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弗蘭納里·奧康納辭世五十周年
——國內奧康納研究綜述

南昌大學 肖明文

紀念弗蘭納里·奧康納辭世五十周年
——國內奧康納研究綜述

南昌大學 肖明文

弗蘭納里·奧康納是美國最知名的南方作家之一。為紀念她辭世五十周年，筆者系統評述了國內奧康納研究的歷程。我國學界對奧康納作品的譯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但直到2012年，她由于英年早逝而僅創作出的兩部長篇小說和兩個短篇小說集才最終有了中譯本。國內奧康納研究從20世紀末開始加速，進入新世紀后，一些學者運用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多種視角對她的小說進行了解讀，研究內容涵蓋神學、種族、性別和暴力等重要主題。當前國內奧康納研究還存在不足之處，表現在文本解讀深度不夠，原創性有待加強。如果我國學者能在奧康納與國內作家的平行研究以及她對國內當代作家的影響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此類具有本國特色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國的奧康納批評走向世界。

弗蘭納里·奧康納；研究現狀；綜述

1. 引言

美國南方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1925-1964)英年早逝，僅有2部長篇小說和32篇短篇小說傳世，但她的文學成就舉世公認。她的短篇小說多次獲得歐·亨利文學獎，《奧康納短篇小說全集》榮獲1972年全美圖書獎。通常，全美圖書獎只授予在世的作家，但鑒于奧康納的卓越成就，評委會破格授予她此項殊榮。同年，《弗蘭納里·奧康納會刊》(TheFlanneryO’ConnorBulletin)創立，2001年更名為《弗蘭納里·奧康納評論》(TheFlanneryO’ConnorReview)，是全球奧康納研究專家交流切磋的重要平臺。1983年，喬治亞學院與州立大學出版社設立“弗蘭納里·奧康納短篇小說獎”，以鼓勵青年作家創作出優秀的短篇故事。1988年，致力于出版全美最重要、最優秀作品的美國國家圖書館出版《奧康納作品全集》，是該社二戰后出版的第一位女作家作品。

2014年8月3日是奧康納辭世50周年紀念日，為了緬懷這位超凡出眾的作家，一場規模盛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14年7月24至26日在她的祖籍地愛爾蘭舉行。會議由位于都柏林的愛爾蘭諸圣學院(All Hallows College)主辦，大會主題為“弗蘭納里·奧康納與神秘的地方”。在此特殊的時刻對國內奧康納研究加以梳理總結，既有利于我們今后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美國的學界，了解中國奧康納批評的進展和貢獻。

2. 短篇小說譯介以及文本解讀發軔

奧康納從1946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美國本土對她的研究隨即展開。然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國，由于復雜的原因，學界對奧康納的關注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得以開啟。1975年12月，今日世界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原為香港及臺北美國新聞處的內部組織，以推廣美國文化為使命。自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該社出版了兩百余冊譯著，對于美國文學在香港、臺灣地區的傳播產生過深遠影響。出版了溫健騮編譯的英漢對照版《鷓鴣鎮上的杜鵑花季：奧康納短篇小說選》，收錄了她的3個短篇《鴻溝》*短篇小說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的譯名版本最多，除了《鴻溝》這個譯名外，主要還有《匯流》、《匯合》、《殊途同歸》、《識時務者為俊杰》、《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筆者認為最后這個譯名最為貼切。、《莊稼》以及《鷓鴣鎮上的杜鵑花季》。文革結束后，這本單薄的譯作傳入內地，閱讀過此書的人甚少，因而影響十分有限。所幸的是，大陸很快就開始了奧康納作品的翻譯。隨著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恢復外交關系，中國對美國文學的譯介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就在同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當代短篇小說集》，其中收錄了屠珍翻譯的《好人難尋》，奧康納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的標題故事，這是大陸地區第一篇奧康納作品的譯作。該編著廣受歡迎，首次出版便發行了12萬冊，作為編委之一的翻譯家馮亦代曾回憶說：“這是一本翻譯當代美國新小說派作品的選集，可以說是中美建交后第一本出版的美國小說集，隨著這本小說集的出版，中美之間的文學窗戶也為之洞開了”(馮亦代 2000： 55)。1982年，《美國文學叢刊》第3期登載了楊怡翻譯的《人造黑人》。次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收錄了巫寧坤譯的《匯流》，這是奧康納第二個短篇小說集的標題故事。1986年，主萬、屠珍、賀哈定、楊怡四人合譯的《公園深處：奧康納短篇小說集》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篇目涵蓋了奧康納最為人熟知的18個短篇故事。鹿金(原名葉麟鎏)長達13頁的譯序《奧康納：善于用變形手法塑造人物的藝術家》是國內第一篇較為系統地介紹奧康納生平和創作的文章。

早期對奧康納作品的編譯為后來對其文本加以評析奠定了基礎。1987年，錢滿素主編的《美國當代小說家論》單列一章，由黃梅撰文探討了奧康納作品中的暴力情節和寓言特質：“在奧康納的小說中，暴力不僅摧毀了‘正常人’的生活秩序，而且把作者精心構建起來的有一定立體感的生活圖景突然壓扁了，把讀者猛地向平面的宗教寓言世界推去”(黃梅 1987： 281)。1990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吳富恒主編的《外國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五卷)，其中包括王聞、高彬合寫的《弗蘭納里·奧康納》章節，內容已較為豐富。王長榮的《現代美國小說史》(1992)也著重談到奧康納的生平和小說創作。最早在學術期刊上提及奧康納的論文有：張禹九發表在《外語學刊》1991年第6期的《美國南方短篇小說》，蘇暉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3期的《美國南方文學中的“怪誕”現象》。第一篇專門探討奧康納作品的論文是郭頤頓、張穎合著的《論〈格林利夫〉中的認識論和唯我論意識》，發表在《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4年第2期。此文從認識論的角度剖析了短篇小說《格林利夫》的主題是“自然與天啟的關系”(郭頤頓、張穎 1994： 46)。

《外國文學》于1995年第1期登載了5篇關于奧康納的文章，其中3篇由楊立平獨著，一篇為張建立獨著，一篇由兩人合著。其中張建立的《弗蘭納里·奧康納其人其作》雖然只有兩頁，但內容涵蓋面較寬，尤其是那句“她的早逝被認為是自菲茨杰拉德去世以來美國文壇最重大的損失”(張建立1995：44)，為奧康納在國內的接受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他幾篇都是譯文，包括短篇小說《山貓》和《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還有《奧康納書信四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那篇長達7頁的譯文《奧康納作品中的黑人形象與精神啟示》，原作者是美國評論家迪·迪恩·沙克福德，深入探討了奧康納的種族立場，后來國內的相關研究基本上都沿此方向展開。與種族問題一樣重要的性別主題也很快受到關注。杜可富在《弗蘭娜麗·奧康納筆下的寡婦》一文中指出，奧康納通過“表現寡婦這一特殊女性群體，把現代美國社會里的被男性文化掩蓋著的仇女現象推向怪誕和極端，以期給麻木的世俗以強烈的震撼”(杜可富 1996： 50)。

1998年可以算作國內奧康納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有5篇學術論文發表和一部奧康納評傳翻譯出版。其中陳紅薇的《奧康納小說文本中的兩個聲音》和康建秀的《奧康納和她筆下的婦女群評說》深入探析了奧康納筆下的女性人物及其性別觀。陳紅薇發現，奧康納的小說中“隱含著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是傳統主流的聲音，它向人們訴說著女性是弱者的古老故事；另一個則是奧康納作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聲音：在這一聲音里，女性成為關注的中心，一組和男人一樣重要的社會存在，一種被置于時代大潮中進行研究的自然對象”(陳紅薇 1998a： 76)。這一結論得到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可。陳紅薇的另一篇論文《淺析〈母親〉與〈善良的鄉下人〉——安德森與奧康納作品中畸人形象比較》在國內首次采用比較方法來剖析兩位美國小說家刻畫的畸人形象。曾艷鈺的《人的異化與拯救——弗蘭納里·奧康納作品探析》是國內最早深入解讀奧康納的宗教書寫的論文之一。石平萍的《試析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種族立場》在研究奧康納作品的種族問題方面具有標桿作用。1998年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弗蘭納里·奧康納：南方文學的先知》，作者是美國批評家蘇珊·巴萊，譯者為秋海。它以傳記式的寫作手法介紹了作家的生平并對其重要作品進行評析，為下一步的奧康納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史料。20世紀最后一年，石云龍在《試論奧康納短篇小說特色》一文中概括分析了奧康納短篇小說的南方韻味、主題寓意、人物塑造、象征手法等多個方面，文本分析對象涉及之前讀者較為陌生的《遲遇仇敵》等短篇故事。

3. 學術探討逐步深化

新世紀的頭五年，國內奧康納研究依舊保持90年代末的發展態勢。首先要提及的是2001年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周欣翻譯的《智血》，這部譯著的出現為國內更多學者深入研究奧康納的長篇小說奠定了基礎。*該譯著出版后，很快就陸續有學者針對長篇小說《智血》發表評論文章。然而，馬原在2007年出版的《細讀精典》中說，“據說她有兩個長篇，但是沒有中文譯本。我這種不能進行原文閱讀的人，就沒辦法去找她的原著去讀”(馬原 2007： 2)。鑒于此，他在書中關于奧康納這一講(第一講)只談及她的兩個短篇《好人難尋》、《善良的鄉下人》。他把這位女作家定義為“邪惡的奧康納”，同時感嘆道，“奧康納要是不做小說家，真是天理都不容”(2)。在文本解讀方面，這個時期的研究內容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傅景川在《美國南方“圣經地帶”怪誕的靈魂寫手——論奧康納和她的小說》中指出，奧康納在當代美國文壇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是“她打破了南方文學寫‘慘烈的完整的悲劇’的傳統，把對罪惡和人類痛苦的強烈體驗，寫成一個個‘支離破碎’的故事，這不僅宣告了后來發展極盛的自我探索、自我反映小說的原則，更重要的是使美國社會精神文化的憂慮不安獲得一種恰當的表達”(傅景川 2000： 85)。奧康納小說的“哥特式”怪誕、荒誕風格在接下來的幾年成為研究熱點。例如，杜志卿、張燕(2001)分析了《好人難尋》的荒誕主題；石云龍則反駁了“怪誕風格”之說，強調“奧康納作品透出獨特、典型的南方特色，絕無風格怪誕之嫌，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這些獨特生動的美國南方特色，使奧康納成為南方代表作家之一”(石云龍 2001： 32)。同年，楊躍華撰文探討了短篇小說《格林利夫》中的反諷技巧、意象烘托及人物塑造。2002年有3篇論文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奧康納作品中的暴力主題，作者分別是方漢泉、張弘、孫麗麗。雖然他們出發點有所不同，但都把暴力描寫與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進行闡釋。同年，蘇欲曉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盲者與巨形圖像——弗朗納里·奧康納的小說視野》，發掘了奧康納小說內部的兩大焦點，即“近乎失明者”和“大而驚人的圖像”。前者指的是“代表美國‘南方圣經地帶’在宗教世俗化后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和代表現代人文思潮、膜拜理性或虛無的知識分子”，后者由各種暴力場景構成，其暴力方式表現為“或血腥慘烈的毀滅，或怪異離奇的遭遇，或突如其來的難堪和窘迫”(蘇欲曉 2002： 31)。奧康納通過繪制“大而驚人的圖像”，迫使“近乎失明者”正視真實世界。該文涉及面較廣，包括人物刻畫、暴力書寫、宗教救贖等方面，為后續的相關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張燕在2003年發表了3篇奧康納研究論文，其中兩篇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奧康納的作品，另一篇題為《〈慧血〉：奧康納對薩特無神論存在主義自由觀的拒絕》的文章具有特殊意義。首先，它是國內首篇專門探討奧康納長篇小說的論文；其次，奧康納作品中的哲學主題長期被忽視，該文用存在主義作為參照系對文本加以解讀。張燕認為，“奧康納在《慧血》中通過主人公海士爾荒誕不經、痛苦不堪的經歷對薩特存在主義自由選擇觀——‘存在先于本質’、‘人有絕對的自由，人的自由選擇無須是非標準’、‘他人的存在是地獄’等觀點進行了隱喻式的解構和批判”(張燕 2003： 60)。石云龍在《當代外國文學》發表《荒誕畸形 警醒世人——解析奧康納筆下“畸人”形象》，聚焦分析了那些與美國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畸人”形象，指出“奧康納沒有像莎士比亞那樣提供試圖扭轉乾坤的救世主，而是著力暴露出這個扭曲的世界上種種怪誕的陋行，展示著不安的時代意識和畸形的時代痛苦，警世和醒世的意味十分明顯”(石云龍 2003： 116)。谷紅麗揭示了奧康納短篇小說的符號化特征，將這些符號式的人物形象歸為四類：自以為是、愚昧傲慢的救世主形象，異化分裂的荒誕者形象，執拗反叛的孩子形象，博學愚蠢的知識分子形象(谷紅麗 2003： 62-63)。

4. 研究視角日益多元

2005年以降，國內奧康納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期。據筆者統計，2005年至2014年以奧康納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達180多篇，碩士論文51篇，博士論文5篇，其中2篇已修改成專著出版。研究者之眾，研究論文之多，足以說明奧康納在國內已具有較高的知名度。鑒于此番盛景，這里只能遴選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評介，以求從總體上概覽當前的研究態勢。

在這一時期，有學者從縱深方向繼續探討奧康納小說的神學主題，取得不少突破。例如，孫麗麗剖析了奧康納小說世界中的原罪和救贖，認為“奧康納的原罪觀為人們提供了從追求外在的物質享受轉向對內在的精神生活自省的機會”(孫麗麗 2005： 91)；周銘綜合分析了奧康納的暴力書寫和宗教旨歸，指出“暴力視野是奧康納在美國反天主教話語及世俗化進程持續推動物質與精神相‘分裂’的思想背景下所形成的宗教思維”(周銘2014： 50)。另外，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了邁克爾·克雷林教授主編的英文著作《〈慧血〉新論》，書中的研究視角涵蓋宗教信仰、女性主義、拉康心理分析、美國流行文化等多個方面。該編著在美國首次出版的時間是1995年，大約10年后，國內學界也開始嘗試運用多種文學批評方法來解讀奧康納的小說。除了前文談到的女性主義解讀，結構主義敘事理論也得到應用。劉國枝、李佳蓮在《〈人造黑人〉的U型敘事結構》中指出，奧康納“通過借用《圣經》中的U型敘事模式，揭示了海德的人性缺陷及其靈魂由墮落到獲救的過程，而‘人造黑人’作為拓深主題的重要媒介，昭示了南方人在種族問題上所犯下的罪孽以及贖罪和拯救的必要，呼喚著人類同情心的再現和人與人之間精神的調解”(劉國枝、李佳蓮 2005： 693)。洪增流、張文瑜、張蓓等撰文從二元對立、視角切換等方面分析了奧康納小說的敘事框架和風格，從結構主義視角出發探索奧康納的敘事建構頗有收獲，解構主義詮釋的文本意義不確定性也別有新意。張定銓在《文本意義的瓦解與衍生——重讀經典短篇小說〈好人難尋〉》中指出，這個短篇的結尾意在點明小說的主題，即上帝的慈悲無處不在，“但是，文本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借用解構主義的批評方法重讀小說，會吃驚地發現文本總是拒絕關閉，意義在確立的瞬間立刻又自我瓦解”(張定銓 2007： 36)。

近年，從精神分析角度對奧康納作品進行解讀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成果，例如，夏萍、莫莉、馮宜麗分別運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拉康的目光理論、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來探討文本。需要重點提及的是，鄭素杰在2014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視域下的弗蘭納里·奧康納小說研究》。它的重要價值在于，誠如作者所言，此論文“參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將看似個別、偶然的文本癥候歸入一個有機整體框架，從而增強了奧康納研究的科學性、理論性和系統性”(鄭素杰 2014： 35)。原型批評也是近年來奧康納研究中的一大亮點。杜以向將《好人難尋》中的老祖母與約伯、“不合時宜的人”與撒旦進行類比，探討暴力與救贖問題；戴淼的論文剖析了奧康納長篇小說中的意象原型；方海霞、張燕發現《帕克的后背》中帕克的精神成長歷程與《圣經·舊約》里的摩西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論者，如張文瑜、張桂菊等，從巴赫金的文學理論出發，分析奧康納作品中的狂歡化風格和對話性。

楊春在2011年發表了兩篇論文，通過借鑒美國批評家的研究視角來審視奧康納的創作，給國內奧康納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其中《“相遇”哲學視野下的〈智血〉研究》以馬丁·布伯的“相遇”哲學為切入點，通過展現小說所表現的“我—它”及“我—你”關系，詮釋了小說所表達的宗教救贖主題。另一篇論文《后殖民語境下的〈好人難尋〉解讀》以后殖民批評理論為指導，挖掘該小說人物所展現的種族和文化優越感，“另類人”內心的矛盾痛苦以及中心文化與邊緣文化“對話”的失衡。殷雄飛、王文琴在《略論奧康納小說〈慧血〉中的城市表征》一文中指出，“奧康納以個人體驗描述了城市生活的表象，以此折射出美國工業化進程中城市生活普遍存在的物質至上、道德滑坡、人性墮落、物欲橫流以及社會冷漠等大眾意識形態的問題，表現了她對工業文明下城市生活的一種擔憂和恐懼”(殷雄飛、王文琴 2012： 60)。該文雖然沒有直接運用當下較為流行的空間批評理論，但它對小說文本所做的細致分析引出了對城市空間的深刻思考。陳奪、馮麗杰(2013)在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框架下從文本的歷史性出發，研究了《人造黑人》這一文學文本與種族主義及宗教原型這兩個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除了應用各種文學批評理論，也有論者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來分析奧康納的作品。*筆者運用史蒂文·瓦戈(Steven Vago)的社會變遷理論來解讀奧康納的作品，著重分析小說人物對南方社會轉型的應對。發表的拙作有《抱殘守缺抑或與時俱進——弗蘭納里·奧康納短篇小說中的農場主角色探析》(《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新舊思想之間的抉擇：奧康納筆下的南方青年》(《井岡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論奧康納小說中的懷舊主題》(《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這一時期從比較文學角度切入的研究也有新進展。陳細竹、盧睿蓉對比了韋爾蒂與奧康納作品的死亡主題：“如果說韋爾蒂小說中憑借死亡描寫讓人們了解了南方人的生活、命運，從生活的細微處探討人生真諦的話，奧康納就是用她怪誕離奇、肆無忌憚的暴力與死亡表現了對美國精神文化的深刻憂患意識。她們對死亡的描寫目的都是為了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心靈黑暗”(陳細竹、盧睿蓉 2005： 106)?？陆ㄈA則比較了張愛玲的《花凋》與奧康納的《善良的鄉下人》，分析中外兩位女作家在女畸人的創作寓意和刻畫手法上的異同，指出張愛玲通過象征主義手法，對丑陋身體的刻畫揭示了女性生活的困境和無奈，批判的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摧殘；奧康納對身體丑陋的意象書寫更像是宗教啟示錄，揭示的是丑陋的人性本身，借以探索現代社會人性迷失的療救之途(柯建華 2009： 132)。

5. 研究專著面世以及全部作品翻譯出版

國內現有奧康納研究專著兩部，均由博士論文修改而成，都出版于2010年。楊紀平的《對西方神學和兩性關系的顛覆與重構：弗蘭納里·奧康納作品的女性主義再解讀》綜合考察了奧康納的宗教和性別主題，把以前分離的兩個話題統籌在一起加以探討，研究范圍得以拓展和深化。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為了達成在神學和兩性關系兩個領域研究的結合，本論文嘗試采用瑪麗·戴利和埃德娜·西蘇的理論解讀奧康納小說文本，論證奧康納試圖達到戴利的‘動詞性上帝’理論和西蘇‘另一種兩性’理論所提出的理想狀態，即拒絕成為‘他者’，強調‘自我存在’，同時又不將另一方變成‘他者’”(楊紀平 2010： vii)。該著作對奧康納的作品進行了女性主義再解讀，論證了奧康納試圖運用上帝話語來質疑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從而打破了傳統宗教和西方性別歧視的聯盟，為人類，尤其是女性，提供了一種救贖的方式。同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黃宇潔的專著《神光沐浴下的再生：美國作家奧康納研究》。她將奧康納的文學創作放在20世紀中前期的西方基督教啟示主義思潮語境中進行闡釋，通過文化與文學文本互為參證式的論述，來發現奧康納詩學中諸現象背后的文化成因，探討的內容涉及“奧康納作品中的宗教隱喻化的南方、奧康納的藝術創作觀念和她的人性觀這三方面”(黃宇潔 2010： 42)。作者指出，奧康納筆下的南方是一個宗教隱喻，她借南方表達了啟示主義的信仰觀念，以南方風俗來傳達宗教奧秘。奧康納把自己的文本形態命名為“距離現實主義”，這種現實觀包含著可見和不可見的兩個層面，她以對可見現實(reality)的描寫指向不可見的終極現實(Reality)。奧康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神本主義人性觀，呼應著20世紀中前期啟示主義神學思潮對自由主義神學過于樂觀自信的人性觀的反思和超越。

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初，國內的奧康納作品翻譯迎來了盼望許久的春天。新星出版社喜獲奧康納全部作品的版權，從2010年開始陸續推出中譯本，兩年后奧康納的全部虛構和非虛構作品都有了中文版本，具體如下：《好人難尋》(於梅譯，2010年)，《智血》(蔡爾默譯，2010年)，《暴力奪取》(仲召明譯，2011年)，《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仲召明譯，2012年)，《生存的習慣》(馬永波譯，2012年)。2010年5月底，為推廣奧康納作品的中譯本，新星出版社邀請馬原、徐星等人參加了在北京單向街沙龍舉辦的題為“《好人難尋》好人尋——弗蘭納里·奧康納作品分享會”，“在出版界的主推之下，譯者、學者、出版人和讀者展開了對奧氏作家和作品的多維探討，進行有價值的文學翻譯批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學界之外的民間互動”(王春 2011： 290)。這一系列譯作一經推出，立刻得到文學愛好者的廣泛好評，目前《好人難尋》已出第二版?？梢钥隙?，隨著這套譯作的出版，國內奧康納研究隊伍將逐步壯大，研究成果將會更加豐富。

在結束對國內奧康納研究的評述之前，需要提及蘇欲曉2010年發表的論文《多元視角的融合與撞擊——半個世紀的弗蘭納里·奧康納研究》。該文回顧了半個世紀內英語世界奧康納研究與批評的發展進程。作者指出，“奧康納的作品研究史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張力，信仰性與非信仰性、普世性與地域性、精神性與身體性，敬重作者創作意圖與發揮讀者闡釋自由，作為藝術家的奧康納與作為女性的奧康納等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闡讀側重點一直貫穿在奧康納作品研究的各個階段；這一互競互融的多元景觀在80年代后至今，隨著各個當代批評流派的興起與批評理論的運用，顯得更加突出”(蘇欲曉 2010： 42)。這段話精辟地總結了國外奧康納研究呈現的特點和走向，這一觀點同樣適用于中國的奧康納研究。

6. 結語

通過系統梳理國內學者的奧康納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奧康納研究起步較晚，但從20世紀末開始加速，在探討的廣度和深度方面不斷進步，批評方法也日趨多元化。但是與國外奧康納研究相比，或是與國內其他經典作家研究相比，我國奧康納研究還有較大差距和不足。首先，關于奧康納的生平經歷，國內的中文史料嚴重不足，僅有的譯介是1988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弗蘭納里·奧康納——南方文學的先知》。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美國在新世紀涌現出好幾部非常有價值的傳記，尤其是布拉德·古奇在2009年推出了他歷時5年完成的《弗蘭納里·奧康納傳》，被公認為是自奧康納去世至今第一部完整的傳記，是一部“遲來的傳記”。該書出版幾個月后，譚敏在《外國文學動態》上發表書評《從孔雀之羽到天使之翼——評〈弗蘭納里·奧康納傳〉》，稱贊“古奇教授以不屈不撓的史學家的精神獲取了有關奧康納的許多第一手資料”，這為此后的奧康納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譚敏 2009： 28)。如果此書能有中譯本，對國內奧康納研究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已有研究中的另一個缺憾是，很大一部分學術論文對國外研究借鑒甚至挪用較多，缺乏原創性。鑒于國內多個作家曾公開表示他們喜愛閱讀奧康納的作品，如果我國學者能在奧康納與國內作家的平行研究以及她對國內當代作家的影響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此類具有本國特色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國的奧康納批評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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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璟慧)

通訊地址： 330031 江西省南昌市 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南方女性小說解讀研究”(14CWW023)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弗蘭納里·奧康納小說研究”(11YJC752032)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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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5723(2015)01-0058-07

2014-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