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林紓譯著的現代性曙光

摘要：嚴復、林紓譯著豐富了近代啟蒙思潮，他們所傳輸的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及文學藝術，構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培養基；他們運用文言和桐城派古文義法翻譯西方著作，擴大了古文的表現范圍，產生了值得珍視的翻譯理論，形成了漢語文言形式、西方內容的文章域境，為中國語言的現代化提供了有益經驗。

關鍵詞：嚴復；林紓；譯著；古文；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后期桐城派成員中，嚴復和林紓運用古文翻譯西書“輸入歐化”之功，在近代啟蒙思潮當中很少有人可以相比?？涤袨榉Q：“譯才并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盵1]梁啟超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系者，復其首也?！盵2]72胡適說，“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3]211林紓的翻譯使“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3]215

一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中的失敗，特別是1898年戊戌變法的失敗，極其深刻地震撼了國人的思想。時代的先覺者愈加開放地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繼經世致用思潮之后，從甲午中日戰爭前后到民國建立之初，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一場新的近代啟蒙思潮，開始了可稱之為中國現代性的追求。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還有桐城派的嚴復、林紓，他們適應時代的召喚，各自盡了自己的貢獻。

這一思潮主要是在反思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運動過程中完成的。這中間有兩次反思。作為第一次反思，反思洋務運動的失敗，戊戌知識分子認識到，僅僅“師夷長技”并不能“制夷”，滿足于器物層的學習西方是不夠的，還要學習西方的體制文化，學習管理經驗，變革政權體制；作為第二次反思，反思戊戌維新失敗和洋務運動失敗，戊戌后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是在制度層作一些維新改良也不能救國，欲圖救國，思想領域的根本之道在“治愚”、“新民”，傳輸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開啟國民智慧。這樣，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一股完整的啟蒙思潮，便包括了一個取向、兩個方面的思想要求：一個取向，即取向西方，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兩個方面，即一方面改造舊國家，另一方面欲改造舊國家必須改造舊文化，喚醒民眾的自主意識、民族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并且，只有在后一方面用力氣，才能談得上實現前一方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要救亡必須啟蒙。

嚴復、林紓置身于近代啟蒙思潮的全過程。作為這股思潮一個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們以自己的實績豐富了啟蒙思潮的內容，各自以所翻譯的西方近代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和西方文學藝術作品，為啟蒙提供了巨大的西方資源。他們沒有像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那樣，直接加入到政治斗爭的行列，而是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翻譯事業以及教育工作上，因而較早地進入西方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領域，以致在切身的比較中，較早地體會到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先進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成果對于中華民族現代化和近代啟蒙的重要意義。同時期的啟蒙者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都從他們的譯著中獲得了重要的思想參照?？梢哉f，他們的翻譯成果啟發了國人的思想和智慧，同時也對同時代的啟蒙者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致對這股啟蒙思潮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而正是這股啟蒙思潮最直接地構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培養基。

嚴復是張揚進化、反對革命的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近代，他是第一個較為系統地把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法學、邏輯學等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積極傳輸西方近代思想，但反對西化，是文化開放和文化保守的統一論者。他在《天演論》自序中說：“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搖?！钡终J為“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只是 “古人發其端，而后人莫能競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后人未能議其精”，“生今日者，乃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4]1320。他所努力的，是運用“新式機器”——主要是進化論重新開掘傳統，批判傳統，從而實現思想更新。他翻譯西人著作，其意在于啟發蒙昧，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嚴復的翻譯工作主要在1894年前后到辛亥革命前這段時間。經過洋務運動，嚴復意識到欲改造中國，僅僅學習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必須學習西方的的思想文化，從“治愚”入手，實行標本兼治。從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大學畢業回國，在深入傳統和西學，同時反觀傳統的過程中，他感到西方近代思想與我國傳統經典有許多 “冥合”之處，因此生出借西學啟發民智，激活傳統的強烈愿望。戊戌變法失敗后，他在致張元濟的信中說：“復自客秋以來（按：即戊戌變法失敗以來）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后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得有復蘇之一日也。所以摒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5]525

嚴復翻譯的著作主要有：《天演論》（赫胥黎，1894年），《原富》（亞當·斯密，1776年），《群學肄言》（斯賓塞爾，1873年），《群己權界論》（穆勒，1859年），《社會通詮》（甄克思，1900年），《法意》（孟德斯鳩，1743年），《穆勒名學》（上部）（穆勒，1843年）等。這些都是18、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方面的經典著作。經過嚴復的翻譯，它們在晚清思想文化領域構成了與封建國家及其意識形態的全面對立，從而興動了喚醒民智的啟蒙熱望。

西方的這些重要著作所顯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訴求，在人類文化史上是系統的，而且具有新銳性。它們反抗宗教神學，提倡個性解放、“物競自存”和人性自由；反抗迷信，提倡科學和理性；反抗君權神授和專制政體，提倡民主和法制國家；反抗重農抑商，提倡自由經濟和市場競爭……在當時的西方，它們已經和正在開辟著一個新的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世界。進入中國，便不能不搖撼傳統中的固有觀念。嚴復的翻譯及其解讀，表明他走到了時代的前列；但這些譯著本身的思想及其影響力，更要大于嚴復自己的思想。所以，無論如何，這種影響是空前巨大的，從世界觀到歷史觀，到價值觀，到方法論，無不喚起一代文化人新的思考和變革要求。目睹這些鴻篇巨制，與嚴復同時代的學人嚴修慨嘆不已：“古今中外之書，所載內容之豐富如是，我輩即不必再事著述，但讀之可也?！盵6]60甚至康有為也不能不為之感慨：“眼中未見此等人?！盵7]1570后來，費孝通更是明確意識到：嚴復“翻譯這套書，看來是有選擇的……這一套著作奠定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時代——資本主義時代的理論基礎”。[8]48這種影響是如此地具有廣泛性和深刻性，因而也就對文學的變革功不可沒，因為新的認識論和價值理想，必然啟發文學打開新的認知領域，產生新的認知方式，激起新的情感訴求，從而洞開一個新的審美世界。

在嚴復譯著中，《天演論》的影響更為廣泛深遠。從這本譯著1898年由河南盧氏慎始基齋木刻正式系統問世，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轟動了一個時代，維新派閱讀它，革命派也閱讀它，翻閱那個時代的報章雜志，出現頻次最多的詞匯，人們可以無誤地得出是“進化”而不是別的什么?！斑M化”為翻譯者嚴復所寶愛，他取其精要“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作為墓志銘，讓人在自己的墓碑上鐫刻“惟適之安”，以作為最后歸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之一者胡適，少年時代接受《天演論》的啟迪，取名“適之”，把進化論當成人生的座右銘。他們各人對進化論的理解當然不盡相同，但由此可以見出《天演論》是多么深刻地浸透到那個時代文化人的靈腑之中。它改變了國人“天不變道亦不變”——穩固寧靜的道學觀念和人世輪回的時空觀念，從政治到學術， “惕焉知變”，驚醒了古老民族僵化了的靈魂。所以，費孝通說：“赫胥黎《天演論》里講的‘優勝劣汰，物競天擇，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能落后，落后了就要被淘汰。這個很簡單的道理，鼓動了我們上一輩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等，發揚民族意識，探索強國之道，從而引起了中國的維新運動”。[8]48

林紓的文學翻譯宗旨大抵與嚴復相通，在于開發民智，作愛國保種之一助。歐美近世文學的社會批判思想、人道主義精神及其文學觀念，由于他的翻譯而傳播到文學界和文化人當中。

林紓最初翻譯《茶花女》，帶有個人特殊情境中的抒情釋悶意圖，但動機又不止于此，他說，“大澗垂枯，而泉眼未固，吾不敢不導之；燎原垂滅，而星火猶爝，吾不得不燃之”，透露了維新救國、燭照昏昧的愿望。翻譯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大體說來，就如同嚴復那樣，他希望借助翻譯啟發民智，拯救國家。他說：“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盵9] 1913年，林紓總結自己此前的翻譯，說：“余老矣，羈旅燕京十有四年，譯外國史及小說，可九十六種，而小說為多。其中皆名人救世之言，余稍為渲染，求合于中國之可行者?！盵10]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他啟蒙救世的用心。據俞久洪考索，林紓共翻譯英、美、法、俄、德、日、比利時、瑞士、西臘、西班牙、挪威等十一個國家九十八個作家一百六十三種作品（不包括未刊印的十八種）。其中翻譯英國五十九位作家一百種作品，包括莎士比亞劇本五種；美國十三位作家十七種作品；法國十八位作家二十四種作品；俄國列夫·托爾斯泰作品十種；希臘、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挪威、瑞士、日本各一位作家一種作品；佚名作品五種[11]403（《林紓翻譯作品考察》）。這些作品大多是經林紓翻譯第一次與中國讀者見面，其中莎士比亞、狄更斯、斯威夫特、哈葛德、雨果、巴爾扎克、小仲馬、斯賓塞爾、華盛頓·歐文、列夫·托爾斯泰、易卜生、塞萬提斯、 斯托夫人等，都是世界一流作家。

林紓翻譯較多的要算婚愛言情作品，它們較充分地把西方自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婚愛主題及其所包蘊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個性自由等思想觀念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他的這類譯作中《巴黎茶花女遺事》及《紅礁畫槳錄》《迦茵小傳》都產生了較大影響。三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均一無例外地反叛世俗社會和家庭的控制，追求婚姻自主、個性自由，均渲染悲艷之情，產生了驚世駭俗的作用，特別是《巴黎茶花女遺事》譯出后一時洛陽紙貴，“可憐一卷茶花女，蕩盡天涯浪子腸”，嚴復的這句評語形象地道出席卷一個時代情天恨海的閱讀效果。

林譯小說中有關社會風俗作品也較有影響。這類文學作品有的出自文藝復興時期，有的是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它們反映了時代變遷過程中西方社會的矛盾沖突和斗爭，肯定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揭露社會弊病，描寫受欺凌者的不幸與反抗，煥發著熱烈的人道主義激情。而且，他把這些譯作與中國的現實聯系起來，寄予了真摯的社會關切。林紓與魏易合譯的《黑奴吁天錄》（今譯《湯姆叔叔的小屋》）系美國女作家斯托夫人的作品，揭露美國南北戰爭前夕農奴制的罪惡，寄同情于受欺凌的奴隸和因種族企視遭受迫害的華工。在《跋》中又說，“余與魏君同譯是書，非巧于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11]104（《黑奴吁天錄·跋》）。他與李世中翻譯的《愛國二童子傳》為法國作家沛拉的作品，出版時冠以“實業小說”，敘述恩泰、舒利亞兄弟“實業救國”的故事。林紓在這部譯作的《達旨》中反思國力荏弱而“恃兵”、持“語言外交”之無濟于事，提倡實業救國，并認為“實業一道，當付之下等社會”[11]113（《愛國二童子·達旨》）。強調當務之急在于在“下等社會”中實施實業教育，改變無知無識的狀況，教百姓實業的學問，尊重其人格尊嚴。這實際上吸取了西方近代民主觀念，把民主、授業、育人、愛國等統一起來，因而包含了對“上等社會”主導的洋務運動的反思，超越了一般的實業救國論而匯流于啟蒙新思潮。

林紓與魏易還翻譯了查爾斯·蘭姆姐弟改編莎士比亞戲劇而形成的《莎士比亞故事集》，該譯本出版時易名為《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簡稱《吟邊燕語》）。全書包括《暴風雨》《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辛白林》《李爾王》《終成眷屬》《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門》《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萊特》等二十個故事。雖非戲劇，很難看出劇作的全貌，但是“譯筆雅馴雋暢”，頗能豁人心目。莎士比亞是文藝復時期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被稱之為“時代的靈魂”。他的那些悲劇和喜劇作品，今天中國的文化人多已耳熟能詳。 早在1842年也有人用滿文翻譯過《麥克白》，但幾乎沒有造成影響。把莎士比亞引入中國并產生重大影響的，其功勞當歸于林紓?！皳嵳镏骶?、冥飛輯述的《新劇考證百出》記載，文明戲時期各劇社上映的外國戲劇達三十多部，而最多的是英國戲劇，共二十一部，其中莎士比亞的就占了二十部，據查考，有十九部系改編自《吟邊燕語》。[12]就是說由于林譯的引導，莎士比亞戲劇里的那些人物，莎士比亞戲劇激揚著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精神，才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藝術天地，走進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嚴復、林紓的譯著就這樣在國人，特別是文化人中彰顯了西方近世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異樣光彩，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構成了尖銳挑戰。當五四新人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時候，他們援引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武器便是嚴復引進的進化論世界觀和方法論；當他們打倒“孔家店，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登堂入室的時候，嚴復、林紓譯著里的那些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的思想實 際上幫助他們開啟了思想的堂奧；當他們打破貴族文學、宮廷文學的殿堂，走向平民，走向勞工，著重抒寫中國底層百姓悲歡離合的時候，林紓譯作中的西方近世平民世界，林紓對狄更斯專寫“下等社會”寫作精神的肯定，已經為他們的寫作提供了先在的經驗。如此等等，無不表明作為近代啟蒙思潮中的嚴、林譯著為五四新人攜來了文化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曙光。所不同的是，五四新人帶著激進的、徹底的“反傳統”的姿態，站立在了又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嚴復、林紓則是在傳輸歐化的同時，傳統文化其中包括桐城派前輩所崇仰的宋儒理學精神，依然在程度不等地束縛著他們的精神，他們要“調和中西”，但在對民族本體的堅持之中沒有能夠走出傳統文化的陰影。盡管如此，當五四新人在慶祝他們的勝利，其中包括反對“十八妖魔”、“桐城謬種”的勝利之后，時隔有日，在有所反思之時，還是發出了這樣真誠的聲音：“后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按：指吳汝綸、嚴復、林紓）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盵13]48

二

在桐城派古文形式的發展鏈條中，嚴復、林紓承接姚瑩、郭嵩燾、薛福成而來，是走向西方、兼融中西的一脈。就民族語言的革新而言，在姚瑩、郭嵩燾、薛福成那里，主要是通過介紹西方政俗風情的方式，拓展古文的表意范圍和表意功能；而在嚴復、林紓這里，特別之處在于直接運用古漢語和桐城派古文義法翻譯西方著作，形成了值得珍視的翻譯理論，形成了一種漢語文言形式、西方內容的文章域境，為中國語言的現代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經驗和啟示。

首先，他們運用古文譯西文，是歷史轉換時期最佳的選擇。嚴復、林紓譯介西書的時候，主導學術、文學的語言工具還是古代語言，且流行于世的時文、八股、文白夾雜的通俗讀物又極大地敗壞了民族語言的聲譽。白話文的試驗、言文的統一，在晚清剛剛提倡，認識多有軒輊，即便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也有被稱之為“歐化白話”。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求運用白話譯介西方著作，特別是學術著作，顯然是不具備條件的空談。

吳汝綸在為嚴復《天演論》所寫的序言中回顧周秦以來我國文章傳統的流變，認為：晚周諸子各家有集錄，有自著，漢之士以撰著為高，宋多集錄之文。指出，“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敖褡h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瀹民智，莫善于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語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瀹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薄巴哚屖现胫袊?，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后相望。顧其文自為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于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14]147他從中國文章傳統的流變，肯定文、道統一的文章標準，指出”文不足”不能傳道。在這個背景下，對當時盛行的時文、公牘、說部之文所造成的“文學靡敝”提出批評，以為“文不足”便不能成功地翻譯西書，不能成功地翻譯西書也就不能借西書瀹民智。正是在這個文、道統一的意義上，他充分肯定了嚴譯《天演論》“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功績。

香港學者陳敬之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前驅》一書中的嚴復一章說到梁啟超、胡適對嚴復譯文的評價，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梁以為嚴的‘文筆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然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而胡則認為嚴復以古文譯書，正如前清官僚戴著紅頂子演說，很能抬高身價?！贿@正說明了嚴復的譯書之所以受到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極端重視，且至風行一時，也就得力于他的譯文的‘淵雅了?！盵15]153所謂“淵雅”，實乃《易》經、《春秋》筆法所造就的簡潔精微、曲包豐富、隱顯有致的語言風格，這是桐城派語言的基本風格。這確實是嚴、林譯著在當時得以在文化人中風行的重要原因。但是還不止于此，他們都未曾注意中國古文發展到桐城派這里，歷經數千年的積累和變遷，其表情達意的功能雖已高度自足，卻也能適時因變。就如郭紹虞所言：桐城古文之所以卓有所成就，通于古而又適于今，“因為他們所標舉的雖是古文，而懲于明代文人強學秦漢之失，不欲襲其面貌，剽其句字，所以宗主唐宋文的目的與作用，又在欲作比較接近口語的文字?！盵16]627正因為如此，像魯迅、郭沫若這些剛剛起步的文化少年閱讀起嚴、林譯文，也能因之與西方人神妙會通，忘乎所以。魯迅談到他少年時代讀《天演論》的情景時說：“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音調鏗鏘，使人不覺其頭暈?！盵17]381郭沫若回憶讀林紓譯著時說：“《迦茵小傳》……這怕是我所讀過的西洋小說的第一種。這在世界的文學史上并沒有甚么地位，但經林琴南的那種簡潔的古文譯出來，真是增了不少的光彩！”“C.Lamb 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譯為《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的，也是使我感著無上的嗜味，無形之間影響我最深的一種。我到后來雖然也讀Tempest， Ha-mlet Romeo and Jnliet 等莎氏的原作，但總覺得沒有小時候所讀的那種童話氏的譯述更來得親切了?！盵11]210（《我的幼年》）就是說，桐城派文、道統一的文章觀、淵雅的文章風格、適時因變所造成的嚴、林譯文的風格，適切了晚清主流文化界對語言接受的要求。

第二，他們奉行的“信、達、雅”翻譯理論，是桐城派古文義法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同時又是促成西文中國化的重要推助。

“信、達、雅”翻譯理論是嚴復提出來的。所謂“信、達、雅”，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解釋說：“《易》曰修辭立其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曰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由儒家元典立論闡釋譯事三原則，這是與桐城派文論相通的精神，或者說是接受桐城派文論傳統而進行的創造。桐城派文論的一個基本特征在于立足《易》經倡導“義法”之說，他們之所謂“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這是在哲理的層面上要求文章達到內容與形式高度一致的精要之論。嚴復也正是這樣，稍有不同者，他在征引《易》的同時還征引了《論語》，由《易》釋“信”，由《論語》釋“達”“雅”，并由“信”“達”的總體性規約派生出“雅”的要求。在嚴復看來，源自于《易》的誠信是譯文的首要原則，所譯結果如失之誠信，當是失敗。為實現誠信，就要做到“辭達”，運用適當的手段真實傳達原作。如何才能做到真實傳達？中西語言、語法、文化背景均不相同，機械的“硬譯”實際上很難奏效。對此，翻譯家自然各有自己的思考和實踐，嚴復的做法是：“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與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盵18]1321最后是“雅”，這個“雅”，對于嚴復來說，是由前面兩條原則而來的，是 “信”“達”統一后內在的審美要求，是“收全文神理，融會于心”而獲取的有機形式。前面已經論及，桐城派以“雅潔”“淵雅”要求于文章，他們之所謂“雅”，意在講究《易》之“本隱而之顯”和《春秋》的“推見之隱”。對《易》和《春秋》的這兩句評語出自司馬遷，嚴復以為“此天下至精之言也”[4]1319。所以在桐城派和嚴復這里，“雅”是發乎文章審美要求的文采煥然，辭章精美，更是曲包豐富、隱顯有致的風格?？傊?，在嚴復看來，翻譯就是運用一種語種的語言形式轉換另一種語種所生成的有機文本，所講求的是內容和形式的高度一致。這也就是桐城派古文“義法”所要求的“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

正因為如此，嚴復總是把他的翻譯當成不失原文本真的二度創造，從原文到譯文，語種盡管不同，但努力做到吳汝綸所說的那樣“其體雖變，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14]148。所以他說自己的翻譯是 “一名之立，旬月踟躕”。

林紓的翻譯思想與嚴復基本一致。錢基博說林紓“自以工為古文辭，雖譯西書，未嘗不繩以古文義法也”[11]177（《林紓的古文》）。正因為如此，他對“信、達、雅”的原則也自覺接受?？琢⒃凇读旨偤土肿g小說》中就認為：“林紓受到嚴復的影響，他想根據信、達、雅的標準進行翻譯?！盵11]289（《林紓和林譯小說》）

林紓在《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序》中說：“余不通西文，然每聽述者敘傳中事，往往于伏線、接筍、變調、過脈處，以為大類吾古文家言?！痹谂c中國作品的比較之間，他以為“此篇（按：《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為人不過十五，為日同之，而變幻離合，令讀者若歷十余年之久”；“雖每人出語，恒至千數百言，人亦無病其累復者”；描寫的太姆不拉壯士，“其雅有文采者，又譎容詭笑，以媚婦人，窮其丑態，至于無可托足”；“述弄兒汪霸，往往以簡語泄天趣，令人捧腹”；書中所述“猶太人之寓歐，較幕鳥為危。顧乃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抱金自殉，至死不知國為何物。此書果令黃種人讀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撤克遜王孫“……愚智互形，妍媸對待，令人悲笑交作”； “呂貝珈者，猶太女郎也。洞明大義，垂青英雄。又能以堅果之力，峻斥豪暴。夫猶太中，未必果有其人。然司氏既惡天主教人，特高猶太人以摧殘之，文心奇幻”；等等[11]118。所談的這些“妙”處，涉及到時間的空間化、人物語言的個性化、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文學審美的生成等許多問題，顯示了林紓對西方近代文學作品細致的感受和把握能力。不過，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不可能運用現代文論的概念予以闡釋，而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看待這些藝術表達的手段和方法。在這篇序文中，林紓提到與同好談及司各德，都認為“可儕吾國之史遷”，“出語雋妙”，“文心之幻，不亞孟堅”?？梢?，他從古文家的特定角度體會到中西文心本可相通，他所要做的，正是在中西文章的相通之處，運用“吾古文家言”，對西方近代文學著作給以創造性“改寫”。

他不懂西文，不可能如嚴復那樣直接運用文言與源文本交流，直接迻譯，他之貫徹“信、達、雅”，是在口譯者提供的人物故事基礎上，探其“文心”，得其神韻，而后“耳受神追”，以求取人情世態的委曲逼真。對于他來說，賴以施展才能的是一個經過第二者譯述的文本，所得“信”、“達”的程度，首先受著這個“第二者文本”的制約，“第二者文本”愈切近源文本，林譯的“信”，“達”就愈充分，反之亦然。所以對于他來說，“雅”似乎更為重要，他是由與西人相通的“文心”，通過“第二者文本”與源文本交相“神會”而得其本真，再由古文的“雅”通向“信”“達”，從而實現三者的一致。

總之，無論二人的做法有何差異和得失，但“信、達、雅”實際上是桐城派古文義法在翻譯領域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它豐富了 “義法”，賦予“義法”的運用以新的語域。它運用于體系嚴密且又深邃的近代西方理論著作的翻譯，又運用于長篇的近代西方小說的翻譯，真可謂“替古文開辟一個新殖民地”。

“信、達、雅”翻譯三原則問世后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萌長于桐城派的古文義法，卻又超越了桐城派的理論和實踐。嚴、林之后的許多翻譯家都以此作為自己的翻譯宗旨和理論指導，并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也有人對這一理論提出批評，但不管是肯定的還是批評的，人們共同完成了一個以“信、達、雅”為軸心的、可稱之為“信、達、雅”翻譯學的中國翻譯思想。在這個翻譯思想的指導和影響下，數以千萬計的外國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的著作被翻譯到中國來，改變著民族文化和文學藝術的局限，促進了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現代性的形成和發展。

第三，他們的翻譯文本拓新了桐城派古文體裁，為傳統文本的現代性轉化提供了成功的先導。

桐城派古文體裁在經世思潮時期因旅外日記、游記、涉外紀事等散文文體的出現獲得過一次拓新，在1895年后的啟蒙思潮當中因嚴復、林紓譯著的出現又獲得了一次拓新，這后一次即因運用古漢語及桐城古文義法翻譯西方近代宏大的理論著作，建構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宏大理論著作形式；因運用古漢語及桐城義法翻譯西方近代一百五十多部長篇小說，改變了民族文化傳統中輕視小說的頑固觀念，使小說成為現代文學中的主要形式，從而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形式認知的時代。

中國傳統理論著作，吳汝綸分為“集錄之書”“自著之言”兩種，前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后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當嚴復從事西方近代體系嚴密、結構宏大的理論著作的翻譯的時候，作為古文家，他很自然的從古文傳統中去求取形式。當他完成《天演論》書稿后，便與吳汝綸、夏曾佑商量該書的標題之事。他說：“此書上卷導言十余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仆始翻‘卮言，而錢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懸談，及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懸談亦延釋氏，均非能自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為佳……”[18]1322可見頗費躊躇。就其結果看，他還是較多地接受了吳汝綸的意見，“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短煅菡摗分蟮钠渌g著的結撰形式也大抵如此。這種標目的方法來自古人，且與譯文風格自成一體，也就很自然地切合了新舊轉換時期文化人的接受心理，從而較好地借助傳統形式傳輸了西人近代宏富的思想理論成果。而且，傳統中的中國文人重感性，崇尚意象思維，對嚴密的理性思維不大喜歡，即使是理論著作，也多是以短篇結大體，各篇獨立，然后成一大著。吳汝綸所謂“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即是。當嚴復浸淫于西方近代理論著作，并尊重特定時期中國文化人的接受心理，把它們翻譯給中國同胞的時候，他實際上運用古代漢語和桐城古文義法，同時又運用傳統理論著作的結撰形式，建構了傳輸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民族特征的“一干而眾枝”的宏大理論著作形式。吳汝綸說他的《天演論》“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其中也包括了對他譯著的結撰形式的肯定。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輕視小說。所謂小說只不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頭巷尾言傳，古文家從來不以做小說為正途?！肚f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這句話，成為人們闡釋小說之“本”。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小說家”列在十家之后，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但是，到了古文家林紓這里，情況發生了變化。他以桐城古文嫡傳自命，至死都懷抱著古文正統，卻又以滿腔的熱情運用神圣的古文翻譯正統文人所不恥的小說，并且在譯著的序、跋中不斷地告誡人們勿以“小道”視之。黃遵憲、梁啟超倡言“小說革命”、小說“新民”，但始終不能形成大氣侯，拿不出作品。林紓做到了，他持守古文義法，朝著“信、達、雅”的原則努力，同時又本著“有所變而后大”的精神，打破桐城派先輩關于古文忌用“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佻巧語”的限制，譯文中大量吸收和運用了具有生活氣息的通俗語言，當時出現的“一見之字里行間便覺不韻”的“東人新名詞”也進入到譯文中。這樣，他的譯文也就豐富了敘事、表意和傳情功能。所以錢鐘書作出這樣的判斷：“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于彈性的文言。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匯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盵11]311（《林紓的翻譯》）

林紓的這個成就，在五四后的學界已經成為共識。鄭振鐸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文人，對于小說向來是以‘小道目之的，對于小說作者，也向來是看不起的，所以許多有盛名的作家絕不肯動手去做什么小說，所有做小說的人也都寫著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讀者。林先生則完全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見解。他以一個古文家動手去譯歐洲的小說，且稱他們的小說家為可以與太史公比肩，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自他以后，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自他以后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中國近二十年譯作小說之多，差不多可以說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與影響的?！盵11]163（《林琴南先生》）寒光在《林琴南》中說：“林氏譯小說的時候，恰當中國人賤視小說習性還未鏟除的時期，一班士大夫們方且以帖括和時文為經世的文章，至于小說這一物，不過視為茶余酒后一種排遣的談助品。加以那時咬文嚼字的風氣很盛，白話體的舊小說雖盡有描寫風俗人情的妙文，流利忠實的文筆，無奈他們總認為下級社會的流品，而賤視為土腔白話的下流讀物。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傾動公卿的資格，運用他的史、漢妙筆來做翻譯文章，所以才大受歡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級社會讀外洋小說的興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說的價值和小說家的身價?！盵11]207（《林琴南》）

嚴復、林紓處在大歷史的轉換時期，他們運用古文翻譯西方近代著作的情況，到五四白話文起來之后逐漸成為過往的史績。然而，這是不能忘記的史績。他們運用“舊瓶裝洋酒”的方式為中國面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的世界性文化和文學的參照，啟發了國人現代意識的覺醒，啟發了啟蒙者，啟發了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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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器友（1945-），安徽樅陽人，安徽新華學院文化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楊立民）

基金項目：本文為安徽省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AHSK05—06D14）

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