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背景下農民收入研究

程丹　楊宇庭　李富忠

摘 要：隨著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提高農民收入已是當務之急。該文從就業機會、農產品價格、土地價值、財政農業支出4個方面分析了新常態背景下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并從城鎮化率、城鄉二元結構、勞動力素質等方面剖析當前影響農民收入的深層次原因，提出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加大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促進新常態背景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關鍵詞：新常態；農村居民；收入

中圖分類號 F2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5）10-12-04

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widening. So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has been a priority.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rural residents' income，the impact of new normal on farmers' income from employment， agricultural prices， land values， fisc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and the deep-seated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incomes from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labor quality were analyzed.Finally proposed way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new normal，including strengthening labor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ccelerating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advancing land reform，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Key words：The new normal； Rural residents； Income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農民收入將很難保持過去的高速增長，也將進入中高速增長的軌道，而且我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因此，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促進農民收入平穩并持續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已是我國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1 新常態下農民收入情況

農民人均純收入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其主要包括4個組成部分：家庭經營純收入、工資性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農民收入增長程度也取決于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者的增長程度。由圖1可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逐年增長，由2004年的2 936.4元增加到2013年的8 895.9元，年均增長595.95元。從圖2可知，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最低，隨后有所提升，但2011年以后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長率呈現下降趨勢。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約為17.88%，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13.46%，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12.37%，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受到了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

1.1 工資性收入份額不斷上升 農民工資性收入是指農村勞動力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通過提供或出賣勞動而得到的貨幣收入[1]。由圖1可知，我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逐年提高。2004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僅為998.5元，2013年工資性收入為4 025.4元，平均每年增長302.69元。與此同時，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也不斷增加。由表1可知，2004年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重為34.00%，2013年所占比重上升至45.25%，超過了經營性收入所占比重，已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由圖2可知，受金融危機影響，農民工就業數量和工資水平下降，導致2009年工資性收入年增長率最低，2011年增長率達到最高，隨后增長率開始下滑。

1.2 家庭經營收入份額不斷下降 家庭經營性收入是指農村住戶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進行生產籌劃和管理而獲得的收入。由圖1可知，我國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呈上升趨勢。2004年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為1 745.8元，2013年經營性收入為3 793.2元，平均每年增長204.74元。但由表1可以看出，家庭經營性收入所占份額不斷下降。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所占份額由2004年的59.45%下降為2013年的42.64%，10a間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份額下降了16.8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68個百分點。但其還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由圖2可知，家庭經營收入年增長率與工資性收入年增長率走勢相似，也是在2011年之后出現了下降趨勢。

1.3 財產性收入基數小、比重低 財產性收入主要是指居民通過自己擁有的動產和不動產，進行投資而獲得的收益，它包括以儲蓄為主體的動產收益，也包括以土地或房屋等位主體的不動產收益。由圖1可知，我國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總體呈穩定上升的趨勢，但總量相對過少。2004年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為76.6元，2013年增長至293元，平均每年增長21.64元。從表1財產性收入占比來看，2004年財產性收入僅占總收入的2.61%，2013年比重增值至3.29%，其遠不不能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再者，由圖2可知，我國財產性收入年增長率波動較大，2012年最低，2013年有所回升。

1.4 轉移性收入穩定上升 轉移性收入一般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的轉移支付和居民間的收入轉移，主要是指各級政府在特定財政管理體制背景下，向農民提供的生產性補貼以及生活性社會福利。由圖1可知，我國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總量逐年上升。2004年農民轉移性收入為115.5元。2013年升至784.3元，平均每年增長66.9元。由表1分析可知，轉移支付所占比重穩定上升。2004年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僅為3.93%，2013年比重為8.82%，平均每年增長0.49個百分點，已成為農民收入的穩定來源。由圖2可以看出，轉移性收入增長率波動大。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家加大了財政投入，所以2008年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年增長率出現了最高峰，2010年增長率最低，2011年開始回升，隨后又開始下降。

2 新常態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2.1 就業機會減少，影響農民工資性收入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對規模增長的信心，使企業更多關注防御策略與風險管理，結構優化和升級則會加快一批不可持續的行業的洗牌。傳統的依靠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投入獲得收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企業更多的是依靠人才、信息、知識、技術、創新來獲取利潤。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新增農民工就業達1 245萬，在此之后出現總量增長，增速下降的趨勢。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74億人，比2013年增加了501萬人，增長1.9%，同比增幅回落0.5個百分點。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進一步放緩，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增長也將受到一定影響。

2.2 農產品價格下跌，影響農民經營性收入 土地流轉和新型經營主體的發育，促進了規?；a，加快了科學技術的推廣與應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生產成本，提高了農民經營性收入。但是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農產品市場需求走弱，價格對農民收入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受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的雙重擠壓，農戶務農種糧收益有限，不利于農民經營性收入的提高。

2.3 土地價值凸顯，影響農民財產性收入 隨著農業現代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土地價值增速凸顯，部分農民將土地進行流轉，從中獲取相應的金額，將房屋進行出租，獲取相應的租金，政府征用農民的土地，給付農民的補償費用，以及將土地入股的得到的分紅等，都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2.4 財政農業支出不足，影響農民轉移性收入 我國經濟增幅下滑，導致財政收入增速減緩，農業投入很容易成為財政緊縮的對象。雖然我國財政支農資金逐年增加，由2004年的2 337.6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13 799億元，年均增加1 146.14億元，但是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出現了下降趨勢。我國財政農業支出增長率從2008年的37.9%降到2013年的11.4%?？梢?，財政資源向農業生產以及農民增收的“傾斜”尚不充分，這將直接影響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品的供給，影響對農民的補貼力度，進而影響農民收入。

3 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原因分析

3.1 影響工資性收入增長的原因

3.1.1 城鎮化率低 城鎮化伴隨著工業、建筑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直接促進就業機會的增加，吸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轉移。2004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1.76%，2014年城鎮化率為54.77%，雖然我國城鎮化進程穩步推進，但與發達國家城鎮化率80%的水平還有一定差距。再者，我國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尤其是中西部城鎮化進程遲緩，導致就業需求不足，農民外出務工機會減少，收入自然減少。

3.1.2 二元戶籍管理制度 我國二元戶籍制度將城市與農村區別開來，一方面使城鄉社會公共資源分配不均，農民在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增加了生活成本[2]；另一方面，由于戶口限制，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合理配置受到阻礙，不利于農民進城務工和流動就業，而且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常從事臟亂差的工作，無法與城市居民獲得同等的工作機會及社會地位，這也是影響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原因。

3.1.3 農村勞動力素質低 目前，我國農村居民文化素質低，絕大部分農民只有初中小學文化，再者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比例總體偏低，大約只有1/3。農村勞動力素質的相對較低，致使接受科技成果能力和推廣應用能力較弱，從事的職業選擇范圍受到限制。從事的職業往往集中在制造業和建筑業，很難從事具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以致勞動薪酬水平處于較低的狀態。更為嚴重的是農民工工資還存在被拖欠的情況，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

3.2 影響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原因

3.2.1 農業結構不合理 我國幾乎所有農產品都呈現出階段性、結構性和區域性的供過于求的現象，這主要是農業結構不合理導致的。農產品品種看似很多，實則質量不高，名優產品比例低；一般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精深加工產品少。由于農產品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脫鉤，導致部分農產品滯銷和價格下跌，影響了農民收入。

3.2.2 農民組織化程度低 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農業經營的分散化和非組織化。小規模的分散經營，不利于機械化作業，對于提高生產組織化程度有一定難度，也影響了新技術、新成果的大面積推廣與應用。除此之外，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農產品生產規模小，規模效益顯現不出；農產品市場發育滯后，很難及時準確掌握市場信息，導致了農產品生產和流通成本高，農產品價格低，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3.3 影響財產性收入的原因 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財產，但在現有土地管理制度的約束下并沒有盤活。一方面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在法律上土地產權是清晰的。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土地不斷增值，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土地產權又是模糊的，農民作為理論上的土地產權主體，往往在土地增值收益中被邊緣化，導致政治權利、經濟權益和社會權益的缺失[3]。另一方面，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發育遲緩，一些流轉中介組織缺少服務手段和調控能力，缺乏必要的經濟刺激，再加上沒有建立科學的土地流轉價格形成和指導機制，農民難以通過土地使用權流轉來獲得收益[4]。

3.4 影響轉移性收入的原因 農民轉移性收入增長的核心在于政府，政府的財政配置理念和財政收入規模是影響農民轉移性收入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以“工業優先、城市優先”作為財政資源配置的基本取向，或者經濟增長乏力以致財政收入增長緩慢，則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增長必定會受到制約。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支持，如果政府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則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必定會增加。從生活角度看，政府對農民的社會保障程度，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都影響著農民轉移性收入的多寡。

4 新常態下增加農民收入的路徑與措施

4.1 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建設 新常態下，農民工已經進入以技能促進就業的階段，所以建立和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服務體系顯得尤為重要。首先，各級政府應當加大宣傳力度，使廣大農村勞動力認識到職業技能培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整合各方面職業教育資源，根據市場需求，建立比較完善的農村勞動力就業與培訓體系，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提高勞動力就業的幾率。其次，要以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為依托，切實搞好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政策咨詢、職業指導、職業介紹、勞務輸出、動態跟蹤等服務，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組織化、規范化程度，努力提高就業率。再次，各級勞動就業部門切實加強農村勞動力統計管理，加快建成集勞動力供需、職業介紹、職業培訓、職業指導、技能鑒定、就業崗位開發等信息為一體的、統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信息網絡體系，減少農民外出的盲目性。

4.2 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 據有關部門測算，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約為1 000萬左右。所以加快城鎮化建設，尤其是小城鎮建設顯得尤其重要。小城鎮是城市和鄉村的橋梁，具有較強的接受城市輻射、聚集農村勞動力的能力[5]。小城鎮可以發揮地域優勢，吸引投資，帶動二、三產業發展，增強經濟實力，使農民逐步變成市民，增加其收入。當然，在加快小城鎮建設的同時，要協調中小城市的發展。逐步放寬大中小城市的戶籍限制，為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提供與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逐步消除二元結構的體制障礙[6]。

4.3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不僅能夠降低城市融入成本，而且能夠減少農民工數量，從平均意義上提升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我們要淡化戶籍觀念，縮減戶籍的內涵。將戶籍制度與教育、住房及各種社會的福利剝離開來，使城鄉居民享受同等條件的公共服務，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和城鄉相互銜接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要放寬城鎮戶口，特別是中小城市、小城鎮戶口的進入條件，鼓勵農民進入，實現農民的市民化[7]。

4.4 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 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為農民提供全方位的生產經營服務，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首先，要大力規范發展農業合作社。引導和支持龍頭企業、專業大戶、集體經濟組織、基層技術服務部門等，領辦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并延長農業經營產業鏈條，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其次，要創新農村金融制度。政府要進一步加大農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在法律允許范圍內，鼓勵金融機構結合農村發展需求，推行適合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金融產品，擴大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融資的擔保范圍、融資渠道等。最后，要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強與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合作，選派農業專業技術人員下鄉開展農民技術培訓，培養一大批懂經營、有技術、善管理的新型農民，以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增加農民收入。

4.5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可靠的社會保障，必須重視土地及其價值實現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作用。政府相關部門要繼續對農村集體各類土地的所有權確權登記頒證，推進包括農戶宅基地在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進一步明晰土地的權利邊界和執行主體，以此來促使農民能從土地資源的再配置中獲取更多收益；建立和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加快土地流轉，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釋放農村勞動力；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土地價值、增值評估體系，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確保農民權益不受侵害。

4.6 加大財政支農力度 轉移性收入增長的核心在于政府，政府的財政配置理念和財政收入規模是影響農民轉移性收入的關鍵因素[8]。一方面，政府應擴大補貼范圍和力度，認真落實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各類補貼政策，建立健全農業政策性保險和風險保障機制，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適當改進財政支農補貼方式，完善補貼辦法，建立監督機制，能夠直接補貼給農民個人的，盡量補貼給農民個人，確保補貼政策能夠真正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要繼續加大農村社會保障力度，增加農村居民在教育、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各類強農惠農政策資金，確保農民真正得到實惠；大力推進精準扶貧，制定并落實建檔立卡的貧困村和貧困戶幫扶措施，逐步提高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養水平，促進農村貧困農民收入大幅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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