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構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體制

如何構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體制

【題記】在社會治理實踐中，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經歷了從單位制向社區制的演變。如何加強城市社區建設，全國各地進行了積極探索。上海市在探索適應社會轉型期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方面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從制度規范、組織體系、運行機制上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還存在一些問題。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社區共治與居民自治、社會矛盾預防和化解機制、城市網格化管理等問題，都是構建城市基層治理體制必須深度討論的議題。2015年9月中下旬，在上海市委黨校召開了長三角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創新”研討會，來自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馬慶鈺和上海市社會工作黨委書記孫甘霖分別講話，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徐永祥、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張文宏、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黨委書記文軍、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軍發表主題演講。本刊將會上專家學者圍繞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發言轉錄，以饗讀者。

主持人：本刊編輯 凌燕

加強基層建設與創新社會治理是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兩大議題

徐永祥

我們之所以要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傳統的社會管理和基層工作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傳統的管理體制、機制和我們基層的隊伍嚴重的不適應新的形勢，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傳統的體制機制是建立在單一化的制度上。根據人口統計，我們黨員人數截至2005年是8000多萬，但我們體制內的人口，包括國企職工，包括事業單位職工，以及公務員系統一共只有7000萬左右。第二個方面是，隨著我們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整個社會結構變化很大，尤其是弱勢群體人群顯著增加，一是400萬的無家可歸的失學兒童，他們有些在城市里被成人抱著、攙著去討飯、要飯；第二個是890萬的城鎮失業職工；第三個是8600萬的殘疾人，包括因病致殘和先天致殘的；第四個就是兩個多億的老年人口；第五個就是我們兩點多億的農民工；還有一個就是留守的農村的婦女有四個億左右，加在一起，相對的弱勢人群是八個多億，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前不久我們看到畢節四名兄妹自殺，這震驚全國乃至世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在我們農村，反映出我們當今百姓遇到問題、困難的時候，缺乏組織的關心，缺乏幫助，尤其缺乏來自社會的幫助。

第三個方面是，從我國人口的年輕化來看，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目前15歲到59歲的人口有九個多億，還是占人口主體。所以說，雖然一方面我們勞動力開始緊缺了，但總體來說，這不足為理由。特別需要關注的是，2010年的全國普查表明，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和教育的事業的發展，我們國民的文化程度顯著提升，每10萬人口當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達到了一萬四千多人，大學文化程度達到八千左右，占8%。這個變化背后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的國民素質在提升，國民對我們政府、對社會生活、對經濟生活方方面面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第四個方面是互聯網發展的挑戰。到2012年底，我們的網民規模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4.5成，其中39歲以下的人口占到了8成以上，2014年，我們網民是6.32億，增長數字也非?？?。第五個方面是，我們社區建設體制面臨的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區建設應該說成績斐然，但是我們所形成的這個體制，在“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服務”中，我認為這還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目前來說，它也日益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總體因為我們的社區到現在來看，它姓區，不姓社，高度行政化，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社會力量參與不足。再一個是我們居委會的角色日益尷尬，2014年12月底，民政部在杭州召開了全國城鄉社區專項委員會的會議，我們在會上討論了一個非常集中的一個話題，就是居委會的角色轉移問題。對于居委會目前狀況，我的一個基本分析和判斷是，居委會目前的主要服務人群是老年人群和殘疾人和特困家庭，按照目前我們如果說老年人是兩個多億的話，那么城市居委會就面臨了一個多億老年人口。居委會能夠緊密服務的老年人群最多是六分之一，是兩千萬不到，加上殘疾等等，所以說從上海的角度看，上海市60歲以上的老年人300萬，按照六分之一就是50萬，我們養了這么大一批隊伍，而它緊密聯系和服務的群眾只有100萬不到，這么看來，應該說是成本相當高，服務效果差。再一個，居委會它不是法院，它不具有民事和刑事的訴訟能力和責任能力，這個角色非常尷尬。

從過去來說，我們加強基層建設，就等同于基層政府對居委會的建設，而忽視了基層政府的角色、功能的轉變，尤其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加強基層建設在一定意義上忽視了甚至排斥了新型的社會組織發展的參與。雖然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在這幾年有所發展，但是還是遇到了制度性的機制性的障礙，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專門去研究。

第六個方面是，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現在是不適應，高度不適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今天的黨和社會聯系的平臺制度已經不存在了，我們黨的工作體制基本還是以單位體制作為依托的，尤其造成黨聯系群眾的基礎現在是屬于最薄弱的時期，黨的社會基礎在今天也是最薄弱的時期。因此，以單位為依托的工作機制急需轉型，而傳統的工青婦及社區居委會作用極為有限，依靠行政權力方式來實現社會的重組和團結也是難以為繼的。所以，我在五、六年前就講，工青婦必須轉移三級，最近好像很多領導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因此，新時期的改善和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工青婦的群團能力必須主動建筑新的平臺，建筑與社會新的關系。那么，這個新的關系的平臺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同于政府官辦的社會職責，不同于一般社區的制度，是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

新型的社會組織是我們社會治理創新重要的平臺，對此，我就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第18條有關社會組織的18條要有一個科學的理解?？傮w我認為寫的非常好，但也有一些問題，第一，有語法上和邏輯上的錯誤，比如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這把幾類組織都屬于行業協會，這個語法上、邏輯上就出現錯誤了。第二，我們講社會組織，但是把商會這種市場的主體作為優先發展就是錯的。那么，如何來理解我們所說的社會組織或者新型社會為主導這個問題呢？我覺得有幾個不同，一個是不同于政府講的是官辦機構。二個是不同于社區的文體活動，社區文體活動都是自主制的，它是以自我娛樂為導向的，它不是以社會為導向，不是為服務他人、支持他人為導向的。所以，絕對不能叫做社會組織。三個是，像那種行業協會，各種經濟類、教育類的培訓機構等，也不能稱之為社會組織。雖然我們目前民間組織行業條例把它視為社會組織，包括我們民辦醫院，這有好多例子，這非?；闹嚨?。他們以社會組織的名義登記注冊，享受非常好的稅收待遇，賺大錢，比企業者掙的錢還多。所以，我要講的是，我們所說的社會組織，它一定是追求社會理性、提供非營利的社會服務和社會支持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才能稱之為我們講的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必須具有三個性，第一個，非營利性；第二，非政府性；第三社會性。發展新型的組織、創新社會治理，在社區層面，我們有必要處理好居委會和社會組織的關系，處理好基層政府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加強30年度形成內制的機制。為此，就要求我們基層政府要逐步建立兩張清單，一張就是政府真轉變的清單，社會責任的轉變清單；一張是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清單。光有購買社會服務的清單是不夠的，所以，要兩個清單一起來建立。

最后我要講的是社會工作在中國它有一個成功經驗，它是社會治理創新和社會服務創新的重要抓手，從全國看，從上海、廣州、北京、浙江來看，社會組織的參與和發展首先是由社會工作來引領的。因此，現代社會工作是引領新社會組織、新社會發展的旗幟和抓手，這是我們中國特有的成功經驗。第二，它也是我們深化社區建設和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給基層政府設置轉變的中國推手。第三，也是我們今天基層工青婦等人民團體、居民委員會轉型升級不可或缺的專業元素。當然，工青婦能不能轉型升級為社會組織的樞紐性組織，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存在著體制性障礙。至于專業性的社會組織它才能成為樞紐。

總之，現代社會工作的發展、社會組織的發展它是我們今天重復現代中國政策關系、推動政策分開、政策分工合作的新社會體制的專業力量?！?/p>

（徐永祥，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建立“大社會自治”這個概念

馬慶玉

“治理”理念的提出是我們黨中央和政府的一大亮點，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很多的成績，無論在哪一方面，我們都是參加者、陪伴者、目擊者，都感同身受，也都是改革成果的分享者。但是，一個階段以來，改革已經處于一種疲軟的狀態了，已經在這樣一個天花板底下游移不動，徘徊著，不能夠突破。所以，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新的中央班子上來之后，有一系列的新的想法、新的理念，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提出治理的問題，就是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認為，這一點特別重要，治理和管理是不一樣的，管理說到底是一個單向影響的關系。但是治理，從我們學者的角度認為它是一個閉環系統，它不僅僅是一個公共權力對我們被管理者的一種影響，也反過來要肯定我們這些整個社會上的這樣一些被權力者和被管理者，被服務者的反向的一個影響。

為什么我們在這個階段要提出來重構這樣一個公私權的關系呢？它實際上是上層建筑的公共權力和我們經濟與社會基礎之間的私權力這樣一個之間的關系，為什么要對其進行重塑？我認為這里大概是有我們這樣一個社會發展階段，新的社會矛盾所決定的。那么，所謂的社會階段，我們應該客觀地承認中國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已告別了物質匱乏的階段。也就是說，我們早先的時候需要解決的基本生活、生存問題，到現在已基本實現了，有了一個新的提升。有數據可以證明，比如，在2014年年底，我們的人均GDP要換算成美金的話，應該是在7000多美元，如果要是大家覺著不服氣，覺著里邊有水分，我們要進行打折的話，打20%的折可以吧，我們仍然是在人均5000多美金。那這里，我們可以與2012年做一下對比，2012年世行有一個關于世界各國中上收入國家的一個門檻線，這個門檻線是多少呢，是人均4085美元，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說我們達到了這個水平。

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矛盾問題呢？在以前的物資匱乏階段的時候，社會的主要矛盾大家都知道，是那一種我們物質產品的生產供給，不能夠滿足我們需求之間的這樣一個矛盾。但是，現在我認為不是這樣，我認為它是我們廣大社會成員對于參與的這樣一種欲望、這樣一種熱情和我們所能夠提供的這樣一種參與的條件不足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生活條件都有很大的變化的情況下，還有這么多的“拿著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種新的社會矛盾必須要重視。既然這個新的社會矛盾是存在的，那么接下來就需要在社會管理、社會服務和社會參與這三個非常重要的選擇之間進行一個調整。也就是說，它們的權重需要調整，社會管理目前里看不如社會服務，社會服務尤其不如社會參與，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現在這一屆新的中央，我們的中央政府比較智慧地提出來要國家治理，要社會治理，要推進治理的現代化，因為這是一個戰略的轉型。

治理的關鍵詞里，一個是參與；第二個是協同；第三是共治。其中，參與是關鍵中的關鍵，治理理念的提出又預示著我們中國政府的這樣一個模式進入一個新的調整期。從我們過去黨委、政府為核心的這種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這樣一種關系向公權力和私權力合作共治的方向來調整。那么，在這個劃時代的偉大的實踐貫通的過程當中，我們執政者的一些政策導向，還有一些實踐的導向還存在著與我們這樣一種治理目標的追求相抵觸、相沖擊的地方。比如在社會組織發展的方向上，在推進社會組織的這樣一個大力發展上，在社會建設的方向上，在簡政放權、職能轉變上，在政策分開去官僚化、去行政化方面，還有在我們的黨社關系、政策關系這些方面，都值得我們去反思。

如何來獲得治理的有效性？治理的有效性就是說有效的社會治理需要有效的社會參與，有效的社會參與需要社會力量的成長，社會力量的成長需要公權力來讓步空間?；剡^頭來看一看我們目前的這樣一個治理體制以及我們治理的這樣一系列的安排，叫做“黨委領導、政策指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這中間我們都知道哪些是強勢，哪一些是短板。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領導體制，所謂領導體制作為領導來講，包含四種境界。第一種境界叫做仇之恨之；第二種領導是叫做為之懼之；第三種領導叫敬之遠之；第四種領導叫不知有之。那么，現在的領導體制，是在哪個位置上，我認為，對于整體的治理體制，這里邊我們需要很好地去進行反思?，F在，大家能夠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就是說順水行舟、不理自行的是什么，是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而社會協同、公眾參與這一塊顯然不是我們熟悉的，是我們的短板，包括法制保障也是。因此，我們需要在反思的基礎上尋求一個新的目標。這個新的目標是什么，就應該是走向大社會自治。

大社會自治核心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問題。關于小政府、大社會大家都說得很多很多了，但是在這個地方我有我的理解。我認為，這個小政府、大社會是“三少三多”，第一少第一多就是政府自己花錢要少，政府為社會花錢要多。目前來講，大家可以考量一下，我們是不是符合這個標準，如果覺得這個標準是對的話，我認為目前還達不到。比如這個自己花錢要少，現在不是很少，至少我們現在的行政開支占到我們的公共財政的這個比例在2006年最后報出來的時候，是18%多，接近19%，按照國際社會的這樣一些統計標準，應該再加上技術科技的支出，去年我們技術科技的支出是4.4%，總共就是23%多了。還有，我們現在龐大的行政開支，比如村委會、居委會這塊，現在大概有工作人員281萬，這281萬人那都是靠財政養著的，我們叫補貼。財政補貼，一個人補貼多少，就山東濰坊沂蒙山區，三個村委會的人，每個人一年補貼兩萬。上海市補貼多少呢？如果就按照兩萬塊錢一年的補貼，已經達到了652個億。按照這個計算，就是行政開支都應該超過25%。而其他國家一般是在10%到15%，土耳其是個例外，25%?？墒?，我們為社會花了這許多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的幾大公認的社會保障項目、社會服務支出才達到35%，但這在其他國家，它最低也是50%，一般是55%，為什么我們的差距這么大？

第二少第二多是什么，就是政府親力親為要少，讓社會承擔事情要多。在目前看來，我覺得我們也得積極地努力，包括我們現在行政審批改革簡政放權，包括我們職能轉變、激發社會活力做得很多了。但是，比如說目前一些權力機構，它們正在擠壓著社會。一些似是而非的中介組織在欺騙著社會或者叫混同社會，這個都有的，環評、水評、能評、安評、災評等都是和權力機構、管理機構穿著連體褲的，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還有一個，一些官辦、群團取代社會組織，群團是社會組織嗎？這個問題是很值得嚴肅討論的，我在這里不敢枉講，但是如果把這個東西就當做社會組織的全部，我認為是不妥的，而且現在大有這種潮流之勢。這個問題就是關于小和大的問題，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們這個官僚社會組織是有編制的，是有官方職能的，是花財政錢的，是有級別的，說到底它就是一個政治組織，就是政府的二政府組織。這個問題如果要是你說成為社會組織的話，你要做很多的改革工作。

第三少和多是政府機構編制要少，社會自主數量要多。目前來看，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政府改革和包括大部門制改革，但是我們現在發現的問題在哪兒，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我們現在的公共權力和行政權力，包括政治權力無所不在。那么，我現在可以這么說，我們現在不是《憲法》的四級政府，也不是現在實際當中的五級政府。我們現在是六級政府，這個問題確確實實值得我們去反思。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應該走向大社會自治。反過來，我們的自治數量大家都知道，萬人擁有的社會組織在國際當中一般是10個，有一些發達國家都20—50個?，F在上海的自主治數量、組織數量應該是萬人擁有8個左右，這個數據已經是領先的了，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在其他地方，如寧夏、浙江、青海、江蘇、福建等都到不了這個數字，全國平均也就是4個左右。所以，我們社會的自主治數量還太少。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第一個舉措，要擴大社會空間，政府必須要讓位。我認為，政府空間定位要確立，對政府而言，這不是政社不分，而是要政社合作。政府管什么，政府是管出錢的、是管政策的、是管監管的。而社會是管什么的，社會是出人的、出力的、出智慧的、出參與的、出服務的。對黨委的空間定位也要恰當，不是黨社不分，而是以黨助社。尤其是在一些基層治理當中，在一些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當中，我們黨委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我認為非常值得很客觀地去評價。我們大家都希望把它做得更好，但是我們用一個什么樣的身份去做，值得我們去好好地思考。比如一個居民委員會，一個物業委員會，它有代表大會，代表大會我們作為黨組織，黨員的先鋒模范性應該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競爭，應該是進入這樣一個意識程序當中去。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關于社會立法，社會立法意義要正確，不是依法治社，而是依法護社。要善法、良法和好法，如果達不到這種法的條件的話，還不如不立?，F在爭的轟轟烈烈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機構社會組織管理法，這目前暫時需要放下，前兩天公安部的部長關于境外社會組織的情況作了分析，首先做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這個境外社會組織法出來之后，我是參加過三次協商的，我們確實看到里邊有一些問題，境外社會組織，應該是說我們有國民待遇的這么一個原則才行，應該維護我們改革開放的形象，應該去立足于激發各種社會力量，保護境外來華的社會組織它們的活力才行。

第二個舉措，是激發社會活力。一個是用社會改革來激活，主要是官辦組織要改革，對事業單位體制不要改革，對于社會組織的管理要改革。目標是要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就像當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樣，現在需要這樣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再一個就是用政策支持來激活。還有一個就是用自治參與來激活，現在自治是很值得我們往前推動的，特別是在基層治理當中，到底怎么來治理，這是一個問題。我覺著現在我們圍繞著社區治理、基層治理有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概念不清、方向迷亂，不知道什么叫社會基層治理，也不知道什么叫社區治理。第二個問題就是鳩占鵲巢、替人做主。比如在一個社區里有好多的組織，有政府的社工站、有黨委的組織、有社區服務中心、有志愿義工組織，、有物業組織、有業主會、有居委會。因此，必須在這些組織當中要處理好三個關系。第一要處理好輔體和主體的關系。誰是主體，誰是輔體。第二，要處理好共治和自治的關系。哪些是需要共治的，哪些需要自治的。第三，要處理好工具和目的的關系。誰是工具，誰是目的。第三個問題就是不計成本、任性服務。打著公共服務的名義和社會服務的名義去任性服務、無限服務，這是錯誤的。第四個問題是，過度管理、泛化政治。

第三個舉措是培養國家公民。我們現在搞社會治理，搞國家治理，搞基層治理，急需培養公民意識。我們現在要想治理，我們就要拒絕奴民，就要拒絕臣民，就要拒絕私民。什么是奴民，是奴隸的奴；臣民，是相對君而言的臣；私民，就是那些“關起門來朝天過，老婆、孩子熱炕頭”，在公共空間里與我無干，抱著絕對不管的態度。而國家公民應該具備奉獻的境界與素養，需要對權力與主張有認識，知道其價值，需要有責任和參與的能力，需要堅持與妥協的分寸與原則，需要律己與約束的修養與自覺。公民是國家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的根基，過分地極權會誘致公眾的依賴，懶惰、偏狹、功利、自私、失去，導致社會的刁民化。而這個公共治理能培養公眾的自立、奉獻、自律、責任、信任、秩序，并促進社會公民化?！?/p>

（馬慶玉，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社會治理問題不單是個理論問題也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孫甘霖

2016年是建黨95周年，黨在這樣一個革命的歷程中，我們的基礎，我們的社會思潮，我們的身份和價值的多元都客觀地擺在了黨和政府的面前。人民的需求和發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我們去面對治理當中的客觀問題，去破解其中的問題，最終實現秩序和活力，最終實現人民的滿意和社會的進步。所以，關于創新社會治理重要性的一個認識，就是社會治理問題現在已不單單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客觀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可能是具象的，甚至可能是破碎的，羅列一些問題可能也是非常多的，但在這背后是需要在機制、體制、理論各方面進行創新。

社會治理領域是一個非常豐富和繁雜的系統，我們首先要解決什么問題，迫切要解決什么問題，著眼長遠要解決什么，這都需要有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梳理。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現在的社會治理重點應該落腳在基層，關鍵是體制機制，目的在人。按照這樣一個要求，上海市委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實踐，比如市委在2014年組織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調研組，對全上海的基層治理進行了客觀現實和體制機制的一個全面調研，形成了上海關于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若干意見，俗稱“1+6”，所謂“1+6”就是一個大的文件和六個配套文件。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也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治理的若干意見，在《人民日報》上做了整版刊登。也就是說，中國的一些大城市都在努力地從體制機制上，從目標任務上，從路徑方法上對社會治理的內涵、外延、路徑、隊伍、保障進行一個系統的回答，以此逐步來解決社會我們各方需求、各方迫切需要回應的問題。社會治理工作也像建設發展任務一樣，它是迫切擺在我們面前要回應的，但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我們的法制完善、體制完善、工作完善當中，包括思想逐漸地在認同當中實現它，來做好它。所以，社會治理工作在市委的領導下，在我們包括上海市委黨校在內的各級智庫的支持下，能夠進一步地把創新落到實處。在全面小康的進程當中，在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中，在深化改革的布局當中，在依法治國的總體框架下，也在從嚴治黨的要求下，能夠把社會治理的工作進一步地科學化。最終實現人民的滿意和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強盛。

第二，上海市社會創新治理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績。先說我們社會工作黨委，在解放初期，社工委是一個特別任務的組織，到了新時期，社工委的工作有了新的發展，上海市社工委是2003年經過國務院批準的一個工作機構，是市委領導的上海市十大大部黨委之一。在單位人向社會人轉型當中，在社會的變革當中，我們很多的黨的組織和黨員需要有一個新的工作和領導的體系。所以，社工黨委的主要任務，就是以這樣的一個工作要求來作為我們的主要任務。到今天為止，上海市的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有40多萬家。它對上海的GDP的增量，對上海勞動力的吸附和對整個科技創新、發明專利的貢獻度都達到一半以上，由此可以看到，在上海這樣一個國際大都市進行黨建探索，進行這樣一種領導方式的實踐是很有必要的。2006年以后，我們在中央的領導下，上海市成立了社會建設領導小組，我們承擔了上海市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職責，主要是規劃、協調、推進、督促整個上海的社會建設任務。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幾年來，市委要求上海經過5到10年的探索，構建社會建設的六大體系，包括民生、就業、保障、社會事業、社會穩定與治安平安等六大體系。隨著十六大社會治理這個要求的提出，我們在市委領導下，對社會治理的內涵以及上?！笆濉鄙鐣卫淼墓ぷ鞯亩ㄎ缓屯七M的項目正在著手進行規劃。同時，也結合上海的實際情況，對一些重點領域的問題進行研究和破題。比如徐匯區的綠主婦家園其實就是源于基層、源于實踐所產生的一種治理的一種新的體制機制和模式，是我們上海這樣一個城市面對上海這樣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社會的實際所構架的一種工作的方法。所以說，從上海的社會建設辦公室和社會工作黨委來講，我們在市委的領導下，一手抓黨建，一手抓社會領域這個工作的推進，希望能夠實現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這么一個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良好局面。

第三，在社會治理工作上我們哪些工作需要進一步探索。第一個工作，我們社工黨委一手是兩新黨建，一手是社會建設。從兩新黨建來講，我們有很多理論和實踐的困惑需要去回答，在私有和公有的權限問題上，在這樣一個社會構架上，黨的建設到底怎么做。關于現在體制的改革，我們最近有幾項工作，一項工作就是編制好上海的“十三五”專項規劃，集人大、政協、社會公眾以及理論專家的共識，梳理并完善，對社會治理在未來五年當中要實現什么目標，解決什么問題，我們需要有一個基本的思路。因為這個社會領域太寬泛了，要解決的問題也太多，到底什么才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亦或是當前人民群眾和社會發展的急癥，是需要我們去解決的。所以這個我們正在編制的過程中，也衷心地期待各省市以及專家學者、實踐工作者能夠給我們更多的好的意見、建議。

第二個工作，我們正在研究怎么以問題導向來及時聽取社會意見，及時回應社會訴求。因為現在的民眾的訴求可能也是很個性化。在個性化的背后，黨和政府怎么進一步梳理它的共性要求，怎么通過我們的制度設計來回應。從方法上來講，就是要進一步落實和解決基層治理問題，在上海這一次的基層治理中，我們感到有幾樣是直接回應目前發展需要的，比如說第一我們對隊伍力量的保障，因為現在在隊伍這個問題上，我們感到工作還是要有力量的。對這個隊伍的保障，人才資源、人力資源可能是最大的翹桿。第二比如說講到我們現在招商引資的部分，招商引資的部分其實不單單是一個管理方式的變化，它其實最大的一個功效是一個功能的變化，是一個職能的變化，就是要求我們面對群眾最直接的基層載體，能夠更好地去關注它的領域的群眾和企業的要求。也就是在我們國家現有的最小的行政單元用最短的管理半徑、最快捷地去服務群眾和解決群眾訴求，包括我們現在再往下延伸，在居委會中那么多的組織，這些組織最后怎么能夠以服務也好、以領導也好，以股東也好，怎么更好地實現它的有序，反映它的魂。這些工作關鍵是怎么把它落實好。包括最近正在研究的區域化黨建的問題，上海做了很多年了，我們從90年代末期就開始探索區域化黨建，那時候我在街道，區域化黨建做什么，區域化黨建就是把區域內的所有的活力迸發出來，就是在街道黨工委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一些服務、引領、補充和回應。我想，這也是區域化黨建，不是就黨建論黨建，而是以服務和發展論黨建的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這些我覺得從上海的實踐來講，都是在基層，在社會和在群眾當中大家感到比較解渴的幾個方面。

第三個工作，就是研究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制度。社會組織的總體比例，按照整個的國際通用的一個標準，還可以更高。但是這些組織的體系、方法，其介入社會治理的渠道、路徑和載體，以及怎么更好地來回應社會訴求等這些問題，需要黨和政府進一步研究。北京是以一些樞紐式的方式進行管理，那么上海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的路徑和方法，我們前天跟有關的研究機構也開了題，這其中涉及的，既有黨的領導的問題、自治的問題，也有社會組織作用的它的獨立第三方的問題，還有政府在讓步過程當中，對它的扶持問題、政策問題等一系列的問題有待研究。所以，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不是簡單的講第三方問題，因為這個第三方，因國情不同，因土壤不同，因我們的需求不同，所以它是一個體系的問題，慢工出細活，要逐步地把它研究透、研究細，使它成為我們社會治理當中一支積極的、有活力的有生力量。

第四個工作，就是我們社會工作黨委在市委市政府領導下，堅持數年，每年我們都有一些社會治理的指標體系和社會建設的發展水平，以及上海社會群眾滿意度的一些調查、研究和指標發布。我們會同研究機構做了若干年，2015年，我們在市委領導下，根據市委的工作要求，我們現在進行區縣兩級的指標體系的研究。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研究，前幾年看它是一個生態地區，但是它的圍產兒死亡率很高，高于其他的城區。怎么來解決這么一個悖論的話題，既是一個生態城區，比我們市區的環境優越多了，但是它的圍產兒死亡率卻那么高，最后找到一個原因就是它的婦幼保健的設施、設備和水平比較低。由此為導向，我們補充這方面的經驗，就是我們的這些指標體系和這些公眾滿意測評能夠為上海市委市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決策提供一些民意的訴求和客觀數據的分析，用科學的方法來引導社會治理，用科學的方法來加強社會學在實踐當中的推進。在以上的這些工作中，我們感到，我們是實踐者，我們是實戰部門，我們需要專家、學者給我們強有力的理論支持?！?/p>

（孫甘霖，中共上海社會工作委員會書記、上海市社會建設辦公室主任。）

社會治理中需要加強構建社會矛盾預防與化解機制

張文宏

構建社會矛盾預防與化解機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是社會矛盾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第二個是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分析。第三個是分類問題。我們談到社會矛盾，會提出一個問題：什么是社會矛盾，哪些問題可以歸結為社會矛盾？這個尤其是我們在進行學理性思考的時候要注意到的。包括比如，我們看到關于社會矛盾在中央文件里提的比較多的是十三屆全會深化改革這個報告里，但是它沒有給社會矛盾做一個界定。那么，在社會學中，我們提到社會矛盾的時候，會涉及相關的一些概念，比如說社會沖突，群體性事件、社會問題等。應該說社會矛盾和這些概念它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我這里簡單地列舉幾種相關學者的一些研究，看他們怎么看待社會矛盾。

第一種，有學者認為，社會矛盾是指人類社會當中各個階級、階層或者是社會群體在維護各自的生存空間、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或思想信仰過程當中出現的對立和沖突。簡單來說，它是階級或者階層各個社會群體之間出現的這種對立和沖突，這個對立和沖突主要是因為利益，物質利益或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經濟利益，這方面的對立而產生的。另外有學者認為，社會矛盾是社會當中個人和群體在維護各自利益的過程當中所出現的對立和沖突，導致不同程度的社會秩序的非和諧的那樣一種狀態。社會學家李培林他在前些年有一本影響很大的書里講社會矛盾是社會階層間的人民內部矛盾。他把社會矛盾界定為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了收入分配領域的利益分割、城鄉關系及產業結構的矛盾、區域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收入差距的矛盾等。那么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說，可能有的學者不一定贊同，我自己也認為，我們在談到社會矛盾的時候，除了我們一般印象說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比方說這種帶有爆恐性質的，這種由暴力事件引發的這種矛盾，當然我們可以說這種矛盾是敵我矛盾，算不上社會矛盾。這里很復雜的一點是我們怎么來界定這種社會，是大的社會，還是小的社會，就是說我覺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我個人認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學的社會沖突的這個概念有很密切的一個關系。之所以這樣說，我覺得是因為社會矛盾一個后果有可能會產生社會沖突，產生群體性事件，產生這種負面的社會影響。當然，如果社會矛盾調解得好，有可能并不會轉化成社會沖突。關于社會矛盾的分析，毛澤東有一個經典的《論十大關系》，當中提到的這個十對關系或者說十對矛盾，有些可以是稱之為社會矛盾，有些并不一定是社會矛盾。我們這里所說的社會矛盾主要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也就是說最近30年的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我覺得第一個方面是由于體制的轉型，主要是由于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我們現在所說的工人失業的問題、下崗的問題、大學生就業的問題、農民工進城的問題，這些我覺得都和我們這種體制的轉型聯系在一起。

第二個方面是由于體制的轉型所引發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比如我們經濟結構的轉型主要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國內很多城市都提出了要建設國際大都市，那么建設國際大都市一個目標要提高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在整個產業當中的比重。這就意味著傳統的一些產業關停并轉，造成了一些工人的失業，在我們的術語中下崗用得比較多，失業用得比較多。還有在我們的社會結構的調整過程當中，階層之間的這種分化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同的階層之間的這種區隔、相互敵視、漠視，這種現象層出不窮。

第三個方面是和我們國家這種快速的城市化、城鎮化有關，我們可以說大規模的城市化、城鎮化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的，到現在差不多是30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什么，是我們用30年的時間走了西方國家差不多是200年才能走過的這樣一個路程。所以，時間的壓縮、空間的壓縮造成了大量的社會矛盾集中的爆發。如果從網上搜一下關于群體性事件，關于這種惡性事件的這種報道，這種統計數字，可以說比比皆是，很多是在最近十年集中的一種爆發，集中的呈現。

第四個方面，我覺得是跟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有關系，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我們的產業工人可以說從事的是最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是他們獲得的回報是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的鏈條的最末一端或者說最低端，我們可想而知，由此產生的勞資的沖突、勞資的矛盾。還有，從制度方面來講，是制度建設落后，但是大的制度包括法制，社會治理如何法制保障，這方面的推進所面臨的困難應該說是最嚴峻的，由于我們很多制度建設跟不上，法律在很多方面處于真空，這就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產生以后，社會問題不一定是社會矛盾，社會問題不能解決，那么轉換成為社會矛盾。社會矛盾處理不好，導致社會沖突，我覺得是這樣一個邏輯。還有從社會的層面上來看，是一種社會的示范、道德的示范，舊的社會規范已經過時了，新的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們會經常說，社會的發展會落后于經濟的發展。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他判斷我們的社會建設至少落后經濟領域是30年，我們從陸學藝先生他的很多論述當中可以發現。上海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在2012年對中國六省市進行了一個調查。在我們的被訪者中，全部樣本接近6000個樣本中，大多都認為未來中國面臨的十大挑戰幾乎是跟我們日常的媒體當中看到的，第一個是關于腐敗的問題；第二個是關于貧富差距的問題；第三個是基層干群沖突的問題；第四個是高房價與低收入的矛盾；第五個是誠信危機、道德示范；第六個是民主制度的改革低于公眾的預期；第七個是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第八個是由老齡化所引發的勞動力的短缺；第九個是大學生的就業難、農民工的就業難；第十個是由于主流價值觀被邊緣化所造成的我們的信仰危機或者說是這種價值觀的迷失。

那么，怎么對這些社會矛盾進行分類。目前學界基本上有三分法和四分法之說，所謂三分法簡單的是說成按照領域來分。第一個領域首當其沖的是經濟領域，主要表現在貧富差距的拉大，既包括地區的差距，也包括部門的差距，由就業壓力的增大所產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夠有效地轉移的問題、濕地農民就業、大學生就業以及城鎮失業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在經濟領域還包括我們的經營管理者和勞動力的矛盾，既包括在公有制的企業中，也包括非公有制的企業中的工資拖欠、勞資矛盾，最后是由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資源的短缺以及交通運輸工具的緊張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當中的矛盾。那么，第二個領域就是政治領域的矛盾，這主要表現為干群關系的不和諧、腐敗、工作方式的簡單粗暴、決策的失誤，民主發展程度的不夠以及執政能力的缺失。此外還包括由于民族問題產生的分裂的暴力事件，還有社會治安領域的問題，各種犯罪事件、惡性案件、黑社會性質、犯罪大量的出現所導致和我們普通老百姓所感到的公共安全感的下降。

第三個領域是在價值觀和文化領域，主要表現為我們由原來所謂的一元的思想到現在多元思想的這種碰撞，科學和人性的沖突，科學和宗教的沖突等等，以及現在在互聯網+的時代，各種的由信息的管制無效所導致的信息垃圾、信息公害、病毒、黑客等網絡示范現象也引發了大量的這種社會矛盾。那么，其他兩位學者他們也是按照三大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來劃分，只不過就是說細節有一些不同。另外一位學者把社會矛盾分成兩大類，第一類稱之為發展和改革過程的矛盾，第二是由于國家層面的制度因素和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層面的因素滯后于我們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所帶來的一些矛盾，具體的包括制度性的矛盾、管理性的矛盾等等。

那么，為什么老百姓把官員的腐敗，把貧富收入的差距列為最突出的社會矛盾的表現。這里我用一個數據，是上海大學2012年在全國六個省市進行的一個調查，這里，我計算出來的這個基尼系數高于我們國家統計局的這個系數，我們的這個系數達到了0.6。我們看國家統計局從2002年到2013年，基本上2008年以后，基尼系數是逐漸地降低的，而在2008年之前是逐漸地上升的。因為經濟系數這樣一個指標是衡量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的一個最通行的指標。這里邊涉及東部、中部、西部地區，這和我們通常的理解有些差異，這里面最高的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是西部地區而是中部地區。西部的基尼系數是最低的，大概這里我也做了一些回歸的模型，關于收入的不平等、教育的不平等、職業流動的不平等，以及社會保障的不平等。

最后，如果仔細研讀深化改革的報告，那里有幾句話能夠做到，我們這個社會矛盾就能預防和化解。比如，文件里有一個叫依法保障社會成員的權益，怎么保障？當然一方面需要我們學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政策部門怎么給我們的決策者提供既可以操作，又不能夠超越我們目前發展階段的一些對策。這些對策要以能不能夠操作，能不能夠轉化成決策以后能不能推行。我覺得從前面對于社會矛盾原因的分析，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找到這個矛盾的源頭，所謂的源頭治理、源頭預防。比如簡單地來說，經濟領域的矛盾，比方說收入差距的問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能夠用經濟手段來解決的。我記得在前幾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同志說過，如果用人民幣能夠解決的矛盾都可以稱之為人民內部矛盾，雖然很通俗，我覺得說得很有道理。換句話說，如果用經濟能解決的矛盾可能是最簡單的矛盾，而關于政治領域的一些社會矛盾，跟我們的民主的進程，跟我們的法制建設相關的，我覺得這個領域的矛盾可能解決起來就有難度，因為它涉及我們的法制建設、制度的建設等等。而人們的觀念層面的這種矛盾我們看不見，摸不著，如果它有表現，我們還能發現一些苗頭。所以我覺得找到了源頭，找到了真正的原因，分頭治理，這是一個大的思路。第二個方面，我覺得應該從心理的層面，因為很多的社會矛盾可能和現實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或者說跟我們的權益可能是沒有直接相關的。所以，學者有一個概括叫非直接利益沖突的社會矛盾。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我們的媒體是有責任的，現在在這樣一個互聯網的時代，很多媒體把一些事件渲染、夸大、擴散，如果我們看現在的互聯網，很多都有一個新聞排行榜的點擊率，點擊率最高的是哪些？并不是那些正能量的一些新聞，而是那些新奇古怪的新聞。做新聞的有一個黃金定律，叫做我們不要報道狗咬人，我們整天報道是人咬狗，點擊率也高。包括我最近看到很多，有的是我們中央級的媒體中午在辟謠，晚上正式的消息就出來了，這讓老百姓怎么來相信？所以，如果我們都從做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分析一個大媒體，我們看它的這些有關負面的報道有多少，它的點擊率、它的關注度等，包括我們的微信群、各種社交圈，最流行的傳播最多的是哪些消息的來源。所以，在這個方面，如果這種輿論的力量或者媒體的力量運用不好的話，會把一個小的事件推波助瀾成一個大的事件。所以就是說，我們的整個社會心態需要優化，要重視人們的心理層面的核心。社會學有一個著名的理論是相對剝奪的理論，比如說我們講到貧富差距的時候及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我們一般不會和李嘉誠去比我們的收入多少，我們跟他的差距有多大。因為我們說這沒有可比性，他不是我們的參照物，我們參照物是跟我們差不多的同輩的群體，他們作為我們的參照群體。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民眾的這種預期越來越高，這可能我覺得媒體要做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個方面，要創造一個包容友好的社會環境。如果說社會矛盾主要是指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階層之間的這種對立和爭斗的話，那么作為不同于其他群體的一個社會成員，你對于其他的社會成員能不能有一種寬容、包容的一種心態，能不能少一點偏見和歧視，這個可能不需要投入多少，一種心態的改變就能夠做得到。

建立暢通有序的社會矛盾的訴求表達渠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F在主要的渠道是信訪，我們各級政府部門都有一個信訪的渠道，但是信訪能夠解決多少問題？我們很難得到官方的實際數據。前兩年報道了大量的這種各省都有一個北京辦事處的，主要做的是什么，接訪。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在評價這個基層政府部門作為一個評估他們政績的一個硬指標，如果不把我們的上訪率的多少作為一個指標的話，那我覺得可能會有所改變。當然，還有一個，我覺得在信訪的整個操作當中有一個機制性的問題，你不論什么問題，到了中央信訪辦、信訪局，最后還要轉到基層，轉過來以后，我們從媒體上也看到大量的這種打擊、報復的，這種也是層出不窮的。老百姓對于他身邊的基層有一種不信任的現象存在。

還有一個是要依法調解社會矛盾。當然，上海電視臺有一個精品欄目，就是柏阿姨調解的那個欄目。對于這一點雖然她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覺得不能夠所有的發生了糾紛、發生了矛盾，完全靠調解。你知道調解的成本是最高的，而且是時間會持續很長。從負面的角度來講，很多矛盾調解到最后的結果，并沒有避免矛盾向惡性方面發展，反而好多小的事件變成了一種大的災難性的事件。我覺得關鍵的一點，重視了調解，而沒有關注到是依法調解，調解必須靠現行的法律和制度。

最后一點我覺得要保障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權益。如果現在我們有八個億的弱勢群體的話，那就基本上變成了我們接近2/3的社會成員都要優先進行保障。當然，說到弱勢群體的時候，按照陸學藝教授他的研究《十大階層的分類》，我們的公務員階層，排在第一的階層，網上會經常有公務員吐槽說，公務員也是一個弱勢群體，我覺得也不能夠把弱勢群體泛化，我們重點的是關注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弱勢群體，老弱病殘，這些失業者，這些處于貧困階層的人。首先優先保障他們的權益，然后我覺得這才是全體公民的這樣一個權益，我們在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有一個排序，我們不可能說一視同仁，當然我們從觀念上講可以說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解決社會矛盾的時候應該有一個輕重緩急?！?/p>

（張文宏，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大都市社會治理的困境和出路

文軍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治理，特別社會治理這樣一個話題已經成為學術界和政府、黨政部門、相關的部門的一個主流學術話語。在學術界里面，我想政治學、社會學研究是最多的。我這次從政治社會學這個角度來看看當前大都市里，這種社會治理面臨了一些什么樣的問題。借用后現代理論中一個概念，就是命名政績來分析當前我們大都市這個治理中的一些問題。分析這個都市的治理，或者說城市治理中的問題，首先，要對城市它本身要做一個分析，我們現在這個城市最核心的一些品質是什么，它的特點是什么。然后在這個制度上，我們看它的治理目前面臨著一些什么樣的問題，怎么來認識這個問題，特別是從政治社會學，特別是命名政治這個角度來進行一些反思，最后看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治理的方法。

第一部分，關于城市的這個特性。實際上這個城市最核心的問題，我認為它不僅僅是一個，就是我們以前可以講城市，比如從研究這個角度講，并關注城市規劃、建筑學等?，F在我們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社會文化現象。比如我國教育部，華東師范大學有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這個是教育部的重點研究基地，這個研究基地的主要過程不是研究城市規劃，不是研究實體方面。我們能做的更多的研究就是把城市作為一個社會現象、文化現象、自主現象等這樣來研究大都市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是有人才叫城市，城市建設最后的目的為誰，也是為人，所以人是最核心的因素，有人就有社會，有社會就有文化，那這是最基本的一個邏輯。所以說，在城市社會當中，它包含了社會與文化的這種品質，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學對城市的研究非常早，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學學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近代城市社會文化劇烈變更的關注來逐步形成的。比如說，在社會學里面早期的芝加哥學派，它就是以研究芝加哥而著名的，然后慢慢興起來的。這個城市可以說是社會學研究最重要的一個議題或者是范疇之一，主要是農村、城市，如果按社區來講，講出了鄉村、農村、城市，所以早期的社會學的發展更多關注城市的研究。社會學的命運跟城市發展的命運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發現在都市這個治理中，它面臨著一種結構性的困境，這恰恰在社會文化不一致，我們把它稱之為社會文化的張力。本來社會一定包含這個城市，包括社會和文化的要素在里面，但是這兩個要素之間，它是有張力的。我們國家現在城市化發展速度非?？?，到去年已經達到了54.8%，盡管有很多學者批評，我們這個54.8%的城市化實際上是把常住人口算進去的，那如果把在城市里面政府的這些農民工剔除的話，我們真正意義上的享受完全平等，對這個城市公民權的城市化比例大概不到40%，就是我們有15%到18%左右的外來農民工，這個群體也被統計到城市化中去了。但不管怎么樣，我們國家這么多年改革開放以來，它創作了一個在經濟發展這個快速成長之后有一個城市機制的產生，實際上還有一個都市機制的產生。就是說這個經濟從90年代，特別是1992年四項體制改革之后，發展速度非?？?，這就帶來很多的問題。這個經濟發展，社會層面上也沒有出現很多這個漏洞，至少到現在來看還是可控的，城市發展也是我們國家有很多城市進入到世界五百強的世界之列，城市規模在不斷擴大。就是說，這里面如果說我們以前一直在考慮中國經濟發展，實際上我認為還有一個都市的存在，同樣的曲線。

在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矛盾性，比如說我們這種發展都是一種擴張式的、外延擴張式的一個城市，談大了講，我們的上海是這樣，我們的內環線是60平方公里，外環線是660平方公里，整個上海是6300平方公里。在90年代初的時候，上海的中心城市是內環線以內，現在是外環線以內，擴大了10倍。中國很多城市都是這樣，叫做山東人攤大餅，越攤越大，擴大十倍，上海差不多是這樣。這樣大規模造成的運動，實際上體現了一種物質主義、都市主義、政治化的戰略，更多的是在物質和制度層面上。我們一直強調，所以為什么我們現在提出新型城市化，講新型城市化最核心的是什么，是以人為本的這個城市化，人的這個城市化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們走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是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從1949年我們制定這個城市政策開始，有很多類似這樣的平臺論證這樣一個結論。但是在這樣一個大的城市發展擴張的背景下，所以到處可以看到城市里面社會不滿的情緒在產生，社會空間在分化，比如說房地產帶來的空間分化。這個空間成為社會學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層的一個要素，在傳統分層里面，權力、經濟和社會聲譽，但是我們現在發現空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分化的要素，還有各種各樣的高頻次、多領域的社會與文化危機，包括剛才講的社會矛盾都在大量的產生。所以說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中國的經濟在發展，城市在發展，但與此同時矛盾也在產生，矛盾產生好像也沒有威脅到這個社會的一個大問題，社會也沒有結構。這難道不是中國的一個社會機制嗎？就是說要西方人來理解中國這個物價早就完了，要民主沒民主，貧富差距這么大，你們老百姓早就應該起來反抗，向政府發難了，但是老百姓滿意度挺高，而且農村居民的滿意度比城市居民的滿意度還要高。就是按道理來說，城市居民享受到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比農民要多，城市居民的滿意度不高，但是農民的滿意度反而高，這就又反過來反思這個事情不是那么簡單，是很復雜的一個問題。所以在大都市這個治理中，它存在著一種社會文化的張力，到處都是一種不平衡，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一些問題。比如在大都市里，我們生存的機會多了，我們有自律、理性的東西多了，但同時生存的壓力也大了。我們必須學會獨立和自助。在大都市里面，我們有了獨處的職位，一個人一棟房子在家里，一個套間，但是你必須要承受這個孤獨和冷漠，這個都是有矛盾的。我們有了現代文明創造了一切便利，但是幾乎所有的設施和服務都是通過金錢來發出關系的，你說你哪一樣東西不是跟錢有關系，所以金錢關系雖然使人們變得富有、理性，但是同時也使人們變更加冷酷、無情，這是變得非常明顯的，我們能體會到大都市里面這種無奈，這種矛盾。

所以，面對這樣一個處處充滿矛盾，似乎很熟悉，但是實際上又是很陌生的這樣一個社會，我們怎么來思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就是從什么角度，用命名政治社會學的一個解讀，就是從理論上來認識我們這個都市治理當中，它的這種結構性的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怎么來理解國家主導下的都市化的這種治理的邏輯是什么。我就用這一個具有整體性、反思性這樣的概念來看這個問題。什么是命名政策，這是后現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實質上我們現在很多都是一個命名的結果，命名的政治。命名的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說我們先不管是怎么樣，先命一個名字，然后再互換它的肉體，然后在實踐層面上再去建構它。你看我們國家這么多年核心的政策都是先命個名字，然后我們化于實踐，變成一個社會實踐，然后我們自下而上地來建筑，大家就朝著這個目標去做。比如什么是和諧社會，我們中央領導說和諧社會六句話、八個字，然后我們就照著這個和諧社會去做。什么是科學發展觀，我們講這個科學發展觀就是全面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我們就按照這個去做?，F在到治理我認為也是這樣一個邏輯，先命一個名字，然后我們再互換它在實踐上去建構它，大致意思就是這樣。

命名政治這個研究在后現代里面有很多討論，在話語進步里面討論比較少，大家來作為一個話題、作為一個概念來用。它是在不斷地從最簡單的意義上來理解命名政治，實際上就是說它名稱背后的一種社會政治、意義的一種詮釋，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通過命名去命名，而再命名來改變話語進步，從而促進這個社會進步的一個變化。就是通過話語進步的變化道出這個社會進步的一個變化，就是不斷地命名，然后再命名，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看。從理論上來講，實際上它更多的命名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命名，首先是這樣，就是它背后體現的實際上是一個權力的關系，我們很多人你能來命名嗎？你命名有什么作用嗎？沒有作用。它是通過語言的這種表述，實際上這種表述它已經嵌入到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這個地位當中，所以這種話語不是一般的話語，而且命名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命名的，會有體現它的一種權力和權威的存在。當然了，從過程來講，我們說它首先是命一個名，然后再孵化它的形象，把它內涵充實，最后再在實現當中實現，是這樣一個過程。目標上來講的話，它可能遵循的更多一個是命名問題。它實際上要創造一個模式，不是發展一個邏輯。我想看看我們現在這個命名有哪些，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就是我們講的這個社區治理，我們國家在社區建設領域上，其命名，不同的街道，在80年代，我們最早提出社區服務，然后民政部當時在杭州開會，全國都要搞社區服務，后來到90年代，或者到2000年以后我們慢慢變成社區管理，管理是一個綜合體的，社會亂了，各種情況多了，我們必須要加強這個管理，這個管理就有點像維穩、管控，強調黨和政府的權威性。從服務一下轉向了管理，現在我們又改變了，變成社區治理，強調多主體的參與，大家要平等、伙伴的這種管理等等，治理的理念出來了。通過30年來中國社區建設的這種實踐，可以看到，我們主流的話語權的核心特點實際上是在變化的，從社區服務到社區管理，再到社區治理，我個人覺得它就是一個典型的命名政治的一個產物，把它先賦予一個比較高的理想的價值，然后再以此來對照這個現實，再來建筑這個現實。同時在實踐上形成了不同的建設的一些模式，比如民政部2012年推進的叫全國社區管理與服務創新實驗區，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改了，叫全國社區治理與服務創新實驗區，把管理改成社區治理了。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推薦的實驗區就是民政部在全國第一批12個社區選出典型，要樹典型，但是名稱中間還沒完，它三年一個周期，這三年沒完，名稱就變了。為什么？因為中央整個話語體系變了，所以社區管理就變成社區治理，相應的，社會管理變成社會治理，所以相應的社區管理也變成社區治理。所有的文件體系當中也都變了，所以我們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實際上管理這個詞還保留在里面，還保留在中央的文件里面，還有這個詞。但是一些中央領導人解釋是什么，就是凡是中央文件里面原來已經出現的社會管理的詞就不改了，只要能改的就全部把它改成社會治理，就是這樣一個命名，很典型的一個命名的結果。

在這個都市治理的這樣一個命名中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就是這種比如說對于都市建設的這種狂熱的追逐，與社會文化的矛盾實際上是并存的。就是說我們這個命名與現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落差。到這里面，我們更多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一個命名的結果，所以更加強調政治的動員力，使原有的社會結構產生了不斷地產生權力結構的銳減化，而且很多的實踐在不斷地搖擺或者變化，由話語實踐引發的現實實踐的變化，我們在基層創建或者治理當中實際上心里是沒有底的，這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說這個情況上，我們怎么來改變找回都市治理的社會文化，我覺得一個是要改變我們傳統長期以來這種物質化、制度化、都市化的治理的這種路徑，要確定真正從都市這個本身的品質當中所出發，回歸到以人為中心的都市化。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善于發現底層的邏輯、自下而上的看，我們現在是從上往下看命名，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否則對于老百姓這個無權的階層，有多大的命名權，他們在底層上沒有被給予充分的關注，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從下往上看的這種。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市化的這種張揚擊打地在經濟、物質上面創造了一個極致，但在這里面，它同時給我們的社會治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很多危機實際上已經從我們都市的這個發展的理念開始確立的時候，就已經潛伏下來了。所以，我們進入命名政治的這個概念是通過一個政治社會的一個視角來幫助我們理解都市化和都市治理背后它的一種權力邏輯。那在這里面，需要我們對現代都市社會與文化保持一種想象力和一種洞察力。我們應該始終培養一種實踐的品質，用積極的姿態來介入到日常生活當中，更多地從底層這個視角來看這個問題，這可能是社會學者跟其他學科不一樣的地方，都是高高在上的，自下而上的去推行一種邏輯，而是真正地從基層治理它的實踐和它的需要，以及民眾的需求來確定。當然，在這里面實際上我們也是對現代性的無批判肯定是有關系的，對現代這個結構大多采取的是無批判地，缺乏一定的反思性。這個到時候我們無論從理論研究實踐層面上都是存在著很大的一些問題。所以，在這里面我覺得特別需要重新確定、重新定位，把都市這種治理重新做一個定位。所以，我們就去思考把它放在人、社會、環境這種多項的環節中去思考，而不是單一地去看。這就是為什么習近平同志一直強調社會治理要強調它的整體性、適應性和街頭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社會治理，我們不能從單一的條件看，單一的條件看每個都很有道理，放在一塊的時候，它是矛盾的，都是有問題的?！?/p>

（文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國家治理的一個挑戰就是階級地域化基層社會的同構

劉建軍

關于階級地域化基層社會的同構及其對國家治理的挑戰問題，主要包含四個關鍵詞：第一個是理論；第二個是特征；第三個是挑戰；第四個是出路。具體來說，第一個，從理論上我們講，所有的研究分層基本上就是一個職業分層，職業跟收入聯系在一起?，F在我們就發現其實在很多的城市里，它的職業分層與地域分層是聯系在一起的，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它的職業分層與地域分層的結合做得越來越大。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時代推行的貧富混居實際上淡化了地域分層，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在社區里調研，這就是一個軍區司令員的住宅，邊上就是最窮最窮的人，最窮的人能夠跟軍區司令員共處一地，這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那現在這個狀況已經看不到了，所以說職業分成與地域分層的同構性越來越強。

尤其對上海來講，兩種社會分層的界標，一個是道路，一個是地域。在以前的話，只要報出住在哪一條路，基本上階層地位大部分都比較清楚，學者陳思和教授曾經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就是研究道路為界標對上海這樣的一個分層。由于陳思和教授從小就生活在上海，對上海的道路界標的形成分層有非常切身的感受。道路作為分層的界標的這個效率越來越弱，而地域這個界標的分層越來越強，接下來，上海就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像法國巴黎、美國紐約這樣的有富人區與窮人區的空間隔離。因此，理論思考的第一點就是職業分層與地域分層越來越趨向于同構和合一；第二點就是道路作為社會分層界標的效率越來越弱，地域作為社會分層的界標的效率是越來越強，會導致窮人區與富人區的一個空間的隔離。

第二個特征，經過我的調查研究發現，現在由于階級的地域化，實際上它有兩種形態，一種是中產、上中產階級為載體的這個階級地域化；還有一個就是以底層階級為載體的地域化，以底層階級為載體的地域化，主要是在城鄉結合部。其實最有趣的研究應該是把這兩種地域化的階級做一個對比，城鄉結合部我也去做過調查，但是這個調查現在還不夠深。以中產階級為載體的這個階級的地域化，它主要有四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用高財產傳遞愿望，這個非常高的財產傳遞的愿望，就是日本人曾經寫過的一本書，叫階級可以被繼承、遺傳，階級是遺傳的，就是說它這些人。我最近在讀一本書是由美國學者保羅·福塞爾寫的《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位》，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里面講到了中產階級是一個最謹小慎微、了無聲息的一個階層。后來發現確實是這樣，中產階級特別在意自己的職業安全，比如說我們老師現在不敢批評了，老師現在沒有霸氣了，所以說非常謹小慎微、了無聲息。但是我調研的這個地方不是這樣，它不是中產或者是下中產，它是一個上中產，但是又不是大福大貴，像很大的資本家。然后他們就特別在意自己的財產安全，他想自己的財產能夠世世代代傳遞下去，這是第一個特征，具有很高的財產的傳遞愿望。像我們想有這個愿望，你肯定也沒有那么多的財產，就銀行存個幾十萬、上百萬塊錢，過幾天我住院了，那筆錢你花掉了。所以說沒有很強的，我們有時候就希望小孩能夠讀書讀好一點，不要想繼承財產，我也沒有財產，但是他們不行，他們因為買了一棟別墅就兩千萬，那是很希望財產遺傳下去。比如，關于房子，歐洲人對于房子他們是很希望能夠世世代代地傳遞下去。

第二個特征，我用了一個詞叫“跨小區聯盟”或者叫“網絡空間中的組織化”，這個跨小區聯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很多的老城區里面調研的時候，很多老百姓，老的城區里面很多關心的是本小區的議題，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調研的時候發現，他們不關心本小區議題，他們關心的是通過借助于微信、借助于網絡形成的跨小區的聯盟，關注的是兩岸議題。第一個最關心的問題是，最好的醫療資源能不能在這里配置；第二個最關心的問題是，最好的教育資源能不能在這里配置。隨著現在交通發達，交通已不是最關心的了。所以說就形成了一個跨小區聯盟，這個跨小區聯盟是我在老的城區里面做調研的時候，甚至在城鄉結合部的底層階級為載體的大型居住區里面有時候還沒有看到。他們這個跨小區聯盟的這個程度，緊密的程度很高、非常高。

第三個特征就是依法維權與過度維權并存。因為他們是有很強的法律概念的、法律意識的，甚至有一個養老院他們要建在他們那個地方，他們把養老院叫成死人院。然后就是說老小區的抗爭的形態跟以上中產階級作為載體的這個社區的抗爭的形態、手段完全不一樣。上中產階級在抗爭的時候，首先拿出法律的武器，依法維權，就是有點依法抗爭、依法維權的色彩很強。但是同時，因為他們又具有很強的對財權的敏感，所以特別具有這種導致他們過度維權。所以我在社區里面調研就發現，我用了一個概念就是社區的公共素養與你的行政級別，與你的教育程度一點關系都沒有，社區公共素養與你的教育水平，與你的行政級別沒有關系。后來我又在想它與什么有關系，我感覺到它是與規訓有關系，規訓，有很多種的，有強制性的，有示范性的，有感化性的。所以這時候就發現，買別墅的人，越喜歡違章搭建，然后要拆他的違章搭建的時候，他暴力抗衡的程度比一般老百姓要強得多，對財產的敏感特別高。300個平方不夠住的，一定要往地下挖，所以說北京很危險，上海也有很多挖地，有個朋友親戚買了房，然后就感覺到往地下挖，他們的房子都快成危房了。這個在西方國家，有學者會告訴我們說，社區在現代西方國家已經失衡了，但是我們去看看他們的社區確實走了一條比較極端化的道路，就是法治化的道路，要在西方這種法制國家，你要往地下挖那可慘了，那你的成本可大了，那不僅是關進去的問題，那可能你子女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因為你人的信譽沒有了。但是在我們這里也沒辦法，街道沒辦法，社區也沒辦法，這就是依法維權與過度維權。

第四個特征就是身份優勢與地域優勢的合一。由于我們以前人比較強調一種人的身份，什么叫身份優勢，書里面的一句話，他說如果我的孩子正在上長笛課，他就表達一種孩子的興趣。我小孩喜歡長笛，但是他說如果我的小孩正在學古大提琴，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他暴露的不是他的孩子的興趣這個信息，他暴露的是他的感情信號。我覺得是對的。以前我經常穿上西裝走到電梯里邊，年輕的時候不懂事的時候，趾高氣揚的，學生問你干什么去？我說道東方藝術中心聽叫響樂曲，我在表達我一種感情信號。其實交響樂我一點都聽不懂，現在年紀大了變得樸實一點了，以前是非常虛偽，就是要表達一種感情信號。所以說，但是現在對于這個地方的人來講，我就發現他的身份優勢，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這樣的地域優勢，因為我們住在這里住別墅，但是他們這些人就身份優勢與地域優勢是完全合一的。我們可能僅僅有時候會比較虛榮地表達一下我們的身份優勢，但是這里身份優勢與地域優勢是高度合一的。

第三是挑戰。第一個挑戰，中國從平面社會向立體社會的轉變好像開始啟動了。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我自己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制度唯一的一個觀點，中國不是一個階級社會，中國至少從科舉制推行以后，階級社會的色彩越來越弱了。但是我們看歐美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階級社會，階級社會的特點就是立體的，我們不是一個階級社會，那我們是什么，我們主要是以一個個的民，民為方本，不是階級為方本，民的困難是什么，就是一個個的家庭組合在一起的平面式的。所以你看我們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我們的很多的政策救助也好，勞保也好、低保也好很多的政策，它不是跟階級連在一起的，它可能都是要落實到一個個家庭里面去的，這個是平面。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里有句話非常有名，在法國是只有階級才能占據歷史，君王是占據不了歷史的。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一片云飄過來，下了幾滴雨，就能打死幾十個貴族，它這個貴族到了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已經是非常大的一個階層，一個龐大的奢侈的消費階層，它的階級對抗這么厲害。所以說，我一直覺得中國它不是一個階級社會，它是一個平面社會，有時候我們特別強調政策能夠惠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但是以前我們叫階層，我覺得更多的是一個統計學語言，比如十大階層是一個統計學語言，那么現在來講，我就感覺到階級讓我看到了非?？陀^性的存在這么一個地域化的一個階級形態。我就感覺到從平面社會向立體社會的改變有可能出現。這里有幾個問題，到底是平面社會有利于國家治理，還是階級社會有利于國家治理，我現在沒想清楚，它肯定會導致出不同的一個國家治理的形態。

第二個就是城市里面越來越存在一個階級化的空間再生產。我們說這個空間的等級化程度越來越高，甚至有時候在城市里面越來越暴露出一個對于空間的一個斟酌。第三個就是管理的困境。管理的困境里面我調研的數據發現，財權這種安全意識、財產保護與業委會的沖突非常厲害，這個我就不多講了，由于時間關系。

第四是出路。第一，我覺得應該是走社區內部治理民主化的道路，就是把這些人的很多一些關注的焦點慢慢地轉移到對社區內部治理的關注上面，就是社區內部治理的民主化。第二個就是區域管理要走法制道路，所以我覺得像類似的這樣一塊上中產階級為載體的一種空間和區域要走法制化的道路。第三個就是，我自己提出來，這是我最近一直呼吁的，就是說科學的城市規劃要與社會治理實現它有機的結合。就是科學的城市規劃，我最近讀了很多城市規劃方面的東西，你比如說在現在很多的城市規劃，按照法國學者的一個觀點，城市越來越成為一種過渡性、淘汰性、排擠性。世博會為我們貢獻了這么多的公共產品，包括地鐵，但是我發現它把大量的人排擠到了邊遠地區，排擠到像奉賢、閔行這邊。它是屬于一種過濾、排擠，按照法國的極端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這個觀點，他把城市規劃稱之為一種無聲的暴力。但是有時候我們發現，如果建的地鐵越多、越便捷，將來這個城市它可能更多的應該是由一個個的，由20萬人到30萬人組成的一個城市單元組合而成的。所以就是說，這個城市單元里面的這樣的一個生態，我一直講這個社區生態有窮人、有富人，有公共資源的配置，有小商、有攤販。最近不是城市住建部的人，城市研究中心的人對滴水湖邊上的城市規劃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因為它是徹底失敗的。因為它沒有窮人，所以說我跟深圳的人講，深圳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你這個城市連一個自行車車道和人行道都沒有，你是不想讓窮人在這兒活下去，所以說我跟深圳的城市規劃基層管理的人講，我說我第一次到深圳去，沒有見到自行車道，沒有人行道，這樣激發我一種想象，我敢提出這樣的判斷。他們現在深表同意，他們認為就是這樣，所以說深圳的街頭搶劫率很高。上海是這么管的，開始沒有這個自行車道，像復旦大學過去沒有自行車道，沒有人行橫道，現在慢慢都把人行橫道、自行車道都給劃出來了，劃出空間給窮人。

第四就是公共引擎與責任主體的對稱性。什么意思，就是說像公共資源的配置，像最好的教育這樣的配置，像教育醫療這樣的配置，它可能不是街道這個層面能夠解決得了的，甚至有時候也不是區級層面能夠解決得了。所以說，我覺得公共議題這個責任主體有一種對稱性以后，然后來慢慢地使住在這邊的這些人，對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別關注，對財產安全特別關注的一些人能夠清楚的知道，城市的管理和規劃不是按照他們這樣一個財產的邏輯，買到好的房子就一定給你配置好的資源，不是按照單一的邏輯來配置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人口因素，有很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有四條出路，社區內部治理的民主化、區域管理的法制化、科學的城市規劃與社會治理的一個有機結合。就是公共議題與責任主體的一個對稱性，來使地域化階級、階級地域化這樣一個基層社會同構能夠慢慢地對國家治理的這個挑戰，使它能夠降到比了低的程度，同時又有一定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p>

（劉建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