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說新語》看士族女性的魏晉風度

摘 要：魏晉風度彰顯著魏晉士人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而這種風度不僅僅體現在男性身上，在魏晉士族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魏晉風度的影子，她們重視才情，參與人物品藻，同時也有魏晉士人身上的放達和任誕，敢于打破傳統的婦女觀，因此，魏晉士族女性構成魏晉風度不可或缺的一環。

關鍵詞：魏晉風度 《世說新語》 女性 才情 任誕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1]八王之亂、元帝東渡、淝水之戰等，政權更迭頻繁；儒家獨尊的局面被打破，新儒家、新道家興起，佛教傳入中國，佛道儒三家碰撞交融。因此形成了一種“以格標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盵2]的風氣，這種特殊的時代精神被后人稱之為“魏晉風度”?！妒勒f新語》雖是一部名士的教科書，卻也不乏女性的形象，這些女性以她們特有的才情和個性，充實了魏晉風度。

一、女性重才情

魏晉風流的突出表現就是清談之風與品鑒之風。魏晉時期的清談變化為士人的一種必需的裝飾品，也成為了他們展示名士風度、才情和智慧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要成為名士所必須具備的修養以及條件。[3]清談的形式更多的是辯論，因此辯論者必須具有嚴密的邏輯、清晰的思路和淵博的知識，才能夠以理服人，這一點同樣展示在魏晉士族女性身上。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于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盵4]

班婕妤被污蔑行巫蠱之術，她的應答邏輯嚴謹，環環相扣。如果有鬼神的話，定然不會受理邪佞的求訴；如果沒有鬼神，詛咒怎么能夠實現呢？這種善辯不僅僅局限于同性之間，在與丈夫交談中也會出現。在魏晉時期，在別人面前直呼其長輩名字是一種極不禮貌的行為，王公淵在新婚剛入洞房時，就直呼新娘父親的名字，并且把新娘和其父親對比，稱新娘神色卑下。新娘立刻以同樣的方式反唇相譏。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眿D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云，而令婦人比蹤英杰！”[5]

魏晉時期，人們對容貌依舊看重，潘岳因為貌美，行走在路上，引來婦人縈繞；左太沖絕丑，效法潘岳遨游，遭到群嫗的唾斥。阮衛尉女相貌奇丑，因此許允在交禮之后，竟不進入婚房，經眾人勸說勉強進入，進入房屋看到妻子的容貌，馬上想要離開。許允妻看到丈夫此種舉動，通過兩個反問來質問許允，最終得到許允的敬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魏晉女性雖然不能夠如同男性一樣在眾人面前縱情辯論，但是與魏晉之前的女性相比，她們是巧言善辯的。

魏晉時期人物品鑒的側重點從政治的轉向了審美的，并且逐漸成為魏晉風流的重要組成部分。[6]對人物的品鑒在《世說新語》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方正》《雅量》《品藻》等。對人物的品鑒既能提高被品鑒人的聲望，同時也顯示出品鑒者的慧眼與才智。

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惫唬骸耙凛呉喑Ｒ晕叶葹閯??！盵7]

山濤妻子發覺自己的丈夫與嵇康和阮籍契若金蘭，想要一窺二人的品行，得到丈夫的同意后，穿墉以視。丈夫詢問時，山濤妻子并不因為私心而夸贊自己丈夫才情高超，如實指出山濤才致不如二人，同時也指出了山濤以識度為勝。山濤聽到之后稱同輩人也是這樣評價他們三人，可見山濤妻韓氏品鑒人物的才能足以與當時的士族相稱。提到魏晉女性，避不開的一個人物就是謝道韞，謝道韞未出嫁時就有“未若柳絮因風起”之語，嫁給王凝之后，謝道韞對自己丈夫的評價是：“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敝x道韞的言論雖然有貶低王凝之的成分，然而與此同時也說明了謝道韞重才學、善品藻。謝道韞不僅沒有受到眾人抨擊，反而得到男性士人的推崇和女性的群起仿效，其弟“絕重其姊”，叫做濟尼的尼姑稱她有“林下風氣”。

二、女性亦任誕

魏晉時期是人的自覺的時代，這一時代著重關注作為個體的人的個性，任誕是一種典型的魏晉風度。如裸行的劉伶、臨死奏曲的嵇康、秋風鱸魚的張翰、與群豬共飲的諸阮、不作致書郵的殷羨[8]等，不勝枚舉。任誕反映在女性身上更多的是對傳統女性觀的顛覆。魏晉之前統治者采用儒家的禮教思想，女性要遵循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東漢班昭所著的約束女性言行舉止的《女誡》中對“四德”有詳細的論釋，并稱“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在婚姻上需要嚴格按照周禮所規定的婚姻“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來進行，與男子私下定情，被認為是違背禮教之甚。魏晉時期，士族女性有了新的面貌。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于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于吟詠。后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蹺捷絕人，逾墻而入，家中莫知。[9]

賈充的女兒窺得韓壽的容貌和才智，讓婢女前往韓壽家中為自己傳達心意，后來二人兩情相悅，私下相通。賈充及家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及至賈充聞到韓壽身上特殊的香料味才得知此事。儒家倫理要求在男女7歲始，就要注意“男女有別”的回避制度，同胞兄妹亦要注意來往之分寸，“姊妹出適而返，兄弟不同席共坐?！奔幢闶欠蚱?，也要嚴格遵從夫婦之禮。魏晉時期，士人和女性都把隨意無拘之風帶入家庭生活中，夫妻間充滿情趣，互相親昵逗樂，而不是依照“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的傳統夫妻模式生活。比如《世說新語》中女性以戲謔之詞稱呼丈夫、干預丈夫的社會活動及嘲諷男性。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于禮為不敬，后勿復爾?！眿D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眿D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10]

“卿”在魏晉時是狎昵之稱，女子對丈夫的稱呼大多為“君”，王安豐的妻子不但以卿稱呼王安豐，公然說出“親”和“愛”之語，并且把王安豐搬出來的禮法反駁了回去，如果說王安豐妻追求的是以一種相親相愛的夫妻關系，那么王渾的妻子所追求的則是一種平等的夫妻關系，也難怪會遭到清代的李慈銘叱罵：“此即倡家蕩婦！”

貞節自先秦以來注重對女性貞節的要求逐漸加強，秦始皇《會稽刻石》明確指出“有子而嫁，倍死不貞?！盵11]；漢代首次出現了表彰女性貞節的書籍——《后漢書·列女傳》。魏晉時期在改嫁問題上，不再是一味要求夫死，妻子必須守寡，不得二夫。女方父母同意女兒改嫁，男方父母也同意兒媳改嫁。諸葛恢之女，在丈夫去世之初，誓不再嫁，諸葛恢私下把女兒許配給了江思玄，并書信庾亮告知此事，庾亮稱可。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強，無有登車理。

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盵12]

三、女性亦風流的原因

正如宋袁文《甕牖閑評》卷三中對王戎妻“卿卿”的評價：“觀古人閨閣之間，其情意如此，亦可見當時風俗之美?！比魏维F象的產生或異常，都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魏晉士族女性身上彰顯著魏晉風度，歸結其原因，可分為以下兩種。

第一，政治上用人標準的轉變。漢末，“禮”走向了僵化的道路，一直以來奉行的用人標準也出現了問題，“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睘榇?，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曹操頒發了三道求才令，第一道明確了求才標準“不惟廉是舉，惟才是舉”；“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第二道求才令，舉例說明縱使是“不篤行、不守信”之人，只要有才能，絕不因行廢才；“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疑?！钡谌狼蟛帕钪?，示例之人的行為已經到了為眾人所不齒的地步，然而曹操依舊指出勿有所遺，各舉所知?！懊系氯?，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矣?！盵13]所以曹操的三道求才令，把士大夫奉行的“禮”打破，使得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之地不復存在，舊的”禮“被打破，而新的“禮”尚未形成，此時需要探尋一種新的“禮”，魏晉士人自覺承擔這種使命，距離士人最近的士族女性也深受影響，魏晉風度則是這些探尋產生的結果。

第二，女性地位的上升。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時期，少數民族女性地位較高的現象逐漸被認同。同時，魏晉是“人的覺醒”時期，這股自由之風，同樣也刮到了女性這塊領域?！队衽_新詠》中收錄了女性創作的詩歌；詩壇上左思左芬兄妹、鮑照鮑會暉兄妹、劉孝綽劉三娘兄妹等兄妹同放異彩的情況，亦屢見不鮮；魏晉時期女性嫉妒嚴重，上層男子普遍“懼內”，宋明帝特意讓人列舉了宋晉時期公主的妒行，雖然有些行為較為極端，但同時也代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當然，混亂的社會局面、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輻射，外來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傳入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極大作用于婦女生活，為上千年受壓抑的女性世界，吹來了一縷清新的風，使她們身上所縛之枷鎖暫時有所松動，從而形成這樣一種迥然不同于其他時代女性的精神面貌，而女性社會的變革反過來又作用于士風的形成，兩者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了魏晉人獨有的精神風貌。

對于魏晉士族女性的風度，歷來有人頗有微詞。干寶在《晉紀總論》稱“不恥淫逸之禍，不拘妬忌之惡”；葛洪在《抱樸子》中更是對晉代女性大加抨擊，幾至謾罵，甚至說她們是“誨淫之源”等等：余嘉錫先生也說：“晉之婦教，最為衰敝……婦職不修，風俗陵夷?！比欢\如劉大杰先生在《魏晉思想論》里所說：“魏晉人充滿著強烈的個人浪漫主義精神，他們在動蕩不安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從過去那種倫理道德和傳統思想的束縛里解放出來，無論對宇宙、政治、人生或藝術，都持有大膽獨立的見解。這不得不說是對自我的超越?！?/p>

注釋：

[1]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山東：齊魯書社 ，1997年版，第25頁。

[3]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047頁。

[4]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85頁。

[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85頁。

[6]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頁。

[7]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99頁。

[8]姚晨娟：《魏晉“任誕”思想研究》，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9]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078頁。

[10]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080頁，925頁。

[11]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8頁。

[12]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81，753頁。

[13]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42頁 。

（劉玲 安徽蕪湖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2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