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與清世宗反腐比較及啟示

反腐倡廉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政治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歷代封建帝王都很重視治理官員貪腐問題。封建社會后期的明清兩朝分別制定了防治官員腐敗的制度，其指導思想不同，具體措施不同，但反腐倡廉的目的是一致的。特別是明太祖“剝皮揎草”與清世宗“養廉銀”制度，都將反腐敗上升到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舉措雖然在短時期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能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最終都歸于失敗。

一、明太祖與“剝皮揎草”

（一）明朝初年官場貪腐亂象

對元末政治黑暗、官逼民反有著切身體驗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總結歷代治亂興衰的教訓時多次告誡大臣：天下剛剛安定，民力俱困，要讓百姓安養生息。但是，不少大臣對于朱元璋的勸誡卻明尊暗違。在京師，工部侍郎韓鐸勾結其他官員克扣工匠食糧、盜賣木炭柴草；刑部官吏胡寧大肆收受錢財，讓囚犯代辦公務文案。在地方，各級官員也是貪贓枉法：負責征稅的官員巧立名目，加派水腳錢、口糧錢等多種賦稅，以此中飽私囊；進行賑災的官員，弄虛作假，糊弄百姓，在豐收的年份，謊報有災，騙取災款；執行辦案的官員，收取賄賂，造成大量冤假錯案，這些都與朱元璋要建立一個清明政府的愿望背道而馳，極大地激怒了朱元璋。于是從洪武18年起，朱元璋開展了一場浩大的肅貪運動，大批官員被殺掉，為了保證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甚至出現已經被判死刑的官員戴著腳鏈辦公的現象。這一方面彰顯了朱元璋的反貪決心，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明朝貪腐問題的嚴重。

（二）朱元璋“重典”思想

朱元璋年幼時家境貧寒，父母早逝，在青年時期曾經做過和尚，化齋之時遭受許多鄉紳土豪的白眼，對官吏貪腐之事尤為憤恨。明朝立國后，他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令嚴法禁”，對蠹害百姓的貪官，“罪之不恕”。 [1]（P5）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當明初官場腐敗現象出現時，為了維護朱家一統萬年，使得子子孫孫都能保有江山，朱元璋想到用“重典”來懲治貪官。

“重典”作為一種制度和理念，在中國長期存在，商朝時期的炮烙之刑就是重典的產物。此外還有戰國時期的秦國，以法家為治國思想，嚴刑峻法?！妒酚洝で乇炯o》記載商鞅在秦國變法之初，法令難以推行，甚至太子也公然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2]（P46）法家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朱元璋，他繼承和發展了法家思想，用“重典”來治理官吏，懲治貪腐，用殺頭的高壓恐怖政策讓官員始終感覺頭懸利劍，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證國家的清明。

（三）“剝皮揎草”等反腐舉措的施行

朱元璋將“重典”治國付諸于實際行動中，制定各種刑法來懲治貪官，清除官場弊端。朱元璋認為傳統的梟首等刑種只是給貪污官員一刀，白白便宜了他們，而且也不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為此，他下令對貪污六十兩以上的官員實行梟首示眾、剝皮實草，并于各府、州、縣衙門的左側專設一廟，作為剝皮的場所，名曰皮場廟，在官衙大堂公座的旁邊“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3]（P512）朱元璋統治后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封建史上整治貪吏最嚴厲的時期。除了剝皮揎草，朱元璋還有其他一些措施來預防腐敗。

其一，頒布《大明律》?！洞竺髀伞肥窃凇堵闪睢返幕A上制定而成的，強調用推行嚴厲的法律條文治理貪污腐敗現象，于洪武7年頒行天下?！洞竺髀伞分辛杏辛E：“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4]（P5）其中第一、四、五、六條都是針對官吏貪贓行為的。而在明朝，除了十惡不赦之罪量刑最重外，接下來的就是這“六贓”之罪?！洞竺髀伞愤€根據官員貪墨數量的多寡在量刑方面進行細致區分。由此可見，朱元璋為了預防腐敗可謂煞費苦心。

其二，頒布《大誥》?！洞竺髀伞奉C布之后，朱元璋期望能夠看到一個政治清明的大明朝，可是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洪武18年發生的“郭桓案”和“空印案”給朱元璋極大的震觸，他“重典”治國的信念更為堅定。從洪武18年起，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朱元璋接連頒布了四編《大誥》，主要記載了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和審案時的言論，其中大部分是涉及官吏的犯罪案例。

其三，作鐵榜訓誡元勛功臣。明朝立國后，朱元璋一開始對于元勛功臣采取優待的政策。如洪武三年，朱元璋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5]（P46）朱元璋如此做就是希望這些功臣宿將能夠永遠追隨大明朝，世世代代擁戴皇族，達到穩定江山的作用?？墒沁@換回來的卻是元勛功臣的恣意妄為。永嘉侯朱亮祖奉旨出鎮廣東時，因為包庇當地土豪劣紳違法犯罪被番禹知縣道同揭發上奏，卻被朱亮祖先到一步的奏章誣蔑致死。潁國公傅友德家有良田，所得賞賜也不薄，然亦請朱元璋賞賜懷遠千畝良田，侵占百姓的土地。針對這些元勛功臣的違法行為，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制造鐵榜，共有九條，是專門針對元勛功臣的法律條文，實施之后，使得他們大為震撼，收斂了自己的貪腐行為。

朱元璋通過上述措施嚴刑峻法整治貪官污吏，并且預防有功之臣的恣意妄為，對明朝初期吏治的革新起了一定作用，使得官吏“不敢縱肆”，貪腐行為得以收斂。

二、清世宗與“養廉銀”

（一）雍正即位之初面臨的困局

滿清雖然推翻了腐敗的明王朝，但是并沒有根除貪腐之風。在康熙中后期，貪腐大案屢屢產生。比如在康熙49年，戶部尚書希福納貪贓20余萬兩?？滴?4年，太原知府趙風詔私立稅規，貪污30多萬兩。而且，各種官場陋習層出不窮，下級官吏要在端午、中秋、春節還有上級官吏及其夫人生辰時呈送禮物，稱為規禮。地方官員也常常私自加派，“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各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6]（P3532）凡此種種，雍正即位之初面臨的官場貪腐困局可見一斑。

（二）雍正“厚祿養廉”思想

即位之初面臨的嚴峻形勢，尤其是官員的腐敗之風，讓雍正下定決心要刷新吏治，整治官場，創建具有自己特色的反腐敗政治制度。為此，他借鑒歷史，尋求到了答案，這就是“厚祿養廉”思想。

早在春秋時期，助齊桓公“一匡天下”的管仲就曾說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7]（P1）到了西漢時期，惠帝劉盈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而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8]（P88）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厚祿養廉”理念。北宋時期，國家腐敗不堪，范仲淹提出“養賢之方，必先厚祿?！?[9]（P69）到了明朝，官員俸祿極其低薄，這也是造成當時貪腐不禁的重要原因。清承明制，官員俸祿同樣過低，為此雍正發展了“厚祿養廉”思想，正式頒布實施了“養廉銀”制度。

（三）“養廉銀”制度

所謂養廉，就是給官員較高的供養、補助，使其為官廉潔?！梆B廉銀”制度將政府部分收入用作官員的生活、辦公補助費，以期他們能廉潔奉公，減少因工薪不足以養家和公用而貪污的現象。從雍正2年起，各級官員的“養廉銀”開始實行，所發數額各省不等?？偠降酿B廉銀一般可達每年2萬余兩，知府為4000兩左右，知縣是1000余兩。與官俸相比，養廉銀可謂是筆龐大收入，低的高出官俸幾倍、十幾倍，高的是官俸的幾十倍、上百倍。如山西巡撫諾岷，每年養廉銀所得達31700兩，是其俸銀收入155兩的204.5倍。

“養廉銀”是雍正創建的防止官吏貪腐的一種特殊經濟制度，它的施行遏制了清初因官員俸祿較低而滋長的腐敗現象，使得吏治有所好轉。

三、明太祖與清世宗反腐舉措比較

（一）指導思想不同

在人治的封建社會，不同的當權者所采取的治國策略是不同的，在懲貪中采取措施亦不同，措施所反映的指導思想更不同。朱元璋鑒于元朝“法度縱馳”，采用“重典”的治貪思想，雍正則是“厚祿養廉”思想，兩人治貪的具體措施分別是“剝皮揎草”與“養廉銀”這兩種制度。朱元璋利用刑法的威懾來遏制腐敗，但最終失??；雍正認識到治理腐敗問題的復雜性，他開始利用利益誘導的辦法，滿足官員們的一些貪欲，允許他們在一定范圍內對利益的要求，以達到官員廉潔的目的，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改變。

（二）具體措施不同

同樣是面對國家吏治敗壞的情況，朱元璋與雍正實施了截然不同的對策。在明初，從中央到地方各個系統都有腐敗滋生之時，朱元璋采取的是罰、禁、殺等政策，對于官吏的種種腐敗行為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養奸。朱元璋全面否定一切貪腐行為，否認其存在的合理性。與朱元璋的做法不同，當雍正面臨類似情形時，采取的卻是另一種對策，“養廉銀”制度實質上是以往存在的潛規則被雍正拿上臺面而且以國家政策形式頒布，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官員的一些“灰色收入”，滿足其欲求，試圖通過這種方式避免更深層次貪腐行為的發生。

（三）最終結果相同

無論是“剝皮揎草”還是“養廉銀”，雖然在短期內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未能使兩朝政權得以永固，貪腐現象依然層出不窮，政權最終因為腐敗走向衰亡。究其根本，還是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自身。首先，君主權利凌駕于國家律法之上，難以制約。而國家的興盛衰亡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帝王的賢明與否，這是毋庸置疑的。朱元璋與雍正都是一代雄主，但是他們的后人卻難保都是賢明之君，這就使得制度難以繼承與發展。帝王利用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來反腐，誰來行使特權？誰來監督特權？行使、監督特權之人也很難保障自身的清廉。其次，封建社會龐大的官僚體系亦使得治貪懲腐變得復雜，由同鄉、科甲、朋友相互結識的朋黨集團相互包庇、縱容，很難將之除盡。除盡一個朋黨，另一個朋黨來執權，照樣貪贓枉法，這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四、啟示

縱觀朱元璋與雍正兩位帝王在“人治”的封建社會為反腐倡廉做出的努力，對我們今天反腐敗工作提供了大量經驗與啟示。

首先，權力必須得到監督。兩位帝王都認識到這一問題，所以在位期間對官場吏治嚴加整飭，分別出臺具體措施，但最終都歸于失敗。結合當下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各種腐敗現象已經對國家的發展造成阻礙。為此我們要建立新型的監察制度，這種監察絕不能如朱元璋與雍正時期，僅僅是內部的監察，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監察必須是全方位，全民性的。不僅僅只有政府的監察機構，還要有來自群眾的監督、新聞媒體的曝光，這樣才能避免財產受損之后才姍姍來遲的對官員的處罰，努力將貪腐扼殺在萌芽狀態。

其次，反腐重在法律的建設。朱元璋是非常重視法律建設的帝王，他頒布的《大明律》與《大誥》，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的普法宣傳工作，為今天法治社會建設提供了借鑒。當然，對朱元璋的“重典”懲貪思想我們在借鑒時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當前，建立健全法治社會依然是國家建設的難點，要走一條長遠之路。

最后，要正確解決官員的薪酬、福利問題。雍正的教訓告訴我們，厚祿并不一定養廉，人本性的貪婪是再多的金錢都難以滿足的，我們要避免走進這一誤區。官員薪金的多寡要由其職位和為社會所做的貢獻大小而定，相關福利制度亦要受到法律的監督，形成合理規范的運行程序，最終才能建立廉政高效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