，代表多數人的AB可以拒絕將公共領域的試錯權讓渡給C。如果國與國之間也能實現“相互賦權”:A國把創新領域的試錯權讓渡給B國，B國對A國賦權、賦利或者共同承擔損失，就有可能實現跨國間的再分配。

第四，新權利范式認為，“華盛頓共識”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完成形態，不僅不是普世價值，而且容許少數人在創新領域侵犯多數人的人權。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強調“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7〕就自由化而言，新自由主義認為，個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讓社會裹足不前，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給所有人都強加一個統一標準?！薄?8〕就私有化而言，自由需要私有財產加以保障。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29〕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自由市場而言，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認為它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了最佳的組織機制。如果市場在不受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運行，它能最大限度滿足所有的經濟需求，有效地完成資源配置。而市場全球化將會把上述優勢擴大至全球。

在新權利范式下，該如何解釋“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強調人人擁有平等的“自由權”，意思是說人人擁有平等的試錯權，即公共領域的試錯權屬于每一個個人。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意思是，公共領域的試錯權可以平等競爭，誰搶到算誰的?！白杂伞备偁幈砻嫔峡此乒?，其實意味著在公共領域少數人已壟斷了母權試錯權——因為科學技術、生產資料被少數人掌握住，且不需要多數人的同意。其結果是，放任的自由主義是將公共領域的試錯權“贈送”給少數人，用哈貝馬斯的話是“把公共領域廉價出賣給了金融投資商”?！?0〕成功的少數人無需對多數人進行賦權和賦利——違背了相互賦權原則;失敗之時成本卻要整個社會為之承擔——失敗過程中也缺乏政府和民眾有效的監督。所以說，新自由主義內在是允許少數人在創新領域侵犯多數人人權的理論。新自由主義強調“全球化”，這意味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準備利用該理論侵犯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因此，新自由主義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個頗為精致的“新殖民理論”。新權利范式還認為，發展市場經濟之時，某些領域政府雖然并不直接行使資源配置領域的試錯權，但卻是積極地介入市場，防止掌握試錯權的少數人，濫用母權試錯權為自己謀利益，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政府不僅不是“守夜人”，在某些情況下，它需要果斷地代表民眾的利益，收回被少數人占有的母權試錯權，但新自由主義顯然缺乏這樣的“剎車系統”。

三、基于新權利范式重新詮釋非洲推行的“結構調整計劃”

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前期，黑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較快。但至70年代中期，受到石油危機和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變動等影響，眾多黑非洲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嚴重的衰退，非洲統一組織認為危機的起因是殖民遺留的惡果和國際經濟舊秩序。非洲國家雖然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強調集體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經濟，〔31〕但美國等國卻利用非洲經濟發展的困境，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新自由主義理念強加給非洲。1981年，世界銀行發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發展的行動綱領》(史稱“伯格報告”)，〔32〕認為非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其經濟發展決策失誤所致，因此有必要對非洲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該計劃的核心思想是新自由主義?！安駡蟾妗笔艿搅耸澜玢y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國家的支持。同年，美國學者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的專著《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為非洲結構調整進一步提供理論基石?！?3〕1982年至1984年，黑非洲爆發了持續3年特大干旱，受災的34個國家中，有24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糧荒。非洲對外部的依賴進一步加深。趁此“機遇”，1984年，世界銀行出臺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持續發展而努力》等報告，將新自由主義的理念更為系統地強加給日益依賴于外援的黑非洲?！?4〕20世紀80年代，大約有二十多個非洲國家按照結構調整計劃行動。至90年代初，參加結構調整的國家已達到三十多個，占了黑非洲國家的75%以上。由此可見，結構調整計劃在黑非洲頗具影響力。

然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結構調整計劃”在非洲實施過程中，已暴露出諸多弊端。非洲國家在堅持《拉各斯行動計劃》的原則上，先后提出了“1986-1990年非洲經濟復興的優先計劃”和“替代結構調整計劃的非洲方案”，這些方案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結構調整計劃”相比，更注重非洲國家的具體情況，既考慮市場機制的作用，又不放棄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等。但這些方案與《拉各斯行動計劃》遭遇同樣的命運，均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否決了?！?5〕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視非洲各國的國情，甚至威脅說:“不接受我們的條件，你們將一分錢也得不到，沒人會給你們錢?！薄?6〕而為了幫助馬拉維所有商品的進出口貿易都實現自由化，世界銀行專門向它提供6900萬美元的專項貸款?！?7〕西方國家為何對于愿意實現自由化的小國馬拉維如此“慷慨”?在新權利范式看來，西方國家基于新自由主義提出的“結構調整計劃”的核心是:如何掌握非洲國家經濟領域免受政府干預的母權試錯權?

眾多非洲國家獨立之時，大多采取了“國有化”政策，把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如銀行、交通部門、礦山以及重要工廠等外資企業收回國有。這意味著發展經濟的母權試錯權被國家所控制。國家能否合理地行使試錯權，關系到該國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等子權能否較好地得到保護。西方國家雖然控制了非洲初級農礦原料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但畢竟與直接控制該國資源配置的試錯權不同。結構調整計劃提出國企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就是逼迫非洲國家將經濟領域的試錯權放回市場，同時又允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參與市場競爭。西方國家借助強大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完全可以輕易地奪取整個非洲經濟領域的母權試錯權，進而以侵犯人權的方式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在私有化過程中，非洲國家國有資產流失嚴重，造成國內貧富懸殊，種族矛盾惡化;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可直接控制該國的經濟部門且免受政府的行政監管——違背相互賦權的原則，是嚴重的侵權行為。一個國家非本土企業占有相當規模之時，原有的再分配體系已被打破，而新的“再分配”體系可能涉及兩個國家或多個國家，卻未能得到建立——這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盲點。

新自由主義把自己打扮成普世價值觀，非洲亦未能從理論層面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實質是一個新殖民理論，但其在實踐上必然是使眾多非洲國家面臨巨大的危機:“看看當今的非洲國家，人們就會發現情況正在急劇惡化:教育下降，衛生保健水平下降，基礎設施幾乎崩潰?！薄?8〕肯尼亞反對黨領導人奧丁加指責世界銀行對肯尼亞進行訛詐，認為世界銀行以提供貸款為誘餌，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其中包括強迫肯尼亞廉價拍賣關系國計民生的國家電信公司，充分暴露了西方對肯尼亞實施新殖民主義統治企圖?！?9〕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指出，結構調整即使對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那么，窮人也無法從中獲益，因為結構調整中沒有任何保護窮人的措施?！?0〕在新權利范式看來，結構調整計劃原本就是侵犯多數人權利的理論體系。窮人作為大多數，就是被侵權的對象，在結構調整計劃中自然不會出現保護窮人的措施。西方經濟學強調私有化和市場化有助于資源優化配置，但問題是這種優化配置被掌握試錯權的西方國家所壟斷，而不是在非洲人民手中。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掌握黑非洲某經濟領域的試錯權——該權利來自民眾的授予。當西方外企掌握該領域的試錯權獲得超高額的利潤之時，民眾應有權利要求其賦利。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不管窮人的做法本身就是侵權行為。此外，就非洲農業而言，“伯格報告”說，“農業是非洲經濟的心臟。農業生產是決定非洲經濟發展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薄?1〕但問題是，結構調整計劃要求非洲國家壓縮國營部門，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也就是失去政府對其的保護，在國際領域完全喪失了競爭優勢。贊比亞農業部長憤怒地指出:“我們吸取了慘痛的教訓。你看歐洲和美國，它們在補貼農業，但它們卻對我們說，‘不要補貼農業!’你問它們——為什么會有雙重標準?……在最重要的問題上，它們真的一敗涂地?！薄?2〕西方國家的農業政策充分顯示了新自由主義的虛偽性。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利用四個步驟“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把黑非洲帶進了地獄般的困境?！?3〕美國等國利用自由的名義，掌握黑非洲國家經濟領域的試錯權，摧毀其經濟命脈中本該保留的試錯能力，于是黑非洲就只能邁向地獄了。既然結構調整計劃失敗了，是否應該停下來反思呢?美國等國利用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是掌握黑非洲國家經濟領域更多的試錯權，所以非洲各國結構調整失敗之后，他們反而會索要更多的試錯權:“可一旦他們(IMF)的市場自由化計劃失敗，他們就會要求更多的自由化政策?！薄?4〕黑非洲受殖民的程度進一步加深。由此可見，一個地區或國家，觀念受制于人，將會掉進對方設置的剝削制度中而無法自拔。

四、結 語

20世紀70年代末，如何解決“滯脹”問題，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說，是一個新課題。正如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美國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漸進試錯，進行新一輪的試錯實踐。然而，1980年上臺的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解決“滯脹”的方案是推行新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在新權利范式看來，被打扮成普世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個容許少數人在創新領域侵犯多數人人權的理論。當新自由主義向全球推廣之時，美國等國家就有機會掌握別國經濟領域的母權試錯權，進而以侵犯人權的方式獲得利潤的最大化。黑非洲不幸成為第一個被美國等西方勢力用新自由主義“再殖民”的大陸。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2008年金融危機標志著美國立國之本“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眾多非洲國家開始“向東看”。中國道路對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何重要意義呢?從新權利范式來看，被打扮成普世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其倡導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掌握別國經濟領域的母權試錯權，卻未對該國政府和民眾賦權和賦利，所以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不僅不是普世價值觀，而且是個侵犯人權的理論，是一個頗為精致的新殖民理論。中國沒有接受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等于說避開了被其“再殖民”的陷阱。這是中國現代化道路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認清新自由主義的真實面目，有利于增強中國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

注釋:

〔1〕呂薇洲、易艷華:《“占領”運動、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山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

〔2〕胡美、劉鴻武:《意識形態先行還是民生改善優先?——冷戰后西方“民主援非”與中國“民生援非”政策之比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0期。

〔3〕戴相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及我國的應對措施》，《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李志輝、王飛飛:《美國金融危機研究綜述》，《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2期。

〔4〕〔美〕大衛·科茨:《目前金融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體制危機》，《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8期。

〔5〕〔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第16-17頁。

〔6〕〔29〕〔英〕弗里德里?！W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74、101頁。

〔7〕顧肅:《自由主義基本理念(修訂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378頁。

〔8〕〔30〕趙光銳:《哈貝馬斯談新自由主義破產后的世界秩序》，《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3期。

〔9〕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3/0509/c117092-21416509.html，2013年5月9日。

〔10〕“ABC模型”最先是由美國楊百翰大學的加加(Geo-JaJa)教授提出來的。

〔11〕〔24〕周志發:《羅爾斯“正義論”的批判與重建》，《學術界》2015年第1期。

〔12〕〔13〕〔14〕〔17〕〔18〕〔19〕〔20〕〔21〕〔22〕〔23〕〔25〕〔26〕〔28〕〔英〕弗里德里?！W古斯特·哈耶克:《自由憲章》，楊玉生、馮興元、陳茅等譯，1999年，第27、30、30、38、33、33、36、75、125-129、127、40、146、75-76頁。

〔15〕哈耶克的“自由權”對應新權利范式的“試錯權”，但本文并未采用“自由權作為母權論與相互賦權論”的提法，因為哈耶克的“自由權”是不能讓渡的，更沒認識到其是一種母權。

〔16〕〔英〕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編:《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陳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頁。

〔27〕〔美〕約翰·威廉姆森:《華盛頓共識簡史》，《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3-67頁。

〔31〕〔35〕〔37〕〔40〕〔41〕〔42〕舒運國:《失敗的改革——20 世紀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結構調整評述》，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160-165、131、150、74、157頁。

〔32〕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An Agenda for Action，Wash.，D.C.:World Bank，1981.

〔33〕〔美〕羅伯特·貝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曹海軍、唐吉洪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1、2頁;嚴磊:《試論新自由主義對非洲發展的危害》，《人民論壇》2013年第20期。

〔34〕薩奇、陳沫:《緊縮型非洲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及其滯脹效應》，《西亞非洲》1989年第5期。

〔36〕黃檢良:《八十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結構調整芻議》，《西亞非洲》1990年第3期。

〔38〕〔39〕http://news.xinhuanet.com/form/20010521/576545.htm，2001年5月21日。

〔43〕〔44〕張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