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演”樣板戲的荒誕事

師永剛 張凡

1963年6月，全民大唱“樣板戲”。專業劇團紛紛辦起了“樣板戲學習班”，“學演”，就是在樣板戲的普及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詞匯和新現象。此時的樣板戲創作及演出，已成為當時政治斗爭的籌碼。

“越劇按京劇原樣來演”

出于對眾多地方演出團體復制水平的擔憂，于是由國家出面，為每臺樣板戲出版一部內容極詳盡的演出本，發行到全國以供人們學習表演，有的甚至厚達400多頁。

這些演出本除了有劇本、主旋律樂譜外，還有大量的彩色劇照，詳盡的舞蹈動作說明及圖示，以及人物造型照、舞臺氣氛圖、舞臺平面圖、布景制作圖、道具圖及道具表、燈光布光圖及燈光說明表、舞臺效果圖。這些書的發行量都非常巨大。

1969年10月，《紅旗》雜志發表“哲平”的署名文章——“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把廣大專業與業余文藝工作者普及革命樣板戲的活動，稱為“破壞革命樣板戲”。

上海越劇院排演《龍江頌》時，于會泳就下達過中央文革指示：“詞兒一個也不能改，調度一點也不能動，就是唱腔用越劇的，其他都要按京劇原樣來演?！备鞯胤絼》N不得不違背自身的劇種特點，使地方戲難以發揮自己的唱腔特點，有的甚至變得不倫不類。

在“不走樣”的藝術桎梏下，排演“樣板戲”的演職員人人自危，生怕在哪個環節上，一不留神兒出現差池而招來禍端。比如《紅燈記》中李鐵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顏色，打了幾塊補丁，補丁補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積，必須完全一樣，否則就是“破壞‘樣板戲’”。

“破壞樣板戲的冤案”

無論是排演還是移植，因稍有不敬的言論或“走了樣”的舞臺演出而被扣上“反對‘樣板戲’”罪名的情況，多有所見所聞。

例如東北某市有個京劇團演《紅燈記》，演到第六場“赴宴斗鳩山”，劇本規定情景是：日本憲兵隊的伍長將李玉和拉下去受刑，但李玉和寧死不講，伍長復上場后向鳩山道：“報告，李玉和寧死不講！隊長，我帶人到他家再去搜？”鳩山：“算了。共產黨人機警得很，恐怕早就轉移了?！笨赡苁前缪菸殚L的演員過于緊張，他復上場后說成了：“報告，李玉和招了?！卑瑛F山的演員很機靈地來了個“救場”：“招了？不可能吧？算了……”演出結束后，扮伍長的演員以“破壞‘樣板戲’”罪名被定為反革命”，遭長期批斗。

1970年，上?！豆と嗽旆磮蟆芳锌d了三起“破壞革命樣板戲”案例，張春橋特地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名義，寫了《轉發〈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情況調查〉》。

這是“反面樣板”，事實上不過是一些演員臨時發揮了一下。例如，松江曲藝團說滬書的藝人洪富江，在演說滬書《智取威虎山》時按說書的慣例，增添了一些“噱頭”。如：“楊子榮肩膀闊，胸部厚，耳朵大，生得一雙虎目”，“座山雕的門檻精到九十六，楊子榮門檻精到九十七，這叫‘棋高一著”’，“楊子榮跨上青鬃馬，連打三鞭，這叫拍馬三（意即拍馬屁）”，洪富江這樣添油加醬講故事，聽眾哈哈大笑。但后被定為“嚴重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押到全縣各社隊和上海市區輪番批斗，3個月內大小批斗會達200余次。

另一起案件中，上海南市區紅衛滬曲藝隊演員施春年，也是在當地一次干部大會上說滬書《楊子榮打虎上山》，他在“飛馬比雙槍”中加了些“噱頭”，如“八大金剛槍法百發百中，楊子榮百發不中，且慢，楊子榮打了105發，中了105發”。等等，也被定為“破壞革命樣板戲”遭到批斗、關押。

那三個“破壞革命樣板戲”后來被《上海地方志》稱為“破壞樣板戲的三大冤案”。

舞臺上每叢蘆葦有幾根、多長，都有明確的規定

然而，許多村鎮的民間劇團學演“樣板戲”，顯然達不到標準配置。

1968年在河北中部的蠡縣某村，一場由村級劇團學演的《沙家浜》，在演胡傳魁結婚那場戲時，竟增加了一個打扮妖冶的女子舞著綢子滿臺跳舞;胡傳魁和刁德一則不知穿了什么部隊的服裝，兩個人還都戴著眼鏡，對白是滿口蠡縣話;學演《紅燈記》，連日本憲兵隊也是著農村男式對襟小棉襖，脖子上圍著白毛巾，左腋下還夾著一個上世紀60年代辦公用的硬紙板做成的文件夾。

于是到了1970年，各地又下發了新的文件《關于貫徹毛主席關于普及革命樣板戲指示的通知》，嚴格規定，學演必須“不走樣”。

例如當年一些主要演員在電臺教唱樣板戲時，無論反復唱多少遍也不會走樣，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細到了每個裝飾音的用法，甚至是一個顫音中波動幾次都曾反復推敲過，乃至每場戲的換景時間都嚴格到了掐秒計算和控制的地步。像《智取威虎山》演出時間更是將誤差控制在兩分鐘以內，在每場戲之間的換景，最快的時候僅10秒！

所謂樣板戲，就是必須按照樣板嚴格統一復制，小到戲服上補丁的大小、顏色、位置，細到舞臺上每叢蘆葦有幾根、多長都有明確的規定。

樣板戲是宣傳品中的極品，極品的標志就是把自己變成階級斗爭教科書。

（摘自《樣板戲·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