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研究述評

陳瑜華，王建明

（蘇州科技學院教育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蘇州，215000）

生態中心主義，是一種將道德關懷的范圍從人類擴展到生態系統的倫理學說，是環境哲學“非人類中心論”的類型之一。［1］大地倫理學、自然價值論與深層生態學被稱為生態中心主義倫理學的三駕馬車。［2］作為和“人類中心主義”相對立的理論，在當前生態環境形勢嚴峻的狀況下，得到了眾多生態倫理研究者的青睞，被視為解決生態危機的理論良方。傳統哲學和倫理學一般從人類出發，將自然生態視為“工具”，而生態中心主義則賦予整個自然生態以道德和價值的意義，這就為扭轉“人類中心主義”觀點、從更高的道德角度去關愛自然，為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提供了嶄新的哲學依據。

一、國外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傳入我國，關于生態中心主義的研究在我國僅有二三十年。目前國外對“生態中心主義”的研究相對于國內來說較全面，關于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的《沙鄉年鑒》、羅爾斯頓（Holmes Ralston III）的《哲學走向荒野》、《環境倫理學：自然界的價值和對自然界的義務》、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以及奈斯（Arne Ness）的《淺層生態運動與深層、長遠生態運動：一個概要》等。

20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生態學家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一書中運用生態學的理論，創立了大地倫理學理論，這是生態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的原型。利奧波德主張倫理學研究的對象要從人和社會等領域擴大到整個自然界。其認為倫理道德觀念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研究人與人的關系，第二層次是研究人與社會的關系，第三層次是研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應當而且必須對其生存的大地環境表示尊敬。［3］“大地倫理學只是擴大了共同體的邊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動物包括在其中，或把這些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集合：大地”。［4］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所有自然物間的關系是一種倫理關系；二是人類、土壤、水、植物和動物同屬于一個“生物共同體”，生物共同體和道德共同體在外延上相等；三是在這一共同體中，對善惡的評價應遵循如下原則：“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為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即是錯誤的”。［5］大地倫理學利用生態學的整體觀點，擴大了共同體的邊界，改變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一種新的倫理價值尺度，以大地共同體的穩定、和諧為基本道德準則，是一種基于整體主義的生態倫理學。

以20世紀70年代羅爾斯頓的《哲學走向荒野》等著作為代表的“自然價值論”生態倫理學，繼承并發展了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將人類價值和自然價值并舉，把道德和動態平衡結合，從生態學中推理出一種新的倫理學，構建了系統的自然價值論。羅爾斯頓論證了自然的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的聯系，提出且證明了生態系統的價值。羅爾斯頓認為：“在生態系統層面，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工具價值，固然生態系統具有工具價值屬性；我們面對的也不是內在價值，盡管生態系統為了自身的緣故而護衛某些完整的生命形式；我們已經接觸到了某種需要用第三個術語——即系統價值來描述事物?！保?］羅爾斯頓認為“自然系統的創造性是價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創造物，只有在他們是自然創造性實現的意義上，才是有價值的”，［7］從而去除了在自然價值評價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素。在實踐中，羅爾斯頓要求人類遵循自然法則，體驗和領悟自然，進而遵守對自然的道德義務。他認為人類不應該提出“孤傲的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觀”，而是看到他之外和之下的其他存在物的價值，進而“產生一種對自然界具有貴族氣派的責任感”，［8］尊重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從而減少對自然造成的傷害。羅爾斯頓自然價值倫理思想開拓了人類道德關懷的廣度，喚醒了人類的生態保護意識。

由挪威著名哲學家奈斯創立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是現代環境倫理學新的理論。這一理論主要由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德沃爾（Bill Devall）以及?？怂梗╓arwick Fox）等人的發展，已形成了一個思路清晰的理論框架。深層生態學的立論基礎是兩條原則：即自我實現原則和生態中心主義準則。深層生態學體現了巨大的包容性，其將動物倫理、生物中心論和大地倫理都納入了全面的、整體主義的價值觀中。將人與非人生物的關系論證得很清晰，認為：人們應該對當下環境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深層次生態學洞察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和本質，認為生態危機是由人類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和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目標依據所設置的社會體制造成的，要求從制度變革、文化重建和文明秩序重構的角度徹底解決環境問題，具有積極意義。［7］但是該理論提出的很多激進主張，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生存需要和發展利益，帶有“西方帝國主義色彩”。［9］

二、國內文獻綜述

在國內，以余謀昌、劉湘溶等學者為研究生態中心主義的代表，他們認為自然界先于人類存在，也就有獨立于人的自身價值，或者稱其為內在價值，主張建立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學。［10-13］余謀昌認為人類應該摒棄人類中心主義，轉而尊重自然的權利，拋棄一切以人的需要和利益為尺度和衡量標準的思想。其認為“人類中心主義”雖然在歷史上起到過積極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在現代社會會導致嚴重的不良后果，應予以拋棄，建立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特征的“綠色文明”。［11］鄭慧子教授認為，在自然共同體內人對生物并沒有倫理關系，只有在區域共同體內人對其他生物才存在必然的倫理關系?！霸谧匀还餐w內，人類與其他生物處于同一層次，同是自然中的普通物種，而在區域共同體內人類作為有道德的生物則從自然中提升出來成為自然道德的代理，從而對其他生物存在倫理關系；例如利他性就是一種體現，人類作為未完整的人，在文化進化的道路上不斷完善自身的道德，并將此視為文化的根本目標，所以達爾文說人類是道德的生物”。［14］

近五年來，隨著國內生態形勢日趨嚴峻，加入“生態中心主義”研究陣營的學者越來越多，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均有所拓展。如華南師范大學范東萍從復雜整體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為生態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完善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啟示，認為走向生態整體主義也許是生態中心主義發展的一個趨向。［15］河南大學朱榮英研究了“人類中心論”、“反人類中心論”與“生態中心論”三者的歷史嬗變和內在關系，提出唯有將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與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二者高度融合的生態中心論，才真正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研究中獲得某種層次上的重大躍遷，使當代人真正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并與自然達到和諧共生的天人合一之境。［16］陜西師范大學張敏等人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由于“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導致的，同樣，生態中心主義反對“主客二分”，主張人與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但是它過分強調了客體的優先性和規律性，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忽視了人的類本質特點。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實踐基礎上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核心，以人的現實能動的對象性活動為分析起點，闡明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揚棄和超越［17］。井岡山學院袁記平比較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生態中心主義的異同，認為在建設現代生態倫理的過程中，我們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基礎上，批判地吸取包括生態中心主義在內的其他一切思想的優秀部分，發展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18］中國地質大學金虹在研究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創作背景與創作思想的基礎上，運用生態批評理論對浪漫主義詩歌中蘊含的生態思想作了逐一探析，著重研究浪漫主義詩人的自然觀和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并結合社會現狀闡發了此論題的現實意義。［19］南京大學方紅從文學的角度剖析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放c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所反映的社會語境與其代表的環境倫理觀的內在聯系，展現利奧波德提出的土地倫理所代表的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突出《老人與?！匪从车娜鮿萑祟愔行闹髁x環境倫理觀的立場與觀點，說明個體與社會的關系直接影響個體與自然的關系，個體所處的社會語境影響其環境倫理觀。［20］合肥工業大學楊積祥介紹了奈斯提出的格式塔本體論思想，這為深層生態學等生態哲學和整體主義的環境倫理學提供一種哲學本體論證明，同時也解決了生態哲學或環境倫理學何以可能的問題。［2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李富君批判了“馬克思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自然觀念無論在生存論意義還是實踐論意義上都蘊含著深刻的生態意蘊，他所說的“控制自然”是對自然有意識、有計劃地合理調節和管理，其與啟蒙主義是辯證的二重關系。因此，馬克思不僅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而且他還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對立，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22］夏承伯在將生態危機納入全球視野的國際背景與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內環境下，梳理與闡釋了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訴求，為探尋人與自然之和諧關系提供可能的學理思維借鑒與實踐操作啟示。［2］美國華盛頓大學黃秋婷介紹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及其在環保上所受到的質疑，創造性地將實用性的整體論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相結合，并從科學、倫理和法律三個方面對其進行了具體的解讀，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以非人類中心主義作為環境倫理的系統性，大大增強了說服力，推動并促進了這一理論的發展。［23］清華大學董玲利用克里考特的類型學分析與論證方法回答了大地倫理是否是環境法西斯主義這樣的問題。通過克里考特的類型學與二階原則的研究，試圖揭示大地倫理不是環境法西斯主義，以及整體主義的環境倫理如何獲得合理性辯護。［24］清華大學張惠娜介紹了美國社會生態學創始人布克金對深層生態學的批判，以及深層生態學的辯護。［25］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唐靜將羅爾斯頓“生態整體論”聯系到林業建設，認為該理論為人類認識森林問題和森林價值提供了新視角，對林業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為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必須扭轉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實現由以木材生產為主向以生態建設為主的轉變，注重維護森林系統的整體性，保護生物多樣性。［26］石群試圖從儒家生態妥協的概念入手，剖析儒家生態妥協思想的核心和實現過程，提出儒家生態妥協思想的當代意義在于：首先它為人類文明的生態回歸提供了借鑒，其次儒家生態妥協思想克服了人類中心主義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克服了非人類中心主義對人主體性的貶損。［27］陳彩棉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生態文明觀與生態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三重重大分歧：在價值論意義上，它不同意生態中心主義對人之價值中心地位的否定，將終極價值關懷置于人；在工具論意義上，它不贊同生態中心主義依托倫理學改造來解決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將希望寄托于環境友好型生產方式的形成；在社會學意義上，它不認可生態中心主義對個人道德提升的過分倚重，將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和諧指認為改善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路徑。與生態中心主義相比，生態文明觀不僅有著更為寬廣的理論視界，而且還克服了其對現實批判的乏力，從而實現了對它的全面超越。［28］

三、評價

綜合國內關于“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的相關研究，應該說近年來，這一發源于西方的生態倫理思想，在國內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特別是近幾年國內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明顯的情況下，“生態中心主義”這一與“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相對的理論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目前國內學者一般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一是深度挖掘“生態中心主義”產生的淵源及其哲學內涵，重點介紹和研究西方學者的理論思想，如奧爾多·利奧波德、羅爾斯頓、阿倫·奈斯等人的相關著述，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有很多，對國內了解和理解“生態中心主義”有很大貢獻。二是將“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作比較研究，著力從哲學理論、生態現實等方面批判“人類中心主義”，認為要解決目前生態惡化的困境，需要采納“生態中心主義”的理論，并以此理論指導當前的生態保護工作。三是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生態中心主義”作比較研究，一方面駁斥所謂“馬克思是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者”的觀點，另一方面強調馬克思生態觀與“生態中心主義”的相似點，企圖調和、統一兩者的觀點。四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研究其對我國生態建設實踐的指導價值，并反思過去在“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價值觀指導下的生態建設的一些錯誤做法。以及探討“生態中心主義”視角下的科技發展理念。五是嘗試在“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兩種生態倫理思想之間折衷，以期消弭兩者之間的沖突，尋找一種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另外一些研究者還介紹和探討了國外最新的生態倫理思想，如美國布克金的社會生態學等。

綜上，可以看出國內研究者在“生態中心主義”的研究方面，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尚有不足。

共識方面為基本摒棄了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拋棄了一切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將自然生態看作是人類獲取利益的工具的思想，都認為生態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其內在價值和系統價值。

分歧方面主要在是否以“生態中心主義”作為指導我們解決當前生態環境惡化的倫理價值思想？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是不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生態中心主義”僅僅解決“應該是什么”的價值問題，是否有可能被各國政府采納而用于實際的生態環境建設？

關于“生態中心主義”，研究者們既有共識，亦有分歧，但在研究方向上尚有不足之處，一是沒有充分研究“生態中心主義”這一生態倫理思想自身的理論缺陷，“生態中心主義”立足于“情感主義”，而情感主義理論的形成得益于休謨關于事實與價值的對立，即“是”與“應該”的區分。按照休謨的觀點，以理性主義的思路，從“是”無法推導出“應該”。休謨認為，“是”與“應該”的轉換支點是情感：或通過非理性的途徑引發情感，或以理智喚醒情感?！吧鷳B中心主義”的理論支點即為情感，立足于研究“應該怎么樣”，所以該理論存在能否“落地生根”的缺陷。二是在將“生態中心主義”的生態環境倫理思想付諸于生態建設實踐的研究較少，再好的理論也必須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發揮理論的光輝，也更具有說服力和傳導力。三是研究者較少將“生態中心主義”理論與我國傳統哲學進行結合研究，事實上我國古代儒家有“天人合一”、道家有“道法自然”、佛家有“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等樸素的生態哲學思想，應充分汲取傳統文化營養，結合我國國情，研究適合我國“生態建設”的環境倫理指導思想。

誠然，“生態中心主義”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在當前生態環境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重視，該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未來我國研究者應更多著眼于本國國情、傳統等，將研究方向更多著眼于理論的“落地、生根、發芽”上，這樣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人與生態自然和諧共處關系時，才能有理論之水可取，“生態中心主義”理論創立的初衷才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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