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村共同體的歷史變遷與現實走向

許遠旺　盧璐

摘 要： 針對傳統鄉村社區的性質與特征，學界先后提出過“村落共同體”“宗族共同體”以及“市場共同體”幾種不同的界說。雖然這些觀點也注意到村落的開放性尤其是“基層市場共同體”的聯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種整體性和靜態的視角，將鄉村視作一種相對封閉和自治體。晚清以降，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啟動，域外因素日益介入鄉村治理，加劇了鄉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趨勢。在國家整合及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人們試圖通過經濟、政治手段改造鄉村社區，在部分實現國家治理目標的同時，在實踐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時期農村社區建設應走“服務嵌入”之路，通過"服務下鄉"重塑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構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關鍵詞：社會生活共同體；鄉村社區；歷史變遷

中圖分類號：F30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5）02-0127-08

一、傳統鄉村社區的性質與特征

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業村落及鄉村社區長期以來不僅是人們從事生產、交往、居住和生活的主要聚居地，而且也是社會結構的基本組織單元及重要方式。從已有研究來看，當前人們對于中國鄉村社區的性質與特征尚存在不少認識的分歧與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村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它是一個相對自給和自治的單位。費孝通先生就指出：“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盵1]不過，他也同時指出，雖然村莊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但這并不意味村莊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而是與外界存在經濟和文化的多種聯系[2]。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和清水盛光在對村民的集會、村首領的集合以及治安、防衛、祭祀、祈雨、慶祝、娛樂、婚葬等行為和活動進行詳盡的考察后，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社會存在村落共同體。村落在農民生產生活中的農耕、治安防衛、祭祀信仰、娛樂、婚葬以及農民的意識道德中的共同規范等方面具有共同體意義的相互依存關系[3]。

與此同時，海內外一些學者從血緣和宗親世系關系出發來研究鄉村，認為傳統鄉村共同體和社會是按照血緣和家族關系組織起來的，血緣及家族利益構成鄉村社會成員精神和生活的共同紐帶，也是人們相互交往和信任的重要基礎。例如，弗里德曼就認為：“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幾個緊密相連的村落構成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彼ㄟ^對我國東南地區廣東和福建兩省的研究發現，宗族與村落兩者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融為一體，共同的祠堂和族產構成宗族關系存續的紐帶和基礎[4]。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家庭才是當地政治生活中負責的成分?！爸袊彝ナ亲猿梢惑w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他認為，從社會角度看，村子里的中國人直到最近，主要還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來的，其次才組成同一地區的鄰里社會。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單位（各個世系）組成，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種某些祖傳土地為生。每個農家既是社會單位，又是經濟單位。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取得社會地位。馬克斯·韋伯也把中國形容為“家族結構式的國家”[5]22-24。

與“村落派”和“宗族派”不同，部分學者將關注的目光從村落轉向村落以外的世界，將集鎮或鄉鎮作為一種研究單位來解讀鄉土社會，一般被稱為“集市派”?！凹信伞闭J為村落并不是封閉的，它的地域邊界并不是經濟社會聯系網絡的邊界；村落也不是孤立的，它與一個宏大的市場網絡聯系在一起?！凹信伞钡拇砣宋镏饕袟顟c堃、楊懋春、喬啟明等人。楊懋春認為：“有效的農村社區組織不應由一個村莊或者幾個村莊構成，而應由集鎮及周圍農村構成”，“集鎮是最自然、最合理的農村社區組織，因為它體現了同一地區的村莊之間的傳統聯系”[6]?！爸袊霓r村社會，以家庭為單位，以農村為中堅，而以集鎮區為其范圍”[7]。美國學者施堅雅也否定了村落作為農村基本單位的意義，提出“市場共同體理論”，認為市場結構具有農民社會或傳統農耕社會的全部特征，因而將集市看作一種社會體系。他認為“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住村莊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薄盎鶎邮袌鰸M足了農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貿易需求，既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上流動進入市場體系中較高范圍的起點，也是供農民消費的輸入品向下流動的終點”[8]。

“村落共同體”“宗族共同體”“基層市場共同體”三種視角雖然對傳統鄉村社會的性質和結構作出了不同的解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村落、宗族、集市在中國鄉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響。事實上，從歷史來看，傳統鄉村治理的常態既非單純的“自治”，也非大一統的“專制”，而是一種“官督紳辦”的體制。在傳統時期，國家在縣以下設置不同的組織來履行國家職能，以保證國家的資源汲取和社會控制需要，例如保甲主治安、亭里掌賦稅，宗族和鄉紳組織協助上述職能的履行，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了廣泛而重要的作用。村莊雖與外部世界存在經濟和文化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具有單一性和有限性，村民主要是從村莊和宗族滿足自己大部分需求，并因此建立起村社和家族認同。因此，傳統時期的鄉村是人們根據血緣、地緣關系聚族或聚村而形成的，是一種自然生發的社區，處于相對自治的狀態。美國學者明恩溥認為：“每一個中國村莊都是一個自治的小公國?！盵9]他以自己在中國的生活經歷，指出在中國社會中所能發現的最重要的例證是小社區的地方自治，地方上幾乎所有重大事務都由人們自己處理，只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少數精英人物比一般村民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以降鄉村的官僚化與行政化

社區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基本組織形式和生活方式，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及交往實踐中逐漸萌發和形成的，具有自然生長的特點。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傳統的基于情感、習慣、記憶等自然意志而形成的社區或共同體陷入分化和解體，現實中的社區日益受到經濟、政治、社會等一系列外生變量的影響，其內容和形式處于不斷變動當中。從鄉村社區組織演變的歷史來看，近代以來，隨著國家權力加強對鄉村的滲透和控制，鄉村公共權力及鄉村治理日益走向官僚化和行政化。在傳統鄉村社會，國家主要奉行一種“集權的簡約治理”理念[10]，借助于準官員及民間糾紛自我調解機制維持鄉村社會秩序，宗族和鄉紳組織在鄉村治理中起著中堅的作用。為實現鄉村社會的自我整合，國家通過官督紳辦的方式倡導在鄉村建立一套有效的組織系統，以鄉約為綱，社學、社倉、保甲為目。鄉約注重精神建設，社學注重教育建設，社倉注重經濟建設，保甲力主政治建設[11]。雖然鄉約不無滲透封建道德的倫理說教和皇權思想，但是對教化鄉民、和睦鄉里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人們也正是基于社學、社倉組織建立起血緣、宗族及鄰里社會的認同。

步入現代化歷史以來，鄉村相對自治的狀態逐漸被打破，傳統內生性聚落共同體日益受到外部性世界和事件的影響與支配。為發動戰爭及興辦實業需要，各種軍事和政權組織均加強了對鄉村的滲透和控制，以有效從農村汲取資源。自上而下的攤派和榨取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和不滿，而且導致鄉村精英大量外逃，加劇了鄉紳階層的分化，一部分逐漸蛻變為“劣紳”，從村莊保護人變為攫取私利的“贏利型經紀”，鄉村傳統自我整合的組織及其功能趨于瓦解。杜贊奇指出，國家政權建設進程摧毀了傳統鄉村“權力的文化網絡”杜贊奇認為施堅雅的基層市場共同體理論難以準確概括和解釋中國鄉村共同體的性質和特征，他提出“文化網絡”的概念，指出鄉村社會存在一種包括宗族、市場等力量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既有地域為基礎成立的團體（如廟會），又有自愿組織的聯合體（如水會和商會），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如血緣關系、庇護關系以及傳教者與信徒關系等。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0. ，在導致鄉村官僚化、行政化及政權內卷化的同時，也加速了鄉村的破產和衰敗。

建國后，為鞏固新生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發動群眾參加政治運動和經濟生產，國家政權體系進一步下沉到鄉村?！耙虢⒁粋€完整的國家政治體系，政府就必須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12]。通過在農村發動土地改革運動，國家權力進一步介入到農民生產資料的分配與控制。由于個體化的分散經營難以滿足國家工業化需求，國家隨即又在鄉村發動了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并最終通過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將國家政權體系完整嵌入到鄉村社會。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指出：“從前政府在下面的底子很薄，并且限于表面，而農民則一向被動，不問政治?，F在行政管理的觸角一直深入到每家茅舍，農民只要行為端正，都是人民”[5]448。有學者在描述中國鄉村官僚化和行政化歷史時曾指出，在傳統時代，雖然鄉村社區遠離中央權力和行政控制中心，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和自主性，但是，當時國家在地方培養了一批精英分子和士紳組織，通過意識形態和象征的等級制，把他們吸收進國家政權的勢力范圍，并利用他們間接干預和控制地方社區生活。由于士紳大多生活于社區之中，與地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著較強的族群認同和地域聯系。上世紀以來，隨著國家行政力量的下滲，干部逐步取代士紳和宗族組織在鄉村政治舞臺上發揮主導作用。與士紳不同的是，干部的權力主要來自上級的授權，因此他們必須代表黨和國家的利益，而這種利益經常與社區利益不一致。在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灌輸和行政壓力下，地方干部自主操作的空間非常有限。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社區逐步成為“細胞化”的行政和社會控制單位，新的政治精英階層相應成為這些“行政細胞”的“管家”，社區行政化和國家化趨勢明顯[13]。倪志偉等人也指出，封建帝國并沒有能力把它的權力貫穿到地方社會，當時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十分微弱，地方與國家的關系主要是由紳士進行調節，因此地方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這種情形此后得以改變?！霸谏鐣髁x時期，國家在地方建立各種各樣的組織，使其自身能夠與地方的社會和經濟過程聯結起來。國家對村落的組織性滲透，使國家能夠充分利用村落的人力和生產資源。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渠道，使得國家有可能在村落里推進社會變遷”[14]（見表1）。

人民公社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政經合一”“政社不分”。通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組織體系，國家各項方針、政策、意識形態及生產任務自上而下貫徹和落實到鄉村社會。在宣傳和發動群眾、實現政令的上傳下達及滿足國家資源汲取需要等方面，人民公社無疑是一種有效的體制。但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人們生產生活高度政治化，生產、生活與政治空間高度同構，一度還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剝奪了社員自由退社的權利和自由，各種不平等的經濟和超經濟的強制性政治整合方式曾受到農民的反抗和抵制（見表2）。人民公社時期雖然在公社內部實現了社員之間的交流與聯系，國家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道也加強了對鄉村的控制和影響，但是在公社以及社會各組成部分之間仍是相互隔絕和封閉的，尤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壁壘森嚴，農民個人在城鄉之間不能自由遷徙和流動。舒繡文認為，人民公社時期中國鄉村社會是一種“蜂窩結構”，雖然國家權力縱向伸入了基層，但橫向權力擴展不足，其結果導致人民公社體制及各地方和基層單位相互隔離、封閉和孤立，阻礙和削弱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和滲透能力[15]。

“社隊制”是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要求而設立的，隨著農村改革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社隊制”日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而被“村組制”所取代。從現實來看，“村組制”實際上延續了“社隊制”的歷史遺產，其共同特征是建立在城鄉分割的體制和經濟社會基礎之上。改革后的村委會建立在土地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與控制基礎之上，根據對集體土地的占有與使用決定村籍資格及村民的權利與義務，無地的外來戶長期被排斥在村莊治理過程之外，其權利和利益得不到相應保障，因此具有封閉性和排斥性。改革后村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和自由流動的權利，村委會的社會控制和組織能力大大弱化，尤其是隨著農村改革和村集體企業改制，村集體自我供給能力急劇下降，難以有效為村民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對村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降低。無論是在“社隊制”還是在“村組制”體制下，鄉村治理結構均呈現城鄉分治和機械整合的特點，城鄉之間缺乏有機銜接與良性互動的機制和聯系。鄉村主要以自我服務為主并與城市存在巨大差距。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村莊的開放性、流動性進一步加強，制度壁壘的松動也為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和配置敞開了大門，人們的社會身份和地位也處于不斷變動當中，傳統的村組體制日益難以將分化的社會力量重新整合起來，因此迫切需要構建與分化、流動、開放的社會相適應的鄉村治理機制和社會整合機制。

三、社區國家化的影響及后果

從鄉村社區組織演化的歷史看，其成長和演變的軌跡呈現出自發生長和理性建構的雙重特點，受官治與自治兩種邏輯的左右，并且前一種邏輯往往壓倒后一種邏輯，秦暉據此認為傳統中國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下的“偽個人主義”社會[16]。根據聯結紐帶、認同方式及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在我國歷史上存在不同類型的社區或共同體組織。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階段，村落、血緣、宗族、行政等力量均是決定和影響鄉村治理的重要變量，由此也形成人們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和結構作出不盡相同的判斷和解釋。如果說村落共同體、宗族和血緣共同體主要是基于村落內部互助和血緣宗親關系建立起來的話，主要是一種內發和自然生長的社區，那么近代以來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啟動，鄉村和村落相對自治的狀態逐漸被打破，基于傳統認同和忠誠的封閉性社區或共同體就陷入分化和瓦解之中。秦暉就指出中國建國后村落具有明顯的共同體特征，但是這種村落共同體的性質已經不同于“滿鐵”調查時期的共同體，而是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之后的“官制共同體”[17]。

不難看出，20世紀以來人們試圖通過教育、政治和經濟的手段實現鄉村社會的改造及社區的重建，從名目繁多的“運動”“建設”即可看出。不過，從結果來看，效果并不理想。雖然在農村局部的改造上取得一定成效，但知識分子提倡的“教育救鄉”、農業合作及技術改良、移風易俗等口號和手段，由于時局原因及失去農民的同情和參與最終難以實現鄉村建設的目標。尤其是經過人民公社化運動，隨著小社并大社轉公社，億萬農民隨即都生活和工作在人民公社當中，人們的生活、工作和生產空間高度統一與重合，“政社不分、政經合一”。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是作為公社社員的身份而存在，不過這種身份并不是經由農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政治高壓逼迫下的就范，絲毫沒有退出權可言。從根本上說，人民公社時期的基層社區主要是一種經濟共同體和生產共同體，在頻繁的政治運動和生產競賽的沖擊下，農民不堪重負，決定這種體制不可能持久。改革后的村治建設時期，實行“政社分開、政經分離”，在原來的生產大隊或小隊的基礎上組建了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農村社區的社會屬性得以復歸。不過，在宏觀體制未根本改變的前提下，村民自治組織承擔的政府任務過多，這時期的農村社區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行政或半行政共同體而存在。隨著社會發展和農村社區分化，改革后的集體經濟組織對社區成員的控制和組織能力日益弱化，傳統的用經濟或行政手段來組建社區及共同體的方法日益喪失其經濟社會基礎及合理性。

綜上所述，新一輪農村社區建設要具有全新的理念和邏輯。改革開放30余年來，我國鄉村經濟社會形勢發生深刻變革。隨著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經歷了歷史性變遷，農民的思想、觀念和文化日益受到城市文明和先進生產要素的輻射和影響，農民的身份、就業、居住方式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鄉村社會處于分化與重組當中。市場化改革賦予了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取得較快發展的機遇和條件，經濟發達地區在原來的鄉村田野上崛起了一座座“鄉村都市”、“農民城鎮”，昔日的鄉村與城市聯為一體，形成亦城亦鄉、亦工亦農的新型社區。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農民由于長年外出務工就業，改變了過去以農為生的生活狀態，非農就業收入在其家庭收入結構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城市務工的生活體驗也對其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產生較大影響，一些返鄉的農民工對鄉村的生活逐漸不習慣、不適應。城鄉經濟社會聯系的加強從根本上突破了過去城鄉二元對立和分割的格局。然而，由于法律、體制、政策與制度等原因，造成基層社會組織與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在實踐中形成“浙江村”“浙江村”是溫州農民在京城形成的聚居區，是對城中村或城郊村農民生活狀態的一種抽象和描述，旨在表明農村人口雖然在地域和空間上實現了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但在社會關系和結構上并沒有與城市融為一體。參見：王春光.社會流動和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 、“跨越邊界的社區”“跨越邊界的社區”參見：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超級村莊”“超級村莊”指改革以來村莊邊界的分化與多元化，這些邊界包括：以親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地域共同體的邊界；以土地所屬為依據的村界；以行政關系為基礎的行政界限以及村莊經濟活動的邊界。由于改革滯后，出現村莊經濟邊界開放與社會邊界封閉的沖突與共生現象。參見：折曉葉.村莊的再造：一個“超級村莊”的社會變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287-289. 、“新村社共同體”“新村社共同體”是指農村非農化轉型中，由于社會條件和原因而形成的新型社區共同體，主要包括“工業型”村社共同體和“后工業型”村社共同體兩種類型。參見：藍宇蘊.都市里的村莊：一個“新村社共同體”的實地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6. 、“單位化”村落等現象。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不僅農村居民難以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而且農村流動人口及進城務工人員的權益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和落實，在現實中引起新的社會沖突和矛盾，不利于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在新一輪農村社區建設中，國家從一開始就強調將農村公共服務作為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本手段，旨在通過“服務下鄉”和社區重建，實現政府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和拓展，逐步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尊嚴，重建鄉村社區的信任和認同，實現社會融合與城鄉基層治理的轉型。

四、重建農民的精神家園

共同體不僅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組織形式，而且也是人類文明起源的原點。誠如馬克思所言：“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18]”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世代定居的農耕文化和灌溉文明構成中華文明的底色和品性，矗立在農耕經濟之上的村落和宗法家族組織是先民從事生產生活的主要空間及庇護之所。在歷史的長流中，由村落和家族形成的農村社區是人們繁衍生息、勤耕不輟的基本載體和組織形態。在傳統時期，人們正是基于宗族庇護和村民互助合作組織滿足生產生活之需，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村社共同體組織及與其相適應的村社認同?！霸谶@個農民社會里，個人依靠他自己的親族維持生計，得到在現代社會中要通過保險才能取得的安全保護，還可以得到教育、娛樂和建立主要的社會關系。[19]”

近代以降，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啟動，傳統自發生成的內聚性共同體日趨分化和瓦解。如果說傳統自然型共同體一度曾是人們的庇護之所和“溫馨港灣”，那么現代性條件下共同體則日益蛻變成一種“想象的烏托邦”，寄托了人類對共同體生活的回歸訴求和所有美好想象?！敖裉?，‘共同體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個我們熱切希望重歸其中的天堂，因而我們在狂熱地尋找著可以把我們帶到那一天堂的道路”[20]?，F代性從根本上改寫了“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隔絕狀態，隨著現代性要素的大量滲入，切換和扭轉了鄉村自成一體及自我演化的軌道，并開啟了社會個體化的歷史?！皞€體化”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吉登斯在分析現代性語境下社會歷史及個人生活方式變遷時提出的一個關鍵詞，意指個體從舊有的社會性羈絆中“脫嵌”出來的過程，這些社會性羈絆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傳統以及那些界定個體身份的社會范疇，例如家庭、親屬關系、社群和階級等[21]。

正如上所述，現代性歷史呈現兩大基本趨勢：一方面是社區社會化過程，滕尼斯意義上的親密無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原始共同體關系逐漸解體，小社區也滲透和體現了大社會的意志和影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地球村”；另一方面是社會個體化過程，社會成員日益從村落、宗族、社群等地方性聚落和組織中抽身和脫離出來，開始擺脫共同體的依賴和束縛而獲得抽象的政治人格和平等的公民身份，成為民族國家框架內的一分子并受到其所創設的一系列制度規范和價值準則的約束。不難看出，個體化進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發明和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是一種“制度化的個人主義”?！艾F代社會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以及維系這些權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訓和流動，是為個體而非群體配備的?；緳嗬呀泝然?，人人都希望或必須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以謀取生計，個體化的漩渦已經摧毀了社會共存的既有基礎。[22]”從個體化進程的結果來看，個體化一方面使人們擺脫原始共同體的約束和依附而獲得獨立、自主和自由，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卻造成社會的疏離化及社區團結和人際關系的松弛，個人日益脫離社區共同體而成為居無定所、漂泊不定的原子化個體。

從我國來看，現代性以降尤其市場化改革以來，鄉村日益深深卷入個體化進程，農民掙脫了土地和鄉村的束縛，開始與村莊以外的更廣闊的世界建立起聯系，原有的封閉、靜止、單一的共同體日益走向開放、流動和多元。隨著人們經濟活動和生活足跡的“脫域化”，對村莊的依賴性減少，村莊作為村民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系界定和確認單位的角色日趨消逝或模糊。尤其是在市場化和現代性沖擊下，村莊公共物品提供及自主價值生產能力式微[23]，喪失了傳統的道義共同體和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對村民的吸引力和歸屬感弱化?，F代化也是一個個體理性化的過程，隨著人們擺脫地域群體及各種義務關系的束縛，也相應失去了共同體的蔭庇和護佑，個人成為需對個體生命及生活負責的反思性主體。閻云翔指出，與西方個體化進程不同，中國的個體化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國家、古典個人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這些西歐個體化的前提條件，由于缺乏“再嵌入”的制度保障和國家支持，使個體擺脫共同體依附和束縛后陷入一種更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當中。個體為了尋求新的依托和安全網，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關系網絡中尋求保障，成為一種“無公德的個人”[24]。

從當下農村的生活場景來看，家庭承包制改革后，農村社會分化和經濟分層加劇，個體及家戶經濟開始崛起，村莊公共領域和集體行動能力衰微。非集體化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農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權利，但在很多地區卻造成集體經濟下滑甚至有名無實的“未意料后果”，“該分的都分了，村集體變成一個空殼”。許多地方在改革中不僅分田到戶、確權到人，而且把社隊的公用曬場、廣場等公共空間和設施折股分配或變賣處理。鄉村小學、醫院等公共服務機構也從鄉村退場而進一步向鄉鎮集中?！暗胤缴鐓^的衰落不僅以普遍的破敗為標志，而且還以安全的公共空間——街道、廣場、公園以及其他使人們感到安全的地方消失為標志[25]”。除公共空間消失之外，村莊公共輿論在當下的農村也消遁于無形或不再發揮效力，大部分村民龜縮于家庭的堡壘而不愿介入村落場域的各種“紛爭”。從共同體的本義來看，它是一定地域范圍之內人們之間一種休戚相關、生死與共、疾病相扶的關系。共同體秩序主要是靠“閑言碎語”來維持，“一個人的議論能傳到哪里，okolica（社區）的范圍就到達哪里；多遠的地方談論這個人，他的okolica就有多遠[26]”。村落公共空間的萎縮及公共輿論的退隱，表明鄉村共同體的陷落和瓦解。

共同體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基本需要，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共同體的內容和形式不斷發生變化，但是自古以來人類就過著一種群體性的生活。農村社區不僅是廣大農村居民生活的主要場域，而且也是延續和維系中華文明的基本組織載體。即使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未來仍有相當一部分居民生活居住在鄉村，社會職業構成中仍有相當一部分人群要以農為業、安守田園。此外，在現代性條件下，農村社區在水土保持、生態涵養、鄉村休閑、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功能日益突出。因此，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促進農村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建農民的精神家園。首先，在鄉村社區分化及自組織能力弱化的背景下，必須加強政府自上而下的支持和服務力度，推動政府公共服務下鄉，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完善農村社區的功能，增強社區成員對農村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其次，加強農村社區組織化建設，促進社區整合和社區團結。在個體化的條件下，培育和發展社區“草根組織”不僅有利于搭建多元利益訴求的組織化表達平臺，滿足社區成員的各種需求、興趣和愛好，而且實現了原子化個體在社會組織網絡中的“再嵌入”，從而有利于公共生活的發生并增進了社區互動和利益關聯。再次，塑造和培養公共意識和行為習慣，發揚光大社區公共精神，增強社區可持續發展能力?！肮簿裎幕ㄔO可以為構建富有生機的、互相支持的和賦予包容性的地方共同體帶來愿景?！盵27]一方面，激勵和支持人們走出個人或家庭的封閉圈子，以主人翁的態度和精神參與共同體建設的各個環節；另一方面號召和鼓勵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投身農村社區建設，發展壯大社區社會工作隊伍，從而形成農村社區建設的強大合力。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和理想，社區建設的提出也正反映了人們的這一美好愿望及訴求?！皬墓诺浇?，不知產生了多少烏托邦的計劃。每個時代都有人想組成一些理想的社區，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能感到滿足，并且看不到一股社會上常見的弊端?！盵28]20世紀以來尤其是下半葉，人們試圖通過政治和行政手段改造鄉村，實現鄉村管理和社會秩序的有序化，雖然行政推動可以調整和變更基層社區組織與管理體系，但這種依靠經濟和超經濟的政治強制組成的只不過是生產共同體或行政體，而不是社會生活共同體；依靠權力和強制可以組建一個個機械的政府“單位”，但這并非是建立在人們內在認同基礎上的“共同體”[29]。在新一輪農村社區建設中，國家從一開始就強調將農村公共服務作為農村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本手段，旨在通過走“服務之路”，增強農村社區的凝聚力和歸屬感，重塑農村社區認同，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尊嚴，讓人們不分城鄉、地域、職業、身份均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平等權利，促進城鄉社會的融合及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國家一再強調要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市場、民間力量、志愿組織和團體參與到社區建設過程中來，尤其是要立足挖掘農村內部資源，整合農村內部力量推進社區建設。從引導社會資源向農村積聚和配置，調動農村居民參與家園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等方面而言，這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從根本上說，農村社區建設的最終目標在于通過社區建設賦權于民，培育社區居民的“自立、互助、合作”精神，增強農村社區自我整合和發展的能力。農村居民不僅是農村社區建設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也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社區居民只有通過自治、參與和合作，同心同德、共商社計，彼此才能萌發社區意識和認同感，也只有通過這一過程才能真正建成“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由此也奠定城鄉社區融合及國家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2]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5.

[3] 張思.近代華北村落共同體的變遷——農耕結合習慣的歷史人類學考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0-32.

[4]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M].劉曉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

[5]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M].張理京，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6] 楊懋春.一個中國村莊：山東臺頭[M].張雄，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236-237.

[7] 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M].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4：58.

[8] 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M].史建云，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6-40.

[9] 明恩溥.中國鄉村生活[M].陳午晴，唐軍，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178-179.

[10] 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J].開放時代，2008（2）：11.

[11] 徐震.社區與社區發展[M].臺灣：正中書局，1984：348.

[12] 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M].王建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2.

[13] Helen F，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M].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1989：169.

[14] 王銘銘.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94.

[15] 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123-152.

[16] 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J].社會學研究，1998（5）：12.

[17] 秦暉.傳統中國社會的再認識[J].戰略與管理，1999（6）：62-75.

[18]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19] 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12.

[20] 鮑曼.共同體[M].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5.

[21] 吳理財等.公共性的消解與重建[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237.

[22] 烏爾里?！へ惪?個體化[M].李榮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序言31.

[23] 賀雪峰.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莊自主生產價值能力[J].探索與爭鳴，2005（7）：26-27.

[24] 閻云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M].陸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343-376.

[25] 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M].鄭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9.

[26] 秦暉.共同體·社會·大共同——評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J].書屋，2000（2）：57-59.

[27] 霍普.個人主義時代之共同體重建[M].沈毅，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81.

[28] 桑德斯.社區論[M].徐震，譯.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14.

[29] 項繼權.中國農村社區及共同體的轉型與重建[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3）：8.

Abstract：For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community， scholars have proposed several different definitions such as “village community” “clan community” and “market community”. Although these views above have recognized the openness of the village， especially the link among different “market communities”， they mainly take a holistic and static perspective which regard the village as a relatively closed and autonomous body.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start of 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 external forces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rural governance， which exacerbated the bureaucratic and administrative trend of the countryside. Afterwards，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integration， people tried to transform rural community throug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eans， partly achieved the goal of State governance whilst caused some disasters in practic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in a new era should follow the “service embedded”road， to revitalize the residents identity to rural community and rebuild a social life community characterized by “orderly management， perfect service，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Key words：Key words social life community； rural community； historical change； development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