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打牲烏拉兩衙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姜 盼

(長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130032)

打牲烏拉，滿語為“布特哈烏拉”?！安继毓?，譯言虞獵也;烏拉，江河也。故有打牲烏拉之稱”［1］，合起來即為“江河漁獵之地”之意。打牲烏拉一帶被清朝歷代統治者視為其發祥地。自清入關后，清廷便將這一區域劃為禁地，專門為皇室采捕東珠、鱘鰉魚、人參等貢品，并在該地區相繼設立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與烏拉協領衙門，直接隸屬于內務府，“不與駐防衙門干預”。在兩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從最初僅擁有數百人的采捕機構，逐步發展為治理數萬人口的地方管理機構，為東北地區的早期開發與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金恩暉在吉林省圖書館藏線裝書庫中發現《打牲烏拉志典全書》，并將其整理出版，掀起了學界對打牲烏拉的研究熱潮。近年來學界關于打牲烏拉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一、對打牲烏拉的兩衙門的研究

(一)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研究

1.著作中關于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研究

光緒十年(1884)，打牲烏拉總管云生、翼領英喜等修纂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2］為打牲烏拉研究提供了權威性的史料。書中記載了打牲烏拉衙門的人員構成及各項章程、打牲烏拉衙門的主要工作內容、打牲烏拉衙門采捕的疆界范圍、打牲丁參與的邊事，并記錄了從康熙朝到光緒朝打牲烏拉衙門的大事，以及打牲烏拉的學校、選舉、兵防等相關事宜。光緒十七年(1891)，由打牲烏拉總管云生、翼領全明等修纂的《打牲烏拉地方鄉土志》［3］對打牲烏拉地區的建制沿革、疆域、教育、文化、經濟等作了介紹，為研究打牲烏拉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徐鼐霖《永吉縣志》［4］中的“打牲烏拉歷任總管沿革始末記”、“打牲烏拉考”對打牲烏拉地區歷任總管設置及任職時間進行了梳理，并對烏拉總管的級別沿革作了詳細的描述。佟冬在《中國東北史·清代東北》［5］中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設置、牲丁來源、貢品采捕等作了介紹。孫乃民在《吉林通史》［6］中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設置與組織、職能、采捕的組織與管理、打牲烏拉兩衙門的比較等作了探討，但未對制度變化及其原因進行深入研究。尹郁山的《烏拉史略》［7］對牲丁編制、俸祿及貢品種類進行了分析，對蜂蜜、松子等貢品作了介紹，尤其提到康熙與乾隆兩次視察烏拉地方，彰顯出打牲烏拉在清代的重要地位。關志偉的《話說烏拉》［8］作為一種普及性讀物，通過故事性的敘述對打牲烏拉地區的由來、物產、風土人情等方面作了介紹，具有一定的價值。金恩暉《打牲烏拉志典全書注釋及其研究》［9］收錄了《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最新校釋本，并就近年來學界關于打牲烏拉的研究進行分類整理，為推進打牲烏拉研究做出了積極貢獻。

2.論文中關于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研究

金恩暉的《談新發現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烏拉志典全書〉》［10］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由來、總管任命、官員品級設置、《志典全書》的編修等作了梳理，提出《志典全書》作為吉林地方史的志書，對清代東北地方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遺憾的是缺少第三卷。趙東升《〈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補佚》［11］依據家傳的手稿，彌補先前發現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缺第三卷的遺憾。楊永耀《清代采貢中心打牲烏拉》［12］指出在清入關后“烏拉一地的打牲生產，由地方鄉貢發展成為國家直接經營的東北采貢中心?！痹撐氖崂砹舜蛏〉膩碓?、組織和管理等問題，肯定了打牲丁在抗擊沙俄入侵時做出的積極貢獻。金恩暉的《對中國清代打牲烏拉地方研究史料綜述》［13］指出《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補充與更正了其他史料中關于打牲烏拉地區的記載不全或訛誤之處，為今人研究清代東北地區的經濟、政治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張曉光的《打牲制在清史、東北史中的地位概述》［14］揭示了打牲烏拉由數百人的納貢基地逐步發展為擁有數萬人口的地方重鎮的歷程，以及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對當地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深刻影響。張琛的《打牲烏拉與打牲烏拉衙門的設立》［15］探討了打牲烏拉衙門從初創到發展再到衰落的歷史進程。王雪梅的《清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研究》［16］以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作為考察對象，探討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職掌、歷任總管沿革、牲丁的來源及管理、打牲烏拉衙門的衰落原因和歷史地位等問題。楊峰、靜軒的《吉林打牲烏拉衙門和清宮祭祀》［17］指出打牲烏拉衙門除為皇室供應東北特產方物，還向皇室提供種類繁多的祭祀用品。

(二)烏拉協領衙門的研究

目前，學界對烏拉協領衙門的研究較為薄弱?！洞蛏鼮趵镜淙珪?、徐鼐霖的《永吉縣志》均記載了烏拉協領衙門的設置情況。孫乃民的《吉林通史》對烏拉協領衙門的設立情況作了記載，并對兵丁作了統計，指出烏拉協領的職責為“在無戰事征剿時，遇有采捕之年，應派兵捕打細鱗魚、鱘鰉魚、五色雜魚、松子、蜂蜜等差。在兵事方面隸屬于吉林將軍，時而受命單獨應征，時而受命與吉林城兵合股出征?！睆堣〉摹洞蛏鼮趵c打牲烏拉衙門的設立》［18］對烏拉協領的設置及歸屬作了梳理，提出協領衙門是“亦兵亦丁，雙向管理”的雙重體制，并對烏拉牲丁的軍事職能作了研究。

二、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建立時間

學界關于打牲烏拉的設立時間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趙東升的《九臺市羅古屯趙姓滿族歷史溯查》［19］依據《依爾根覺羅氏家譜》，認為打牲總管衙門設立于太宗天聰七年(1633)，富察氏·邁圖為首任總管。

第二，石光偉的《〈石氏家譜〉對于清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研究史料的新補充》［20］依據《石氏家譜》的相關記載，認為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始設立于順治元年(1644年)，并確定當時的負責人為吉巴庫。

第三，金恩暉的《談新發現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烏拉志典全書〉》［21］依據《打牲烏拉志典全書》所載“順治十四年將邁圖放為六品總管，伊子布特庫改為六品翼領”［2］，認定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設立于順治十四年(1857)。張曉光的《從＜付察哈拉家譜＞談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形成》［22］結合付察氏家譜及《打牲烏拉志典全書》、《永吉縣志》、《吉林通志》的相關記載，不同意石光偉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始設于順治元年的說法。作者認為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設立時間應該為順治十四年(1857)。目前學術界均持此觀點。

三、打牲烏拉貢品的研究

打牲烏拉作為清廷的行獵納貢基地，其首要職責是采捕貢品。打牲烏拉需要采集的貢品種類較多，學術界已有的相關研究側重于對打牲烏拉采捕人參、東珠、蜂蜜、魚等貢品的考察。

關于人參。金恩暉的《清代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兼對日本學者有關研究史料的訂正》［23］依據《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訂正了日本學者川久保悌郎《對清朝人參采集制度的一種考察》［23］關于打牲烏拉衙門僅是為清廷采參的服務機構的錯誤認識，指出打牲烏拉衙門不僅為清廷采集人參，同時還采集蜂蜜、東珠、魚、松子等貢品。川久保悌郎的《關于新史料〈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發現》［24］對金恩暉為其斧證觀點予以接受。趙郁楠的《清代東北參務管理考述》［25］闡述了打牲烏拉衙門中采參丁的來源、獎懲制度、衰落等，并指出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是清代唯一一個專門從事人參采集生產的組織，是享有一定采參特權的皇室采參機構，從而確定了打牲烏拉衙門在參務上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關于東珠。趙雄的《關于清代打牲烏拉東珠采捕業的幾個問題》［26］分析了東珠采捕由盛到衰的原因:其一，清前期大肆采捕，以致庫存積壓;其二，東珠是自然產出，連年采捕造成資源匱乏;其三，清政府財政衰敗，幾度停止采捕活動。王雪梅、翟敬源的《清代打牲烏拉的東珠采捕》［27］介紹了采珠的獎懲制度。汪玢玲、陶金的《打牲烏拉貢珠與東珠故事》［28］梳理了關于東珠的早期文獻，對貢珠的采集方法及采牲丁的來源情況進行了具體描述，并從民俗學的角度講述了與東珠相關的民間傳說故事，表達了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關于蜂蜜。歷延芳、陳東梅、葛鳳晨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與清朝貢蜜》［29］以志典全書為基礎，指出采捕蜂蜜作為一項采捕職能在打牲烏拉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時介紹了貢蜜的生產及采蜜的組織、獎懲制度等。

關于魚貢。江漢力的《清朝吉林貢品中的烏拉方物》［30］對貢魚中的魤魚進行了簡單的描述。關云蛟的《打牲烏拉鱘鰉貢》［31］對鱘魚的特點、習性等作了介紹。林明堂的《打牲烏拉的經營范圍及其經濟性質》［32］指出捕黃魚的季節。汪玢玲、陶理的《清代烏拉魚貢》［33］以《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等地方志為基礎，主要對打牲烏拉衙門貢魚(哲羅魚、鱒魚、鰉魚)的捕打進行了論述，同時以鱘鰉魚的養殖及朝貢為例，對打牲烏拉魚貢作了論述。嚴義的《清代烏拉總管衙門采捕——兼說牲丁的社會地位》［34］對鰉魚采捕的季節和用大網及鐵叉于江面上捕魚作了簡要介紹。陸姝的《清代吉林打牲烏拉魚貢研究》［35］將打牲烏拉的魚貢及打牲烏拉的魚丁作為切入點，研究了貢魚的采捕種類、用途、數量、存儲、運輸等，并對漁丁的來源、管理、獎懲制度、建制與職責進行了細分，對打牲烏拉的魚貢職能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并提到打牲烏拉所捕貢品不僅被用于清廷日常用度，還被用于廟壇、陵寢的祭祀。

四、打牲烏拉其他相關研究

(一)打牲烏拉衙門官員研究

章佳·郁山的《關于清初置“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等幾個問題的補訂》［36］對烏拉地方最初設“嘎善”(即鄉、村之長之意)的年限問題作了探討，認為后金天聰三年(1629)清政府為管轄烏拉之地派“邁圖”出任，繼而提出在設立打牲烏拉總管衙門之前，曾在烏拉地方設置“三旗佐領”，并對設立之初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主要職權作了歸納:“一是繼管戶籍檔案;二是日理打牲采捕事宜;三是負責筑造總管衙門;四是籌工筑城”。尹郁山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補訂及考析》［37］以邁圖嫡系子孫所藏《傅氏族譜》為依據，對《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部分內容進行了補訂，確定了邁圖于后金天聰四年(1629)被授“嘎善達”。傅柏齡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補訂”之補正及穆克登其人其事》［38］指出穆克登在任打牲烏拉總管期間對打牲烏拉地區的地方經濟文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還實地踏察中朝邊界中國一側，對后來繪制《康熙皇輿全覽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二)打牲烏拉禁地管理研究

那個張的《打牲烏拉捕貢江界圖》［39］以吉林省檔案館珍藏的“打牲烏拉捕貢江界圖”為依托，對打牲烏拉與蒙古王公在松花江上游水域因捕打貢魚和墾荒的江界之事經常發生爭執進行了介紹。為解決糾紛，清政府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光緒十三年(1887年)、宣統元年(1909)三次對該區域進行劃界區分，并“立定界碑”。

(三)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舊址研究

李其泰的《對清代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原址的質疑——致金恩暉同志信》［40］對金恩暉與梁志忠校釋的《吉林省地方志考論、校釋與匯輯》一書中提到的四幅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原址照片提出新看法，并實地踏察采訪，認為該組照片為打牲烏拉總管云生府邸。張曉光的《關于永吉縣烏拉街“后府”遺址的調查報告》［41］進一步確認永吉當地群眾稱之“后府”的建筑即是打牲烏拉總管云生之府邸，而非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舊址。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大部分建筑已于民國時期被拆除。

(四)烏拉官莊研究

松濤的《烏拉官莊》［42］對烏拉地區的糧莊作了簡要介紹，指出打牲丁除打牲外兼事農業。官莊生產糧食交給烏拉總管衙門，并由其自行建倉存儲。對烏拉官莊的研究頗少，且以介紹性內容為主，還需深入研究。

五、結語

近年來，學界對打牲烏拉兩衙門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主要集中于對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的設立及發展概況。學者們充分運用原始檔案材料及新發現的史料，對打牲烏拉兩衙門的職官設置、貢品采捕、貢品種類、禁地管理、職能演變及發展變化等進行研究，對打牲烏拉兩衙門的基本職能及全貌有了較為全面的勾畫，對研究清代東北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由于受史料的限制，一些原始的滿文檔案材料尚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使得一些研究不充分，如對烏拉協領衙門的研究較少。對打牲烏拉兩衙門的官員考核、選調、官學、田賦、稅收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研究。隨著史料的進一步發掘、研究視角的轉換與研究內容的多樣化，打牲烏拉的研究成果會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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