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青年的舞臺、責任與命運

李浴洋

史學視野中的《新青年》與“新青年”

《同舟共進》：陳老師，您好，2015年是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的《新青年》創刊100周年，在您的諸多研究領域中，對于從晚清到“五四”這一時期的歷史勾稽與精神闡釋最廣為人知。青年問題在現代中國備受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正與晚清以降的中國社會與思想變革直接相關。您如何看待青年與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尤其是作為濫觴的新文化運動的關系呢？

陳平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輝煌，為此后幾代知識者不斷追憶，就因其切實影響著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在世人的歷史記憶中，占據“新文化運動”舞臺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這自然沒錯?？蛇€有一點同樣不能忘記：這是一個標榜“新青年”的運動，大學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就學識與社會影響而言，確實無法與陳獨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后的發展，則未可限量。大學期間“躬逢其盛”，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參與思想大潮的崛起，對其一生必然產生決定性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好兼及其時“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學生。

談思想啟蒙，師長們確實占據中心位置;論文學革命，則師生各有專擅;至于政治抗爭，唱主角的乃大學生，否則怎么叫“學潮”或“學生運動”？當然了，名為學生運動，指引方向并提供思想原動力的依舊是“導師”。一到追憶往事，老學生們最常提及的，往往是當年的“師長”如何“風雅”;其實，“同學少年”同樣值得懷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一代逐漸成長，在長輩搭建的舞臺上縱橫馳騁，最終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甚至在許多方面超越了師長一輩——無論政治、學術還是文學創作。更值得關注的是，日后關于“五四”的紀念、追憶與闡釋，主要是由學生一輩來完成的。

《同舟共進》：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通常會被提及的是所謂“一校一刊”——即《新青年》與北京大學的珠聯璧合。如您所言，當時參與《新青年》編輯、負責“指引方向”的陳獨秀、胡適等人，正是“導師”一輩的北大教授。那么，真正的“新青年”，也就是北大學生在這一運動中的表現又如何呢？

陳平原：同是學生，走上街頭表示政治抗議的，因有“火燒趙家樓”的戲劇性場面，長期受公眾關注;至于堅持“文化運動”的，可就沒有這種幸運了，很容易被其師長們的光輝形象所遮蔽。俞平伯在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時，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么兩句：“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保ā丁拔逅摹绷昙o念憶往事十章》）“三”指的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三種重要刊物——《新潮）×（國故）×（國民》，它們的主要編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學生。

翻翻系友錄，我很驚訝，那時中文系的學生真有出息。五四運動爆發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讀的有：1916級的傅斯年、許德珩、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1917級的鄧康（中夏）、楊亮功、鄭天挺、羅庸、鄭奠、任乃訥（二北）;1918期的成平（含我）、孫福原（伏園）等（括弧中是日后廣為人知的字或號——編者注）。要是你對現代中國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略有了解，就會明白這一名單的分量。政治或文化立場雖不一樣，但都那么活躍，真誠地尋求救國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新潮》），有主張舊傳統的（《國故》），也有希望介入社會變革的（《國民》），當年的北大中國文學門（系）是如此大度，容納各種思想、學派以及政治立場。這特別能體現蔡元培校長的大學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同舟共進》：以史家的眼光，您如何看待這批“五四青年”在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場景中的作用？

陳平原：同一個中國文學門（系），直接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生（1916、1917、1918級），明顯比此前此后的同學更有出息。為什么？因為有激情，有機遇，有舞臺。依我的觀察，備大學、各院系大都如此。當初的“同學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懷與闡釋，成為其不斷前進的精神動力。昔日的口號或學說，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種追求真理的氣勢，以及青春激情與理想主義，永遠值得你我追慕。

當年立場迥異的大學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揚鑣。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時代，很難說誰是主流，誰是支流，誰是逆流。后人在褒獎那些站在舞臺中央并收獲大量掌聲的學生的同時，請對那些處于邊緣地帶、在聚光燈之外苦苦掙扎的青年學生，給予“了解之同情”。贊美弄潮兒，理解失敗者，只有這樣，才能構成完整且真實的“歷史場景”。

不要苛責今日的青年

《同舟共進》：如果說五四青年是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最早以群體形象出現的一代青年的話，那么此后至少還有“一二·九一代”“建國一代”“知青一代”與“1977、1978一代”。引入代際的視角，在不同代際的青年背后，是他們與歷史發生關聯的不同方式。然而，這一命名方式在上世紀90年代后卻似乎失效了。我們不再以一代青年“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刻來指稱他們，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出生時間進行區別的“70后”“80后”“90后”與“○○后”的說法，仿佛不再與歷史潮流有關。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陳平原：毫無疑問，今天青年所面臨的處境，與五四時期有很大的差異，無論褒貶抑揚，均不能生搬硬套。說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不該用眼下正在學校念書或剛剛走出校門時的表現來評價一代青年的得失，借用毛澤東的詩句，是“風物長宜放眼量”;第二，年長的一輩應追問自己是否為后來者搭建了更好的舞臺，而不是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臺、責任與命運，有時強求不得。生活在風云突變的時代，青年因其敏感與膽略，容易脫穎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華的時間相對推后，表演空間也明顯縮小，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五四時期的英雄，放在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出師未捷身先死”。長期研究“五四”新文化，且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思想潮流的激蕩，我對當下青年的世俗化傾向有深刻的體會。但另一方面，我對此并無苛責。對于今天中國大學生不再“仰望星空”的說法，我不太認同;以我在北大教書的經驗，青年學生依舊是最具理想性的群體。

談論今天中國的大學生，之所以有那么多負面印象，與傳播媒介與發言姿態有很大關系。任何時代，先知先覺、精英分子、高屋建瓴、獻身精神，全都只能屬于少數人。我們閱讀歷史文獻，得到的是那些有能力發出聲音且經得起時間淘洗的人物;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全民借助網絡發聲，各種“奇葩”說法層出不窮。若你以為網絡上的言論便代表主流民意或中國未來，那就大錯特錯了。借用魯迅“中國的脊梁”的比喻，今日中國，依舊“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里包括無數可敬可愛、“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青年。

我的青年時代

《同舟共進》：“青年”除了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也是每位已經成熟的學者的一段生命體驗。您是標準的“1977、1978一代”。時過境遷，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青年時代？

陳平原：一個人的命運與某個偉大的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為，你從此很容易展開“自我介紹”，也很容易讓時人或后人“過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說自己是77、78級大學生，大家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閱歷以及前途等。

說實話，我們那一代人都是幸運兒，從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時代的“鼓點”，于是顯得有板有眼。有人從政，有人經商，有人搞實業，有人做學問，30年后盤點，我們到底成功了沒有？回答五花八門，因為這取決于你設定的標準。想當初，我們指點江山，看不慣社會上諸多先輩的保守、平庸、專橫、貪婪、碌碌無為，馳想將來我輩掌權，將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臺面上的“重量級人物”，無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很多都是77、78級大學生，那又怎么樣？比起此前此后的各屆大學生，我們處在“出擊”的最佳位置，那么好的歷史機遇，是否將自家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捫心自問，言人人殊。

《同舟共進》：對于您從中山大學到北京大學的學術經歷，大家都不陌生。與追懷個人往昔相比，您似乎更愿意談及自己與歷史以及與那一代人的關系？

陳平原：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光榮與夢想”，也都有自己自由翱翔的天空。沒有與上一代或下一代的接觸與交棒，就沒有文明的傳承;但話說回來，“同代人”的感覺最重要。走上工作崗位以后，同代人會有頻繁的對話，當然，也會有激烈的競爭。但這種“同學少年”的感覺非常獨特，很可能使友情延續一輩子。某種意義上，在同學身上學到的，一點也不比從長輩（包括導師）那里學到的少。

畢業30周年聚會，除了熱淚盈眶，懷念母校，感謝老師，祝福同學，還能說些什么？在中山大學“紀念77、78級畢業30周年”論壇上的演講《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中，我曾寫道：“若你不滿足于鞠躬、謝幕，希望對早已失落在康樂園的‘青春有所回應，建議諸位在各自專業以及精神史的高度，重新審視‘我們這一代——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夸耀的成績，錯過了哪些本該抓住的機遇，留下了哪些無法彌補的遺憾。今天的我們，已過了‘天高任鳥飛的時節，但認真反省自家走過的歷程，將其作為思想資料，留存給學弟學妹們，這是一種‘貢獻——當然，也是一種‘樂趣?！蔽易约旱娜舾伤伎?，也是基于這樣的追求與立場。

《同舟共進》：在您成為“導師”后，對于自己青年時代成敗得失的理解，也使得您在面向當代青年發言時，幾乎從未有過簡單的鼓勵或批評，更多的是穩健的分析與審慎的建議。

陳平原：每當學生碰到挫折，對學業信心不足時，我總是寬慰他們：別急，你比我們當年強多了。這是事實。當代青年，要說眼界、知識、學習條件等，確實有驕傲的本錢。承認他們很優秀，但不敢打包票說他們將來就一定成績輝煌。自從我讀大學起一直到今天，出席過無數次“開學典禮”。這種場合，總會有著名學者諄諄教誨，除了提要求，再就是給鼓勵：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勝舊人。開始聽了很激動，漸漸有點懷疑：這是不是也屬于進化論之類的神話？到目前為止，備受鼓勵的我，并沒覺得自己已超越師長;推己及人，我也就不想亂拋高帽，說他們將來一定比我強。

其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機遇與局限;禍福相依，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請將不如激將，還是實話實說吧。記得臨畢業時，王瑤先生這樣開導我：今天我們是師生，好像距離很大，可兩百年后，誰還記得這些？都是20世紀的中國學者，都在同一個舞臺上表演。想想也是，諸位今天念文學史、學術史，百年風云，“彈指一揮間”。在這個意義上，你我既是師生，也是同學，說不定還是競爭對手。

作為師生、同學兼競爭對手，我能說的就是：在叩問學術、探討真理的道路上，需要勇氣、真誠，也需要毅力。祝他們盡力而為，不要輕易敗下陣來。

《同舟共進》：您認為青年成功的標準是什么呢？

陳平原：每當老學生回母校聚會，不管畢業十年、二十年還是三十年，中文系的老師們，絕不會檢查你是否“腰纏萬貫”。生活上過得去，精神上很充實，工作上有成績，那是我們對于學生的期盼。是否發財，不應該是大學衡量學生成功與否的標準;與商學院教授不同，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貧窮”并不一定意味著“恥辱和失敗”。再說開去，若你一夜暴富，錢財來路不明，你想捐獻，我們都不敢要。

大轉型的時代，隨時都有人掉隊，有人陷落，也有人飛黃騰達。比起北宋大儒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或者過去常掛在嘴邊、現在略顯生疏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線”——這年頭，講究“道德底線”，要求并不低。

《同舟共進》：您曾談到在粵東山區插隊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您是從“底層”經過一步步奮斗到達今天的位置的。但當代中國大學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越是好的高校，其中出身“底層”的學生比例越低，似乎相應的提升渠道越來越不暢通。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今日“青年”的構成。您如何看待這一教育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

陳平原：在粵東山村插隊八年，承蒙鄉親們信任，讓我當民辦教師，有機會繼續親近書本，所以還不能說是生活在“底層”，更不敢自詡“山溝溝里飛出來的金鳳凰”。但我明白你說的問題的嚴重性。主管教育的，必須有大視野，時刻關注質量與公平之間十分微妙的關系。前些年更多強調打破禁忌，追趕世界一流大學，那有很大的合理l生;現在中國大學基本站穩了腳跟，必須更多談論教育公平問題，其中包括公共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招生時如何向經濟落后地區適當傾斜。能否給年輕一輩提供順暢的上升通道，讓其憑借自身力量改變命運，不僅僅是教育問題，更關涉國家的長治久安。

如何與青年對話

《同舟共進》：最近幾年，您應邀出席過多所大學的畢業典禮并發表演講，是為數不多的對于“應當如何致辭”這一問題進行嚴肅思考，并作出自己判斷的學者。您為何如此看重致辭呢？

陳平原：畢業典禮上，作為嘉賓，你總得給同學們送上幾句好話?！昂迷挕笨刹缓谜f，既要有教育意義，又不能討人嫌。最近兩年，大學校長在畢業典禮上致辭，越來越喜歡“飆潮語”，演講中夾雜大量網絡語言，借此收獲滿堂掌聲。如此不講文體與修辭，過分追求“現場效果”，我很不以為然。典禮性的場合，需要的是莊嚴感，并不需要聽眾興奮地尖叫或揮動熒光棒，也不希望你即興發揮。某種意義上，肅穆莊嚴的場合，“儀式感”大于實際內容。

我曾撰文批評風靡一時的“根叔體”。在如此隆重的頒授學位的典禮上，作為一校之長，沒能打起精神，給學生神圣感與莊嚴感，反而為了博得年輕人的歡心，一味扮嫩，我以為不可取。這種期待現場觀眾掌聲的心態，類似演藝明星，不太像高瞻遠矚、博學深思的大學校長。

表面看，根叔的演說很生動，貼近年輕人的生活感受;可仔細觀察，此乃社論（呼應政府工作報告）加文藝腔（對偶、排比、夸飾）加網絡語言。如此大雜燴，每段話都有特定聽眾，也都能收獲若干掌聲，可整篇文章合起來，不成體統。這里所說的“體統”，無關政治立場，只是要求你站穩腳跟，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當然，你也可以反叛或客串，但首先得有“文體”的意識在。在我看來，正因當代中國人普遍缺乏文體感，表達喜怒哀樂、得失成敗、褒貶抑揚時，不是過，就是不及。

《同舟共進》：在我看來，您批評“根叔體”，以及現身說法、把“致辭”當作“文章”來經營的意義，更多地包含了對于如何與青年對話的思考。根據當代中國青年普遍的成長經歷，我想了解一下您對于其中幾個重要節點的看法與建議。首先，便是作為“成人禮”的高考與專業選擇問題。

陳平原：在我看來，作為一種制度設計，高考有很多弊病，但在目前中國，尚未有更好的替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高考依然是牽涉千家萬戶喜怒哀樂的“關鍵時刻”。

我在很多場合發言，從不掩飾對于文史哲、數理化等所謂“長線專業”的偏好。今人喜歡說“專業對口”，往往誤將“上大學”理解為“找職業”;很多中國大學也就順水推舟，將自己降低為“職業培訓學?！?。在我看來，當下中國，不少熱門院系的課程設計過于實用化;很多技術活，上崗前培訓三個月足矣，不值得為其耗費四年時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學生，研習語言、文學、古文獻，對學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門，不一定馬上派上用場，但學了不會自學，終歸會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蛇@沒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

《同舟共進》：由此我想到的，是整個社會已經談論了十余年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陳平原：在我看來，第一，“大學生就業難”這一困境，確實與近年推行的大學擴招政策有關;第二，作為一種國策，迅速提高大學生入學比例，這思路沒錯，沒必要因噎廢食;第三，大學擴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國民素質，而不是緩解就業壓力或吸納民間資金;第四，大學如何擴招，以及擴招以后如何教學，應該多聽教育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的——恕我直言，近年中國涌現的很多“幼稚病”，都出在“經濟學帝國”的急劇膨脹以及越俎代庖上。

積極的對策是，應盡量拓展就業途徑，政府、企業、學校三方合力，盡可能多地接納大學畢業生，或采取政策性傾斜，引導學生到相對貧困的西部或薪水較低的行業去。但這有個限度，你總不能下死命令，為了擴大就業而變相增加企業成本，或讓政府機關重新回到冗員的狀態。因此，消極的退卻必不可少，那就是幫助大學生調整心態，直面嚴酷的現實：畢業有可能失業。也就是說，不能保證充分就業，這將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常態”。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學校、學生三者，都必須重新自我定位。

跟學生就業直接相關的，還有大學里的專業設置。這也是專家們談論最多，也最容易談歪的。一說到大學生就業困難，專家開出的藥方，往往是強調如何與市場接軌——市場需要什么人才，我們就開設什么專業?？蓡栴}沒那么簡單。社會需求瞬息萬變，大學根本無法有效控制;專業設置過于追隨市場，很容易變成明日黃花。學得姿勢優美的屠龍術，沒有用武之地，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強身健體。

這就回到大學里早就存在的長線專業與短線專業之爭。在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的過程中，大學應該分化，或者“上天”或者“入地”。當然，這只是比喻，不含價值判斷。你如果選擇“入地”，自是應該追求學以致用;但你如果想“上天”，則不妨堅持自由飛翔。對于那些不想繼續深造，大學畢業就開始工作的人來說，四年時間，能獲得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加上很好的思維訓練，這就夠了。大部分的工作崗位，只要稍加培訓，就能應付自如。退一步說，同樣專業不對口，長線專業的學生容易調整，短線專業的學生則很難。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學點文學，學點歷史，陶冶情操，養成人格，遠比過早地進入職業培訓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寄語青年：“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同舟共進》：對即將畢業、走出校園的青年學生，您最想對他們說些什么？

陳平原：做學問完全沒有靈氣不行，單靠靈氣更是萬萬不行。比起具體的畢業論文來，我更看好大學生們由此而獲得的治學經驗與獨立研究能力。在一個全社會普遍浮躁的年代，養成好的讀書、思考、表達的習慣，比習得具體的技能要重要得多。當然，這里說的主要是研究型大學。

讀書人歷來講究“知書達理”。即將畢業的大學生，還有點書生氣，估計還愿意親近書本。但我知道，很多人畢業兩三年后就不讀書了，忙于日常事務，或整天琢磨如何賺錢。前幾年我回廣州，老同學見面，說起某某人很癡、很傻，都畢業這么多年了，還在讀書。說實話，那一瞬間，我心里一涼——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怎么能這么說呢？可見，很多人早已遠離了書本。隨著科技發展，書本的形態各異，不一定非“手不釋卷”不可;但“知書”才能“達理”，那是永恒不變的。這里先提個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驚醒，發現自己已經好久不讀書，而且沒有任何異常感覺時，那就證明你已經開始墮落了——不管從事什么職業，也不管是貧還是富。不是說“讀書”這行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遠離書本本身，說明你已經滿足于現實與現世，不再苦苦追尋，不再奮力抗爭，也不再獨立思考了。

《同舟共進》：在您的回答中，無論總結歷史經驗，還是面向現實發言，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強調社會特別是大學，應當為青年成長提供必要的舞臺;二是對于青年應當進行嚴格訓練的要求，不管在學期間還是畢業以后。是否可以說，這既是您的青年觀，也是您的教育觀？

陳平原：教育不能把一個白癡變成天才，但能把一個中才變成專家。說實話，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養，我們只能順其自然，觀賞其如何在各種逆境中搏斗、掙扎、前行?！安畼贰敝噪y得，不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與胸襟，更因“千里馬”其實不常有，更極少主動湊到你跟前讓你品鑒。我屢次說到，大學的難處在于如何“為中才立規格，為天才留空間”。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學能做的，就是創造好的學術氛圍，虛位以待;偶爾發現一個，趕緊撲上去，全力輔助其發展，這樣就行了。我反對把“寶”都押在這兒，對各種“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來，辦學的主要目標是訓練中才，而不是尋找天才。

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太聰明的人，其實不適合于做學問。因為，聰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徑。捷徑走不通，繞回來，發現自己落后了，更是著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環往復，最后不了了之。我當然明白，訓練只是手段，創新才是目的?？烧埓蠹矣浀民R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中的一句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睂W院中人，過分專業化，確實有其弊病;可“訓練有素”——也就是所謂的“專業化”，依然是對學生本人也是對指導教師的很好表彰。訓練好的學者，不見得就能做出大成績;但訓練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遠。

《同舟共進》：對于兩者的關系，您怎么看？

陳平原：缺乏“舞臺”，那是學校及長輩的責任;有了“舞臺”而表現欠佳，那是青年的遺憾。好大學的學生，往往不太懂得“惜?！?，有了機會，不擅長馬上抓住，以為過了這個村，還有那個店。其實，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一輩子也就那么幾步。應當抓住每一次機會，用獅子搏兔的架勢，力求完勝。

《同舟共進》：如此強調訓練對于青年成長，尤其是研究生培養的意義，您的初衷與動因是什么？

陳平原：我在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講課，發現他們的學生基本訓練都不錯。反而是北大中文系，學生水平很不均勻，常常是才氣有余而訓練不足，甚至到了博士階段還在改病句，調注釋。思維活躍，想法很多，初看才氣橫溢，細問不知所云，這樣的學生，我戲稱為“演講綜合癥”。這跟我們的教學方式有關，越是名校，越是名教授，越不屑于“斤斤計較”，于是培養出一大批意氣風發但粗枝大葉的學生。

不止一個美國教授跟我感嘆：聽你們的學生發言，真是聰明;可到了寫論文，怎么訓練這么差？一開始，我以為是文化隔閡，后來才明白，確實是我們的問題?；凇熬ⅰ蹦酥痢疤觳拧钡募僭O，我們認定自己的學生都能無師自通，不必再練習“操正步”等小兒科的動作。因此，我們的選修課很多是表演性質的，聽眾只需觀賞，不怎么介入，很輕松。教授們講得酣暢淋漓，學生們聽得如癡如醉——這樣的課不能沒有，但也不能太多。國外大學也有這類很叫座的大課，但大都安排博士生當助教，幫教授改作業、批卷子，組織本科生討論，以此作為配合。我們沒有，聽了就聽了，學分很容易拿。在學術會議上，內地許多名校的學生，表現不及港臺學生。我很納悶，后來想通了，這就是注重“才氣”與強調“訓練”的差異。

這些年同時在北大與港中大教書，即便講同一門課，我也得準備兩種教學方案，因各有各的需求，也各有各的盲點。比如，為研究生講大課，我在北大著重的是“訓練、才情與舞臺”，那是因為，北大學生的“志向”你不用擔心，缺點是普遍眼高手低——“眼高”沒有問題，“手低”則必須修補。至于在港中大，我更多講述“學者的人間情懷”，揭示讀書人那些“壓在紙背的心情”，那是因為，港中大學生勤奮且規矩，很早就形成了良好的職業意識，必須打碎條條框框，勉勵其重建志向、視野與馳騁想象的空間。

《同舟共進》：在“有的放矢”與“對癥下藥”的背后，可見您作為一位史家、導師、長者與前輩的寄托遙深。如您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臺、責任與命運。最后，想請您為當代青年擬一則寄語。

陳平原：記得1948年吳組緗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自己的老師朱自清不是那種大氣磅礴、才華橫溢、讓你過目不忘的“大師”，初看他的為人及作品，覺得沒什么了不得，甚至有點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茍，誠懇無偽，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副力量，不斷地前進，這點讓吳先生及無數后人感動不已。吳文結尾，摘抄朱自清26歲時所作長詩《毀滅》的末段：“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正因此“篤定”與“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輝煌——謹以朱詩和吳文，與青年朋友共勉。