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四書學的該攝系統探析

鄭國岱

（1.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 廣州 510303; 2.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桂林 541004）

馬一浮對朱熹的四書學推崇備至，他說：“為學必先治經，治經必先四書，四書必以朱子《章句集注》為主?！彼€說：“經義如日月，朱注如江河?！盵1]評價之高無以復加。正是基于對四書的推尊，馬一浮精心營構了一個由四書統領的宏大的學術該攝系統①。此系統分為三個層級：最高一層為四書，其中又以《論語》為根本；中間一層為六藝，也即是六經；最基礎一層分兩個平行板塊，一是國學，一是西學。系統中上一層該攝下一層，層層該攝，構成一個機理嚴密的學術體系。當前學術界能看到馬一浮“六藝統攝于一心”“六藝該攝諸學”的思想系統，卻還沒有注意到“六藝”與“心”之間其實還有一個由四書、《孝經》組成的該攝構造，由這個構造，“心”與“六藝”之間才形成一種可以檢諸義理，驗之行跡的真實統攝關系②，并由此，六藝該攝一切學術才有了堅實的學理支撐。

一、以《論語》為四書學根本

在朱熹那里，四書學有其嚴密的理論系統，他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盵2]222其間，《論語》被視為“根本”，其在朱熹四書學中的核心地位是毫無疑問的。因為《論語》是迄今為止記載孔子言行最為可靠的資料，確立了《論語》的根本性地位，也就確立了四書學在儒學中的正統地位。然而，晚清以來，對四書學的內在重心多有調整。例如，康有為把《論語》降格為曾子之學，并且認為：“孔子之教諭莫精于子思《中庸》一篇?！盵3]如此，四書學的重心有巨大的位移。他的學生梁啟超則認為：“《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睹献印纷运我院髣萘σ嗯c相埒?！盵4]雖然沒有把《論語》降格，但是以《孟子》為勢力“相埒”一方，顯然四書學的內部權重也要相應調整。而與康梁同時的王國維也認為要研究孔子的思想“當先研究夫子所研究之《詩》《書》《易》《禮》等古書，及夫子之遺書《大學》《論語》《孝經》，子思之《中庸》，孟子之書等，以考察其說”[5]?！墩撜Z》也只是王國維學術視野中考察孔子思想的眾多路徑之一。章太炎則干脆說：“《論語》者暗昧?！盵6]那絕對是離經叛道要革命的樣子。相比之下，馬一浮卻始終堅持《論語》的根本地位不動搖。

首先，馬一浮以《論語》該攝六經。這就劃設了《論語》之于儒學的直接作用領域，從而也為六經的思想系統設置了一個總括。他說：

六藝皆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后學所傳。欲明其微言大義，當先求之《論語》，以其皆孔門問答之詞也[7]148。

馬一浮先肯定“六藝皆孔氏之遺書”③，這可以當作是對疑古論的一種回應。如此則六藝的學術品位便明確了，至于六藝中摻雜情況顯然是“后學所傳”，瑕不掩瑜，無關宏旨，如此來認識六藝，其崇高便無可置疑。然后再點出要明了六藝的微言大義，那就要求之于《論語》，這樣一來，《論語》為六藝“大義”所在，其地位自然超越在六藝之上。當然，馬一浮還沒有直接說：《論語》該攝六藝。我們的論斷基于三個理由：第一，既然“六藝皆孔氏之遺書”，而“六藝統攝于一心”，那么孔氏之心何以見之，曰：見之《論語》也。因為《論語》“皆孔門問答之詞”，它是孔子師生思想言論最直接最權威的底本，是圣心最真實的體現。第二，馬一浮還說：“《論語》記孔子及諸弟子之言，隨舉一章，皆可以見六藝之旨?！盵7]33意味著《論語》不僅在整體上，而且是隨便一章都可見六藝之心。第三，馬一浮認為，《論語》為六藝之“大義”所在，而“大義者，圓融周遍之義，對小為言”[7]173，“對小而言”“圓融周遍”正是“該攝”。因此，我們可以說：《論語》該攝六藝。

馬一浮以《論語》來該攝六藝，這從他的《論語大義》一書的結構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墩撜Z大義》一書除了前面所附的“群經大義總說”作為“緒言”之外，其主體包括十個部分，分別為：

《論語》大義一（詩教），《論語》大義二（書教），《論語》大義三（禮樂教上），《論語》大義四（禮樂教中），《論語》大義五（禮樂教下），《論語》大義六（易教上），《論語》大義七（易教下），《論語》大義八（春秋教上），《論語》大義九（春秋教中），《論語》大義十（春秋教下）[7]167-226。

由此目錄可見，《論語》一書兼括六藝，因此馬一浮的《論語大義》其實是把《論語》對“六藝”的“該攝”做了非常具體的文本闡發。也就是說，他的心統六藝，其實是圣心統六藝，具體義理落實便有《論語》該攝六藝。

當然，馬一浮始終沒有直接說：《論語》該攝六藝。那是因為《論語》在該攝六藝上起主要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它對六藝的該攝需要四書系統的支持，需要《孝經》作為輔翼。

我們先看四書系統對《論語》的支持。確定了《論語》作為六藝的義理總括之后，《論語》在四書中的根本性地位其實已經毋庸費言。對其余三書與《論語》的關系，馬一浮在《通治群經必讀諸書舉要》中有清晰的闡發。他說：

據《論語》以說六藝，庶幾能得其旨。孟子、荀卿皆身通六藝，然荀卿蔽于修而不知性。唯孟子道性善，言王政，為足以繼《論語》。先儒取戴記《大學》《中庸》二篇以益之，謂之四書，萬世不可易矣。朱注字字稱量而出，深得圣人之用心。故謂治群經必先求之四書，治四書必先求之朱注[7]148-149。

有清一代尊荀運動中，荀卿大有把孟子取而代之的趨勢，此間，馬一浮以“性善”、“王政”為標準，定位了《孟子》承繼《論語》的正統地位，《大學》、《中庸》則成為孔孟的輔翼。如此一來，四書內部也形成一個以《論語》統領的密不可分的思想系統，而有了《孟子》、《大學》、《中庸》的輔翼，《論語》對六經微言大義的闡發便更完整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論語》對六經的該攝便可以視為四書對六經的該攝，這也就是“治群經必先求之四書”的道理。

馬一浮此種四書學內部系統構成的安排其實是嚴格遵照程朱四書學的路徑而來的。程頤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墩撜Z》《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盵8]46程頤把《孟子》擺在《論語》之后，并非梁啟超等人那樣把兩者并列的意思，它其實就是對《孟子》道統地位的確認。因為，在程朱的四書學系統里面，《論語》 才是“根本”。至于孟子，“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學已到至處?！盵8]216也就是說，從個人修為的境界看，孟子和孔子相比，還是有一段距離。但為什么讀了《論語》《孟子》，六經便可以“不治而明”？原因程頤并沒有展開分析，而馬一浮對四書該攝六經的論述正是對此做了闡發，這是他對程朱四書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二、以《孝經》輔翼《論語》

引入《孝經》輔翼《論語》，這是馬一浮對程朱四書學的一個發展，或者說補充。朱熹對《孝經》并不怎么重視，《朱子語類》記載：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理會過？”曰：“此亦難說。據此書，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聞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綴緝而成?！盵2]1921

顯然，朱熹不重視《孝經》的原因是因為在他看來，《孝經》主要是“后人綴緝而成”，不足以反映孔子的真實思想。

然而，馬一浮卻十分重視《孝經》，他說：“吾人性德本自具足，本無纖毫過患，唯在當人自肯體認。與其廣陳名相，不若直抉根原。故博說則有六藝，約說則有《孝經》?！缎⒔洝分x，終于立身；立身之旨，在于繼善成性?！盵7]228

《孝經》與六藝這種“約”與“博”的關系如何理解呢？ 馬一浮說：

六藝皆以明性道陳德行，而《孝經》實為之總會。德性是內征屬知，（非聞見之知。）行道是踐履屬行；知為行之質，行是知之驗；德性至博而行之則至約。當其行時全知是行，亦無行相可得。（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笔菬o行仁義之相也。）故可以行攝知，以德攝德，以約攝博。如耳目口體并是心攝，視聽言貌并是思攝，制度文為并是禮攝，家國天下并是身攝。明此則知《詩》、《書》之用，《禮》、《樂》之原，《易》、《春秋》之旨，并為《孝經》所攝，義無可疑，故曰孝德之本也[7]229。

馬一浮認為，《孝經》是六藝的“總會”，也就是《孝經》對六藝有該攝的意義。具體而言，《孝經》與“六藝”的關系就是三個“攝”：“以行攝知”“以德攝德”“以約攝博”。也可以說《孝經》具備“行”“德”“約”三個特性，因而“六藝”之“用”“原”“旨”皆為《孝經》所攝④。

所以，馬一浮說：

大哉《孝經》之義，三代之英，大道之行，六藝之宗，無有過于此者。故曰：“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自漢以來，皆與《論語》并稱，先儒雖有疏釋，其于根本大義，似猶有引而未發，郁而未宣者。故今繼《論語》之后略說此經，此為向上提持之要，使學者知六藝之教，約歸于行，而后于時人誣罔之說，可昭然無惑也[7]229。

因為“無有過于此者”，所以《孝經》“與《論語》并稱”。那么這種“并稱”的關系如何理解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孝經》“約歸于行”?！靶小笔邱R一浮推崇《孝經》的重點，這和他闡發《論語》的重點是不一樣的。一樣是該攝六藝，但《論語》的“該攝”重點是“知”上的“微言大義”，而《孝經》的“該攝”重點在“行”上的“踐履屬行”，兩者的關系是“知為行之質，行是知之驗”，那么“質”在“驗”前，《論語》是要優先于《孝經》的。

其次，從“六藝之旨散在《論語》而總在《孝經》”[7]18來看，則《論語》義理富贍，而《孝經》義理簡約，如果以四書來對比那就更明顯。所以《孝經》的特點是“約”，《論語》的特點是“博”，以約攝博的話，則《孝經》該攝《論語》。但是，從“治經必先四書”來看，則四書在學理次第上要優先于《孝經》。因此它們之間不是一種該攝關系?！缎⒔洝分凹s”所對應的“博”是六藝之“博”，而非《論語》或者四書之“博”。它們對六藝的該攝上主要是分工的不同，如此《論語》不在《孝經》之后。

第三，從《〈孝經〉大義》一書與《〈論語〉大義》一書的內容上看，《論語》對六藝的該攝更為直接，《孝經》主要起一種“向上提持”的作用?！丁葱⒔洝荡罅x》除了“序說”，現缺第三章，就只有“一略辨今古文疑義”“二釋至德要道”“四釋三才”三章。從內容上看，主要是從德行上對六藝進行“提持”，論述比較空泛，而且缺乏全面具體的對應關系的分析，所以《孝經》在對六藝的該攝上和四書相比應該處在第二位的，六藝微言大義的闡發還是要靠《論語》，要靠四書。

因此，雖然“并稱”，但實際上《孝經》是輔翼《論語》的，我們可以把《孝經》當作以《論語》為核心的四書學系統的擴展。這就是我們依然把這個系統稱為四書學該攝系統的原因。不過，既然《孝經》 高于六藝，那么事實上便形成一個由四書與《孝經》組成的“五書”構造，這顯然是馬一浮對程朱四書學的重要發展。當然，以對《孝經》、《論語》、六藝的關系的認知而言，馬一浮的認識并非獨創。錢基博也說：“惟朱子特標《四書》以約《五經》之旨歸；而漢學則揭《孝經》以見《六藝》之總會?！盵9]因而，在新“五書”的構建上，錢基博還要更早。但是，馬一浮進一步拓展了新“五書”的學術價值，以新五書該攝六藝，以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這是錢基博沒有做到的。

三、以六藝該攝國學

確立了四書對六藝的該攝關系之后，馬一浮又以六藝該攝國學，這也可以看作是關于四書在國學系統中崇高地位的認識。自西方學術強勢輸入中國之后，中國傳統學術抱團取暖，于是相對于“西學”的“國學”自覺被提了出來。梁啟超說:“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盵10]西學轉入的成功必然要借助國學，這代表了當時人們在西學東漸語境下對國學重要性的認識。

馬一浮雖然不太贊同“國學”這個命名，但是“今為隨順時人語，故暫不改立名目。然即依故有學術為解，所含之義亦太覺廣泛籠統，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彼?，“現在要講國學，第一須楷定國學名義?！盵7]12“國學”的名義如何界定呢？

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者，即是 《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7]12-13。

由此看來，為什么六藝能夠該攝諸學呢？因為六藝為諸學之源，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而且六藝與諸學之間并不是互溶的關系，而是六藝對于諸學的單向該攝，也正因此六藝可以成為一切固有學術的代表。這正是馬一浮“治學要先治經”的理由所在。

馬一浮所謂“一切固有學術”其實有一個特定的內涵。他在《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中說：“何以言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約為二門：一、六藝統諸子，二、六藝統四部。（諸子依《漢志》，四部依《隋志》。）”[7]15這樣的內容其實都是國學范圍內的。

先看“六藝統諸子”。馬一浮認為：“墨家統于禮，名、法亦統于禮。道家統于易?！边@是他關于墨、名、法、道四家學術根源的辨識。至于其他各家馬一浮認為：縱橫家，“其談王伯皆游辭，實無所得，故不足判”；雜家，“亦是得少失少”；農家與陰陽家“雖出于禮與易，未流益卑陋無足判”。最后馬一浮的結論是：“觀于五家之得失，可知其學皆統于六藝，而諸子學之名可不立也?！盵7]17-18這樣的結論顯然有點武斷了，諸子之學不僅內容源于六藝，現在連形式上的名也得取消了。

再看六藝統四部。四部即是經史子集，其中的“經”原來就包括六藝和四書，如此一來，六藝統四部在邏輯上就混亂了。馬一浮的處理辦法是：“今定經部之書為宗經論、釋經論二部，皆統于經則秩然矣?！蹦敲春握邽椤白诮浾摗?，何者為“釋經論”？馬一浮解釋：

六藝之旨散在《論語》而總在《孝經》，是為宗經論；《孟子》及二戴所采曾子、子思子、公孫尼子諸篇，同為宗經論；《儀禮喪服傳》子夏所作，是為釋經論；三傳及爾雅亦同為釋經論；《禮記》不盡是傳，有宗有釋；《說文》附于《爾雅》，本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之遺如是，則經學、小學之名可不立也[7]18-19。

經部之中，宗經論的地位顯然更為崇高，而有了宗經論和釋經論兩部，經學、小學的名也可以取消了。從取消諸子學到取消經學，馬一浮為它們找到六藝這一總根源，其實間接地提升了諸子學的地位，因為諸子學與傳統經學的很大一部分地位平等了。這其實是對晚清民國時期諸子學地位上升的一種適應。

四、以六藝該攝西來學術

劉夢溪先生說:“國學是與‘西學’相對應而產生的一個概念。這就如同‘中國文化’一詞，也是晚清知識分子面對域外文化的沖擊，繼而檢討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使用的語詞?！盵11]因此，“國學”如何因應“西學”其實是每一個晚清民國思想家都無法回避的問題。那么馬一浮如何來認識“國學”與“西學”的關系呢？

首先，馬一浮認為不能把國學拿來與西學做簡單的比附。龔鵬程先生說：“從當代史學界的眼光看,整個國學運動,不過是一場中國學術模仿西學,進而將自身融入西學之過程。馬一浮卻是極特別的例子。他本人無疑甚通西學,但他瞧不起西學,論國學更深以比附西學為戒?！盵12]這樣的論斷無疑是貼切的，例如，馬一浮在給程澤溥的一封信中就曾經說：“足下既嘗師劉宥齋（筆者注：劉咸炘）先生，備聞師說，其言必有所本。劉先生之書雖未盡見，偶見一二種，亦深嘆其博洽。但好以義理之言比附西洋哲學，似未免賢智之過?！盵7]326-327劉咸炘先前是程澤溥的老師，其人為晚清民國期間四川著名學者，著述頗豐，馬一浮嘆息劉咸炘以中國的義理比附西洋哲學是有點聰明過頭了。他提醒程氏要注意“中土先哲本其體驗所得以為說”，所以要“求己為先，多聞為后”，也就是要程氏注意中學與西學的不同，不要簡單比附。

其次，不能以西方科學方法來整理國學。當時不少人主張以西方科學的方法來整理國故，馬一浮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一封信里面說：“今曰以科學方法研究儒學,將以建設新文化,組成大同文化之新統系,綜貫世界一切科學,此在足下之理想則可,若謂遂能建設,立求實現，言未可若是其易也?！币晕鞣娇茖W方法為主來統領整理儒學為什么不可以呢？馬一浮認為：“今時科學哲學之方法，大致由于經驗推想觀察事相而加以分析，雖其淺深廣狹所就各有短長，其同為比量而知則一?；蛞蚩嗨剂λ魅琪笾辰寂?，或則影響揣摩如猿狙之求水月，其較勝者理論組織饒有思致可觀，然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以視中土圣人始條理，終條理之事，雖霄壤未足以為喻?！盵7]341西方科學方法重在外求，所以其學難免支離破碎；中學重在內求，所以能夠始終條理。以支離破碎之科學方法倒過來整理始終條理的中國學術，顯然是本末倒置了，馬一浮的潛臺詞是：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以中學來整理西學。

第三，我們必須以六藝來統攝西學。馬一浮說：“六藝不唯統攝中土一切學術，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舉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學可統于《易》，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可統于《春秋》。因《易》 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現象者皆屬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類社會一切組織形態者皆屬之?！盵7]25不僅六藝之中只要《易》和《春秋》便可以統攝西方自然、社會兩大科學系統，甚至在馬一浮看來，我們還應該把六藝之道向全人類弘揚，這懸義更高了。他說：

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唯其為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改為；）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而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業[7]26-27。

在一個人人皆以西方馬首是瞻的年代里，馬一浮竟然要以六藝統攝西方學術，甚至認為六藝之道之弘揚不能局限于國內，要把它向全人類弘揚，以此“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這不能不說馬一浮有著高度的文化自信。

當然，馬一浮的文化自信也并非妄自尊大，他有他的理由，他一方面是看到西方社會的深層文化矛盾，他說：

西洋法律不許虐待動物,此有似于仁政,所謂推恩已及于禽獸而功不加于百姓者也。登公交車,壯者必讓老者,男子必讓婦孺,亦有敬老慈幼之心焉。而父子、夫婦異財,恩義至薄,如賈誼譏秦俗好分異,兄借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詬誶,此真夷狄之道也[13]。

這段話揭示西方文化親于外而疏于內的品性，因此縱然有善，背離正常人情，不過是“夷狄之道”。批評辛辣，而實在切中肯綮！另一方面馬一浮還看到國學的弘揚對民族自強，救己救人的迫切性。他說：

從前論治，猶知以漢唐為卑。今日論治，乃惟以歐美為極。從前猶以管、商、申、韓為淺陋，今日乃以孟索里尼、希特勒為豪杰，以馬格斯、列寧為圣人，今亦不暇加以評判。諸生但取六經所陳之治道，與今之政論比而觀之，則知碔石夫不可以為玉，蝘蜒不可以為龍，其相去何啻霄壤也。中國今方遭夷狄侵陵，舉國之人，動心忍性，乃是多難興邦之會。若曰圖存之道，期跂及于現代國家而止，則亦是自己菲薄[7]10。

馬一浮在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勢力囂張的時候，毫不客氣加以貶斥，無疑彰顯了他作為思想家、史學家的遠見卓識。他把本民族的學術看得如此的重要，我們不難體會到他是有一種擔負人類苦難的濟世救時情懷的人。而他在此種情懷中始終支持的，念念不忘的是“六經”，而“六經”為四書所統攝，前文已有論述。則我們可以斷論：于馬一浮看來，四書可以統攝六經，六經統攝一切西來學術，則四書可以統攝西學也。

綜上所述，馬一浮由朱熹的四書學出發，以四書該攝六藝，再以六藝該攝國學，最后還以六藝該攝一切西來學術，以一個機理嚴密的該攝系統確立了四書學在一切學術中至高無上的統領地位。此種貌似專斷的學術取徑一方面樹立了終極的信仰； 另一方面在客觀上也就抹平了儒學與諸子學的壁壘，乃至跨越了中學與西學的鴻溝，因為在六經之下，諸學平等。這對我們今天化合中西，貫通古今，追求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在文化建設路徑取舍上很有啟發。

注釋：

① 朱熹也使用“該攝”一詞：“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 ’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保ā吨熳诱Z類》卷九十九：張子書二）后來《宋史·李侗傳》 敘述李侗跟隨羅從彥學習，“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庇纱丝磥?，“該攝”首先是以大攝小，其次是能夠一以貫之，然后還要有條理性等等。

② 例如，成中英先生分析馬一浮“心統六藝”思想的時候批評說：“沒有任何分析的解說與闡釋，因而其說顯得籠統而模棱，必須加以疏導才能見其真章。馬氏有整合宋之理學與明之心學之意，或可歸宗于陽明?！背上壬参茨茏⒁獾今R一浮在“心”與“六藝”之間的的該攝構造。（成中英《馬一浮的“六藝心統說”與儒家經學的哲學意涵》，刊于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 期，頁29）。也正因為“心統六藝”說過于籠統，故本文以四書為該攝系統最上一層來論述。

③ 梁啟超有《要藉解題及其讀法》（見于《讀書指南》，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一書，對此就多有辯證。

④ 以《孝經》統攝六藝的觀念其實由來久遠，并非馬一浮首創：“鄭玄《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保ㄞD引自邢昺《〈孝經正義〉序疏》，見于《十三經注疏》（全二冊），阮元刻，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2539。）

[1]馬一浮.四書纂疏跋[J].志學月刊，1942（10）：7-8.

[2]朱熹.朱子語類[M].（宋）黎靖德，編.楊繩其，周嫻君，校.長沙：岳麓書社，1997.

[3]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5 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69.

[4]梁啟超.讀書指南[M].北京：中華書局，2010：3.

[5]王國維.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M].佛雛，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25-26.

[6]章太炎.章太炎全集 （三）[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34.

[7]馬一浮.默然不說聲如雷·馬一浮新儒學論著輯要[M].滕復，編.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8]朱熹.四書集注[M].王浩，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9]錢基博.序言[M]//錢基博.四書解題及讀法.長沙：岳麓書社，2013：6.

[10]梁啟超.飲冰室合集[M].文集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104.

[11]劉夢溪.論國學[J].中國文化，2006（2）：11-27.

[12]龔鵬程.馬一浮國學觀及其特色[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17-24.

[13]馬一浮.馬一浮集[M].虞萬里，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