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的興起與“中國特色”

祁洋波

（河南工程學院 河南 鄭州 451191）

一、大眾文化界說

大眾文化的概念最早來源于西方，其對應的英文版本主要有三個，即“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和“folk culture”。作為人類歷史發展歷程中的一種特定文化現象，“大眾文化”曾吸引了眾多中外學者的關注和深入地探討。但如果給“大眾文化”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卻并非易事。這不僅是因為它在西方和中國的不同語境下具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精神特質，而且因為大眾文化具有歷史性，即伴隨社會歷史的發展，它的內涵和外延都將獲得新的豐富和發展。斯圖亞特·霍爾曾感嘆道：“我想講講我在面對‘大眾’這個術語時遇到的一些困難，我在‘大眾’上遇到的問題幾乎與在‘文化’上遇到的一樣多。兩個概念放到一起，困難會大的驚人?！盵1](P41)在此，筆者整理了在大眾文化理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觀點，以期對大眾文化有一個初步的認識和把握。

第一種觀點認為，大眾文化即“mass culture”或“culture industry”，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進程、借助于大眾傳播媒介、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的文化產品。那里面滲透著‘宰制的意識形態’（dominant ideology），是政治與商業聯手對大眾進行欺騙的工具?！盵2](P1)這種觀點對大眾文化持批判態度。

第二種觀點認為，大眾文化即“popular culture”，它“來自于民間，與民眾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彼踔潦恰盀槠胀癖娝鶕碛?，為普通民眾所享用，為普通民眾所鐘愛的文化”[2](P1）。這種意義上的大眾文化有時又被稱為“通俗文化”。這時，“大眾文化”是一個中性詞，甚至帶有褒義的色彩。

第三種是較為綜合的觀點，代表人物是約翰·斯道雷。他界定了大眾文化的六個主要的定義：第一，所謂大眾文化，是指那些被很多人所廣泛熱愛與喜好的文化……第二種定義認為，大眾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是一個剩余的范疇，是那些無法滿足“高雅”標準的文本和實踐的“棲身之所”。換言之，大眾文化乃是一種低等文化……第三種定義將“大眾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第四個定義認為大眾文化是來源于“人民”的文化……大眾文化的第五個定義來自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政治分析，尤其與其對“霸權”這一概念的發展密切相關……大眾文化的第六個定義是從近來對后現代主義爭論的思考中生發出的。[3](P6-15)

第四種是中國大眾文化研究者對大眾文化的理解，代表性人物有陶東風、金元浦等人。陶東風認為，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播媒介（機械媒介和電子媒介）為手段、按商品市場規律運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形態。[4](P73)金元浦認為，我們今天所說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范疇，它主要是指興起于當代都市的，與當代文化產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傳媒（特別是當代數字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的當代文化形態，是處于消費時代或準消費時代的，由消費意識形態來籌劃、引導大眾的，采取時尚化浪潮化運營方式的當代文化消費形態。它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相對發展的產物，是當代大眾大規模地共同參與的當代社會文化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的結果，是有史以來人類最廣泛參與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化“事件”。[5]

從以上對大眾文化的界定可以看出，基于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學者們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從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共性，這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大眾文化。

其一，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西歐快速工業化的進程以及現代社會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張和商業化的加劇，出現了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的都市化浪潮，大眾文化也逐漸形成。它并非存在于任何社會形態，而是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后才出現的文化形態，并按照市場規律進行運作和流行，帶有明顯的消費傾向性。其二，大眾文化與大眾傳播媒介密切相關。從傳播學意義上講，大眾傳播媒介主要分為印刷媒介（報紙、書籍和雜志）和電子媒介（電影、廣播和電視等）。從目前情況看，伴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電子媒介的隊伍日益壯大，它在催生塑造大眾文化過程中，起著更大的作用。電子媒介不僅是大眾文化的“助產婆”，而且每一種新媒介的出現都是對大眾文化的又一次規范和引導。其三，大眾文化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使文化從“高雅階層”轉移到“尋常百姓家”。在傳統社會中，“文化”主要盛行于學術、藝術等領域，它似乎更多是少數人所享用的。但是，在今天的大眾社會中，大眾文化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大眾文化的興起

（一）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

如前所述，大眾文化的概念最早興起于西方。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第一，20世紀30—50年代，其主要觀點集中體現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評理論中，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爾諾等。在這一時期，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對象是“mass culture”，后改稱為“culture industry”（文化工業）①。在其經典著作《啟蒙辯證法》中，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工業是啟蒙精神——工具理性和工藝合理性在文化領域的體現，它的本質是對大眾的欺騙和控制”，“他們批判了文化工業產品的商品實質，以及它的非藝術性的具體表現——標準化、雷同性、偽個性化、無風格等等，還對其欺騙大眾、給大眾以虛假滿足的意識形態性進行了論述”[6](P13-14)。第二，20世紀60—70年代，晚期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評理論，代表人物主要有洛文塔爾、哈貝馬斯等人。這一時期，洛文塔爾等人將“mass culture”與“popular culture”混用。他們雖然繼承了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態度，但不可否認“洛文塔爾的批判鋒芒比起阿多爾諾來說更為溫和一些”。[6](P7-8)他們對大眾文化有更多的理解與寬容。第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英美文化批評理論，這一時期大眾文化研究者完全舍棄“mass culture”而使用“popular culture”。主要代表人物有費斯克、貝爾等人。如費斯克不同意法蘭克福學派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文化工業對大眾意識的控制的觀點，不同意把大眾只看作是被動受控的客體，而認為大眾文化中也隱含著一種積極能動的自主性力量。[5]從西方大眾文化的發展以及不同的用詞體現出對大眾文化評價的轉變，即從否定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早期）到肯定大眾文化（當前英美文化批評）的轉變。[7]

（二）大眾文化在中國的興起

一般認為，20世紀80、90年代之交是當代中國大眾文化興起的關鍵時期。[8]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中國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重大轉變，大眾文化悄然產生。鄧麗君的“靡靡之音”、金庸、古龍等人的武俠小說在當時風靡一時。90年代之后，電視機開始走進千家萬戶，伴隨而來的是種類繁多的電視節目、商業廣告。當然，還有街道上到處可見的廣告牌、霓虹燈、海報；還有擺放在路邊報攤上的各種消遣性通俗讀物、各種類型的專賣店等。人們開始談論電影、影院、明星趣聞、流行服飾、流行音樂、暢銷書、體育比賽、娛樂新聞等。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

在中國大眾文化興起的過程中，有兩個重要因素不容忽視。第一個因素是中國引入了市場機制。建國之初，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我國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當時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是，計劃體制對經濟運行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忽視也為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埋下了隱患。改革之初，人們曾一度對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姓資姓社”的問題議論紛紛、爭論不已。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使人們的思想獲得了一次大的解放，從此，中國人開始大膽地引入市場體制，并以此帶動了社會各個領域的改革和發展。當然，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也為大眾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市場經濟與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以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極大的不同，它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這一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靠市場的價格機制自由調節。市場機制使人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它不僅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價值導向，而且使文化產業成為中國一個新興的發展領域。第二個因素是中國實行了開放的政策。中國的開放政策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這就意味著不僅向發展中國家開放，而且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放；不僅是經濟特區、沿海城市的開放，而且包括沿邊、沿江地區以及內陸省區等由點到面的全國范圍內的對外開放格局；不僅是經濟領域的開放與合作，而且包括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以及金融、文化、服務業等領域的開放。這一政策不僅促進了中西的經濟交流，而且帶動了文化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也漸漸流入中國。而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思想禁錮后渴望解放人性、關注自我需求、釋放壓力的心態也使西方大眾文化有了生長的土壤。于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在中國文化領域里迅速崛起，到了90年代，大眾文化的發展已形成了令人震撼的規模。[9]

三、大眾文化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大眾文化”是一個極易引起誤解的一個詞匯，提起“大眾文化”，人們往往聯想到“人民大眾”、“勞苦大眾”、“人民群眾”等。因此，在20世紀80、90年代，當中國人開始翻譯并介紹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時，對“大眾文化”的理解還比較混亂。究其原因“是因為從西方引進的‘大眾文化’這個詞與中國本土語境中已有的幾個相似的詞語（‘民間文化’、‘通俗文化’、‘大眾化’、‘大眾文藝’等）發生了語義上的糾纏和沖突?！盵7]面對這樣一種外來文化，中國學者曾一度困頓于如何準確表達“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以及“folk culture”等詞的區別，但大部分學者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將這些意義相去甚遠的詞匯統統譯為“大眾文化”。然而，在這樣譯介的過程中，從西方語境到中國語境，“大眾文化”已經被賦予了典型的“中國特色”。

首先，引領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從表面看，中國大眾文化與西方大眾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大眾文化有許多類似之處，如都具有商業性、娛樂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點。于是，有人激憤地指出大眾文化是西方后現代社會沒落頹廢的文化表現，所以應予以拒斥。但仔細分析，中國大眾文化與西方大眾文化之間有本質的不同，即它的社會主義屬性。大眾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始終受制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并與政治制度密切相連。中國大眾文化生長土壤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所在。在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以及宏觀調控等方面，我國的市場經濟表現出與資本主義國家本質的不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中國大眾文化也深深地被烙上了社會主義的印記。我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必須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為經濟的發展創設良好的文化空間，要使文化產業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大環境下，我國大眾文化的發展也必然要以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其次，中國大眾文化興起并發展于“新媒體時代”。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把人類社會帶向了新媒體時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新媒體就是網絡媒體，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的傳播媒介。[10]習慣上，人們將報刊稱為第一媒體，廣播是第二媒體，電視為第三媒體，互聯網被稱為第四媒體，手機等移動網絡以其強大的功能被稱為第五媒體。前三大媒體被稱為傳統媒體，而第四、五媒體則被稱為新媒體。當然，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是相對而言的，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又會出現更新型的媒體來取代我們正在使用的媒體。借助于大眾傳媒發展起來的大眾文化，都將緊緊依賴于傳媒技術的發展。每一次新興媒體的出現，對大眾文化而言都將是一次全新的革命，尤其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新媒體時代。西方的大眾文化興起于傳統媒體時代，并伴隨媒體的技術進步不斷獲得豐富和完善，而我國大眾文化從興起之始就處于新媒體的特殊時代。新媒體，為大眾開拓了一片極具誘惑力的空間，帶來了新的思想交流方式，實現了從傳統“一對多”向“多對多”的傳播模式轉變，開創出信息傳播、娛樂和社會交往的新方式。大眾的主動性和可選擇度大大增強，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在以互聯網為紐帶構成的虛擬世界里，人與人的交流更為便捷和頻繁，思想文化所產生的碰撞與融合超越之前的任何時代。新媒體正以驚人的發展規模、超強的傳播速度，勢不可擋的勢頭重塑著我國的文化形態。新媒體時代大眾文化的虛擬性、消費便捷性、娛樂消遣性、信息碎片化、參與主動性、跨文化交流等問題，日益成為我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

最后，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與社會轉型同步進行。社會轉型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所呈現出的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它是社會“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從傳統走向現代、邁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過程”。[11]它不僅是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而且是社會結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轉型。更重要的是，社會結構的轉型帶來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深刻變革。社會轉型使人們告別了貧窮、封閉、壓抑的傳統社會，迎來了富裕、開放、釋放人性的新時代。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人們是政治機器的齒輪，是經濟組織的工具，很難有自我獨立的社會空間。而在商業化、信息化、都市化的新時期，人們開始關注自我需求、追求個性張揚、回歸世俗欲望?？梢哉f，“社會轉型開始了中國的世俗化社會變遷，人們期望過一種真實的、屬于自己的生活”[12]。在這種世俗化過程中，大眾必然表現出對于現實生活以及幸福本身的強烈追求，大眾的文化活動也將日益呈現出多元化、商品化、消費化的趨勢以及不斷獲得強化的消遣娛樂功能。而文化消費的盛行也意味著對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由此看來，對大眾文化的評價不能簡單地加以批判，當然也不能不加思考地夸大其積極的作用，而應該將其放在“中國正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這一現實基礎上，離開了這一背景，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的大眾文化，也不利于大眾文化在中國的健康發展，相應地，“大眾文化實踐的歷史價值便無法真正彰顯于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12]。從一定意義上講，大眾文化的興起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產物，也必將在中國社會未來轉型過程中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結語

大眾文化是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產物，是通過現代傳媒傳播的，按照市場規律進行生產和運作的，滲透于大眾日常生活之中，滿足大眾感性娛樂的文化。在我國，大眾文化的興起有其歷史必然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完善以及我國新興媒體的普及推廣為大眾文化提供了生長的空間和條件，社會轉型期的歷史背景孕育和塑造了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評判我國的大眾文化不能脫離中國當前的社會實踐。面對蓬勃興起的大眾文化，我們首先需要冷靜客觀地面對。正如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一樣，大眾文化的潮流也是勢不可擋的。我們不應僅僅站在傳統精英文化的立場上，對大眾文化大加批判甚至一味地拒斥。我們應該看到，大眾文化的消費已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生活訴求，市場經濟的法則也日益滲透到文化生產領域，文化產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日益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大眾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加速了文化世俗化的進程，使人們的思想獲得解放，個性得以張揚，它使人們從封閉守舊的狀態轉向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它使文學藝術走入大眾的日常生活，客觀上提升著大眾的人文素養。但不可否認，由于我國大眾文化尚處于起步狀態，相對于西方的大眾文化上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國的大眾文化從產生到發展僅有幾十年的時間。因此，作為“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轉型時期的文化”，大眾文化“還是一個年輕、有待成長壯大的事物”，“有其不成熟，甚至膚淺、混雜的缺點”。[12]如大眾文化過于市場化、功利化的傳播模式，一定程度上淡化著人們的道德理念，消解著人們的理想信念，甚至使人們的價值觀發生扭曲。這也一度引發人們對當下蔓延的拜金主義、享樂之風、極端個人主義以及功利主義的熱議和批判。因此，我們在容納甚至鼓勵支持大眾文化發展的同時，也應該對其進行有效地引導和規范。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文化發展的規律，深刻把握經濟、政治、文化的辯證關系，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對大眾文化的引領作用，使大眾文化沿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從而使我國的大眾文化不僅能夠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精神動力，而且自信地邁向世界舞臺，與世界文化同潮共涌，在世界文化領域筑造起極具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

注釋：

①在這一時期，法蘭克福學派明確使用mass culture一詞，但為了避免將mass culture誤解為“產生于大眾并為了大眾的文化”，所以改用culture industry一詞。在根本內涵上，這兩個詞沒有太大區別，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文章中，這兩個詞也是可以互換的。見尤戰生.流行的代價：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頁。

［1］陸揚，王毅.大眾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2］趙勇.透視大眾文化［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

［3］［英］約翰·斯道雷.常江譯.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4］陶東風著.當代中國的文化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金元浦.大眾文化興起后的再思考［J］.河北學刊，2010（5）.

［6］尤戰生.流行的代價：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7］徐勇.大眾文化政治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7（5）.

［8］姜華.大眾文化理論的后現代轉向［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04（12）.

［9］梁雅菲.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問題的研究——借鑒霍克海默德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12（5）.

［10］季海菊.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3（5）.

［11］鄭杭生.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發展理論和社會轉型理論［J］.中國社會科學，2009（2）：17.

［12］鄒廣文.社會轉型期的大眾文化定位［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