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貴陽交通站

文丨楊勝友

八路軍貴陽交通站

文丨楊勝友

作為戰時公開辦事機構，貴陽交通站利用自身優勢，調集、轉運物資和人員，有力地支援了貴州地方黨組織的抗戰工作。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一些地方設立辦事處、聯絡通訊處、交通站及兵站，“通過這些合法機構，推動各界愛國人士參加抗日的斗爭，動員群眾，調集物資支援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加強了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p>

為了保持大后方與延安之間的聯系，1938年12月，周恩來、葉劍英從湖南衡陽去重慶，途經廣西桂林時，決定在貴陽設立一個公開的辦事機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貴陽交通站（以下簡稱八路軍貴陽交通站），任命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副官長袁超俊為站長，負責籌建工作。

1939年1月3日，袁超俊率領陳遠紹、李澤純等10余人到達貴陽，借用達德中學校舍開始辦公，“貴陽交通站”成立。交通站建立后，采取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公開工作是為八路軍、新四軍轉運軍需物資和人員，秘密工作則是接受南方局交待的與一些秘密黨員和統戰對象的聯系工作。

1939年上半年開始，交通站就陸續轉運從武漢、長沙經衡陽、桂林撤退的人員、物資和檔案材料；向重慶、延安轉運從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軍的藥品、醫療器械、通訊器材等軍需物資。五六月間，交通站便多次押運軍用物資北上。其中一次是從越南來的5輛滿載藥品和物資的汽車，直接運到西安辦事處，幾天后，又押運10卡車槍彈、迫擊炮和炸藥10噸到重慶辦事處。七八月間，八路軍辦事處交通站派人從香港購進一大批汽油、機油和5輛“道奇”卡車；與此同時，還有9輛新卡車，既有購買的，也有海外華僑捐贈的，轉到貴陽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立即組織搶運，押送至重慶、延安。這段時間，交通站還轉運了宋慶齡、何香凝等從香港和海外華僑中募捐來的大批藥品、醫療器材、救濟難民的的物品以及無線電通訊器材等，全年約計150車。

八路軍貴陽交通站是黨的干部去重慶轉延安及去華東新四軍總部的必經之地。交通站接待過的領導人有張云逸、葉劍英、李克農、徐特立等。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光（即胡志明）經常搭乘八路軍的軍車往來于重慶、桂林、昆明之間。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和八路軍部分領導人的家屬先后從衡陽、桂林撤退到貴陽。有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博古的女兒秦新華以及李克農的父母、岳母、弟侄共20余人。交通站站長袁超俊在高言志的配合下，把他們安頓在貴陽青巖鎮居住近兩年之久，1940年秋陸續轉送到重慶。

為保證地下黨組織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貴陽活動的部分黨組織及黨員的組織關系，交由交通站站長袁超俊直接領導。袁超俊聯系的黨組織是活動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紅會特別支部，黨員有隱蔽在貴州企業公司的王新元，生活書店、讀新書店的沈靜芷、吉珈夫等。1941年1月21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后，貴陽警備司令部查封了八路軍貴陽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鮑啟文等7名同志。

八路軍貴陽交通站在建立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領導下，采取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在軍需物資運輸、人員轉送、秘密黨組織和黨員的領導、聯系以及統戰工作、青年工作、家屬工作等方面，完成了南方局交給的任務。

八路軍貴陽交通站是中共中央領導及八路軍、新四軍來往人員的接待站，是黨的干部去重慶轉延安及去華東新四軍總部的必經之地。

（作者單位：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 責任編輯/姚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