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出席“新供給2049戰略圓桌”會議時表示,要解決舊常態體制下宏觀調控模式的弊端,應啟動相應的改革,至少應該包括:放寬對中小金融機構的準入,建立和參考“財政脈搏”指標來減少財政順周期調控的傾向,改革地方干部考核體制,引入市場化的國企經理人選拔制度,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國企預算約束的新機制等方面。
馬駿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我國宏觀調控目標應該從保GDP增長逐步過渡到保證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即保證均衡的失業率,這也反映了“以人為本”的政府對民生的關注將逐步超越對GDP的關注的必然趨勢。
他認為應盡量避免刺激的“后遺癥”。他說,“以往實行了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之后,往往帶來如下后遺癥:一是杠桿率上升過快帶來金融風險;二是經濟結構重型化和國企化。所謂重型化就是搞了大量的鐵公基投資以后,許多資金流向基建、地產、重化工業,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包括投資占經濟的比重上升、污染更加嚴重、國進民退加劇等;三是產能過剩嚴重?!?/p>
馬駿表示,中國潛在增長率肯定處于“下臺階”的過程,其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治理環境而導致的成本上升,消費者偏好轉向服務業帶來的生產率下降等。他認為,如果政府的調控目標是就業水平,則應該更多支持消費、中小企業、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