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何以譏評《世說新語》

劉強

在《世說新語》長達一千五百余年的傳播接受史上，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對《世說新語》（下稱《世說》）及《晉書》的譏評，不僅是中國史學批評的一大事件，也成了《世說》接受史上的一道風景。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坝茁勗姸Y，長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史通·忤時篇》）。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任獲嘉（今河南獲嘉縣）主簿。武則天圣歷二年（699），奉調長安，任王府倉曹，參與編纂《三教珠英》。長安二年（702）始任史官，兼修國史，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唐中宗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自敘》）。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因營救長子犯罪流配而被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不久去世，年六十一，謚曰文。一生撰述豐富，尤以《史通》最為著名，其書體大慮周，影響深遠，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專著。

劉知幾是一位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史學家，在《史通·自敘》中其自述寫作原委說：“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于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于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后，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庇终f：“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縱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之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入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為后王法。自茲厥后，史籍逾多，茍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于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于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厘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逼淞⒀圆恍嘀?，可見一斑。

因其立志高遠，故能忠于史職，嚴守史家家法。對修史之事，劉知幾不僅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之說，更有著史“五不可”之論（詳參《新唐書·劉子玄傳》），足見其方正嚴謹之史學立場?！缎绿茣繁緜髦^其“自以為見用于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大概正因如此，劉知幾才對唐修《晉書》采《世說》等“委巷小說”入書大加譏刺。

劉知幾的評論可分三個層次：一是譏評《晉書》，二是指謬《世說》，三是褒貶劉注。

（一） 譏評《晉書》?！稌x書》乃唐太宗御敕修撰，參與修撰的有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共二十一人。因史官們對前代史籍秉承兼容并包的開放心態，故對古代文獻多有采用，即便如野史雜傳、小說偏記亦不偏廢。這自然引起了主張“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史通·采撰》）的劉知幾的極大不滿。他在《史通·采撰篇》中說：

夫郡國之籍，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于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于《荀氏家傳》。而修漢、晉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茍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征彼虛譽，定為實錄”八字，幾將唐修《晉書》一棒打死?！妒吠āふ撡澠酚衷疲骸按筇菩蕖稌x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睅缀跏菍Α稌x書》作者的集體批評。在《史通·申左篇》中，評價《穀梁》、《公羊》二傳時，又附帶批評漢晉史書說：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異國，長自后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者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干、孫并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于此哉？其短一也。

“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八字，雖有矯枉過正、言過其實之嫌，但可看出劉知幾對《晉書》之不能容忍。五代時所修的《舊唐書·房玄齡傳》稱：唐修《晉書》，“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亦云：“劉知幾《史通》：‘《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嘉之）、干（寶）兩《紀》，孫（盛）、檀（道鸞）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親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鼻宕浴端膸烊珪偰俊窞榇淼恼y言論，仍對《晉書》持一種否定態度：“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采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渌d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后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書并亡，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矣?！边@些論述，顯然是受了劉知幾的影響。

（二） 指謬《世說》。劉知幾在《史通·采撰》中說：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食伦稌x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

《史通·書事》亦云：

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茍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又《史通·外篇·雜說上》云：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采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若以古方今，當然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細審其文意，多是借古諷今，輕詆《世說》終不過為譏議《晉書》張目也。

（三） 褒貶劉注。子玄雖持正統史家立場，對《晉書》收錄《世說》作無情批判，但對為《世說》作注的劉孝標卻給予很高評價，《史通·雜說中》云：

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述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這里，劉知幾斥《世說》為“妄言”，尊孝標為“正說”，厚此薄彼，無以復加。不僅對孝標的《世說注》贊許有加，甚至對孝標其人亦致意再三，引為同調。其在《史通·自敘》中仿孝標自比馮敬通而自比揚雄。但同時，劉知幾對孝標為《世說》作注亦深表遺憾，甚至視之為“好事之子”：

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于章句，委曲敘事存于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眾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史通·補注》）

又說：“孝標善于攻繆，博而且精，固已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索隱，網羅班馬，方復留情于委巷小說，銳思于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保ㄍ希┰趧⒅獛卓磥?，劉孝標注《世說》，簡直有點不務正業、明珠暗投了。

此外，《史通》還有不少史評文字，亦可視為對《世說》及《晉書》的雙重評論。史評不外乎二端：一為評論史事，一為臧否人物?！妒吠ā酚小栋祷蟆芬黄?，專揭史事之疑謬。如《世說·容止》第1“魏武將見匈奴使”條，本自裴啟《語林》，后編入《魏史注》。劉知幾乃辨其誣云：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領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碧婺俗窔⑹拐咴圃?。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蛑麇芡兔?，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己。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于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略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滋謗口，而言同綸，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故特申掎撫，辯其疑誤者焉。

關于曹操殺匈奴使一事，近人多有指謬。程炎震考證說：“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操進爵為魏王。其時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侯王來朝。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殆此時事。然其年琰即誅死，恐非實也?！崩钤斠嘁妒吠āぐ祷笃芬猿馄錈o據。余嘉錫更道：“此事近于兒戲，頗類委巷之言，不可盡信?！辈贿^余氏對劉知幾亦有駁難：“然劉子玄之持論，亦復過當?？肌逗鬂h書·南匈奴傳》：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單于奉藩稱臣，入居西河，已夷為屬國，事漢甚謹。順帝時，中郎將陳龜迫單于休利自殺。靈帝時，中郎將張修遂擅斬單于呼征。其君長且俯首受屠割，縱殺一使者，曾何足言？且終東漢之世，未嘗與匈奴結姻，北單于亦屢求和親。雖復時有侵軼，輒為漢所擊破。子玄張大其詞，漫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此為評史事，再說論人物。同篇劉知幾又論阮籍云：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飲二斗酒。然后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绖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圣善將歿，閔兇所鐘，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于癯瘠矣?！w彼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史通·暗惑》）

據實而論，劉知幾對《晉書》采《世說》及劉注之阮籍軼事的批評，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文字或者敘事本與歷史真實存在距離，夸張文飾在所難免，讀者沿波討源，以意逆志可也，非要視夸張為烏有，以文飾為子虛，則又犯了想當然的毛病。劉知幾如此激烈地批評《世說》之類說部，事實上源于其對史傳的情有獨鐘，以至于難免戴著史家的有色眼鏡去要求所有的雜史別傳以及志人小說。在《史通·雜述》中劉知幾說：

史氏流別，殊途并鶩。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后略》，此之謂偏紀者也?！魟⒘x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p>

觀此可知，在劉知幾心目中，史家幾乎囊括了所有敘事文體，以至于像《世說》、《語林》之類，不過“史氏流別”之一的“瑣言類”作品，而完全無視小說之獨立的存在價值。難怪紀昀要說：“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似不于倫，未為通論?！保ā端膸烊珪偰俊肪硪凰摹稹妒勒f新語》提要）

或許有人會問：劉知幾既以儒家自居，又系彭城劉氏后人，與劉義慶當系同宗，何以見譏如此？其實，此亦不難理解?！缎绿茣繁緜鬏d：“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后；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币布词钦f，劉知幾并不認為自己是彭城劉氏苗裔，自己的祖先乃系居巢劉氏。如其乃確為彭城劉氏，即便真理在握，亦當不至于唐突先輩若此。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論及劉知幾對《世說》的批評：“褒也好，貶也罷，總是基于對這部書的關注，而且客觀上，這樣的褒貶常會益其聲價，促其流通，這恐怕是劉知幾們始料未及的?！保▍⒁姟妒勒f新語與卯金刀氏》，《文景》2003年第4期）揆諸整個《世說》研究史，劉知幾的譏評，都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他幾乎開啟了后世王夫之、顧炎武、李慈銘、程炎震乃至余嘉錫等以名教是非為己任的儒家學者，對《世說》及“魏晉風度”之流弊的口誅筆伐。這與盛唐時代，國家統一，文化繁榮，士大夫充滿安身立命的自信，尤其是儒家思想再度回到主流意識形態中是大有關系的。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