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蘇聯電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李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20世紀50年代蘇聯電影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李偉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電影被大規模引入中國內地，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文章對20世紀50年代蘇聯影片在中國內地的傳播、宣傳進行簡要梳理，并對蘇聯電影如何影響新中國電影事業進行初步討論。

蘇聯電影；電影宣傳；新中國電影；電影事業

20世紀50年代，蘇聯電影在中國內地有廣泛而巨大的影響。期間，大量蘇聯影片被引入中國，并一度占據中國電影市場的大部分份額，成為中國百姓最廣泛接觸的文藝形態之一。作為“形象化的教科書”，蘇聯影片不但幫助中國觀眾認識蘇聯、了解蘇聯，而且也將黨和政府所倡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傳達給中國觀眾。此外，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聯電影經驗的影響，得到過蘇聯方面的幫助。

一、蘇聯影片的大規模進入

194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報》曾集中發表了四篇有關蘇聯電影的文章，分別為：《電影是很好的教育工具》、《歡迎蘇聯電影》（陸定一）、《略談蘇聯電影》（劉念渠）、《美國電影和蘇聯電影的比較》（茅盾）。幾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1.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方方面面都應當向蘇聯學習，學習的方法很多，觀看蘇聯電影則是最方便的方式?！安槐匾欢ㄒ砦?，更不必要你親自到蘇聯去，只消你靜靜地坐三兩個鐘頭，蘇聯各方面的建設工作，而且是經過精選或組織的標準典型，便呈顯在你的眼前，源源本本地給予你具體的示教”；

2.“蘇聯的電影藝術，不論在思想性方面或在藝術性方面，都是老早超過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蘇聯影片帶給觀眾的是“優良的文化食糧”。對比蘇聯影片，英美影片則是“墮落的、下流的、低級的”，充滿了“毒素”，“誘人去墮落”，技巧方面，也是“形式主義”的，充滿了“低級趣味”。那種“以為英美的影片在技術方面是有一日之長的，蘇聯的影片內容好，而技術則不免粗糙”的見解，是錯誤的，是“中了毒的現象”；

3.“接受健康的影片，打倒美英帝國主義的富有毒素的東西，可以說是目前文教工作的一件重要的事務。我們應該急于消毒，把建國的精神健康起來?！痹谛轮袊约哼€不能生產出足夠數量的進步電影的時候，大規模引入蘇聯影片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應當“伸開兩臂，歡迎蘇聯影片的大量到來！”

上述觀點基本上代表了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對蘇聯影片的態度。

抗戰結束后，蘇聯影片輸出公司就開始向東北輸送蘇聯故事片和紀錄片。當時，歐美影片（特別是美國影片）和上海民營公司生產的影片是中國電影市場上的主流。新中國成立后，大多數歐美影片和國產舊片都被視為“消極影片”，受到批判。朝鮮戰爭爆發后，英美影片更被徹底清除出了中國市場。電影市場的空缺，為蘇聯影片的大規模引入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1947年起，蘇聯影片輸出公司開始制作中文字幕片，并配制華語解說。1948年，該公司開始在莫斯科試作華語配音譯制片，當時制成的故事片為《寶石花》。從1948年到1949年間，該公司在莫斯科制成的華語譯制片，已有《馬克萊探險記》、《西伯利亞交響樂》、《遠方未婚妻》、《青年近衛軍》（上、下集）和《易比河會師》等。①1949年5月28日，東北電影制片廠譯制了蘇聯影片《普通一兵》，中國自己譯制蘇聯影片的歷史由此展開。

伴隨著對“毒素”電影的批判、清除和華語對白片的大量出現，蘇聯電影開始取代美國電影，成為中國電影市場上的主流。據統計，1948年蘇聯影片的中國觀眾還僅為130萬人次，1949年，這一數字已增至700余萬人次。②至1950年，蘇聯影片的中國觀眾已達4828余萬人次（若加上部隊觀眾，則為6200余萬人次）。③至1957年，在中國經過華語配音（其中極少數加配字幕）的長短影片共有468部，其中，長故事片206部，長紀錄片、科教片60部，短片共202部。蘇聯影片在中國的觀眾數量已近15億人次（軍隊、中蘇友協、業務部門的觀眾均不計算在內），其中，城市、大工礦區的觀眾有約9.8億人次，其他工礦和農村地區的觀眾有約5億人次。④

此外，應當指出的是，在蘇聯影片的引入過程中，蘇聯方面的積極支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據50年代在我國駐蘇大使館主持文化工作的梁沈修先生回憶，當時蘇聯影片進入我國大致有五條渠道：一是以貨易貨貿易的余額補償，二是蘇方主動贈送放映，三是蘇方影片制作人員免費贈送的拷貝，四是是應中方要求蘇方提供拷貝，五是雙方進行影片交換?！巴ㄟ^這幾種渠道進入我國的蘇聯影片，蘇方從未提出過使用補償、拷貝復制數及放映場數限制、票房收入分成等條件。對中方的選訂，蘇方基本做到有求必應，只是在提供分鏡頭劇本以供譯制時，有時標注“不得刪剪”字樣?！倍?，蘇方向中方提供的教學片、參考片、觀摩片全部是無償供應的。⑤

二、蘇聯影片的影響與宣傳

蘇聯影片進入中國后，其蘊含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精神深刻感染了中國觀眾，馬特洛索夫、卓婭、但娘、華爾瓦娜、列寧、夏伯陽、馬克辛、保爾等一批蘇聯影片人物成為了中國觀眾的學習榜樣和心中偶像。例如，看了蘇聯影片《鄉村女教師》之后，許多觀眾都表示，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華爾瓦娜在她的生活中實踐了的一句話“活著，就要為祖國服務?！痹S多教師都表示要決心當一個好人民教師，努力學習華爾瓦娜的光輝榜樣。北京和上海的許多大學生看了《革命的搖籃維堡區》（馬克辛三部曲之一）之后曾表示，馬克辛已成為了他們學習上的動力，馬克辛的刻苦鉆研的精神教育了他們。他們要象馬克辛那樣，把青春獻給建設祖國的偉大事業。⑥

在推廣蘇聯影片的過程中，發行放映部門采用了影片說明、電影連環畫、映后討論、組織座談等多種方式，幫助電影觀眾，特別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觀眾理解蘇聯影片。蘇聯影片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除蘇聯影片本身的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蘇聯影片的傳播是與50年代的政治宣傳成功結合在一起的。不但在配合各類中蘇友好活動而舉行的文藝活動中，蘇聯影片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即便在配合國內政治運動的宣傳活動中，蘇聯影片也是常常被用到的宣傳工具。例如，在肅反運動中，蘇聯的《偉大的公民》、《不能忘記這件事》、《黨證》等影片，就被用來“教育中國觀眾提高政治警惕性”，而《光明照耀到高地村》、《拖拉機手》、《明朗的夏天》等影片則被安排配合國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⑦

三、蘇聯對中國電影事業的影響

50年代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方方面面都受到過蘇聯方面的影響，電影事業自然也不例外。中國共產黨黨領導下的電影事業對蘇聯的學習，可追溯至1940年。當時中國共產黨曾將延安電影團的袁牧之派往蘇聯。其目的，一方面是利用蘇聯的技術條件，完成延安電影團拍攝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另一方面便是學習蘇聯電影事業的經驗。后因蘇聯進入戰爭狀態，不但帶去的影片不但沒有完成，而且袁牧之的生活保障很多時候都成了問題，學習蘇聯電影經驗的想法也只能落空。⑧

從時間上看，中國電影事業對蘇聯的學習和蘇聯方面對中國電影事業的幫助，主要是在5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特別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的電影工作者通過蘇聯影片，學習題材選擇、人物塑造、藝術技巧、技術質量等方面的經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被確立為電影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大量有關蘇聯電影的文獻資料，包括電影方面的書籍和《蘇推埃文化報》、《文學報》、《藝術報》等蘇聯文藝刊物上的電影理論、評論、消息等也被翻譯引入。據1957年的統計，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八年間翻譯出版的蘇聯電影圖書就有175種，總字數約2480萬余字，另外還出版了66期以刊載蘇聯電影著述為主的《電影藝術譯叢》。這些文獻材料涵蓋了電影事業管理、藝術創作、電影科學技術等許多方面的內容，成為了新中國電影工作者最主要的學習資料。⑨

為學習蘇聯電影經驗，中國曾多次向蘇聯派出人員，學習的范圍也是包括了電影事業的方方面面。以電影管理方面的學習為例，新中國成立不久，1950年7月，時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藝術處處長的陳波兒，就參加了中共中央宣傳工作參觀團，前往蘇聯。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陳波兒參觀訪問了“聯共”宣傳部電影處、蘇聯電影事業部、莫斯科電影制片廠、蘇聯中央文獻紀錄電影制片廠、莫斯科電影管理局和蘇聯電影學院等，調查了解全蘇電影制片廠的組織機構，業務方針，工作制度及其分布、分工與業務部門的關系。此外，還學習了全蘇電影企業化的過程及經驗和各類影片攝制的組織與領導方法以及電影院管理制度等。⑩1954年6月，中國方面又曾專門派主管電影工作的干部組成電影工作者訪問團前往蘇聯，時任電影局局長的王闌西任團長。這次訪問同樣歷時三個月，訪問團對蘇聯電影制片、普及與發行、工業等各領導機構與生產部門進行了訪問和學習，并分組到莫斯科電影制片廠、高爾基電影制片廠、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莫斯科科學普及電影制片廠和聯盟動畫制片廠等部門考察。訪問團回國后制定了全面學習蘇聯電影體制建設的計劃。?

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共產黨和政府也多次派遣電影專家到中國來援助電影事業。據統計，蘇聯方面先后派遣來中國的電影導演、表演、攝影、錄音、洗印、特技、化妝、制片管理、放映發行、技術管理、基本建設、電影機械工業等方面的蘇聯專家共28人。這些蘇聯專家直接參加并具體指導中國電影生產，還以舉辦專修班、訓練班、講習會和親自帶徒弟的方式，為新中國電影事業培養了幾百個干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第一批電影工作者中，不少人都是蘇聯專家的學生。?

考察50年代的中蘇電影關系，1957年是一個關鍵點。1957年之前，中蘇雙方的電影關系，正如“老師”和“學生”的關系。蘇聯電影事業的方方面面都是中方的學習對象，蘇聯方面也積極提供幫助，雙方在電影事業上的理念上是相當一致的。1957年之后至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中蘇雙方對各自電影事業的理念認識開始出現分歧，“老師”和“學生”的關系開始逐漸淡化。

50年代初，蘇聯的電影事業，從理論到創作，從理念到體制，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新中國學習蘇聯建立起來的電影事業，正是這種模式的翻版。斯大林逝世后，蘇聯文藝界開始“解凍”，特別是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電影事業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電影創作的種種教條被推翻，電影體制漸趨松動，藝術家的創作主動性得到解放。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50年代中后期相繼拍攝了《第四十一》、《雁南飛》、《士兵之歌》這樣的影片。比較而言，在蘇聯電影事業不斷產生新變化的同時，中國電影事業雖然在短暫的“百花”時期也出現了革新的氣象，但很快被接踵而至的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所壓制。經過政治運動的洗禮，中國電影事業最終沒有擺脫斯大林模式的影響。

注釋：

①蘇聯影片在我國放映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已被當作學習蘇聯的重要工具[N].人民日報,1950-03-09.

②同①.

③沙浪.蘇聯電影與中國觀眾[J].電影藝術,1957(11、12月合刊).

④王闌西.電影事業中的偉大友誼[J].大眾電影,1957(20).

⑤梁沈修,唐旻紅.蘇聯電影在中國的跌宕命運[J].上海黨史與黨建, 2007(10).

⑥同③.

⑦我國人民熱愛蘇聯電影[N].人民日報,1955-11-07.

⑧吳筑清,張岱編.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⑨王闌西.電影事業中的偉大友誼[J].大眾電影,1957(20).

⑩陳播.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總綱卷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351-352.

?同⑩第394頁.

?王闌西.電影事業中的偉大友誼[J].大眾電影,19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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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5312（2015）08-01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