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西方城市化的歷史發展過程

楊晴

【摘 要】西方城市發展具有較為明顯的階段性，與其歷史發展進程相關聯，從早期出現，歷經古典時代的輝煌，到中古時期的衰落與復興，地理大發現后的擴張，工業革命后的大規模發展。城市是人類歷史的載體，其自身的概念也在歷史實際發展中不斷豐富，日益復雜化。

【關鍵詞】西方；城市；歷史發展

“城市化”一詞最早見于巴塞羅那規劃師塞爾達（Ildefonoso Cerda）1861年出版的《城市化概論》一書，經過一百多年的理論與現實的發展，城市化成為涉及多種學科的復雜概念。從廣義上講，城市化指居住在城市、城鎮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增長，這是在社會生產力提升的前提下，城市和城鎮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展。世界各國的學者對城市化有過多種定義，內容涵蓋經濟、政治、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等多學科領域。目前，我國對城市化的定義如下，即“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域集中和鄉村地域轉化為城市地域的過程”。①根據這一定義，城市化從本質上講涵蓋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產業結構的轉變，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城市文明向農村的傳播和滲透以及人口的素質的不斷提高這五方面的本質內涵。我國學界對城市化的理解與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總體情況密切相連。

1.西方城市的出現和早期發展

從現有考古學、歷史學證據來看，人類最早的城市出現于最早實現農業食品生產的地區，主要集中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埃及、印度河峽谷、中國北方和中美洲。這些地區保存有現存最早的城市化文明的遺跡。早期的人類城市通常保留有城墻、街道、神廟、居民區等不同的功能區域。這些功能區反映出當時人類城市所擁有的一些共性因素，如城市居民、農業生產、水文條件、防御、貿易、宗教等多種因素。

20世紀20到30年代，Sir Leonard Woolley在今伊拉克的烏爾古城的發掘中，證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時期，該城總體呈現橢圓形，周長約為1.21千米，寬約0.8千米，可容納35000人，泥坯城墻高度約為7.62米，厚23米。幼發拉底河劉敬古城城墻西側，在城東、北兩側有人工運河遺跡，運河建有碼頭。城市中心是國王宮殿和官員工作生活區。古城中有明確的宗教區域，位于內城西北方向，長約米219.5米，寬約173.7米，四周筑有土坯城墻，中心建有高塔，高度約21米，供奉城市守護神月神。在神廟四周有法庭、稅務局、倉庫等建筑遺跡。城市外城和郊區是古城的剩余組成部分，根據住房和農場規模，推測可居住約200000人。②

由上述實例可以看出，早期人類城市在其誕生階段已經具備了一系列鮮明的特征，如人口規模、城市功能區分、環境承載能力、城市防御、社會分層、行政功能、宗教文化功能等。城市自出現之時就與人類文明緊密聯系，在西文語境中，civitas（拉丁文“城市”）即civilization（文明）的詞源，而文明則包含著更為豐富的涵義，可謂包含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古希臘時期，雅典、斯巴達、科林斯等城邦承載了希臘人的古代文明，從其城市布局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城市所具有的宗教、行政、商業、軍事功能。特別是希臘城市多沿海而建，即是人適應自然條件的結果，也反映出海洋商業貿易活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希臘城邦開創的城市國家自治模式為其后起者所繼承。公元前338年，馬其頓人征服了希臘，亞歷山大及其后繼者將希臘城市的模式在其征服的領土上復制。希臘化的城市成為希臘文明的傳播中心，播散到歐亞非三洲，成為古典時期“殖民主義”的典型例證。到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人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擴張，奠定了至今的西歐城市系統。

古羅馬城市與古希臘城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在城市布局方面，羅馬城市保留有方格網系統，城市建設有中心廣場，是市場、集會、政治活動的中心場所；城市周圍保留有城墻等。羅馬時期很多重要的城市位于海陸長途貿易交通要道，城市之間的道路系統維持了商業和軍事的正常運作。羅馬時期城市規模通常不大，大型城市居民約為15000-30000人，小型城市居民約在2000-5000人之間。羅馬時期的城市與希臘時期最大的不同或許在于城市獨立性的削弱。古羅馬的城市不是獨立的，城市根據其在帝國內部的等級設計規劃，這種設計反映了羅馬嚴格的等級區分，而這種等級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羅馬擴張過程中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矛盾斗爭。在羅馬征服的過程中，其根據被征服者的態度授予其不同程度的羅馬“公民權”：全權公民、半公民權以及無公民權，城市也根據其公民的等級分為自治城市、半自治城市以及羅馬征服地等不同級別。羅馬人在帝國廣闊的區域中實現了完善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治理，其城市建設規模令人嘆為觀止，如羅馬的高架水渠系統和蓄水池系統，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城市景觀用水，在歐洲部分地區至今仍然可以發揮作用?，F代許多歐洲城市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如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維也納及貝爾格萊德等。公元5世紀，隨著大地產制的發展，羅馬城市中的富有階層開始向鄉村轉移，城市中流民無產者數量增加，人口成分的變化特別是城市人口數量的減少使得城市趨于衰落。隨著帝國危機的加深，蠻族入侵的戰火最終給羅馬帝國的城市畫上了句號。

2.中古西方城市的復興與發展

西羅馬帝國消亡后至10世紀左右，西歐的城市生活出現了一段極長的停滯時期。而在拜占庭帝國治下的原羅馬帝國東部，城市延續羅馬的傳統繼續發展，拜占庭（時稱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作為帝國首都，承載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從7世紀開始，隨著阿拉伯帝國的興起，一系列穆斯林城市，如麥加、巴格達、大馬士革、德黑蘭、摩蘇爾、開羅、蒙巴薩等，或在希臘羅馬的基礎上發生轉變繼續發展，或在帝國發展的過程中日漸興盛，許多城市成為東西方商業要道上的重要市場。在西歐，羅馬帝國衰亡后的權力真空被蠻族國王和羅馬公教教會填補，原有帝國境內的穩定局面被封建領主的混戰、沖突打亂，僥幸存留下來的城市承擔了防御要塞、封建領主行政中心，特別是教會中心和高等教育場所的職能。

11世紀以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蠻族王國基督教化的完成，社會再次進入穩定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中世紀西歐城市開始復興，并奠定了今天西歐主要城市的基本格局。11世紀以后西歐城市可以根據其起源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羅馬帝國時期幸存的城市，或廢棄后重建的羅馬城市，如英格蘭的倫敦、約克，德意志的雷根斯堡；二是原封建主城堡、教會、修道院等在獲得商業功能后發展起來的城市，如英格蘭的牛津、諾丁漢等；三是村莊聚落發展起來的城市，如英格蘭的威克漢姆等；四是防御性鄉村城鎮，主要集中于法蘭西、英格蘭和威爾士，多為新規劃建設的新城，防御是其基礎功能，在規劃時也保障了商業的發展；五是新建城市，這類城市多源于長途販賣貿易的興盛，其城市選址多位于水陸交通要道，如法國的香檳，瑞士的伯爾尼等。

中世紀城市擁有一些共同特征。從城市源頭上看，多位于水陸交通方便之處，即使地勢險要的城堡、修道院，也往往會在其領地范圍內選擇利于商業發展的地區，便于稅收的增加；而依附于領主、修道院的城市商人、手工業者，往往能通過贖買等方式，從封建主處購得城市的自治權，這成為13世紀以后歐洲城市發展的另一種方式。在城市內部，從空間結構上看，可用作集市的開放廣場是城市的中心，在較大規模的城市中， 廣場附近往往建有富麗堂皇的教堂、市政廳、行會或杰出市民的居所。城市中心附近建有具有特殊功能的區域，如銀行、家居、金屬工藝制造等。對大部分中世紀城市而言，防御是其所有功能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城市的發展往往從城墻的建設開始。

中世紀城市內部人口密度很高，有限的空間集中了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各種不同集團，即使在同一棟建筑內部，人口也有著明顯的層次。如，商人或手工藝人生活在第一層的店鋪，店主的家庭成員多居于第二層，再向上是學徒的活動空間，頂層閣樓一般由仆人使用。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臨街店鋪，這一時期建筑常以窄面面向街道。商人作為城市中最活躍的因素，與生產、銷售、稅收、行政等各個因素有所交集，商人掌握有大量的資金，但在政治地位上處于弱勢。13世紀以后，隨著商人行會、城市聯盟的發展，商業資本成為資本主義興起的前驅。

3.文藝復興至工業革命時期的西方城市發展

14-18世紀，西方的城市與整個世界經濟一起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地理大發現使歐洲文明傳播到美洲，在殖民地的建立過程中，歐洲人在世界各地興建了成千上萬的城市，將原本局限于歐洲，或西歐的傳統傳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新世界的商品、原料源源不斷的輸入歐洲，使歐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文藝復興時期，完整的城市體系與政治上的權力集中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同是出現：首都城市在國家的中心位置，保證了政治的穩定進程；地區性首府的出現，充實了國家的城市體系。在這些城市中，原有的傳統，如城市議會、自治團體、商業手工業行會等多被保留，而在城市建設方面，隨著文藝復興的在歐洲范圍內的推進、古典文化再次被重視，各種新的建筑、藝術形式被引入城市建設，歐洲的城市規劃和內部結構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變化。城市中的建筑和藝術繁榮發展，雕塑、噴泉或其它建筑裝飾廣泛地應用于公共場所。城墻的設計更加適應火器武器，變得更厚、更堅固。

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首先從英國發端，徹底改變了人類生產的模式，也成為城市增長的強力催化劑——城市圍繞工廠為中心聚集發展。

工業革命造成生產方式的轉變，曾經單個工人在家庭中可以進行的生產開始轉變為依靠機器和大規模勞動協作完成；工廠中使用的機器需要便利的水利、煤炭等資源，使工廠的選址傾向于便利的水陸交通，同時還要滿足工人生活的便利。工廠的配套設施，如倉庫、商店、辦公室、勞動力市場、消費市場等都成為新興的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的面貌在工業化生產發展的過程中急劇變化，以曼徹斯特為例，18世紀中期只是一個1.5萬人口的英國小鎮，到1801年，其人口數量為7萬，1861年為50萬，1911年則為230萬。曼徹斯特成為商品生產、分銷、集中、運輸的中心。極速的城市增長需要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特別是工業區工人的生存狀態，促使一大批學者，如馬克思、恩格斯、芬利、韋伯等研究工業社會。而真正的城市化研究，正是從工業革命后開始的。

伴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城市化的進度在歐洲逐漸加快，并隨著生產技術的傳播擴展到北美、澳大利亞等地，進而日本、中國等東方國家也開始了自己的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進程。在工業發展的同時，農業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新機器、技術的推廣增加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剩余的農業勞動力可以投入工業生產，如此呈現出一種螺旋式增長的態勢。

到19世紀，歐洲開始出現人口轉型：城市中更高的工資、更多的機會吸引了大量的農業富余勞動力，農民逐漸轉變為市民。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電力取代了煤炭蒸汽，工業者不再需要更多的工人，農場逐漸整合，大農場出現。技術的進步造成了工人過剩，加之過度生產、國際競爭等，工人工資降低，生活質量下降，城市棚戶區、貧民區出現，城市環境日益惡化。在這種局面下，曾經在羅馬帝國末期出現的情況再現，花園城市、逆城市化等思潮出現，成為城市化研究的新領域。

總體而言，西方城市從其出現至一戰之前，城市的發展基本保持與其歷史脈絡相通的階段性：古典時代的城市保留了城邦政治傳統，完善的城市網絡和商業發展優勢；中古時期，城市的防御、宗教、行政功能繼續保留，新的商業形式促進了商人、市民階層的壯大，保證了持續至今的城市傳統；工業革命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作為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文化功能的綜合載體，總體上呈現出更加復雜的發展態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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